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严蔷：韩战电影《我的战争》，与中国意识形态失忆

几周以来，中国大陆电影《我的战争》成为了中文互联网热议的话题。其上映之前发布的一则宣传片广为传播，激起众怒。在宣传片中，一群“德艺双馨”的大陆老戏骨们扮成参加过韩战的志愿军老兵。他们到韩国旅游，对着一脸疑惑的小导游大肆炫耀：“我们不是第一次来首尔”、“那时候这里还叫汉城”、“我们是扛着红旗进来的”、“你去看一部新的电影就知道了”。

这部以当红明星刘烨、王珞丹等人主演的韩战主题电影，就这样架上风口浪尖。攻击者质疑用一场“侵略战争”来“伤害韩国人的感情”是否合适；辩护者则高举爱国旗帜，认定“正义的战争”应当被铭记。

这类争吵在互联网上不断发酵，你来我往。然而，这部主旋律影片与其宣传片本身，有着超越此种后冷战式意识形态的诡异之处。

“联合国军”拍摄的诡异主旋律

乍看起来，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中影）出品，大牌明星联袂出镜，《我的战争》颇为“主旋律”。然而其制作、上映，都和我们传统认识上的中共意识形态宣传截然不同。这些不同，甚至使得很多“爱国青年”都感到不满。

该片虽然讲述主旋律的抗美援朝故事，然而制作班底，却是彻彻底底的“联合国军”。导演彭顺是香港人，早年以拍摄鬼片出名；特效班底来自韩国；多名编导人员来自泰国；而演员中又加入了台湾人杨祐宁，在片中操持一口台湾腔普通话。

当然，这样“杂牌”的班底，在先前的几场大片中也早已出现。2009年献礼主旋律电影《建国大业》上映时，便有无数人指出，演员表中“外籍人士”（即移民海外的中国演员）占据了快半壁江山。

和演员阵容同样不像“国家队”的，是影片的排片和宣传。相比同档期其他大片，《我的战争》的排期数量平平，票房收入也难称佳绩。宣传则更为诡异，一方面是影片本身宣传力度不佳，另一方面则是上述那条充满争议的、疑似外包团队制作的宣传片让《我的战争》变成舆论焦点。以至于彭顺要迅速出来撇清关系，说自己对该宣传片并不知情。

多国团队、疲弱排期、混乱宣传，凡此种种，足以让这部电影褪下“主旋律”的外衣。也许，这就只是一部为了快速过审，赚到快钱的商业片呢？在审查制度日益严苛的中国大陆，资本、导演和编剧都要频繁面对无法过审的风险。投资拍摄一部“抗美援朝”主题的电影，自然是十二万分的保险。有人猜测影片是否是为了回应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中韩交恶的政治任务，但看其开机时间，正处于中韩蜜月，朴槿惠参加北京大阅兵的2015年9月，又不像如此。很可能，这只是一部中国电影工业模式下稀松平常的商业片，因为题材、时间和宣传片，而走到被批判的前台。

增量的荷尔蒙，与消失的政治性

面对《我的战争》，就连狂热的中国民族主义者都有意见。

在很多民族主义者的影评中，《我的战争》最恶心之处，是“抹黑”志愿军的军事素养──把志愿军描绘为一群靠人海冲锋，没有战术配合，硬拼蛮干的乌合之众。如影片一开场，志愿军入朝的列车就遭到美军伏击，死伤惨重。批评者认为，这一幕足以反映导演的不知所谓。谁会光天化日之下用火车运兵而没有掩护？美军如何会专门在火车线附近埋伏炮兵阵地？

另一些人则批评《我的战争》抹黑志愿军的形象──除了开场的兵痞对白，贯穿全剧的三角恋关系之外，还看不到志愿军在中共传统文宣中的优良作风。甚至有“自干五”直接质疑导演，认为香港人根本不可能拍出理解中国历史的电影。

后一种批评，比前一种更值得深思。如果我们带上更多的“政治敏感”审视这部电影，我们会发现《我的战争》足以标榜历史记忆的某种变化：中共自己制造的韩战主旋律，消融在当代“抗美援朝”主旋律的再生产中。

《我的战争》号称取材自巴金的小说《团圆》，剧情却非常简单：刘烨带领的士兵进入朝鲜，遇上王珞丹带领的文工团员，他们遇到了遭遇战，在遭遇战中爆发出男女感情……其中穿插著点缀般的兄弟情谊。简单来说，电影只有两条荷尔蒙“爆棚”的主线──喊打喊杀的战争画面，与儿女情长的爱情故事。

