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黄洪、叶浩刚：“情．感”╳雨伞运动（上）

雨伞运动为什么会“广”与“深”？

雨伞运动爆发差不多一周年，应是作总结的合适时候。雨伞运动的主要抗争，由 2014年9月至12月，历时79天。估计在高峰期，有超过十万人亲身参与行动。不少市民及学生出钱、出力，长时间参与行动。从雨伞运动参与人数以至参与程度，可说是自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香港最“广”及最“深”的一场社会运动。

为什么在雨伞运动有大量学生及市民会加入，令运动有足够的广度？有什么原因促成这场社会运动的爆发？有什么因素令参加者长期及高度参与？我们尝试引入分析社会运动的“情．感”（emotion）理论对上述问题作出初步分析，期望能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不少论者认为雨伞运动的本质是“世代”（cohort）的问题，是年轻一代要表达不满。不满源自青年一代的社会流动性愈来愈低，借社会运动宣示对前景、对政府的不满。不少论者认为年轻人不能上公屋、不能买楼，不能升职，正正由于他们的经济处境恶劣，才令他们会广泛参与雨伞运动。这种宏观的结构分析未必没有道理，可惜解释力不足。

若然年轻一代是因为其经济及民生处境而参与社会运动，2003年的SARS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时，便应出现有关运动。雨伞运动爆发时，香港的失业率偏低，香港及内地股市上升，单从经济处境恶劣，可以解释青年不满出现的原因，但未能解释为什么有关不满会在去年的9月爆发。有关分析不单未能指出运动爆发的原因，亦错将解决方向指向增加青年人申请公屋、居屋的机会，或加强青年人的职志教育，以至说服青年人愿意回内地发展。这类政策只会被年轻一代批评为“坚离地”（即脱离实际，不着边际）的政策。

另一类建制派论者提出雨伞运动的爆发是由于年轻一代缺乏道德规范，易受人教唆。首先，这种将雨伞运动归因于幕后黑手或境外势力的影响，完全忽视了参加者强烈要求“命运自主”的心态，及青年人参与多是自动自发的事实。其次，把参与雨伞运动的群众看成是非理性的，这是传统的“社会心理论”的论述，希望以个人性恪、不满、异化等等来解释群众的非理性及非常规行为，解释社会运动的发生。然而，有关理论经已过时。

“情．感”Emotion──共同拥有的社会意义

较新的理论 “Emotion Theory” 认为Emotion才是解释大型群众运动爆发的最重要因素。我们一般翻译Emotion为“情绪”，但“情绪”的说法未能完全包含Emotion较复杂的内涵，我们尝试把它译为“情．感”。“情．感”与“情绪”最大的分别是“情绪”主要是指我们身体内自然的感觉如喜怒哀乐等，而“情．感”是指我们集体共同拥有的社会意义（shared social meanings），意即我们由共同的“情”境而产生共同的“感”觉，而在社会运动中会至少出现四类“情．感”：“触动”（urge）、“心境”（moods）、“情感效忠”（affective loyalties）及“道德情感”（moral emotions）。（注）

“触动”是身体对外界快速及自动的回应与反射例如恐惧、欢乐、愤怒、惊讶及震撼等。有部分人认为这类“情．感”代表了“情．感”的所有导向，这夸大了“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强度、突然性和不能预期。“心境”是由于不同情境所引起的充能及去能的感觉，是由于外界间接的影响，亦受我们“触动”或“反射”所改变。与此不同，“情感效忠”与“道德情感”则较为稳定及持久。“情感效忠”是指对他人或物品的依恋、厌恶或深入认知估量如信任与不信任、热爱与憎恨、尊重与蔑视。最后，“道德情感”是基于道德原则和组织去赞成或否定，道德情感的例子有羞愧、自豪、义愤和怜悯等等。

在雨伞运动中可以看到在群众及个别人士均出现上述的“情．感”。这些“情．感”在运动起始时，提供了运动的爆发能量。而在中、后期“情．感”亦直接影响了运动的成功与失败。在雨伞运动不同阶段中参加者口号的语言及论述，反映出参与者的“情．感”的转变。

生于乱世，有种责任

我们尝试采用道德情感、道德冲击或情感效忠等“情．感”来解释雨伞运动开始时市民广泛的参与。雨伞运动源自学联及学民所发起的罢课。2014年9月22日超过13000名大专学生在中大集会，展开反对人大8．31决定的罢课。当时在校园里及集会中出现了“生于乱世，有种责任”的口号。

这口号显示学生参与运动是基于道德判断，认为人大常委会有关2017年特首选举办法违反国际上有关普选的标准，所以是一项不公义的决定。基于这种道德的信念，学生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改变这“乱世”，这道德判断的“情．感”令学生以新型式的行动并展视非传统的政治参与，如罢课及占领公民广场。这种“有种责任”的“心境”，以及“被时代选中的”的我们的“道德情感”是雨伞运动在不同场景中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感觉。

另一学生常用的口号是“希望在于人民，改变始于抗争”。在运动初期，参与者期望“抗争”会带来改变。这种对行动的预期希望令他们行动起来，亦令参与者有信心他们的集体行动可以维持。他们最后达到“触动”的情感，认为必须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自己的不满。而且认为惯常的表达方法经已失效，选择用直接冲突方法来改变世界。

（黄洪，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叶浩刚，青年工作者）

注：“情．感”理论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可参看Jasper, J. M., (2011),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Twenty Year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37, 285-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