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界东立法会议席补选在即，受年轻人欢迎的媒体《100毛》老板林日曦，日前在facebook表态支持本土派候选人梁天琦，并呼吁新东选民“不必理会什么配票策略，配票带不来改变……去观察一下候选人的言行，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投他一票，就这么简单、纯粹。”此说随即被部分民主派支持者反驳“不顾大局”、“投梁天琦等于送建制派入局”，揭开了一场“投票所为何事”的论战。
是次选举将决定民主派能否拿回关键一席，保住议案否决权，阻止建制派以修改《议事规则》限制“拉布”（以冗长辩论拖延议程）。新界东一向是泛民“票仓”，外界原本相信能威胁到泛民候选人杨岳桥的，只有建制候选人周浩鼎，离不开传统的泛民建制相争格局。年初一晚一场旺角骚乱，却造就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候选人梁天琦异军突起。在一众本土派领袖及支持者大举网络宣传下，本来名不经传的梁天琦逐寸挤进了杨周之争，泛民猛然意识到其力量发展已足以影响大局，急忙祭出“大局观”，企图守住选票。
在此次纷乱庞杂的争论中，“顾全大局”和“投票自主”，往往被置放于“理性 vs. 感性”的框架之内理解，顾大局就是过分计算损害投票自主；投票给喜欢的候选人就是单纯情绪发泄、政治幼稚。两种想法，真的是“理性 vs. 感性”这么简单的二元对立？
议会政治与大局想像的矛盾
今次争论初期，泛民／杨岳桥支持者多着力指出，在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制度下，胜者全取，败者得票无任何价值，因此应有策略地投票给胜算较高的候选人，以合力踢走最不接受的候选人作为目标。率性投票，只会便宜了建制派，让他们有机可乘剥夺民主派在议会上唯一的抗争武器──拉布。
的确，修改《议事规则》的危机是实实在在的，不是高举“投票自主”就会自动消失。这种危机感，反映出泛民心中想像的“大局”的轮廓。这种想像有两条支柱：一、议会政治是争取民主道路上的主干道；二、非建制派阵营选票同源，应该是一体的，分裂只会在议会政治上便宜了建制。
但事实上，两条支柱之间，不无矛盾。
1980年初，港英政府开始推动代议政制改革，民主派人士李植悦和冯检基率先尝试参选，进入地区议会（区议会和市政局），改变压力团体害怕被行政体系吸纳收编的想法，带起民主派循选举进入议会的潮流。当时民主派领袖司徒华“立足其外，进入其内；内外呼应，内外互动”的理念，以及90年代初，民主派横扫立法局直选议席的经验，一度鼓舞民主阵营，认为进入议会是大有作为的，甚至逐渐发展至以议会民主作为争取民主运动主轴的统识（Hegemony）。然而，习惯了议会政治的泛民，也同时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80年代积极争取民主的神父夏其龙认为，当年有民主派人士开始循选举进入建制，是民主运动分裂之源。以往在体制外胼手胼足争取，容易团结一致，但压力团体或社运人士面对议会选举之后，便容易因选举和议席利益而分化。回归后的立法会选举，特区政府取消了对民主派和大党有利的单议席单票制，采用有利小党的比例代表制和最大余额法，令民主阵营分裂加剧的情况无法逆转。
“非建制派阵营一体”的想像，其实相当脆弱，只要一到议会选举，便一戳即破。
被割碎的泛民基本盘
立法会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后，民主阵营内的路线与意识形态分歧，毋须再为选举而被迫统合。不满传统泛民政党过分温和、不思进取的，可以另起炉灶取得议席（如社民连、人民力量）；选民亦不用再为“大局”而被迫选择与自己立场有分歧的传统政党，“泛民基本盘”慢慢被割碎，游离票愈来愈多。
泛民必须正视，在特区政府形塑的议会政治游戏规则潜移默化下，今天捆绑泛民支持者于同一阵营内的“泛民统识”（假若曾经存在）已经逐渐变弱，分裂才是常态。路线和意识形态之争，非但无可避免，甚至逐渐成为存亡之战。2012年崛起的本土组织“热血公民”，以至今天的“本土民主前线”，不过是这个游离选民争夺战的新玩家而已。而且，不要忘记，这些激进组织并非单纯靠“鎅票”（瓜分同票源选票）生存，他们亦已发展出其独有的群众基础，甚至放弃吸纳支持泛民的保守温和选民。
论者提出今次补选采用单议席单票制，不能用“合则俱损，分则有利”的比例代表制投票策略。他们需要先弄清这论述目的，到底是想重新团结整个非建制派，还是只为争取游离票？
倘若是前者，机会微乎其微。你死我活的路线战争已开展多年，习惯了新选举逻辑和新政治动员论述（票债票偿、狙击、踢走XX党）的政团和选民，不会因为了解到这次选举制度有别，而轻易合作协助“路线敌人”胜出。用昔日“议会民主化为重”的泛民统识，已无法压倒本土派及其支持者闯入议会表达主张的欲望。
今天仍然相信非建制派阵营是一体的，又或者选民会以议会大局为重自我捆绑，到底是纯然理性计算，还是夹杂着感性期望？相信无人能断然说清。
挺梁的一个目标、两层意义
