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大选时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危险直言不讳，还亲自前往美墨边境视查。他对自由贸易冲击中产阶级蓝领工人表现得痛心疾首。他大呼种族暴乱是对法律秩序的无视，并盛赞在暴乱中持枪保卫自己财产的人。他质疑美国为什么要花钱保卫其他盟国。他叹息在多元化冲击下的美国，已把西方文化传统扔进垃圾桶。他说美国需要“新的爱国主义，一个把美国自身需要放在第一位”的新民族主义 ……
特朗普现象，可以从本土主义、种族偏见、威权主义、白人蓝领的经济困境等角度切入讨论。然而，特朗普不是无中生有的。他大骂统治共和党建制派，依然获得这样大的支持，也不是因为突然间冒出来许多“新共和党人”。特朗普真正反映出的，是共和党中的民粹主义浪潮。而这一浪潮在美国历史上的“前辈”，是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
民粹主义选民，特朗普的基本盘
相比于威权主义，民粹主义更能代表特朗普的核心选民。在3月的“超级星期二”中，几位学者对选民进行民调，他们选了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来判断主要候选人的支持者，在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上的倾向。
在美国，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两者都有本土主义、种族主义和阴谋论倾向。但另一方面，两者也有一些不同之处——研究者选择了“反精英程度，是否信任专家，对美国身份认同”这三个特征，来度量被试者的民粹主义强度，。
研究者发现，特朗普，克鲁兹和卢比奥的支持者，都有很强的“威权主义”特征，而凯西克和两位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者相对较弱。特朗普支持者与其他候选人最大的不同，则是显著地反精英、不相信专家，与认同美国身份。
克鲁兹和卢比奥的支持者虽然也认同美国身份、或多或少不相信专家，但却完全不反精英。而在大选中常被拿来与特朗普讨论的反建制候选人桑德斯，其支持者也反精英，但对美国身份的认同度最低——研究者认为该称其为普世社会主义者（cosmopolitan socialists）。
相比起其他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最大的特点是反建制；其支持者也是整体上最有民粹主义倾向的人。在这点上，他和1992年参加共和党初选，吓出老布什一身冷汗的布坎南高度相似。而当年，共和党中的民粹主义力量就能有这样的影响，则是其长期以来缓慢吸纳民粹主义选民的结果。
反菁英的尼克松，与其“南方战略”
最早的一批民粹选民，是 1968 年由阿拉巴马州长 George Wallace 带来的南方低收入白人。George Wallace 虽然是民主党人，却是一位支持种族隔离，保护白人利益的民粹主义者。1968 年大选中，Wallace 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打的就是反建制的民粹主义：我们不需要联邦政府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说话办事，也不需要联邦政府对我们的学校指手画脚。
Wallace 在南方大受欢迎，拿下五个州，一千万张选票。他毫不客气地批评那些民权运动中的闹事学生，批评支持他们的精英知识份子，也获得了很多北方白蓝领的认同。保守派核心刊物《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高级编辑 Frank Meyer （也是颇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认为，Wallace 根本就不是个保守派，而是民粹主义者，最终会推行打着“人民”名义的多数人暴政。
1968 年当上总统的尼克松，意识到民粹主义可以为己所用，在 1972 年推出了著名的“南方战略”，帮助共和党把支持 Wallace 的这些南方白人收到帐下。也是在 1972 年，民主党候选人 George McGovern，让民主党开始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少数族裔，加自由派反战人士组成新政治联盟；并把传统的民主党支持者，如白人工会成员和天主教徒，向共和党方向推了推。正是在此时，作为尼克松高级顾问的布坎南，设计了著名的宣传标语“沉默的大多数”——在如今的大选中，“沉默的大多数”也被特朗普时不时拿在手边。
尼克松的反精英态度，不是为竞选而塑造的。成长于加州的尼克松，一直看不起东部精英对美国政坛的统治。他早在 1948年的 Alger Hiss 间谍案中，就显露出反精英理念。当时，Whittaker Chambers 作证指认，曾罗斯福政府中担任要职，并曾参与联合国创建的 Alger Hiss 是苏联间谍。尼克松当时作为众议院非美行为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成员，力排众议，采信 Chambers 的证词。最终 Chambers 拿出藏在自家农场南瓜里的胶片，证明 Hiss 的确曾是苏联间谍。
尼克松相信，像 Chambers 这样的普通人，诚实的基督徒，代表真正的美国，而 Hiss 这样从长春藤毕业的精英，会把美国出卖给不信仰上帝的苏联。这种思路，和今年民粹主义下，怀疑那些贸易协定，环保协定出卖美国利益给大资本的思路，其实异曲同工。
