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钟永丰，集诗人、词作家、NGO行动者等于一身的台湾客家人，和搭档林生祥合作多年，创作了大量农业和农村题材的民谣歌曲，成为近十年来推动台湾农村小区重建的一支重要文艺力量。他本人也凭借《临暗》和《种树》，两度获封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生祥乐队今年即将推出新专辑《围庄》，聚焦石化企业对台湾农村的围困。对农村问题的持续深入研究，让钟永丰的文字不仅在情感上击中人心，更能触及核心困境。2015年12月，他的文集《我等就来唱山歌》在大陆出版。这里节选了其中<从农民运动到社造运动>一篇的部分内容，关于台湾现代农业政策、农民运动的脉络。

《我等就来唱山歌》

出版时间: 2015年12月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 钟永丰

《我等就来唱山歌》（节选）

吊诡的土地改革

1945年二战结束后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上接收到的，不仅是台湾的现代化基础设施，还有日本政府镇压农运与左翼人士的成果。1947年台湾发生2.28事件，国民党镇压民变，接着“按图索骥”，用日本殖民政府建置的档案资料追杀农组及台共的旧成员。

日本人用“特别高等警察”对付政治犯，基本上仍在民政的法律范围内，而国民党用以执行任务的“警备总部”则易形自军方的情治单位，他们肆意越过宪法的保障，直接关押、处决人犯。

国民党另一个超越日本殖民政府的“成就”，是彻底消灭左翼农民运动的社会基础。1949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三七五减租，将各种形式的地租率从原本的六、七成一律降至37.5%以下，大幅提升了农民的生产剩余率与劳动积极性，从而削弱了农村的阶级张力。

接着在1951年及1953年分别实施“公地放领”与“耕者有其田”政策，释出可耕荒地、征收地主的土地，鼓励佃农分期承购，短短几年即把台湾乡间改造为小农社会。

土改是台湾现代化史上罕见的社会主义壮举，其之所以生成，外部的必要多于内部的必然。就台湾内部而言，“2.28”事件之后的左翼大扑杀与白色恐怖根本清除了社会积极分子，三七五减租更缓解了佃农的不满，再加上国民党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土改在政治上并非有紧迫的必要。

比较说得过去的理由在于经济： 一是为突增的人口稳定粮食供应，二是为工业化创造原始资本；但这更多是土改的效益，而非原因，更何况就粮食生产与工业化而言，小农制还并非是最佳选择。事实上，当时台籍及外省籍地主在政府中的代言人均反对土改。蒋介石之所以挺住内部的反对声浪，关键在于国民党对美国的依赖及后者的态度。

为确保美国的支持与援助，孤立于台湾的蒋介石大量起用亲美知美的军事将领与行政、技术官僚，同时坚定执行美国的战略部署。二战后，冷战格局形成，在美国的围堵战略中，在红色区域的外围推动土地改革是重要的防渗透战术。

西德、韩国、日本等国既受美国控制，又处于战线前沿，其内政更必须紧密联系于美国的指导。台湾若想栖身保护伞下，自不能置之度外。在与台湾之间的经济援助协议中，美国就直接规定，实施土地改革是援助的必要性业务。也因此，土改本身在台湾充满着历史的嘲讽与偶然。

日据时期的农运分子被扫出历史舞台后，国民党以他们想象不到的彻底程度全面施行土地改革。对1970年代后出现的年轻一辈左派而言，土改既是威权体制下的政策产品，土改所建立的农政体系后来在工业化初期又成为剥削农民的有效工具。

对80年代中成立的民进党而言，其早期的重要支持者多出身于土改中被强制征收的地主阶层，土改毫无疑问是压迫台湾人的暴行。80年代末，台湾误入泡沫经济，制造业大规模外移，工人大量失业，城市对乡村的反馈断裂，土改的红利于焉告终，农民开始转向，南台湾逐渐成为民进党的基本盘。

