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东时间6月12日凌晨两点，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Orlando）的 LGBT 酒吧“Pulse”遭到袭击，造成百余人伤亡。袭击者奥马尔·马汀（Omar Mateen）在事前打给911，宣称向 ISIS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伊斯兰国）效忠，而ISIS的官方新闻机构也“认领”了这次血腥屠杀。
事件的细节逐渐浮出水面：这又是一次“独狼”式恐怖袭击。疑犯真实动机为何，恐怕难以确认；其是否与 ISIS 有实际联系也有待调查。但这次袭击，确实符合近年“ISIS式”恐怖袭击的特征：分散、随机、令人防不胜防，且直到最后一刻，才宣布和 ISIS 的关系。在这类事件中，ISIS 更像是在“事后追认”，而非从头到尾策划行动。
过去几年里，从巴黎到布鲁塞尔，再到奥兰多，这类恐怖袭击，不断在西方腹地发生，引起了大量控制穆斯林移民及难民的争议。然而正如哈光甜曾经指出的：传统的分析与应对，已经无力处理今天 ISIS 式的威胁。如果要理解这些袭击为什么防不胜防，我们必须到 ISIS 的宣传和组织中，去窥探其恐怖袭击模式及逻辑。
ISIS 宣传中的“普世主义”
ISIS有专门的媒体中心和新闻机构，在网络新媒体方面尤其发达。常用的宣传手段有视频、社交网络帐号等等。最负盛名者即其官方杂志 Dabiq。
杂志本身得名于叙利亚的城镇 Dabiq，在预言中是穆斯林军队和“罗马军队”末日决战并战胜的地点。杂志每一期目录上，都引用了前基地组织首脑之一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的话：“星火已经在伊拉克点燃，而在真主的允许之下，它的光热将会越来越猛烈，直到点燃 Dabiq 的十字军”。2014年 ISIS 占领该城后，先将先前的两份宣传刊物《伊斯兰国新闻》（Islamic State News）和《伊斯兰国报告》（Islamic State Report）合并为现在的综合杂志。
这份杂志以英语在暗网（deep web）刊发，但也很快在普通网络中流传。其内容包括宗教理论、国家治理、战局报告、宣传动向、世界各地的“圣战”等方面。杂志常设栏目包括前言、专题文章、“伊斯兰国报告”、“敌人话语中的伊斯兰国”等等。ISIS也会通过杂志发布人质消息，勒索赎金，展示杀戮成果。Dabiq 的版式设计非常现代，堪比《经济学人》等国际大刊。
然而， Dabiq 虽然服务于 ISIS，却并不完全反映 ISIS 的实在本体。尽管鼓吹全世界穆斯林都要参与其建设，ISIS 仍然依托着具体的国家形体：占有领土、开展税收、惩罚犯罪，改变既有地缘格局，制造恐惧。而 Dabiq 所反映的，则是 ISIS 的意识形态精神──即便摧毁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ISIS控制区，Dabiq 仍然可以存活下去。
Dabiq 的 ISIS 是“普世主义”的──它反对塔利班和基地等组织的“民族主义路线”。他们不把自己视为某地的穆斯林，而是把穆斯林塑造成一种够跨越国界、阶级的普遍认同。在这种认同之上，国界足以消弭，袭击不需要组织，而任何平凡生活场景，都可以成为恐怖的源泉。
对“现代社会”宣战
ISIS 的主张，看似是要建立前现代的哈里发国（Caliphate）；其攻击的对象，也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不过其实，他们并不是在建立中世纪中东的宗教社会，而是在催发一种后现代的新状态。
