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冠中：建制派的背叛

编按：文章原刊于《香港01》创刊号，此为未经删节全文版。征得作者同意，转载如下：

香港的社会躁动与经济挑战，包括但不仅于族群怨怼、贫富悬殊，已不是政治领域的行为所能够一蹴即就消解的，但善巧的政治人、制度与政策仍将对经济社会领域产生巨大的良性推动。

不像眼前的社会经济难关，香港的政治难关其实是可以克服的，视乎香港和内地政治人的判断与意志：这其实是陆港政治阶层最使得上力、最可以理顺的环节。

当然，现在的难度比十年前要大，至少比四年前大得多。我之所以仍说难关可以度过，并非表示乐观，其实我跟许多朋友一样，是越来越悲观的。

不过，走出难关的较不坏选项是有的，正如隧道的出口是明摆在那里的。

但如果别有用心的政治人物不想让大家跟着曙光走出隧道，不想香港政通人和，反而故意在拥挤的隧道中挑起群架以裹胁所有人，以期强者通吃，激惹受侵犯的一群人自卫反击而致全体寸步难移前进不得，香港的政治生态在变好之前极可能变得更坏，而最终是否还能变好，也是没有保证的。

为什么会容许这么一些不利于香港的政治人物在香港当政？一大部份原因是因为“香港建制派”的容忍甚至帮拖。没有建制派的大体支持（至少是反对不力），反香港的政治人物是不可能在香港当政的。为此，建制派对香港当前的政治难关要负上较大的责任 (非建制派和非政治持份者也有过犹不及之处但定义上建制派要负上重责) 。如果建制派再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香港公民是可以指责建制派背叛香港的。

如果连建制派都背叛香港，香港能不走样吗？

或者说，有一天香港完全沉沦了、变样了，历史即可定论：此间必然包括建制派对香港的背叛。

香港建制派，还是反香港伪建制派？

在这里我将以基本法、一国两制、港人民主治港、高度自治作为香港的建制政治框架，力证这个政治建制系统工程的基础设定包括“中立特首、中立政府”。很多人已经论证过建制派当政者有否损害港人高度自治，我不重复了。我将只侧重说明回归后，部份建制派政治人物有意识地策动对特区建制基础设定的偏离。

香港政制可预见的唯一尚好出路，也即较不坏的最优化选项，仍然是：包括建制派及非建制派在内的政治人物，不论是保守者还是革新者，在和平理性大多数市民的支持下，也在中央对港班子就现下偏差路线的纠错下，共同走在一国两制、中立特首、中立政府、港人民主治港、高度自治的相对宽坦道路上。

我说过并不乐观，但上述这个选项是存在的，是仍有一线微弱的实现机会的，大家不要轻言放弃。相比其他所有取向，这个取向其实是更脚踏实地、更有历史、法理和现实基础的。

我认为这个较不坏选项，比其他选项更可行更可图，也就是说反观其他选项都是不可行不可图的，或是空想，或是极端，或是触犯基本法和中国宪法，或是要让香港变样（譬如言论和人身自由的大倒退），或是太邪恶了在道德上和人道上都不足取。

要持续落实这个选项（一国两制、港人民主治港、高度自治、中立特首、中立政府），各方人士都要合力，包括建制派。没有建制派中的大多数的认同与支持，港人是不可能共同走到隧道的出口的（当然，北京因素也是关键）。

今天香港的政治失灵以至社会矛盾，从回归数起，有始作俑者、有推波助澜者、也有唯恐天下不乱者(包括建制派也包括非建制派的一些政治人物) ，这盘帐不在这里展开，这里要强调的是，作为最有权有势的香港既得利益中流砥柱、最有资格代表香港的建制一派，竟然不尽自己的本份，不站在香港本土的主场，不捍卫香港共同体的主体利益，不去坚定的遵守《中英联合声明》承诺及《基本法》规范的一国两制、港人民主治港、高度自治，背弃了“中立特首、中立政府”的特区建制设定，作出各种反香港的行为，那才叫人失望。这样下去，香港的建制派将成为背叛香港的伪建制派。

换句话说，建制派必须悬崖勒马，从现在越来越反香港的建制派，恢复到成为“香港的建制派”，保守着一国两制中香港这一制的港人民主治港、高度自治，这才是香港建制派应有的主体本色。

