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既争同婚平权，也能超越婚姻

编按：4月13日，“中国同性恋婚姻登记第一案”在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法院在3个多小时的审理后，当庭判决原告孙文麟和同性恋人胡明亮败诉。孙文麟表示会继续上诉。同性婚姻能够带来更好的亲密关系，还是变成另一种枷锁？公共讨论中，这一问题常常让人焦头烂额。然而也有人认为，追求婚姻权与超越婚姻关系，并不是矛盾的选项。

孙文麟拿到的判决书，只有寥寥五页，比起美国加州围绕同性婚姻“八号提案”长达十二天的庭审和三千多页的卷宗，似乎略显苍白。

有人说“中国同性婚姻第一案”徒有虚名——各方都明知法院只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依照法律不得不走个过场，因此任何强行攀附的意义都可能是一厢情愿。然而我宁可认为，在鲜有同志权益大事件的荒漠的一滴甘霖，哪怕是大开脑洞地解读也并不为过。

况且，对细节的深描，或许能缓解空谈理论的傲慢与偏见。为此，我访谈了孙文麟和一位旁听律师，希望从他们对此案的叙述里捕捉一些意义。

中国同性婚姻第一案：法庭上的掌声与默言

法庭向来充满仪式感，孙文麟甚至把它变成了一个“准婚礼”殿堂——他给对方律师及合议庭成员都送上了喜糖，他们笑盈盈地收下了。这场庭审也是一个课堂，在近两百名前来旁听的成员里，有湖南女子学院一整个班的学生，老师希望带她们见证历史性事件。不少学生表示，这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活的同性恋者”。庭审结束后，她们还在法院门口举着彩虹旗拍了集体照。旁听席上还有不少该院的法官和法警，尽管对于同性婚姻态度不一，但大都认真听审，甚至有旁听的法官对此合议庭的潦草判决表示不满意。

庭审过程中，尽管书记员宣布法庭不许鼓掌，但当孙文麟和律师说到精彩动容之处，旁听群众还是有些按捺不住。一个女生开始鼓掌，三个法警立即上前呵斥。慢慢地，鼓掌的人越来越多，法庭也不再阻拦。

“我国法律只有在违法犯罪等限制权利的时候才会想到同性恋，其他时候根本不提，我们也是公民，法律凭什么不保障我们？”孙文麟说完，掌声热烈；孙的律师石伏龙的总结陈词，“相信法律会公平，合议庭会公正，虽然今天赢的可能是他们，但赢得未来的必定是我们”，这句话赢得了当日最长的掌声。

这让我联想到吉野贤治在其回忆录《掩饰──同性恋的双重生活及其他》中提到的，20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劳伦斯诉德克萨斯州案（最终宣布鸡奸罪违宪）时，旁听席里的“同志”们对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的问题爆发出的大胆嘲笑。尽管我们不能仅凭席间的掌声或笑声乐观地揣测民意，但它们的存在至少提醒着官方，有些声音已经不容忽视了。

与这些戏剧性的场面相对应的，是被告与合议庭的敷衍。法庭辩论过程中，孙文麟倾向于实体法的争论，其律师则主要质疑民政局的程序漏洞。实体与程序，正义的这两个面向本应不分高下，但后者在中国却常常不了了之。此案中，民政局在行政程序上有诸多漏洞，尽管律师一一提出质疑，但法院并未采纳。另外在庭审中，原告律师要求查明对方的证据原件、证据真实性，法官表示可以庭后再查，却在十五分钟休庭后当庭宣判，让“庭后再查”成为戏言。

通常，当庭宣判只适用于事实法律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此案的当庭宣判，或许是基于官方眼里的“常识”：按照现有一夫一妻的婚姻法，同性伴侣“显然”不能注册，因此当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这种理直气壮的显然，搁置了本可深入辩论的，关于传统、婚姻的功能与目的、公权力的界限等问题；也颇有利用当庭宣判的权威，打击同志运动积极性之意。当然，匆忙宣判，也可以解读为官方从含蓄压制同性恋，到近年突然屡屡被逼表态之后的捉襟见肘。

