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相信法律面前，即使不是人人平等，至少有一定的可预测性。法官会据法理去判刑或仲裁，而非顺从当权者的意愿。这也是我们和他们的分界线︰我们法治，他们人治。占领的倡议者，也是相信公民抗命可行是因为三权分立，司法机关不受行政机关操控。以公民抗命去争取民主本身就以有这前提。换句话说，公民抗命是以“不变”的去争取“变”。这定点变了，香港人的抗争模式也会改变。香港人或许已相信我们的行政机关已在一定程度受主权国控制。高度自治只剩最后堡垒，那就是司法机关。可惜，我们要面对的是“已变”的侵蚀“未变”。
香港政府的权力合法性何在？香港本来有潜力可以由洛克—诺齐克至罗尔斯式的转向，用再分配去照顾弱势来造就社会公义，达至政治和道德上的稳定。但是，香港是不是有那种自由民主社会的条件？大众仍普遍相信香港的立法会可以监察政府。但在创新及科技局拨款申请无法通过立法会财委会，及后特首梁振英运用权力委任前理大副校长杨伟雄，为行政长官创新及科技顾问及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问题或不在于此举会否架空立法会的权力，而在于特首为何有这“架空”的权力和权力会否过大。三权分立或互相制衡，但却似乎假定了三权只要分开，就有“制衡”出现。但如果某一权力是“特大怪兽”的话，这种“制衡”到底是很有限的。这端赖当权者自我节制，自我约束。如果没有的话，“制衡”即使有制度，精神也荡然无存。
靠法治守住香港是如何脆弱
在香港，一个行政长官，不走以上大路，而另走小径，而立法会如支持政府则会失去公众支持。可见香港的行政和立法制度已经是一局烂棋，众多概念名词都不符合香港实相。特首的做法，也明目张胆地告诉大家，他可以利用他手上的所有权力去做他想做的事，而漠视其他人的反对。他或许是“守法”的，但如果世上只有“依法施政”、“守法”这些标准去判断一个政府施政是否得宜，那我们必须重提大律师公会主席石永泰的批评。他指出政府官员多番提“依法”，有可能误导市民，且强调守法是极权政权特征。简单的说，法理上没有问题，不一定就是没有问题，而法律的设计本身或会较倾向当权者服务。这也说明了靠法治、靠司法守住香港是如何脆弱。
这个政府，既没有保持中立，谋求一个对大家都公平的环境，反而走上用权力来证明自己权力的道路。港大副校长遴选、局长被炒，都在在说明当权者有权必用，以巩固自己的管治。这种做法即使“合法”，但已反映这已不是一个自由主义式节制的政治。当制度的自由主义崩坏，再倚靠她去纠正社会的不公义似乎是天方夜谭，这也许是为何自由主义在香港于今难以令人信服的原因。
但“道德”的自由主义似乎仍有相当的论述重要性。自由和平等两种价值已成了现代人的主要意识。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仍是支撑香港人生活的重要意识。它们的“实现”当然饱受现实摧残，然而却仍是人们用来评核现实的工具。事实上，不少人觉得是人大8．31的决定是对港人的侮辱，是对合约的毁坏，多于体会到“真普选”对自身的重要性。这种怨恨和屈辱的情绪，不是源于立约者共同平等地位变动而产生，而是不对等关系的再次揭示。也因此，香港没有如何谈“再分配”正义的条件，而必须清理“谁有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但在香港，这却不是自由主义可以处理的问题，因为主权概念先于一切。
我们更需要强而有力的香港政府
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可以说些什么？它很可能一早越过所有问题。但，我们却仍要经历所有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或会对国家之类的概念嗤之以鼻，政治概念也归属于经济的下层建筑。然而，所谓左派到底不能对人们使用的政治概念视而不见，正如讲全球主义也不能漠视主权国家的存在。香港人真切感受到的是在政治和经济权力都被主权国掏空，一些学者引入“反殖”的话语来把握这问题，但要对抗的却是上一次殖民者没有的武器︰“爱国”、“国族”话语。当然，有一种对抗方式是把香港说成是一个“国族”，但我们更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强而有力的香港政府，而不是有想像的“国族”、“民族”，就有“自治”。
要对准的必然是主权国对香港管治的合法性和权力来源，也必然牵涉到《基本法》修订的问题。基于双方力量的不对等，这样做当然可算冒进，但却可算是触及了根本问题。在这里，自由主义或许有论述资源去加入战团。比如契约论中立约者的平等参与才能带来的权力合法性。这样提出几乎也是将《基本法》由头推倒，自由主义者顿成“革命者”，要由温吞吞高举权利的口号变成重新立宪的先锋。
社会变了，话语也要求变
在这当儿，这种到处都无路的无力感、论述的不一致性带来的思维混乱会慢慢演变成一种自我掌握的需要。既然革命的代价太大，改革路又太长、唯有投进对本土文化符号的崇拜，慢慢对身边中港以至世界政经大事的惯常漠视。人们唯有将现实扭曲来贴近认识和理论的不足。大骂左胶离地的快感，让不少有一定教育程度的香港人，找到一个似乎可以掌握的思维和表达模式。自由主义者如果要高举自由和平等，讲道德证成，就不能不先重回香港人究竟如何认知、有什么欲望、有什么压抑，来重新建立话语。也不妨先提出较“激”的课题，而不必用罗永生先生常说的“虚拟自由主义”来作道德共识。因为社会现实变了，话语也要求变。（四之二）
（曾瑞明，香港大学哲学博士，专研社会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著有《参与对等与全球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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