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像
作者：阎小骏
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8/31
二零一四年十月的一个夜晚，我回到短别两月的香港，站在金钟政府总部外不远处的道路上，抬头看见一张直幡，上面写着五个繁体字：“抗命不认命”。时值轰动全球媒体的“占领中环”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我身边是或搭起帐蓬或席地而睡的年轻人，一座天桥下，几位学生正在进行“广场演讲”，听者时而神色凝重，时而群情激昂。有那么一刻，人群中的悲情感让我感到仿佛置身二十五年前。
今年6月18日，香港立法会以一场“等埋发叔”的闹剧式表决意料之中地否决了2017政改方案。多方评论认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香港不会重启政改道路。
“不认命”的“抗命”结束了，香港未来的命运又将如何？说好的“五十年不变”承诺能否兑现？《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像》一书，对于回归五十年后的香港命运给出了基于政治学分析的三种理性预测结果：
第一种局面：“在2047年之前，北京与香港之间已经重建高度的政治互信，香港社会疏离和抵制中国的集体社会心理发展生根本转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国两制”得以保存与扩展，香港实现全民普选，法治传统得到维持，金融中心地位加旨，成为“既属于中国、又面向世界的、高度自治的现代化自由都市。”第二种：目前的政治撕裂没有愈合，京港政治互信水平较低，香港经济成长与内地城市持平甚至落后，结果是“一国两制”在2047年后名存实亡，或在2047年6月30日午夜按时结束；最后一种状况是：在2047年之前，政治势态进一步恶化，社运不断激进化、暴力化，“发生如同‘颜色革命’那样的大规模、颠覆性的社会抗议运动”，中央人民政府宣布特区进入紧急状态，“一国两制”提前结束。
第二和第三种局面，是许多对香港有所寄托的人情感上难以接受的结果：香港最终将沦为一座与内地并无二致的普通城市。
《香港治与乱》是一部勇气与理性兼备之作。作者阎小骏博士执教于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制度与政府改革方面的研究。为何称其为“勇气之作”？“占中”对香港政治与社会的撕裂程度之深堪比台湾“蓝绿之争”，因政治价值取向不和而导致社交网络上兴起一股“de-friend”之风，“拉黑”、“友尽”比比皆是。年轻人取代泛民，成为抗争新主力，支持抗争一度成为年轻人中的“政治正确”，挑战这种政治正确需面对巨大舆论压力。传统媒体上，过去几年里针对某些大陆背景居港人士的“人肉搜索式报道”、不同政见者之间耗费大量精力的笔战回合，都令教学与研究压力巨大的大陆背景学术界人士在公共发言中多有顾忌。但上述压力显然没有阻挡阎小骏博士这样一位出生在内地、受训于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拥有多年香港经历的复合背景的学者讲出“大家平时都不愿意讲、不乐意听，但是对香港而言又不能不讲、不能不听的真话。”
此外，近年来，香港学术界人士参与政治与社会运动似成趋势，典型的代表是“占中三子”中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健民；被“港独”人士视为“精神教父”的陈云也在高校任教；“占中”期间参与运动的学术人士不胜枚举。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能够守住书桌，冷却头脑，回到问题的本源探寻解决之道，虽不比走上街头来得壮怀激烈，却也是公共关怀的一种表达方式，且因其超然的观察角度，更添一份客观。
《香港治与乱》全书分“香港的迷茫”、“治乱一念间”、“香港人之惑”、“谁掌管香港”、“特殊的边陲”、“未来的香港”，以及结语“迈向2047”几部分，由当下香港社会的迷茫、政治纷争与社会乱象入手，从政策制定之初存在的问题及主客观环境出发探讨“一国两制”的前途、香港特殊的历史记忆与集体心态对当下陆港关系的影响、特区管治能力与政党问题等多方面剖析当下乱局的政治历史成因，并提出治理香港的对策建议与香港前途预测。
讲述香港的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文化著作多年来浩如烟海，仅略举几例，社会学家吕大乐《那似曾相识的七十年代》、前岭南大学李彭广《管治香港》、作家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中国天朝主义与香港》等诸多作品反映了本土学者的视角，记录香港民主运动、媒体与社会变迁的学术作品数不胜数；大陆背景的作品方面，经典如许家屯、鲁平、金尧如等，反映的是回归前中国官方的治港思路，近年来如强世功、刘兆佳等学者作品也在试图解码香港困局，但因作者接近决策圈的身份，难以被香港普通读者全面接纳。《香港治与乱》在现有作品基础上，从内地与香港不同步的政治发展阶段、管治水平与领导团队能力的双重视角出发，对现有的分析香港政治作品做出有益递进。
例如，谈到“急冻式”回归为后来的政治发展留下隐患的原因，作者将中央政府处理香港问题的环境放在国际视野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对内拨乱反正、对外应对美苏冷战的高度复杂工作，也使得其对香港在回归后的管理问题无暇充分了解和思考”；“港人治港”方针的确立，其中一个因素是“香港回归之前，内地干部队伍的整体文化素质仍然亟待提高，大量高级干部来自于革命队伍，戎马倥偬间既没有机会接受良好学术训练，亦缺乏管理一个运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大都市的经验。”
在分析陆港政治互信问题时，作者对于多年来高举“反对”旗帜的泛民提出了终极问题：泛民“究竟是要成为治理型的反对党还是革命型的反对党”？这一问题关乎泛民未来的道路抉择。
在香港人的国家认同问题上，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四川地震、北京奥运等宏大叙事助推港人的国家认同达到回归后的历史最高点，此后认同度急剧下降。新一代香港年轻人身上或多或少存在“恐中情结”，这种恐惧感从现实来看，来自于受众从媒体中认识到的中国形象：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人权问题等轰动全港的大新闻频频发生。在《香港治与乱》一书中，作者在现有讨论基础上，对港人“恐中”的心结作出历史性的分析：在宏观的国家认同缺失之外，香港当代社会，除原居民外，就是由二十世纪中国多次战争与政治动荡中逃港的难民组成，“这种集体的难民心态首先是给予对中国内地的恐惧心理，希望与中国内地保持安全距离，并永远保持香港作为政治经济避风港的地位”，而这种集体心理“在传统上比较乐于见到内地不好的、落后的一面”，“以利于自身心理上的安慰和修复”，这种“逃难者”与“受害者”心理传承给下一代，造成陆港关系互动中的心理障碍。
如今香港回归中国已逾十八年，“人心回归”之路却崎岖不平。经历了占领中环的香港社会疲态初显，新一轮的迷茫蔓延在曾被内地无比珍视的“东方之珠”。2047年，香港的风采是否会浪漫依然？作者在全书结尾部分写道：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放弃“冷战”思维，更加积极地看待变化了的中国和世界，是香港政治走出困境的不二法门。
作者供职的香港大学，自孙中山时期就保有“革命传统”，在事关中国与香港命运的重大历史与政治事件中，港大学生的使命感与青春激情令人动容。我相信阎小骏博士的这本新书并不能完全说服他所任教的港大的全部学子，也相信若书中对于港人的恐惧、悲情感渊源着墨更多，会争取到更多追随者。但是用理性征服悲情恰恰是学者不同于媒体的可贵之处，既然爱国的港人可以批评大陆，那么爱港的大陆背景学者对香港提出的建议也应当得到倾听。心平气和地倾听不同声音，是一流的国际化高校、国际化都市应有的底线胸怀。
（张倩烨，前媒体人，曾任香港绿色和平组织资深传播官员，现任安邦咨询马来西亚研究中心信息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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