正是上述细节让我们看到，一场同性婚姻诉讼，绝不是一对出柜同志以卵击石那么简单。如果只是把庭前掌声当成花边新闻，那么我们就小看了，诉讼中的辩驳质证也是一种宣传教育而其开启的民意，可能会成为未来修法的基础。如果不去质疑法院对程序问题的沉默不语，我们就会轻易得出此案“败诉早在意料之中”的结论，放弃了以程序违法争取胜诉的可能，也忽略了诉讼本身就是对程序正义理念的推动。而我更愿意相信，真正的变革，正是发生在这掌声和默言的对峙里。

对“同性婚姻”的期待与忐忑

不止一次听到一些“基友”感叹，如果哪天同性婚姻在中国合法了，自己或许就更有勇气向家人出柜——因为，合法化毕竟意味着国家社会对同性关系的承认。这的确是一部分同志的心声；其也意味着，争取同性婚姻承载了为同性恋“去污名”的意义（即卡维波说的“剩余承认”）。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不敢出柜者懦弱的说辞，或者他们想结婚的愿望，只是被结婚生子养老送终的人生轨迹洗了脑。然而子非鱼，对于一个长期不被认可的群体，被宣布为合法公民的抚慰和激励，很难说只是虚假意识。

况且，婚姻不是只有象征意义，它也是一系列权利的通行证。写作此文时，手机上传来一则消息：一名24岁女生，女友车祸去世，她连夜奔赴医院，却因不是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孙子女、兄弟姐妹）而不能见到遗体。三年前，东莞一位中年男同性恋者突患中风，医院却不让其男友查看病历。如果同性伴侣关系被认可，不管是婚姻还是民事结合的形式（如台湾高雄的“阳光注记”），至少在关系到伴侣生命和健康的时刻，可以少些痛苦。

但与此同时，同性婚姻的群众基础也许并不是那么深厚，甚至不少同志自己都对其无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魏伟的研究发现，许多“圈内人”并不看好同性婚姻，反而会主动选择与异性结婚——在一个充满变数、缺乏福利保障的社会，许多同志悲观地相信同性感情难以长久的“宿命论”，认为异性婚姻和家庭养老是一条平坦得多的道路。而就算有了同性婚姻，如果身为同志依然会处处碰壁，许多人恐怕还是会选择不出柜，甚至跟异性结婚。

对婚家制度的屈服？

另一方面，婚姻这个工厂，生产的不只是权利和社会道德评价的标准化套餐，它也在标准化着套餐的消费者。进入婚姻的同性恋者必须服从婚姻的规则。不管同性结婚在社会文化观念上有多大的颠覆意义，他们对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确没有太大改造空间，包括与婚姻捆绑的一系列关系到生老病死的权利。

甚至，结婚的同志也不得不服从并强化那些支撑主流性道德的法律。同志一旦结婚，就必须遵循一对一的规则，也必须为婚外同性恋情承担离婚时的不利，过去只限男女之间的“破坏军婚罪”也会随之扩张（在台湾甚至可能触犯通奸罪）。当然，这些可以说成是同性恋享受主流权利所必须遵守的主流义务，但它的代价，或许是让非婚的性承担更多污名。

因此，同性婚姻作为同志运动的目标之一，长期以来都是两头不讨好：保守主义者认为它动摇了“传统”婚姻中夫妻的定义；而相对激进的酷儿或一些女权主义者，则认为争取同性婚姻是在向已然腐坏的婚姻制度屈服，丧失了同性恋本可以有的“毁家废婚”的革命性。

譬如针对前述的遗体探视问题，“超越婚姻”的思路可以让我们反思，为什么非要先结婚才能看到遗体？为什么所有婚姻家庭以外的关系都被认为不够亲密？配偶和血缘关系为何在这些场合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和优先性？受到歧视的仅仅是同性伴侣，还是所有直系亲属以外的所有亲密关系？要呼吁修改的是婚姻法，让同志享受特权，还是具体的关于探视的规定，打破特权？这些问题，或许会引发同志运动的路线之争。