可是，一些伪建制派的反香港政治人物，党同伐异制造内部敌人，挟持建制派，建制与非建制政治阶层势同水火，好市民忧心如焚，社会失份者自卫反击，关心时政的青年与学生却多对非暴力抗争的成效失去信心，各种自我应验的预言，互为因果，怨气螺旋升级，共同体大有爆发集体偏执狂瘟疫的态势，如此恶性循环，香港明天会更坏，难道这是香港建制派想要的香港吗？

因为现在香港建制派还形成不了集体意志去说服自己，劝谕中央责成其对港班子制约那些反香港的伪建制派当政人物，香港政争被困在黑暗的隧道中看不到曙光。

建制派早该明白，在香港的制度下，非建制派是不可能完全被拿下的。如果真有通吃那一天，香港已成一国一制了。这是香港建制派（真建制派）乐于见到的吗？

你们是香港的建制派，还是背叛香港的伪建制派？

较不坏的中立特首

在一国两制特区的高度自治民主政制系统工程之中，有一组较少人讨论的基础设计，就是中立特首、中立政府。可以说，当政者对中立特首、中立政府这个建制的刻意偏离，才在最大程度上导至了今天香港政局的撕裂和管治的失效。这是结构性的偏离，一如建筑物被拆掉承重墙，后果不堪设想。

香港政制设定的一大特点是特区首长轮替制，而不是由政党轮流执政。2001年的《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要求特首不具政党背景。就算香港有了特首普选和立法会直选，并不等于是政党轮替执政──后者远比普选特首更遥不可及，根本不在正式议程上，这点值得大家记住。

今天，特首由一小撮人选出，以后有一天，特首将由一人一票普选(这是建制派与非建制派都同意的，重大分歧是在参选资格)，届时就是通过全民公决（plebiscite），直选出权倾一时、没有政党约束的总统。

搭配上香港建制的另一特点：行政主导（不是议会主导或三权均衡），意味着当我们主张普选特首的时候，我们是在主张公投一个不为议会主导、三权不足制衡、不受政党约束却集中管治大权的超级总统。

香港特首对内事务的权力比一般成熟民主政体的总统更大（更不用说半总统制、议会制的总理、首相），集权情况有点接近殖民地时期的港督，只是现在立法会比当年立法院相对多了有限度阻挠行政部门畅通无阻的形式手段。

这将是香港政制的实验性特色，一个非政党轮替的超级总统集权制。

为什么设定特首不能具有政党背景？2013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荣顺说香港仍未适合实行政党政治。2014年港澳研究会理事郑平学解释说不允许行政长官具有政党背景，就是要确保行政长官体现广泛代表性，不被立法会、其他社会组织及阶层操纵和控制，能够向中央负责和对特区整体利益负责。2014年工联会的政改建议，仍主张行政长官不可有政党背景，以维持政治中立。

可见中央对港班子和香港建制派从回归初期到近期的一派意见仍是不要政党轮替执政，宁取政治中立的特首，并非虚晃一招或权宜之计。中央对港班子和香港建制派既然有这样的主张，他们应该是真的相信中立特首这个机制可以成立并且在回归后能够落实。

换句话说，建制派是用了非政党特首中立性的设定来否决政党轮替执政，认定只要特首是中立的，不偏不倚，就能体现特区整体利益（所谓“超然”也只限于这个意义上）。党派及阶层利益之争只是在立法会、区议会和社会各层面，特首则是“全民”的特首。

这里并不是要比较政党轮流执政与非政党特首轮替制的优劣，很明显两者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与局限。这里要强调的是香港政治的建制系统工程已做了这样的基本设定，轮选非政党的集权特首，但是要求这个特首必须是中立的，至少是以中立为目标、为决策的标准，尽量允执厥中，以体现特区整体利益 — 不能做到百分百的中立是人性，要求百分百的中立却是制度性规范。

如果特首并不中立──政治上不中立，受社会政党或阶层操纵，缺乏广泛代表性、体现不了特区整体利益 ──香港特区这个超级总统制政制就会失去平衡、东歪西倒了，社会的冲突对立也会由此加重，恰恰违背了特首非政党化与非三权均衡的初衷，而得到比政党化与三权分立更差的效果。

甚至可以说，一个不为分权约制、没有政党制衡的集行政主导大权的特首不中立，这样的政权轮替就算由选举(哪怕是真普选)产生，仍然较容易病变出一种凯撒主义式的裙带寡头统治（如近期的俄罗斯、匈牙利、土耳其）。

