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莱坞电影《来自星星的PK》是部印度轻喜剧，效果却出奇的普世，而且放在不同时空也有教化意义，反映印度电影的全球化潜能一旦全面释放，足以根本改变国际电影生态。
电影讲述外星人“PK”来自人人可以心灵相通、没有谎言的国度，意外落在印度社会，闹出各种笑话，设定其实与英国经典电视剧、电影《戆豆先生》（Mr. Bean）如出一辙。不过《PK》并非只有笑料和宝莱坞传统歌舞，主题在印度还相当大胆，就是讽刺宗教（特别是印度教），以至保守主义的社会规范。外星人名字“PK”指“饮醉”，也是个象征符号：在地球人眼中，这位外星人落入异境，行为处事以至神情都离奇怪异，就像个“醉酒佬”，但往往醉翁反而最清醒，设定有点像年前的半纪录片《标叔出城之与神驳咀》（Religulous）。但《PK》的单一针对性更强，放在“印度教基本教义派”崛起的背景，格外考功力。
“印度教基本教义派”在当代印度的影响力
《PK》没有质疑世上不存在神，只是说“人创造的神不存在”，但对印度社会已足够颠覆；而电影虽说是针对“笼统宗教现象”，但以一位印度教大师为主要负面人物，自然予人针对印度教的客观感觉。女主角泽古（Jaggu）全家是印度教徒，父亲强烈相信印度教大师，对穆斯林极为反感，剧情需要下，却被安排与巴基斯坦穆斯林相恋，造就一个家族、信仰交错的爱情故事。如此背景，穆斯林那部分是“虚”的，批判印度教那部分，却是“实”的。
“印度教”其实是统称，内部教派繁多，电影的“大师”信奉湿婆神，就是主要派别之一。由于英属印度独立时，基本上以宗教把人口划分为印度、巴基斯坦，现在印度教徒大概占印度全国人口80%，宗教自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除了作为信仰，印度教也构成了印度社会最根本的规范，例如种姓制度、重男轻女等，都和印度教关系千丝万缕。强奸问题在印度尤其严重，没有印度教确立“男性至上”的社会地位，是不会被如此姑息的。
印度号称“全球最大民主国家”，长期由尼赫鲁－甘地家族管治，但近年民粹主义兴起，印度教的影响力更胜从前。目前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声称主张民族主义、非教派主义，但其主要支持者为印徒教徒及中产阶级，党内不少核心政客都具宗教沙文主义色彩。在世俗和印度教之间取得平衡，可算人民党的成功之道，2014年印度大选，人民党以经济发展及新自由主义包装，再次成为执政党，但人民党的“印度教基本教义派”色彩，还是挥之不去。
2002年，古吉拉特邦（Gujarat）曾爆发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动乱，造成近千穆斯林死亡，当时的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正是现任总理、人民党领袖莫迪（Narendra Modi），他被批评没有对遇害穆斯林致哀，也被指纵容印度教极端主义分子。2014年大选胜利后，不少人民党高层故态复萌，又重新推动印度教的政治角色，不时发表反伊斯兰言论，例如否定清真寺的神圣地位，批准将之拆卸，又在地区强制推行“薄伽梵歌”（印度教经典）教育，更多地区也开始实施禁止食牛（牛被印度教视为神圣象征）。今年9月底，印度一名穆斯林被六名暴徒群殴至死，其子亦被打至重伤，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据说却是家中储存并食用牛肉；警方指出，死者食用牛只的流言由当地庙宇传出，令事件更添宗教纷争意味。基督宗教也不能幸免，不少教堂被拆卸，不久前，西孟加拉邦一位71岁修女遭轮奸，被视为基督教卷入印度社会宗教战争的象征。这些事故于我们而言十分遥远，对印度人来说却是身边的事，《PK》针对宗教极端主义，自然令人想到印度教、人民党那笔帐。
电影最终出现恐怖袭击，大概是因为要平衡关系，被安排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所为。PK旁观者清，却说要不是一方行为极端、另一方也不会极端，暗示印度教激进分子也有恐怖袭击的责任。现实中，印度主流媒体经常对穆斯林作负面描写，“恐怖分子”的帽子乱扣，尽管在印度发生的极端事件中，印度教徒的责任可能更多。
现实世界的印度教大师骗案屡屡，但……
《PK》的印度教上师品味庸俗、满身铜臭、装神弄鬼、骗案累累，自然是虚构人物。然而，类似人物在印度其实屡见不鲜，电影设定的案情已刻意“留手”。印度教上师干犯性罪行及欺诈等更非奇事，只是执法机关在逮捕了疑似犯了世俗法律的上师时，往往会遇到狂热分子阻拦，才令案件不了了之而已。
例如2014年底，有印度教上师因为干犯性暴力罪行及谋杀被捕，但拘捕这一位上师，却令警方要动用近二万名警员，原因是逾万名狂热支持者拦阻，为涉案上师保驾护航。该上师自称“神的使者”，建立了一个宗教山寨，透过各类欺诈手段骗取信众信任，并被怀疑性侵犯了一些女信徒。其实，所谓“印度教领袖”良莠不齐，不少只是略懂教义、却善于花言巧语的投机分子，大多假上师在偏远村落行骗，主要吸引低学识民众上当，一旦建立了信众群，就能够自成“土王国”。
电影在高度富批判性的背后，其实，也刻意回避了答案。但《PK》如此挑战宗教、社会禁忌，已极其难得。
不过讽刺的是，“神棍”其实也是有社会功能的。有研究印度教的社会学者指出，信众在大量假上师被揭发欺诈后，依然相信上师的原因十分简单，就是这些宗教骗子为信众解答了科学未有答案的问题，信众也就视之为可以改变生活的福音，反而不愿接受电影强调的“wrong number”事实。当群众则视信仰为改变命运的机会，以为上师代表脱贫的机遇，对之盲目信奉吹捧，其实也是经济主导，可能别无精神元素在内。这样的答案，正是《PK》那位上司面对全国观众时，所提供的“标准答案”。假如明知道一切是假，但保留这些“圣人”来“维持基层社会秩序”，是否一个负责任政府应有所为，可谓难以非黑即白判断的政治哲学问题。电影在高度富批判性的背后，其实，也刻意回避了答案。
但《PK》如此挑战宗教、社会禁忌，已极其难得，而且剧情和现实世界的演员，还有交接。片中饰演外星人的男主角阿米尔汗（Aamir Khan），除了是印度家喻户晓的影帝级男演员、“印度刘德华”，也向来有“印度良心”之称，不时发表挑战社会禁忌的言论，够胆触碰印度电影业的“行规”，以至印度社会回避的禁忌问题，诸如教育、贫穷、女性权益，以至今次《PK》中聚焦的主要题材——宗教等。阿米尔汗曾任联合国儿童大使，获颁印度公民最高荣誉，2012年被《时代杂志》选为“世界100大具影响力人物”而登上杂志封面，假如持续下去，问鼎诺贝尔和平奖也不是天方夜谭。假如观众只将之当作“Mr. Bean”式笑片，将电影内外的印度人和事都当作故事书，这地方的国际身份认同，就令人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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