当今中国的同婚运动，暂时没有遭到来自基督教或反性势力的攻击（尽管网络上对同性恋的谩骂不断），也暂时没有出现如美国“超越婚姻”（beyond marriage）、“反对平等”（Against Equality）或台湾“想象不家庭”的酷儿反婚阵线，然而要不要同性婚姻的探讨，已经萌芽。有作者认为，以异性恋为范本的婚姻制度是“阴险的政治圈套”，“摒弃婚姻制度也许才能真正摆脱私有制及其男性霸权的宰制，这本是异性恋的原罪”，而中国同志追求同性婚姻则是背弃了本可能在“一个战壕”里的激进女权运动。然而这种抽象的反婚论述，忽略了“同性”、“婚姻”、“女权”，每个词都是复杂的多面体。受篇幅所限，下文对女权主义在中国的脉络暂不展开分析。

“婚姻”与“同志”从不单一

孙文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阳光好同志”——“我抽烟，喝酒，不健身，讨厌假健康，不喜欢爱情歌曲或其它相关的作品，也不遵守忠孝的游戏规则”。当然，或许在挑剔者眼中，抽烟喝酒只是小打小闹的叛逆，拒绝被婚姻的糖衣炮弹收买才够革命，而争取同性婚姻仍然是向主流靠拢、获得良民资格、成为“好同志”的行动。然而我更倾向于认为，孙文麟对“好同志”地位的既争取又不认同，恰恰体现了同化与颠覆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孙的诉求向社会宣告了同性恋和婚姻家庭不是反义词；但这并不等于，同性恋想要的婚姻与异性恋一模一样。若将同志以“想不想结婚”为主要标准分为好坏两种，似乎是暗示只有够“坏”，才能挑战到婚姻家庭。这反而可能忽略了：选择结婚的同志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个人的政治；迎头对抗只是“弱者的武器”里并不那么常用的一种。

例如，孙文麟在此案一审败诉之后，成立了一个组织，准备在全国筹办100场婚礼。同志举办婚礼并在媒体曝光，本身就有强烈的符号意义，可以说是加强版的、戏剧化的出柜。两男或两女承诺“我愿意”的同时，也直截了当地宣告“我是同性恋，谁说只有你们才能办婚礼”。其把本被认为“见不得光”的同性恋，变成了公共领域的事情；难怪很多保守人士，会觉得同性恋者穿着婚纱礼服亲吻拥抱不堪入目。

然而酷儿理论家麦克·沃纳（Michael Warner）也提醒，婚礼其实是一种相对安全的出柜形式，毕竟，单单“出柜”，相当于向全世界宣布你的性欲；而通过结婚出柜，则暗示你已经找到了一个人，管好了你的私生活——你已通过“神圣”的仪式，把社会不愿意看到的同性情欲安放在了卧室里。这两种解读，再次体现了同化与颠覆之间的冲突，然而在同性恋出柜仍面临辱骂甚至“扭转治疗”的当下，前一种意义不容小觑，尽管后一种提醒也值得深思。

笼统地批判“同性恋者追求婚姻，是向现有异性恋婚家制度屈服”的人，似乎忘记了一件事：从来不会有人苛求异性恋群体中的每个人，都要一致选择扛起打破婚家制度的重任。这些批评家们也忘记了，同性恋在中国连“屈服”于同性婚姻的选择都还没有，而“屈服”于异性婚姻又会被指责为骗婚，可谓是“双重捆绑”。

更重要的是，婚姻带给普通人的，向来不是单一的感受。不管是从电视剧、综艺节目还是网络情感问答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婚恋面前不分直弯的人性——既渴望亲密，又害怕受伤，既渴望停泊，又向往漂泊。就算是坚定的不婚主义者，也不妨换位感受，汝之砒霜可能是彼之蜜糖。作为学者，当我们试图操起艰涩理论批判同志“不够革命”时，或许可以反问，自己脑中纠结的、身边亲友经历的，那些对爱情和婚姻的矛盾感受，都去哪儿了？