将议会民主视为兵家必争重地的人认为，投票只是第一步；当手中的一票成功选出当选人，让他能够在议会中替自己发声时，那一刻选票的民主意义才会得以彰显。在这之前，民主表达并未完成，选票给了落败的候选人更无意义。
很多本土派人士无法认同这种强调结果、必须透过理性“规划”、“协调”以达到进入议会目标的务实策略，其认为投票唯一考量是“谁是自己喜欢的候选人”。有人批评这种思考只在乎表态，是情绪发泄、毫无理性，这又是事实的全部吗？
对于本土派来说，这次投票支持梁天琦，有一个目标：
力推梁天琦入议会，不是希望他乖乖审议议案做好议员工作，而是想有人能将本土议程，以及体制外的激烈抗争带进议会，逼使议会面对本土主张。这批人不会“弃梁保杨”，因为杨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可能代表他们反抗。本土派支持者明知梁胜算较低，还对胜利心存盼望，大力宣传，只因他们对现时议会失望。“顾全大局”等于抹杀本土路线的成长空间。
假如目标无法达到，就代表情绪发泄、浪费选票？本土派支持者亦不认为如此，他们认为光是投票本身，就有两层现实意义：
一、在官方承认的选举制度下，表达自己对梁天琦、本土派理念和抗争手法，以至旺角冲突的支持。特首梁振英曾经表示：“不能把旺角暴乱60多个暴徒的行径、一些极端的诉求放大到认为是全社会的问题。”梁不肯成立调查委员会，研究旺角冲突的成因，和市民不满的来源；刻意将冲突背后的一股不满，化约成60多个“暴徒”的极端诉求。对本土派而言，最有力的反驳方法，就是以选票数量赌一赌，本土派的不满是否如他所说，只是小众极端诉求。
二、彰显主体意志。要遵守议会政治的游戏规则，就要考虑配票策略，必要时得放弃自己的首选，改投胜算较高但理念分歧较大的候选人。在代议政制底下，公民在投票的那一天，其实未必能成为完全的主权者。假如需要“顾全大局”而被迫投给次选，主体意志在一定程度上是妥协了。观乎今次本土派支持者的言论，不少人主张：表达个人真实意愿的重要性，远大于计算建制与非建制的谁胜谁负、谁能胜出。这些人在投票的一刻，已彰显了主体意志，完成了他们心中的民主意义，可算是一种“直接民主”。
泛民，未来你们是什么？
面对本土派理性计算和激烈情绪纠缠的论述，泛民及其支持者显得不知所措。他们初时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重建一个“非建制派”的框架／大局，尝试套着对方。在今次补选争议之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公民党文宣，抑或是泛民支持者的呼吁，都刻意用上“非建制派”一词，更绝少提到本土派“鎅票”，显得小心翼翼。这种策略，相信不止为了避免得罪倾向本土派的选民，亦为9月的立法会选举留一线合作空间。
然而态度暧昧、定位含糊不清，就可以争取到本土派支持者的好感吗？事实证明，这种策略只会令自己陷于被动——公民党需要林日曦和部分泛民支持者提醒，才发现一直只顾推销“大局观”，根本没好好宣传过“杨岳桥是谁”、“他的政纲是什么”。
而其实更为重要的思考应是：泛民在未来的抗争，会扮演什么角色？
过往泛民及其支持者，一直批评本土派没有给群众提出可行的完整抗争策略，只贩卖民粹和虚假希望。但在北京和特区政府强硬关上沟通大门后，无论是民主回归、逐步推向“双普选”（特首和立法会）的愿景，还是议会抗争、和平示威、“又倾又砌”（又沟通又批评）等手段，都已经难以再令人相信可实现香港民主。一直“行之有效”的手法和民主路线，骤然崩溃，泛民除了怅然若失，并没有积极思考过新出路。
诚然，本土派亦没有必然成功的抗争策略，但他们起码建构了愿景论述。这些“愿景”纵然夸大了可行性，当中亦混杂着民粹操弄、情绪政治、急进思维等元素，但因为抗争定位和路线比较明确，最终至少能包装成“希望”。支持者会认为，既然旧的方法都已经试尽，倒不如“博一铺”（赌一次）。
泛民政党害怕走向激进暴力，会失去固有支持者；又担心批评激进暴力，会得失年轻一代选民。于是他们只能／希望按兵不动，观察民意风向变化再决定未来位置，因此一直逃避建构新愿景、发展新论述。不过，政治没有那么便宜，可以等人见风使舵。没有新论述与本土派对撼，游离票只会慢慢丢失，而新支持者亦不会自动送到门前。不认同暴力、不认同“抗争无底线”不是问题，希望重新统合非建制阵营亦不是问题，关键是在这刻，泛民只能重复说着“我们不是什么”，而无法清清楚楚说清“我们是什么”。
时代已变，新愿景思考纵使艰难，也避无可避，否则只会在拖延中死去。
梁天琦在上周六的造势晚会中这样说：就算你年纪多大，只要你是一个相信自由、拥抱自由的人，你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就算你年纪多轻，如果你的思维想法仍然都是旧的那一套，就是旧时代的人。
他已经抢先定义了“新时代”，泛民你们还要等么？
（李相，传媒人）
注：新界东补选候选人包括公民党杨岳桥，民建联周浩鼎、本土民主前线梁天琦、新思维黄成智、方国珊、梁思豪及刘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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