不过到了70年代，这些新力量更多是来自于低收入地区的穷人。比如 Wallace 就在全美国收入最低的一百个县里拿下了超过 1/3 支持。这些人中，很多都可以算是中产美国极端派（Middle American Radicals）。他们之所以加入共和党，是出于对中产阶级地位丧失的焦虑。他们的诉求与共和党的传统理念并不完全契合，他们在经济与社保议题上更欢迎民主党政策，支持工会，希望有全面的社会保障。共和党要吸纳这些选民，就需要改变一些自身理念。
八十年代，共和党吸纳民粹
里根时代的共和党，找到一个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共和党用社会问题上的保守立场，换取经济上对商业和资本更友好的政策。在社会立场上，共和党使用“暗示”种族主义的狗哨政治，不用过于直白，就足以赢取郊区对少数族裔大有戒心的白人中产阶级。
这样的结果是：在南方，白人开始陷入对少数族裔的恐惧想像，自我隔离于郊区的白人社区里，用隐性的种族偏见代替原本的公开偏见。于是，越是白人聚居的地区，越支持共和党。
在经济上，共和党则可保住来自商界的支持，在政策上继续推行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减税、去监管、压制工会、开放移民等政策。对共和党而言，要维系美国在二战后打造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自由贸易政策尤其重要——他们认为，民族国家的兴起带来两次世界大战；自由贸易的深入，会加强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削弱民族国家对内的绝对控制，从而抑制不必要的军事冲突。
1980 年，里根竞选获胜，为共和党带来了宗教保守派选民。他也从民主党那，吸纳了不满于民权运动与多元文化主义的“里根民主党人”，组成新的政治同盟。
但这个政治同盟，并未解决新选民关心的经济问题。共和党内的不合谐音很快响起。以布坎南为首的旧保守主义者（Paleoconservatism）认为，里根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并没有给他们实质好处，没有在经济上解决贫穷白人蓝领的经济问题，在文化上也没有真正挡住自由派的进攻——相反，里根任内大赦非法移民，整个社会依然大步走向多元化，美国有了第一位女性大法官 Sandra Day O’Connor、第一位黑人电视明星 Bill Cosby、第一位风靡世界的黑人体育名星米高佐敦（迈可·乔丹），甚至马丁·路德·金的生日还被定为国假。
于是，在 1980 年代末，旧保守主义者就在共和党内开始冒头。这里面除了以布坎南为首的天主教保守派，也有文化上保守的自由意志主义（Paleolibertarianism），和受种族主义影响的南方农耕派（Southern Agrarianism）。
他们都强烈反对新保守主义所推行的全球化，主张贸易保护，反对移民，认为美国应该减少在国际事务中的承诺，退出很多国际条约。其中布坎南的顾问 Samuel T. Francis 表示：“中间美国（Middle American）的民族主义者应该关注经济民族主义，以及如何保住国家主权与文化认同，而不是打击共产主义，第三世界的反美头头，以及国际恐怖份子”。旧保守主义者也强烈反对政治正确，认为美国在进行一场决定其命运的“文化战争”，保卫白人基督教文化的纯正性。
有意思的是，这时保守派思想家里也出现了分裂，Leo Strauss 的两位弟子，Allan Bloom 和 Harry Jaffa 分别占据了东西两岸。东岸一派更愿意认同维持现状，强调精英对美国政治的作用，也认同新保守派的直接干预外交原则。而西岸一派则开始接受民粹主义“人民”的“正宗性”，认为美国的活力在于草根活动家。他们支持社会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认为美国应该从内部自下而上革命，而不是去到处打击海外的敌人。
不过，布坎南虽在 1992 年的共和党初选，吓了老布什一身冷汗，最后终究没有成气候。一来，布坎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局内人，他是尼克松、福特和里根三届总统的高级顾问。而且，当时共和党内，里根所打下政治联盟还很坚固。刚刚吸纳的民粹主义选民其实并不多，所以也不足以对共和党的建制派构成挑战。所以，共和党建制派也就可以抗住这次冲击，没有在经济政策上做出妥协。
极化政治的闭锁循环
1992 年之后，共和党选民中的穷白人明显增多。到 2000 年后，随着制造业进一步低迷，共和党又迎来了新一批的白人选民。
在 1992 年时，全国最穷的 100 个县，大部分还是支持来自南方的克林顿，到了 2012 年，则有接近 80% 都投了罗姆尼。而全国最富的县里，民主党拿下的份额也从 70-80 年代的不到两成，逐渐上升到和共和党对半开了。
从 1992 年大选到 2012 年大选，共和党新增的县，主要集中在从路易斯安娜向北直到中部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如果对比选民的特征的话，就会发现在这些地区，只有高中学历的选民比例相对美国其他地区要高。
更重要的或许是，美国党派间的极化开始在民众中反映出来。在 1994 年，两党支持者中都只有大约六分之一的人对另一党派的支持者持负面观点。从 2004 年到 2014 年，民主党支持者对共和党持负面看法的人数从 29% 上升至 38%，而共和党支持者对民主党持负面看法的人数，则从 21% 跃至 43%。