Dabiq 认为，穆斯林的痛苦来自于“现代的民族国家与社会”，ISIS则使穆斯林能够通过迁徙和圣战开展自我拯救。杂志第三期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当代奴隶制”，直指现代个人的忙碌与虚无。文章作者说，当代的雇佣、工作时间、工薪制度不过都是“奴隶制”，让穆斯林无法感受到一个自由人应有的尊严。他们呼吁穆斯林离开异教徒的土地，来到他们的乌托邦，以逃离那种内涵与表面不相符的“虚伪状态”，这种状态被
Dabiq 描述为现代社会（甚至我们可以直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和消费主义）的结果。
同样是第三期中，Dabiq 引用了一名“殉教者”（Shahid）的话鼓吹道：很多穆斯林日常服从于虚伪，而他们厌恶这种服从，解决方案就是参与“圣战”（jihad）──也只有将自己全身心都投入“圣战”的反抗中去，才能战胜那种日常化的虚伪。
ISIS 通过 Dabiq 很明确地表述：生活就是“圣战”，而圣战就是“迁徙”（Hijrah）──该词原指穆罕默德率领信众从麦加出走麦地那，在ISIS话语中特指从虚伪的现代社会出发，迁徙到ISIS占领区加入组织。在这里，他们针对的不只是穆斯林，甚至也包括非穆斯林。加入ISIS成为了一种解决现代性诸多问题的方案──一种重新赋予个体生命意义的方案。当一个人感受到现代生活的空虚感，并感到需要填充的时候，他/ 她就成为了ISIS的征募对象。这也恰是Dabiq第二期推崇的一名加拿大人的故事。他放弃了原来的信仰、丢下了家庭，迁徙到了中东，加入了ISIS。
ISIS将自己标榜为解决现代人空虚生活与失落心灵旗手，这接近于欧洲学者霍斯洛哈瓦尔（Khosrokhavar）所表述的“极端主义的伊斯兰化”：左翼的政治乌托邦消逝，中东的复兴主义之梦消解，ISIS的伊斯兰作为新的乌托邦出现，成为了新的“反抗方式”和“解决方案”。
去中心化的袭击
Dabiq 中的 ISIS，并不像传统的伊斯兰社会那样，推崇清真寺系统出身的，拥有丰富教法知识的伊斯兰教法学者，甚至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全球各地的清真寺系统。相反，他们推崇的是扎卡维、本拉登等“圣战者”，乃至普通的恐怖分子。与此同时，尽管ISIS由教法学者“哈里发”巴格达迪（Baghdadi）领导，但 Dabiq 却并不强调对他的崇拜。
于是，在 Dabiq 所表述的 ISIS 意识形态中，教士和教法学家的地位大大下降，圣战者们本身成为了崇拜的中心（每一期杂志都有专门的栏目介绍）。世俗的恐怖袭击与战争，成为了个人化的宗教义务，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圣战”获得救赎，这种新的个人伦理，正是 ISIS 意识形态的一大基础。
在此基础上，Dabiq
清楚表达了一种随机的、无中心的恐怖袭击模式。它要求追随者在攻击伊斯兰国的所谓“十字军国家”发动袭击；并且无论这些“十字军国家”的公民在哪里被发现，都应该发动袭击。它也号召每个穆斯林都走上街头去杀“十字军”，并且要公开表达对
ISIS 的效忠，避免被媒体描绘为随机杀戮。同时这种袭击应该计划简单，避免和过多人讨论，避免复杂准备和“完美主义”，以保持秘密并保证成功。
Dabiq 煽动说，即便只杀一个异教徒，也可以免于地狱的火狱。而这种袭击模式，非常简单且无法预防。它不需要计划，甚至“反对”计划。简单而直接的屠杀，结合显明的对 ISIS 的效忠即可。袭击者无需和 ISIS 组织直接联系，甚至也无需告知 ISIS，所需要做的就是发动袭击、发表宣言，然后 ISIS 就可以享受其带来的恐怖。这和人们印象中传统的，组织化的恐怖袭击完全不同。另一方面，ISIS 也无需自己亲自组织攻击，只需要发布预告要袭击哪里，将自发的支持者引向目标国家，恐怖就可以在目标地点蔓延开。
Dabiq 在第十二期中声称，真主对敌人的打击将会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现实中 ISIS 式袭击的遍地开花，也的确令安全部门防不胜防。但这并不是他们蓄意谋划的结果，更不是袭击者出于宗教的选择。很多时候，选择地点的理由非常世俗，非常个人化。例如 2015 年加州圣伯纳迪诺（San Bernardino）的袭击，发生地点就是袭击者上班的地方。