特区现行的政治建制已别无选择，必须力求特首中立，不然香港的政制安排就不成立了，其认受性必然大打折扣。不论选举是小圈子的或是普选的，特首作为香港的代表都要做到全民特首而不能是党同伐异、分化香港共同体的特首。

可惜，保证一个集大权特首的中立性的制度性机制却是很不足的。

对香港政治阶层来说，中立特首为时尚短，缺乏约定俗成的惯例及成熟传统，单靠政治文化、政治习俗不足为制约。

《基本法》明文规定特首代表香港，并要向特区负责，但三任特首有站在香港主体立场，代表香港吗？又特首该如何向特区负责？由小圈子选出的特首，只需要向一小撮选民交代，缺乏广泛代表性。民意或可提醒特首遵守中立，但从三任无政党非普选特首的行为来看，这个非制度化的制衡成效参差。

特首也要向中央负责，中央可以责成特首回到中立，因为中央是唯一据有法理安排这样做的，换言之暂时只有中央可以规约特区首长，但这表示香港的内务自己不解决却要转交“境外”代劳。（内地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指称香港为境外，例如“境外势力”，在这个意义下内地也是香港的境外。）

如果在任特首刚愎自用不听劝谕，一意孤行地拒绝中立、拒绝做个全民的特首，这时候港人只能等待下一次特首选举，把时任特首选下来，或中央拒绝任命当选者。在香港的政治机制里，只有通过选举与不任命，还有不可抗力与繁复议会罢免特首等程序，才有可能合法换特首。

对中立特首的规范，当初的政制建构者是带有一厢情愿的成份的，但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特首中立在现时特区建制配套里却是必须的关键设定。除非特首中立，否则一个不受制度性制衡的超大权特首制是没有正当性的，政治冲突也不会平复。这是关乎特区宪政层面的大事，特区的现有行政主导政制安排若要成功，特首的中立性设定必须落实到特区建制政治文化里，特首偏离中立，香港的政治警钟就要大响，建制派应该第一个跳出来向特首施压，使其回归中立。

这就是香港既成政制的明文与非明文安排。世界上可能没有全好的政制选项，我也不认为香港的非政党化集权中立特首的行政主导制是很坏的，如果能够落实特首中立它还是一个较不坏的方案，因为集超大权力的非中立特首制将是更坏。

中立特首与中立政府

《基本法》列明特首领导特区政府，在中立特首的领导下，政府自然也应该是中立的。中立政府与中立特首背靠背，相得益彰。中立政府让特首的中立性较容易落实。
香港的幸运是，我城政治建制及政治文化传承中，已经存有不少行之有年、有助政府恪守中立及规范政府的的既定机制与实践 — 法治、司法独立、司法覆核、立法会监督、中立文官与中立纪律部队，《基本法》和普通法对自由与权利的保障、公正选举、媒体监督、言论自由、民意调查、居民维权、民间监察团体以及一般所说的善治机制，如透明、行政守则、合法程序、议事规则、公平竞标、不准利益冲突、平权反歧视、隐私保护、问责、审计制、申诉制、廉政……这些已属香港建制与核心价值的一部份，至今依然生效。它们都是中立政府的必备机制。

不过，一个拥有超大权力的总统式领导人如香港特首（及特首提名、中央任命的司局级问责官员）如果不恪守中立，政府可受挟持，管治守则可被置换，特区的三权不足法、政党不足畏、民意不足恤，以上机制都不足以成为制止中立政府走样的足够条件。

换言之香港本来就拥有相对“高度”中立的政府，现今呼唤的是相对“高度”中立的特首。

可能有人会质疑：世界上哪有中立元首、中立政府？从实然、实证而言这个质疑是成立的。中立只是应然的规范。但在香港特区，政制经过如此这般机关算尽的设定后，特首的中立性已不可或缺，必须成为以政治为志业的主流香港政治人的新共识、核心价值，成为特区建制政治文化的强规范。香港的特首（包括普选出来的）必须以中立为取向来要求自己、纪律自己，抗拒党同伐异的诱惑，否则特区政治的稳定如缘木求鱼。这也是为什么重视稳定的建制派必须要求特首恪守中立。

这里或有需要补充解释文中所说的“中立”一词。经济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的“包罗广泛利益的组织”和经济政治学家姚洋的“中性政府”等理念应可参考。