与此平行的，是美国媒体的极化。MSNBC 偏自由派， Fox 新闻台偏保守派，只是过去十年的事。在 2000 年时，这几家新闻台只有微小差别。研究者发现，从 2006 年开始，几家新闻台的用词在政治光谱上迅速地拉开距离——Fox 新闻台变得保守，MSNBC 则偏向自由派，而 CNN 在和 MSNBC 一起向左后，在 2010 年开始向中间回归。
媒体极化了，观众也随之变了。在 2014 年，有 47% 的保守派和 31% 的偏保守派选民选择 Fox 新闻台作为主要新闻源。相比起来，自由派则很分散，CNN，NPR，MSNBC，《纽约时报》，及至 Fox 新闻台都有一席之地。
比获得新闻的来源更重要的，是对这些新闻源的信赖程度。保守派中有 88% 的观众信任 Fox 新闻台，而在自由派中有 81% 不信任 Fox 新闻台。反之亦然。
而在最被保守派信任的新闻源里，仅次于 Fox 新闻台的，是三个电台/电视台主持人的节目：Sean Hannity，Rush Limbaugh，和 Glenn Beck。这些以个人品牌为中心的广播节目，让保守派在过去几十年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除了宣传保守派的政治理念，他们的一大特质，就是反建制。主流媒体是这些节目长期攻击的对像。
最后，让这一生态链的形成闭环的，是社交媒体的出现。以前的媒体到底还是单向的，但社交媒体的出现，让单向关系变成了网络。这让媒体和明星可以完成和自己的粉丝实时互动，让粉丝之间的物理距离消失，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
茶党的出现，就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因为它意味着这些选民可以通过自发的形式有效组织起来。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选民开始在经济问题上发声：他们不高兴政府去花纳税人的钱救助华尔街与大公司，也不满意奥巴马（欧巴马）搞的强制医保。
背离草根的共和党，与特朗普的崛起
50 年前，拥有高中学历的美国人，结婚比例是最高的。他们也是被共和党奉为样板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支柱，但到了 2012 年，高中学历的男性结婚比例反而变成了最低，研究生学历的男性结婚比例反而从最低升为最高。而拥有大学学历者的婚姻持久度，也远比高中学历者要高了。
从一定程度上，这些共和党的白人蓝领选民受够了：我们信仰上帝，遵守法律，相信天道酬勤，每天认真工作祈祷，为什么美国梦离我们越来越远？为什么我们就不再代表美国的未来？
共和党建制派的错误，就是没有意识到时代变化，高估了自己控制选民的能力，相信党依然是那个掌控者。他们还以为：虽然这民粹派的选民人数越来越多，但是到头来还是乌合之众，缺乏组织，也不成气候。他们完全可以借这些选民的力量来为己所用。
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些选民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正在通过那些看不见的网络，把自己自觉不自觉地串联起来。草根选民因为新的社交工具，而变得更加主动，更不容易被控制，其诉求也就变得越来越有冲击力。
共和党政治逻辑中被压下去的基本矛盾，在这时候就显露了出来。虽然说共和党能借着茶党一举拿下中期选举，但共和党多数派领袖 Eric Cantor 在 2014 年党初选中就被茶党扳倒，茶党也毫不畏惧让政府关门，以反对两党在移民改革上的努力。这足以说明这股力量骨子里的反建制基因，是共和党难以驾驭的。当国会中的极化让任何政治妥协已几无可能时，共和党遭遇的民粹主义浪潮中的诸多特征，就注定集中在特朗普身上，给了他一个趁虚而入的机会。
不像布坎南，特朗普是个真正的局外人，一个名声在外的局外人。而此时，缺少后劲的茶党，也正在走着下坡路。代表文化保守的自由意志主义的 Ron Paul 也退出舞台。
特朗普则因着自己对于媒体规则的谙熟，尤其是社交媒体，而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布坎南 不同，特朗普不是虔诚的信徒，在社会议题上并不保守，也没有太多原则。这让他可以一脚踩上过去二十年来共和党为自己定下的高压电线：在社会问题上保守保守再保守，为了避开经济问题，让我们不惜代价地谈论社会问题。
当特朗普谈起经济问题时，选民兴奋了：终于有人来关心我们这些被两党都遗忘的人了。特朗普抓住选民对经济与社会地位的焦虑，反对移民，反对贸易协定，反对穆斯林恐怖份子，反对一切外在的危胁。
特朗普就这样站在了风口上。
共和党的失措，是他们一直是在想如何收割这些选民的支持，而不去拥抱他们的实际需要，也就根本拿不出什么方案来应对其内部的必然矛盾。因为一旦正视它，就会把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等问题摊到明处，解决起来并不容易。
特朗普把这些问题都揪了出来。矛盾当然不会因为特朗普的消失而消失。他只是一个载体。如果不解决，还会有下一个特朗普。特朗普如果没胜选，共和党或许还能在反希拉里的运动中得到喘息；特朗普如果上台，共和党就真得要扪心自问了：自己的原则到底是什么？
（华建平，网名 talich，《虹膜》专栏《娱乐的逻辑》作者）
talich不是知乎大V么，原来真名是这个，之前关注过一段时间，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