评论｜邢福增：中梵谈判能实现“必要的自由”？路漫漫其修远兮 只突显“爱国”并以此主导“公民”的身份，很容易会在“爱国爱教”的口号下，陷入了将国家政权绝对化的爱国主义陷阱。 刊登于2017-02-23 2 注二：《爱国主义教程（试用本）》，页368至369。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
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是无神论，因此无论是当年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是世俗性的政权。 不仅如此，历史上中国政治自隋唐所形成的共识就是政治绝对领导宗教，宗教是为了政治服务，这是现代化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比之下，欧洲的国家从宗教改革的开始到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再到宗教改革的完成，这种现代化国家建构才基本完成。 中国在国家建构现代化上是早熟的，当然早熟会带来早熟的问题，比如说国家机器容易碾压社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应该实现所谓“宗教的绝对自由”，因为这样的自由是对一个世俗性政权的根本挑战。 正因如此，中共才一直强调党的领导。而党国又是一体的，中共实际上是代表了国家机器。 事实上，这种党的领导在多数情况下是中性的，是一种达成共识的方式，而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专制主义、威权主义、极权主义。 党的领导在宗教问题上强调爱国并不是作者所谓的要人们保持“无条件的服从”，而是不反对中共的执政，这正是中共的底线。如果中共想要让人们保持“无条件的服从”，那就不仅仅是爱国了，而是要求必须爱党，但那是中共党员的事情，是中共执政体系内部权力关系的表达，是两码事。 宗教人士不需要爱党，中共也不要求宗教人士爱党 ，因为中共知道信仰宗教的人士不会是一个无神论者。 在不反对中共执政的基础上，中共默认宗教人士拥有有限的自由，这也就是这次中梵所达成协议的真实内涵。 当然，我所谓的爱国是指中共立场上的爱国，而不是反共立场上的爱国。
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是无神论，因此无论是当年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是世俗性的政权。
不仅如此，历史上中国政治自隋唐所形成的共识就是政治绝对领导宗教，宗教是为了政治服务，这是现代化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比之下，欧洲的国家从宗教改革的开始到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再到宗教改革的完成，这种现代化国家建构才基本完成。
中国在国家建构现代化上是早熟的，当然早熟会带来早熟的问题，比如说国家机器容易碾压社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应该实现所谓“宗教的绝对自由”，因为这样的自由是对一个世俗性政权的根本挑战。
正因如此，中共才一直强调党的领导。而党国又是一体的，中共实际上是代表了国家机器。
事实上，这种党的领导在多数情况下是中性的，是一种达成共识的方式，而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专制主义、威权主义、极权主义。
党的领导在宗教问题上强调爱国并不是作者所谓的要人们保持“无条件的服从”，而是不反对中共的执政，这正是中共的底线。如果中共想要让人们保持“无条件的服从”，那就不仅仅是爱国了，而是要求必须爱党，但那是中共党员的事情，是中共执政体系内部权力关系的表达，是两码事。
宗教人士不需要爱党，中共也不要求宗教人士爱党 ，因为中共知道信仰宗教的人士不会是一个无神论者。
在不反对中共执政的基础上，中共默认宗教人士拥有有限的自由，这也就是这次中梵所达成协议的真实内涵。
当然，我所谓的爱国是指中共立场上的爱国，而不是反共立场上的爱国。
看看現在的佛教不就知道了？
中國的“愛國愛教”與外國正好相反，前者是需要保持絕對一致、而後者只是選擇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