奥尔森有一组说法，判断各种组织是否有利成员的整体利益。他认为一个固定的强盗比不断更换的流寇稍好，因为前者会留下谷种，让居民维持生产，便利以后的再掠夺。寡头政府是少数人剥夺多数人，但还是会提供一点有助增长的公共物品以利持续剥夺。一般的民主政制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这样的多数人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更多，体现更广泛人群的利益，奥尔森称之为“包罗广泛利益的组织”。奥尔森还说真正良好的民主政府，可以成为包罗“超广泛”利益的组织，提供的政策与帮助增长的公共物品，普遍惠及超大多数人，体现了共同体近乎整体的利益 — 多数人以对待自己的同样准则照顾好少数人，因为这样才让建制的全体更受益。

根据奥尔森的说法，姚洋得出“中性政府”的理念。他认为近年中国国力高速成长，其中重要元素就是中国政府是一个不偏袒特殊利益的中性政府。可见政府的中性在内地也被体制内学者高度肯定（固然，姚洋似有将应然当作实然之嫌）。

我之引用奥尔森与姚洋，是想说明包罗超广泛利益的中性政府不只是规范性的可图的，而且一定程度上是可实现的 — 有些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就比另一些更中性、包罗更广泛的利益。过往许多众所周知的政治理念如阶级论、精英论、利益集团论和官僚研究，皆旨在揭穿实存政府的中立假像，强有力地挑战中性政府的实然性，但从类似奥尔森的“包罗超广泛利益组织”的进路，近乎中性的政府应是值得追求的人类组织。（在这篇文章的语境里，中性和中立的意思是可以互换的，中性在学理上似更精确，中立一词则在香港政治文化中更常用。）

被背叛的中立政府

回归以后，部分建制派的政治人物接受了一套错误的政治判断，认为若要加强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必须在政治上及经济上偏离中立政府。今天香港政治的撕裂对立，跟这些建制派政治人物有意识地背弃中立政府的这条新战略性（错误）路线是分不开的。

刘兆佳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2002年至2012年的首席顾问，退任后在2013年出版《回归十五年以来香港特区管治及新政权建设》一书。书中，刘兆佳认为“几乎所有实施有效管治的政权都依靠一个或多个团结有力的管治联盟的支撑”，他说，“特区政府纵然拥有强大权力，也必须与一个支持它的强大管治联盟并肩作战才可以推行有效管治”，以及“管治联盟包括所有利益上和或信念上与政权相近并鼎力支持它的政治和社会力。”他说没有“界定好谁是朋友、谁是对手、谁是敌人这个关键问题”的领导人是“缺乏一套完整的管治策略及政策纲领”。

很明显，刘兆佳以“并肩作战”思维看政府的管治，作战状态当然要拉帮结派和制造对手。谁才是“管治联盟”的自己人？刘兆佳认为主体是“爱国者”。他更作出一个政治判断，特区的政治困扰，正是因为“与爱国爱港力量结成紧实的管治联盟”的工作“远未达标”。

他还与自己以前的老板们拉开距离，批评说“民望低落”的董建华“不愿意大量起用爱国阵营的人士亦令他无法取得他们的鼎力拥护”；又说“曾荫权力图在建制派和反对派之间搞‘平衡’，结果却落得两面不讨好”，“两人都未能……组建以‘爱国者’为主体的管治联盟”。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及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当然不是唯一的一个公开主张离弃中立政府、公然鼓动政府拉帮结派走朋党路线的香港建制派政治人物，不过从他著作言论中我们可以思过半矣。

除政治上有意识地偏离中立政府外，在经济上特区“新政权”则是对殖民地时期的偏差加以扩大。正如刘兆佳承认：“大财团在回归后拥有比在殖民地时期大得多的政治力量，而且问政的欲望高涨。中央政府对大财团的倚重让他们可以在幕后左右政治大局。大财团也可以巧妙运用他们手中的经济资源和对若干媒体的控制发挥掣肘特区政府的功能。”

殖民地政府对资本利益集团本来已经够迁就的了，回归后港人政府不仅没有矫正，而且比殖民地时期更向财团及最富百分之一的人群倾斜，即刘兆佳所说的大财团在回归后拥有比过去“大得多的政治力量”，“幕后左右政治大局”，“掣肘特区政府”。