巴金的《团圆》来自他参加慰问团，在韩战一线“采风”的素材。1964年被改变拍成经典红色电影《英雄儿女》，讲述志愿军士兵王成牺牲后，志愿军某师的王政委，督促王成的妹妹王芳将哥哥的事迹传唱，结果发现王芳是自己当年在上海参与地下工作时被工人收养的女儿。故事以父亲、养父和女儿在朝鲜战场上相认结束。

从《团圆》到《英雄儿女》，中共力推的韩战故事叙事重点，并不是志愿军如何奋勇杀敌，而是“如何把英雄的故事说好，如何让英雄不朽”。其中的主角是冷静、沉著的王政委，和努力抑制悲痛，将亲人的事迹政治化，再加以传唱的少女王芳。如果说这是一类“洗脑”文宣的话，个人如何和党、国家、毛泽东的政治要求结合起来，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教化”主题。

然而到了今天，在《我的战争》里，《团圆》和《英雄儿女》的影子整个儿消失了。甚至也没有人──无论是抨击的还是支持的，去追问巴金的小说和今天这出电影是否真的有关。

《团圆》中的王政委、王成、王芳，都是政治性极强，试图压抑个人感情的革命形象；而《我的战争》则从头到尾看不见5、60年代文宣中最为突出的“朝鲜人民”、“共产主义”和“毛主席”。刘烨饰演的角色只说“兄弟”而少说“同志”，理想也仅仅是“杀进敌人师部”。这些安排，显然不是召唤“抗美援朝”的幽灵，而是直接满足在场观众的要求──大场面、热血、荷尔蒙。

谁会愿意花钱在影院里看一出《英雄儿女》式的，主角是政治委员，主旨在于灌输政治理念的电影呢？谁会愿意在今天还听到50年代的角色，口中蹦出“朝鲜人民”和“毛主席万岁”呢？很多人虽然批判《我的战争》不符合战争史实，对这些潜移默化的“篡改历史”，却恐怕不会有太大意见。中共最讲的政治性，居然在我们时代主题最似主旋律的大片中，主动地消失了。

意识形态的虚无战争

韩战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在金正恩频繁核试的今天，我们似乎又回忆起决定半岛局面的韩战，似乎有必要清算韩战的历史责任，分出个正义与邪恶。无论是《我的战争》还是其反对者，往往在这种争执中相持不下。

然而，《我的战争》及其衍生出的争论，其实也是中共自身的历史内战。

中共的意识形态，从头到尾都不是铁板一块的。舶来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党组织，如何和中国的实际结合，从来都是中共头疼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初的工农运动中，彭湃、李立三和刘少奇这样的中共领导人，就各自使用不同的道路。

如历史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安源》一书中指出的，李立三在萍乡安源矿工中使用哥老会和民间迷信的方式进行动员，而刘则更教条，强调党的纪律和规范。其结果是：响应李立三共产主义号召的矿工，未必真的理解共产主义信条，但却实现了工会、工人俱乐部、自主经济等一系列工人运动成果；而刘少奇按照马克思主义进行组织接管，却又让安源的工人运动遇上了极大的困难。

如果说《我的战争》意味著某种中共主旋律的话，那么这段主旋律大概是李立三路线的胜利──让人们记住中共是好的，马克思是好的，但却不用他们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我的战争》从编剧到拍摄无不指向年轻人，似乎是在告诉他们：韩战是好的，但是你不需要知道中国为什么卷入韩战。

而在历史上，“抗美援朝”的意义并非铁板一块。中共既将之视为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象征大加歌颂，在教科书里描写中朝军民鱼水之情；也无不以此宣传新中国战胜美国，“中国人站起来了”的民族主义。两种意图，其实完全可以相互龃龉，尤其是在朝鲜成为金家独裁统治，经济一塌糊涂的今天。近年来火热的中国爱国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就把朝鲜战争视为两家“棒子”斗殴而起，极力嘲讽朝鲜人作为苏联代理人的角色，但又高度颂扬其中的中国军人为了国家强大而奉献牺牲的精神。

诸如《那兔》这样描写韩战的主旋律文化产品，似乎可以不等意识形态对手出招，就自行了断数十年来的意识形态纠结，在商业时代另辟蹊径，走得不亦乐乎。而到了如今，面对舆论对《我的战争》的围剿，连军报也开始撰文为之辩护。

于是，在《我的战争》上映前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最吊诡的画面──一众官方媒体，将连很多“五毛”都嫌弃的商业大片，视作意识形态战争的前沿利剑，为之保驾护航。而这把剑一出鞘，“抗美援朝”本身曾经具有的些许意义，也就要从鸭绿江边的纪念碑上滚落下来。

（严蔷，人类学学徒，暂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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