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请跟我们走一趟。
记者：我犯了什么罪？
警察：你犯了私下打听罪。你根据私下打听的东西写的文章造成国家股市下跌，你要负全部责任。
记者：那我再写一篇文章，让国家的股市上涨，能不能将功赎罪？
警察：你早这么写不但无罪，而且立功。
记者：我没想到我这么牛，一篇文章能让国家亡，能让国家兴。
这是内地《财经》杂志记者王晓璐，因一则关于中证监开会讨论托市“国家队”退市计划的报导，近日被公安带走调查后，在内地网络上广传的一个相信是虚构的讽刺场景。
在中央“出口术”营造牛市失效，然后采取包括严禁“恶意沽空”等一系列托市措施又失败后，王晓璐被指涉嫌联同他人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讯息，其报导令内地股市异常波动。
在法院并未审判的情况下，王晓璐近日在内地中央电视台镜头前忏悔说：“我通过私下打听这种不正常的渠道，获得了新闻素材，然后加上自己的判断、主观判断，然后撰写了这篇新闻报导，我不应该在这种敏感的时候发表对市场有重大负面影响的报导。”
王晓璐所 “触犯”的“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当事人一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出卖消息来源以证明自己并非编造，然后可望脱罪；记者若坚持保护消息来源的话，则只能默认报导是自己编造出来的。
作为一个记者，对当前一个影响千千万万股民的重大公众、社会议题作跟进报导，四处打探消息，以自己专业的判断辨别消息的可信度，然后撰写新闻报导，过程不涉私德私利，本来是正当不过的事情，唯一一点“瑕疵”是他发稿前未向中证监求证，现在王晓璐却面临刑事起诉，令人震惊。
王晓璐现阶段极其量只是个疑犯，但既然上了十八大以来负责未审先判的央视，恐已“凶多吉少”，有内地记者直言：“我觉得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没什么出来的可能了。”
“这个行当在我朝已不复存在，撤吧！”
就此事，北京一名颇具名气的调查记者私下感叹说：“在中国，当记者，太危险了……以前觉得不收黑钱、不受贿赂、不恶意中伤，还能保证基本的安全……这次，我是真的吓着了……工作完今年，我确实要想想了。”另一名内地资深记者亦叹一句：“这个行当在我朝已不复存在，撤（退）吧！”
“针唔拮到肉唔知痛”（伤害不牵涉到自身不会感觉得到），香港记者“SCAN”过这则新闻，或者会觉得“河水不犯井水，唔关我事”。事实是，香港九七回归后，两地政经息息相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地在前年5月“暗推”的中央九号文件，禁止大学教师在课堂上谈及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及司法独立等，所谓“七不讲”。
这看似很遥远的事情，但长居内地的本港著名经济学教授张五常去年在一次演说中就提到，在内地“言论多多阻挠，这个不能讲、那个不能讲，试过很多次去演讲，突然说不准我讲。”回头看看香港大学选副校长事件，校委会成员“等埋首副”阻挠任命遴选委员会推荐的副校长人选的事件中，校委遮遮掩掩，虽然无人敢捅破，但个中的政治考虑、政治审查却路人皆见。“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香港的学术自由，其实也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
“当纳粹来抓共产主义者的时候，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当他们关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时候，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当他们来抓工会会员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当他们来抓犹太人的时候，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替我说话了。”
这是二战结束的1945年，德国宗教领袖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1892-1984）牧师，在美国波士顿树立的记录纳粹屠杀犹太人血腥史的一座纪念碑上，所镌刻的一段令人动容的文字。
唇亡齿寒，正当深圳河以北一个记者私德不亏，不为牟利而犯法，又没有“畀钱买料”（付钱买消息）嫌疑，仅从事正当的采写工作而被国家政权未审先判，看看即将成为一桩冤狱的时候，香港的记者，甚至市民，在营营役役中或忽略，或无动于衷，甚至无所警觉，待他日“杀到埋身”（牵连到自己），当局无端“屈”、“拉”本港记者时再来呼救，可能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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