这里，跟中央保持一致的特区政府和建制派是不是有一个理解上的误区？中央对港班子是明言要让资本家安心，助香港顺利回归及维护特区繁荣，如前中联办研究员强世功说：“在中央的决策思维中，所谓‘繁荣’就是要确保‘两制’下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而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就是要保证资本家的利益。”但这一种中央倚重资本阶层的方针，在特区建制政治人物的理解中，夸张成回归后要变本加厉偏袒财团及向资本利益集团放利。建制派当政者这种在供给侧、分配政策与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对政府中立性（包罗超广泛利益）的偏离，直接或间接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富者更富，中产颓唐，社会流通往下流，底层人数增加及实际收入降低，草根生态恶化，失份者怨气冲天。

这里强调的是，香港的各种躁动，不只是有政治面、也有经济面的原因，而这两方面的乱源都与政府失去中立性（包罗超广泛利益）有关。在中立政府被背弃这一点上，部分建制派政治人物难辞其咎。

向偏执狂政治说不

“偏执狂风格的政治”是政治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1964年提出的一个政治学洞见。他说当政争的双方身陷于一个“愤怒心灵的场域”，觉得对方是无可救药的坏，或受外来更邪恶的势力所把持，任何正常的程序协调、温和的政治妥协都被认为会给对方所利用或不可能有效，故此剩下唯一办法就是消灭对方，就算不是肉体消灭，也要让对手在政治人眼中的重要场域消失。为了这个目标，双方强硬派都占上风，夸大对手的可恶，完全怀疑对方的动机，助长阴谋论猖行。

霍夫施塔特指出，偏执狂政治人所希冀的消灭对手的目标大多是不可实现的，却因为难竟全功，带来沮丧、无力感和被自己阵营的温和派出卖的怨怼，加深了偏执狂症候，甚至自己一方的局部胜利也被理解成对手是出乎意料的顽强，所以要调动更大的资源，以更强硬的手段打击对手。

反观时局，今日世界许多地区都不幸陷入这种偏执狂政治的恶性循环，怨恨升级，冲突越演越烈，结果各方心目中对手最坏的一面都被激发出来，有如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所说的自我应验的预言：我早就告诉你对方是多么的坏。

敌对双方伸出去的手都不易缩回，对立阵营的公斗更衍生私仇。这种偏执狂政治状态是有路径依赖的，一旦通往深渊的列车开动了，煞停不容易，回头则更难，直到掉进深渊 （试想实力对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实力不对称的以巴冲突）。

因为舍弃理性争辩与政治协商而改取敌我分明的作战模式，双方都只能迎战，不管是乘胜追击者或是自卫反击者，皆不敢示弱，只能撕打下去，欲罢不能，寸土必争（位置战），动员抗争（运动战），互相谋求让对方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知难而退。

但所谓以战止战，往往是在敌对双方实力对称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双方力量对称的话，反而较容易面对现实作出恐怖平衡的停战决定。在力量不对称的情况下，譬如国家机器对付平民，砖头飞的时候，子弹也飞，以武制暴往往有利高墙内的人借机更强硬的还击。不过这时候建制派政治人物也要意识到，任何政府若要完全镇压群体反对者，就要高度箝制全民的各种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破坏人权、法治与自由，牺牲善政，以至终究伤害建制的整体利益。

所以霍夫施塔特说，在偏执狂风格的政局里，参与者最后必然变得与他或她心理投射中的想像敌人一样坏 — 如果不是更坏的话。譬如甲方认为乙方破坏当地的安定繁荣或核心价值，结果在以偏执狂风格打击乙方的过程中，甲方自己把当地的安定繁荣或核心价值也摧毁得差不多了。

一个共同体若要自救，走出内耗怪圈，逆转仇恨的恶性循环，自力克服偏执狂式政治撕裂，需要大批非偏执狂的、对公平正义诉求与非暴力革新手段长期坚持的硬朗的鸡蛋，既要润物于无声也要审时度势运动，直至争取到非偏执狂的、终于不再沉默的大多数市民与公民社会组织的支持，还要看看那些非偏执狂的、心里明白的的政治人（不论建制派或非建制派，保守者或革新者）之中究竟多少人有意志、有善巧，愿意在偏执狂瘟疫爆发的临界点前，把握时机联手雷动，成为政治上关键的新中坚，向偏执狂政治说不。

这是特区唯一走得通的道路，非常艰难，也可能很漫长，但却不是不可能的任务。只有破解偏执狂政局，港人才可以结伴走到隧道的出口，共同体的政治才可能迈进良性循环的中道，即：拒绝最坏的选项，不因为固执单一教条所认可的最好而舍弃“包罗超广泛利益”的较不坏选项。

（陈冠中，香港作家，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