凡此种种，皆让土改无法成为台湾社会运动的资产。1990年代，当李登辉“政府”以新自由主义的思路，欲解构农地农用的限制时，竟一片叫好声，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土地改革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资金与技术援助下，推出诸多以小农为主的农政措施，如水利及道路的修建、农会的改革及农业试验所的品种改良与推广服务等，从1950年代开始，台湾的农业生产力不论是人均产量或单位面积产量均扶摇直上。惟台湾农村的旺盛生产力终究只为工业化的进程提供初期条件；

1960年代初开始，在低粮价政策、重赋税与现代化义务教育的推拉下，农村的资金与人力被挤压至工业部门。农业快速退场，从1960年代初至1980年代末，台湾发展舞台上的主角换成了工业。

如同其他国家地区的历程，台湾工业化所引导的社会发展亦是断裂式的： 人与土地、人与环境、人与传统——甚至是人与人的联结，都出现了难以逆转的疏离。1970年代末，台湾社会进入了大反省的时代： 乡土文学运动、民歌运动及新电影运动相继出现，各领风潮，形塑了台湾的文化面貌。

“5.20”农民运动

1980年代中期之后，台湾快速进入大松动的历史阶段。政治上，国民党领导阶层的大批老化、凋零引发日益尖锐的合法性危机。从蒋经国晚年至1988年李登辉上台，国民党当权派愈来愈深广地拉拢本土地方派系，以应付党内的反动、党外的挑战，结果诱发经济上的“木马屠城记”：

垄断地方自治行政权与监督权的土地利益集团大肆炒作城市土地与住屋，急遽拉高都市生活成本，不仅使中低收入者愈渐无法负担都市生活，更要命的，是激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迫使劳方上街、资方出走，整体经济形势步入膏肓。

为挽救台湾的国际竞争力，国民党“政府”另一个左支右绌的策略是与时兴的全球化接轨。为加入国际贸易组织，产值占GDP百分比已掉至个位数的农业，被推出去换门票。

1986年，为争取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被迫向其开放原本受到严格限制与保护的烟酒市场，到了1988年初更决定扩大开放肉类农产品的进口数量与种类。

1960年为扶植工业，农业已被牺牲过一次，到了80年代，为了把工业再推向全球化市场，奄奄一息的农业还要再被剥一层皮，对农民而言当然是忍无可忍。

1988年，距离1920年代蔗农运动近60年后，台湾始出现第二波农民运动。第一批农民上街，乃由生还的白色恐怖政治犯所领导。他们延续20年代农民组合运动中的反帝国主义与反阶级压迫精神，领导畜农与果农至美国在台协会抗议美国强势倾销农产品，是为“3.16”与“3.21”事件。

社会主义者所组织的这两起行动引起了舆论的义愤，对于左翼青年及农民领袖产生了强力的号召与指引。两个月后，民进党参与社会运动最积极的派系——新潮流带领上千农民与党员上街抗议，并强力冲撞军警，演变为“5.20”事件。

“5.20”农民运动与之前的平和农民示威，不管就运动或政治属性均大不相同。表面上它是一个激进、勇敢的农民行动，沿路与镇暴部队冲突。但检视其诉求： 全面办理农保、免除肥料加值税、有计划收购稻谷、农会还权于会员、改善水利会、设立农业部及农地自由使用等，多着墨于农民福利，却不触及较核心的农业问题。

甚至还有消灭农地的“农地自由使用”诉求，简直是讨好“末代农民”的民粹主义式诉求。以其保守甚至反动的诉求，新潮流却鼓动群众激烈冲突，导致396人被收押，约80人被判刑。“5.20”事件之后不久，运动的领导人纷纷代表民进党在农业地区选上了“立委”，帮助民进党攫取了农民的政治领导权，却使农民运动的进步性大为倒退；第二波农民运动出生后即告夭折。