同样，同志也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群体：有守在法庭前或手机前，焦急等待孙文麟和胡明亮判决结果的同志，也有完全不知道或不关心同性婚姻第一案的同志；有向往婚姻的，也有放荡不羁的；有渴望真爱的，也有与真“艾”共生的；有大胆出柜的，也有与异性结婚的；有富同志，穷同志；有卖淫的同志，跨性别的同志——当然，还有千千万万游离在这些立场和身份之间或之外的同志。当我们说“同志想要什么”、“同运应该如何做”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谁？

如此不断质问或许显得优柔寡断，难以站定立场，但恰恰是婚姻的复杂性和同志的多样性，使得“站定”这个隐喻变得可疑——为什么一定要在同性婚姻和超越婚姻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同志可不可以说，我们既“正常”，又“流氓”；我们既要婚姻，又不要现在这种问题重重的婚姻？

同志运动：既争平等，也要超越

异性恋正统制是狡猾的，它从制造出“异性恋/ 同性恋”两种暗含道德高下的分类开始，就让同志始终处于怎么做都是错的两难——如果只说同志“不是妖怪”（蔡康永语），强调与异性恋“没什么不同”，应该享有同样的婚姻权，当然有助于获得社会认可，但也是间接承认了异性婚家是正统的参照系。如果同志说：“我才不屑模仿异性恋去结婚呢，我们应该开拓新的关系形式”，也还是上了异性恋正统制的当。因为同志从来都被当成婚姻殿堂外的孤魂野鬼，在没有结婚选项之前，坚持不结婚或会强化次等公民的形象。当然，许多酷儿甘做“魑魅魍魉”，不愿被体面收编，但这种反叛也让一些希望建立稳定家庭、低调过日子、儿孙绕膝的同志难以产生共鸣。如果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生活方式，那么到底要不要同性婚姻，则永远众口难调。

或许我们可以把改良（同性婚姻）和革命（超越婚姻）看成并驾齐驱，而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或许正是在某种并行的选择下，多元复杂的同志，可以变成有共同朝向的公共力量。事实上，西方国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同志社群开始大范围讨论同性婚姻以来，两种路线就一直不相上下。虽然今天，婚姻平权看上去成为了主流，但我们并不能说酷儿的反婚思想已经偃旗息鼓。相反，三十多年来，不管是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上，两条路线都在竞逐中得到了充实和发展。

另外，西方酷儿左翼经常批评“同运投注了过多人力物力财力在同性婚姻上，但生活更艰难的底层同性恋和跨性别群体却得不到资助”，但在中国社会运动空间普遍被压缩的大环境下，这句话不能照搬——在所有同志议题都没有足够发声渠道时，任何议题突出重围，都有可能提高同志整体的能见度，进而带动社会关注同志的其他诉求。因而就算在此刻，同性婚姻因为孙文麟案而成为焦点，并不等于未来漫长的同志运动中，同性婚姻始终都是优先事项。

据由同志友好律师组成的“彩虹律师团”的成员透露，他们在准备孙文麟案上诉的同时，也会继续推动其他议题的诉讼或后续倡导，包括同性恋完全“去病化”（目前同性恋在《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中仍属于性取向障碍）、修改恐同教科书，以及挑战最近出台的关于禁播同性恋网剧的决定。

这些议题看似与“超越婚姻”相去甚远，但如果我们承认，对婚姻家庭观念和法律制度的改造不可能一步到位，那么这些“游击战”式的小运动，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地改写婚和家的内涵，也是在一点一滴重新勾勒能够进入婚家的主体样子。

总之，把结婚与妥协、反婚与激进画等号，既扁平化了同志群体，又简化了矛盾复杂、不断进行中的运动，还浪漫化了推翻婚姻之后的乌托邦。

孙文麟曾说，自己既想要结婚，又说反感婚姻制度。我问他二者矛盾吗？他说，不矛盾。

（半爷，酷儿，不反对同婚的不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