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严蔷:韩战电影《我的战争》,与中国意识形态失忆

面对争议不断的国产韩战电影《我的战争》,就连狂热的中国民族主义者都有意见。

几周以来,中国大陆电影《我的战争》成为了中文互联网热议的话题。其上映之前发布的一则宣传片广为传播,激起众怒。在宣传片中,一群“德艺双馨”的大陆老戏骨们扮成参加过韩战的志愿军老兵。他们到韩国旅游,对着一脸疑惑的小导游大肆炫耀:“我们不是第一次来首尔”、“那时候这里还叫汉城”、“我们是扛着红旗进来的”、“你去看一部新的电影就知道了”。

这部以当红明星刘烨、王珞丹等人主演的韩战主题电影,就这样架上风口浪尖。攻击者质疑用一场“侵略战争”来“伤害韩国人的感情”是否合适;辩护者则高举爱国旗帜,认定“正义的战争”应当被铭记。

这类争吵在互联网上不断发酵,你来我往。然而,这部主旋律影片与其宣传片本身,有着超越此种后冷战式意识形态的诡异之处。

“联合国军”拍摄的诡异主旋律

乍看起来,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中影)出品,大牌明星联袂出镜,《我的战争》颇为“主旋律”。然而其制作、上映,都和我们传统认识上的中共意识形态宣传截然不同。这些不同,甚至使得很多“爱国青年”都感到不满。

该片虽然讲述主旋律的抗美援朝故事,然而制作班底,却是彻彻底底的“联合国军”。导演彭顺是香港人,早年以拍摄鬼片出名;特效班底来自韩国;多名编导人员来自泰国;而演员中又加入了台湾人杨祐宁,在片中操持一口台湾腔普通话。

当然,这样“杂牌”的班底,在先前的几场大片中也早已出现。2009年献礼主旋律电影《建国大业》上映时,便有无数人指出,演员表中“外籍人士”(即移民海外的中国演员)占据了快半壁江山。

和演员阵容同样不像“国家队”的,是影片的排片和宣传。相比同档期其他大片,《我的战争》的排期数量平平,票房收入也难称佳绩。宣传则更为诡异,一方面是影片本身宣传力度不佳,另一方面则是上述那条充满争议的、疑似外包团队制作的宣传片让《我的战争》变成舆论焦点。以至于彭顺要迅速出来撇清关系,说自己对该宣传片并不知情。

多国团队、疲弱排期、混乱宣传,凡此种种,足以让这部电影褪下“主旋律”的外衣。也许,这就只是一部为了快速过审,赚到快钱的商业片呢?在审查制度日益严苛的中国大陆,资本、导演和编剧都要频繁面对无法过审的风险。投资拍摄一部“抗美援朝”主题的电影,自然是十二万分的保险。有人猜测影片是否是为了回应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中韩交恶的政治任务,但看其开机时间,正处于中韩蜜月,朴槿惠参加北京大阅兵的2015年9月,又不像如此。很可能,这只是一部中国电影工业模式下稀松平常的商业片,因为题材、时间和宣传片,而走到被批判的前台。

增量的荷尔蒙,与消失的政治性

面对《我的战争》,就连狂热的中国民族主义者都有意见。

在很多民族主义者的影评中,《我的战争》最恶心之处,是“抹黑”志愿军的军事素养──把志愿军描绘为一群靠人海冲锋,没有战术配合,硬拼蛮干的乌合之众。如影片一开场,志愿军入朝的列车就遭到美军伏击,死伤惨重。批评者认为,这一幕足以反映导演的不知所谓。谁会光天化日之下用火车运兵而没有掩护?美军如何会专门在火车线附近埋伏炮兵阵地?

另一些人则批评《我的战争》抹黑志愿军的形象──除了开场的兵痞对白,贯穿全剧的三角恋关系之外,还看不到志愿军在中共传统文宣中的优良作风。甚至有“自干五”直接质疑导演,认为香港人根本不可能拍出理解中国历史的电影。

后一种批评,比前一种更值得深思。如果我们带上更多的“政治敏感”审视这部电影,我们会发现《我的战争》足以标榜历史记忆的某种变化:中共自己制造的韩战主旋律,消融在当代“抗美援朝”主旋律的再生产中。

《我的战争》号称取材自巴金的小说《团圆》,剧情却非常简单:刘烨带领的士兵进入朝鲜,遇上王珞丹带领的文工团员,他们遇到了遭遇战,在遭遇战中爆发出男女感情……其中穿插著点缀般的兄弟情谊。简单来说,电影只有两条荷尔蒙“爆棚”的主线──喊打喊杀的战争画面,与儿女情长的爱情故事。

巴金的《团圆》来自他参加慰问团,在韩战一线“采风”的素材。1964年被改变拍成经典红色电影《英雄儿女》,讲述志愿军士兵王成牺牲后,志愿军某师的王政委,督促王成的妹妹王芳将哥哥的事迹传唱,结果发现王芳是自己当年在上海参与地下工作时被工人收养的女儿。故事以父亲、养父和女儿在朝鲜战场上相认结束。

从《团圆》到《英雄儿女》,中共力推的韩战故事叙事重点,并不是志愿军如何奋勇杀敌,而是“如何把英雄的故事说好,如何让英雄不朽”。其中的主角是冷静、沉著的王政委,和努力抑制悲痛,将亲人的事迹政治化,再加以传唱的少女王芳。如果说这是一类“洗脑”文宣的话,个人如何和党、国家、毛泽东的政治要求结合起来,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教化”主题。

