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国际书展结束了，今年50万的参展人次，继续创下近七年以来的新低，人潮减少，营业额下降。展后的媒体评论全都是负面字眼，抨击书展变成卖场，展位租金昂贵。承办的书展基金会也变成指责对象：万年董事会没有新血轮，以至于创新不足，无法面对时代的变局。
但就在开展的第二天，大陆著名的财经新闻媒体发了一篇长篇报导，洋洋洒洒四、五十张即时快照、盛赞书展各展区、书单特色，甚至及于会场外的“公民书展”。如果只看这个报导，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生气勃勃、生意盎然，充满人文气息、活力创意、爱书人必访的精采书展。
真相是哪一个呢？真相还在两者之间以及之外。台北国际书展（本文简称“北展”）像一只大象，从不同角度会看到不同样貌。为了要看清楚这只大象，我们得把视野展开。
书展不能不卖书
北展的前身，是出版公会在“台北国际学舍”办的国际学舍书展。国际学舍虽然有个“国际”字眼，但其实个货真价实的大卖场，任何人只要租得起摊位，就可以在里面摆摊卖书（唱片、录音带、玩具、开学用品等）。等到上世纪80年代末，国际学舍拆掉了（原址在现在的大安森林公园里面），当年的新闻局就和央图合作，另外开办了“中华民国台北国际书展”。
可是央图书展场地小，又不能卖书，出版业抱怨连连，办了一届撑不下去，终于改到世贸展场，由新闻局编预算支持。新的北展记取教训，一开头就是零售和版权交易双展合一的展览型态，这也是为什么北展会有“专业日”只限国内外出版同业进场的规画。
北展发展史的第一个教训告诉我们：书展不能不卖书，不卖书就没有出版社，没有出版社就没有书展，这是无法逃离的循环。许多评论一直在北展沦为大卖场上面做文章，就是忽略了“没有卖场就没有书展”这个简单的现实。
不过专业日的设计现在也已经形同具文。最早承办单位还很坚持专业日只能谈版权，不能零售，会场不准开发票。可是这怎么可能禁得了呢？场租昂贵，空着一天没有收入，而且大部分出版社所谓版权交易，只有买人家的，没有卖的。空荡荡的摊位，既没有人来买书，也不会有人来接洽版权，大家会坐着干瞪眼吗？当然不。
所以这二十几年下来，专业日在业界的名称已经改变，成了专业“采购”日，大家互相逛别家的摊位，趁着一年难得的机会，场中也还没有拥挤大众，大家可以尽情互相买书。且因为专业日凭名片换证入场，所以非业内的爱书人，也纷纷透过关系跟出版圈中人索取名片，以便享受北展六天档期中最优闲的购书时光。
国际版权交易的现实
为什么不干脆废掉专业日呢？答案出在北展的定位。北展是新闻局（改制后是文化部）编预算支持的书展，展名挂着“国际”，政策要求要有外国参展商，并列入承办单位成效检核的 KPI 。因此专业日不只不能废，国际展区每年也都要维持庞大区块──尽管，那里通常是六天展期中人烟最少的地区。
其实台湾根本只有买版权，没有卖版权的市场位置，但由于文化部预算的关系，北展仍需耗费大量空间给缺乏效益的“国际”参展商。而文化部则由于台湾内部难以言说的“国际曝光饥渴”，20年如一日坚持着台北书展的“国际”定位不能变。例如今年文化部政次在闭幕谢词中仍然强调：
“文化部将书展定位为‘亚洲出版专业知识中心’，期许能够达到‘西方出版界进入亚洲世界的第一扇窗’以及‘向世界展现台湾丰沛的原创能量’的目标。”
这三个指标，坦白说，不但没有对准台湾出版产业的核心价值，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实质帮助产业，走向国际。国际化当然不是坏事，但对产业没有帮助的国际化指标，既做不到国际化，因此对文化部的政策也是无效益的。
台北如果真想把版权卖到国际市场，几个现实应该先明白：
第一，即使全世界最大的版权交易书展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版权销售的冠军也不是德国出版社。
第二，台湾编辑想买版权的对象，第一优先是英美日韩中，其次可能是德法西义；至于其他国家，包括其他先进国家如荷兰、瑞士、加拿大等，通常连想都没想过，更别提阿拉伯、埃及、印度、摩洛哥、巴西等国了。那么台湾在世界其他版权输入国的编辑眼中，会排在上述排序的哪一级呢？
如果我们眼中看不上荷、瑞、加，那别人眼中看不上台湾，也就是天经地义的。这并不是说卖版权不可为，而是我们理解了上述现实就知道，这几年我们用错了方法。
不管是远征到法兰克福，直接在世界第一舞台跟英美日德法同场竞技，或者在自家书展自嗨，如前几年北展曾经甄选过“Best From Taiwan 版权推介书”，这种作法都不会找到可能的买家。前者是强手太多，版权编辑根本没空注意到台湾出了什么书；后者则是把书放在北展摊位上是无意义的，因为会来台北的国际出版商，心里想的不是卖书就是卖版权，买书的版权编辑不会到台北来。
台北书展的战略
我们唯一的机会，是把版权推介书，送到法兰克幅书展以外的其他“区域型书展”。
台北书展应该跟其他同等级书展合作──诸如曼谷书展、巴塞隆纳书展、新加坡、槟城国际图书博览会、巴黎书展、布鲁塞尔书展、日内瓦国际图书沙龙、斯德哥尔摩书展、莫斯科书展、布达佩斯书展、蒙特娄书展、布宜诺斯艾利斯书展、圣保罗书展、圣地牙哥书展、开罗书展。全世界有数十个首都，怀抱着跟台北一样的渴望，希望世界看见自己的文化；但他们也跟台北一样，在法兰克福永远是弱势族群。
跟这些非主流书展结为姊妹展，台北开放自己的展览，也对等要求对方同样开放对方的展。这些中型书展很难指望出版社要自主参加，所以最合理的做法是：每个首都每年各自选拔最具有版权销售潜力的出版品30种，补助出版社制作英文解说册，每年在这十几二十个姊妹书展中全世界巡回参展。不必再浪费力气邀请各别的出版社来台北参展。
结盟了十个首都书展，你就知道自己本国的推介书，未来会在十国首都巡回，而那十国的推介书也会有英文解说牌，在北展展示给台北的版权编辑，以及想增广眼界的一般市民。
台北书展是市集，市集成立的先决条件是参展商，是参展商云集才会吸引读者进场，读者进场又回过来维系了参展商的意愿，这是正向循环。如果看进场读者，今年入场人次确实创下七年来新低；但如果看参展厂商，就知道今年626家出版社参展则是创下15年以来的新低。2002年参展商最高纪录是1015家出版社，15年来北展出版社衰退率接近四成。
参展无效益这才是北展的致命问题，也才是北展无法展现台湾出版产业完整拼图的真正危机。北展如果无法赢回出版社的心，未来的路是走不远的。
（陈颖青，猫头鹰出版社社长，《老猫学出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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