这些袭击者的宗教背景，也往往难以用一般人眼中的“原教旨主义信徒”来概括。巴黎袭击的主谋之一 Abaaoud 在投向 ISIS 之前甚至从来不去清真寺，另一主谋 Abdeslam 则喜欢出入夜店；圣伯纳迪诺的袭击者 Farook 是一名出生在美国的当地公务员，但在与来自中东的妻子订婚之前就已经“激进化”，随著 ISIS 的崛起开始付诸行动。
从组织方式到宗教生活，ISIS 式的恐怖袭击，都展现出了和既往截然不同的形态。这次发生在奥兰多的袭击，也不例外遵循了这种模式。
弥漫的恐惧，每个人的战争
随著案情逐渐披露，奥兰多袭击者 Mateen 的生活，展现为令人难解的组合：他充满对警察的崇拜，喜欢穿着纽约警局（NYPD）的衣服自拍，并加入一家保安公司。他热爱生活，在家中按照《星球大战》的主题装修浴室。更有人指出，Mateen 本人可能是所谓“深柜”──隐藏自己身份的LGBTQ人士，这令他的“恐同”动机变得更为复杂。此外，尽管有人发现他父亲支持阿富汗塔利班路线，但 Mateen 本人没有参加在阿富汗的“圣战”，甚至可能毫不在乎阿富汗穆斯林的处境。
若容许大胆揣测：Mateen 的袭击，“或许”是一种自我身份的实现，也是身份撕裂的最终爆发。他如同警察一般，用暴力捍卫某种价值律令，而这种律令约束的对象，可能正是自己的欲望与生活。袭击发生在最世俗的地方，消灭的是最世俗的欲望。这是因为，袭击者自己不过就是世俗的生活者──他们的愤怒不在宗教中，而是在个人化的世俗经验中生发。
这些与中东的恐怖袭击大不相同。中东的恐怖袭击往往针对宗教和教派、针对政府、针对西方军队；袭击地点经常是清真寺或政府驻地。因为当地的袭击者的生活已经是宗教的，他们的宗教生活是围绕清真寺展开的。而只有在世俗的、原子化的社会中，才能够想象出世俗的敌人。
ISIS 式袭击模式是“反结构、反中心、日常化”的：每个穆斯林都应该做，且都应该自己做，而对于与穆斯林共同生活的非穆斯林来说，被攻击的危险，就明显泛化为一种日常化的战争。人们会开始担心身边的穆斯林，怀疑其是否已经接受了Dabiq 的宣教，是否正在从正常人变成杀手。这种“正常”的担心，也恰恰是恐怖主义之“恐怖”所在：在恐怖主义不知道从何处投来的注视下，秩序的、和平的日常生活渐次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混乱与战争。
在这种日常化、无中心的战争中，威胁来自于每一个人、存在于每一分钟，人们无法判断自己是否安全，而不得不成为一个时刻警惕的战士。恐怖之下的人们会猜疑、仇恨。恰恰是在这样的机制下，非穆斯林会变成伊斯兰国想像中的“十字军”──这是“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ifilling
prophecy）。其结果是，世界将彻底分为两个对立阵营，但却表现为每个人针对每个人的战争。
这种战争并非直接组织的结果，而是出于消费社会丰富图景下意义的空虚。每个人的空虚都被引向了属于自己的狂热或愤怒。对于Mateen来说，也许是对自己LGBTQ身份的恐惧，而对其他人，则可能是其他任何事情。
当代社会想要消除这种危险已经不可能，因为它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它这是生活的结果，是活生生的世界精神。如同某个自杀式恐怖袭击者所说：“如果吉哈德（圣战）进入一个人的心中，那么它就永远无法离开。”
仇恨和恐怖恰恰是他们所希望的，但是或许我们可以借用一句《古兰经》的话语：“善恶不相等，你要以较好的去对付恶，那么与你有仇的人就会变得犹如密友。”
（戴娜美，几个人类学学生的共用笔名，爱好广泛，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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