然而到了今天,在《我的战争》里,《团圆》和《英雄儿女》的影子整个儿消失了。甚至也没有人──无论是抨击的还是支持的,去追问巴金的小说和今天这出电影是否真的有关。

《团圆》中的王政委、王成、王芳,都是政治性极强,试图压抑个人感情的革命形象;而《我的战争》则从头到尾看不见5、60年代文宣中最为突出的“朝鲜人民”、“共产主义”和“毛主席”。刘烨饰演的角色只说“兄弟”而少说“同志”,理想也仅仅是“杀进敌人师部”。这些安排,显然不是召唤“抗美援朝”的幽灵,而是直接满足在场观众的要求──大场面、热血、荷尔蒙。

谁会愿意花钱在影院里看一出《英雄儿女》式的,主角是政治委员,主旨在于灌输政治理念的电影呢?谁会愿意在今天还听到50年代的角色,口中蹦出“朝鲜人民”和“毛主席万岁”呢?很多人虽然批判《我的战争》不符合战争史实,对这些潜移默化的“篡改历史”,却恐怕不会有太大意见。中共最讲的政治性,居然在我们时代主题最似主旋律的大片中,主动地消失了。

意识形态的虚无战争

韩战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在金正恩频繁核试的今天,我们似乎又回忆起决定半岛局面的韩战,似乎有必要清算韩战的历史责任,分出个正义与邪恶。无论是《我的战争》还是其反对者,往往在这种争执中相持不下。

然而,《我的战争》及其衍生出的争论,其实也是中共自身的历史内战。

中共的意识形态,从头到尾都不是铁板一块的。舶来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党组织,如何和中国的实际结合,从来都是中共头疼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初的工农运动中,彭湃、李立三和刘少奇这样的中共领导人,就各自使用不同的道路。

如历史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安源》一书中指出的,李立三在萍乡安源矿工中使用哥老会和民间迷信的方式进行动员,而刘则更教条,强调党的纪律和规范。其结果是:响应李立三共产主义号召的矿工,未必真的理解共产主义信条,但却实现了工会、工人俱乐部、自主经济等一系列工人运动成果;而刘少奇按照马克思主义进行组织接管,却又让安源的工人运动遇上了极大的困难。

如果说《我的战争》意味著某种中共主旋律的话,那么这段主旋律大概是李立三路线的胜利──让人们记住中共是好的,马克思是好的,但却不用他们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我的战争》从编剧到拍摄无不指向年轻人,似乎是在告诉他们:韩战是好的,但是你不需要知道中国为什么卷入韩战。

而在历史上,“抗美援朝”的意义并非铁板一块。中共既将之视为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象征大加歌颂,在教科书里描写中朝军民鱼水之情;也无不以此宣传新中国战胜美国,“中国人站起来了”的民族主义。两种意图,其实完全可以相互龃龉,尤其是在朝鲜成为金家独裁统治,经济一塌糊涂的今天。近年来火热的中国爱国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就把朝鲜战争视为两家“棒子”斗殴而起,极力嘲讽朝鲜人作为苏联代理人的角色,但又高度颂扬其中的中国军人为了国家强大而奉献牺牲的精神。

诸如《那兔》这样描写韩战的主旋律文化产品,似乎可以不等意识形态对手出招,就自行了断数十年来的意识形态纠结,在商业时代另辟蹊径,走得不亦乐乎。而到了如今,面对舆论对《我的战争》的围剿,连军报也开始撰文为之辩护。

于是,在《我的战争》上映前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最吊诡的画面──一众官方媒体,将连很多“五毛”都嫌弃的商业大片,视作意识形态战争的前沿利剑,为之保驾护航。而这把剑一出鞘,“抗美援朝”本身曾经具有的些许意义,也就要从鸭绿江边的纪念碑上滚落下来。

(严蔷,人类学学徒,暂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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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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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果大陆现在还是生活在50年代的政治生活中,香港的评论者就会一直说我们都被洗脑了。如果我们开放了,允许各种声音,各种表达了,放开思考的闸门了,我们就是意识形态的失忆。那么生活在大陆的人们到底怎么活才是对的呢?
    所以对于这样的评价,谁认真谁就输了。

  2. 微博确实热议了 详情只要搜一下关键字即可 片名 导演 甚至是资方代表 个人认为朝鲜战争是美苏的势力范围之战 朝鲜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家 像东德西徳半边切蛋糕一样划分 哪方都谈不上正义 各国在朝鲜打的战争说到底只是为了本国利益 朝鲜自身的利益恐怕是这场战争最末考虑的

  3. 知乎上确实是热议了。现在的共产主义早就只剩一层皮了,意识形态的理解方式已经不符合这个时代

  4. 我估计楼下应该是孤陋寡闻了……当然最热的肯定是乔任梁和明星八卦,但是端传媒算不上八卦新闻媒体……

  5. 问个问题,最近有些文章总是冠以”中文互联网热议”。不知道是不是本人孤陋寡闻,但是看过的社交圈和网络从来就没见过相关报道,还是说只是在港台比较热?最近比较热的大陆这边应该是釜山行吧,这个我的战争是什么时候上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