“5.20”农民运动之所以表现为“争取退休福利”式的抗争，实是反映了当时工农的社会经济关系。1980年代末，台湾农村呈现舒适与惆怅混合、不满但无奈的特殊气息： 农业产值节节败退，但外出工作者汇回的薪水足可维持起码的农家生活，农民前途茫茫但他们的子女在都市生根立业似已成功在望。

在这样安逸无出路资金又充裕的背景下，农村卷起了“大家乐”的狂热： 农民痴心于各种签赌活动，成群流连于庙寺、坟场、巨石大树及各种据说现出异相的地方，疯狂猜解明牌。

营造新社区

宛如失心疯般的大家乐签赌狂潮，促使许多农村知识分子反省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心灵的空虚与混乱。1987年，嘉义县新港乡的士绅在一位返乡年轻医师的号召与奔走下，成立了台湾第一个具有反思与行动能力的基层组织——新港文教基金会，旨在通过环保、文化、农业、健康、社福及教育等工作，整体提升乡内的社会风气与生活质量。

新港文教基金会动员社会资源，自行兴办小区图书馆与美术馆，保存历史性建筑并举办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当时确实振聋发聩，一新社会耳目。短短几年内，这种自发的地方行动回响不断，迅速由南部扩延至中、北部，甚至彼此联结，相互学习。

在1994年官方的文建会以“小区总体营造”为政策名称，试图笼括台湾各地内容、过程皆高度歧异的地方运动之前，台湾最早产生小区改造运动的地方大都在农业地区。

小区营造运动（以下简称“社造”或“社造运动”）的吊诡之处在于： 它们发生在农村，但其发轫内容却鲜少触及农业与农民问题。它们发生的动力大多来源于防卫外来的生存威胁，或保存濒临崩毁的群体文化资产。

前者著名如彰化鹿港因反杜邦公司设厂运动、高雄美浓因反对水库计划，而发起各种地方保存与再造运动，后者如高雄桥头及桃园大溪因抢救老建筑聚落而集结新的地方文化自觉。

社造运动的着力点多落在农村的有形或无形文化资产保存与推广、小区生活环境的整洁与艺术化及生态化、分享性及互助性人际关系的重建等等。小区组织虽也常会推销地方农产品，多是用以展现地方特色、塑造地方认同。

1990年代的小区营造运动发生在农村，却大抵与农业、农民问题无涉，有几个结构性的因素。首先是前面提过的，在“大家乐”时期，农民普遍处于临界退休状态。他们在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后成为农业主力，一则为台湾初期的工业发展累积了原始资本，二则为非农业部门培养了大量的年轻劳动力。

1980年代之后，这一批农民普遍兴起“末代农民”的自我认识。虽不乏“农业无以为继”的感慨，但他们的子女多已在非农业部门立下基业，并渐能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加上农产品价格持续受到公私部门的压抑与剥削，自不会对农业未来有过多期待。也因此，在泡沫经济的恿诱下，农民看待农地的面向，自然从生产价值转向交换价值。

“5.20”农民运动之沦为民粹主义操作，在于民进党人不思结构性翻转三农在发展主义中的被挤压角色，以及再定位农业在社会整体中的角色价值，只图迎合农民的去农化倾向，以快速占据农村中的反国民党选票。

阻碍各地有志之士与返乡知识青年涉入农业议题的，尚有两个重要的政治与行政因素。其一，各地与农业密切关联的农渔会、水利会及乡镇公所，在1950年代土地改革后，普遍成为国民党藉以控制台湾基层社会的地方派系。

在地方派系的倾轧与竞争中，国民党透过政治的调处与经济资源的分配，牢牢地透过侍从体制掌握基层社会。1980年代后各种社会运动虽盛开如春日繁花，但乡间基本上仍处于一元化社会的局面。直至1990年代末以前，非国民党系人士欲透过选举进入基层农政体系，仍是困难重重。

（大、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