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这首歌，象征着陈顺馨的北大情怀，或者，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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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到家国
长久以来的社会运动参与，使得陈顺馨从制度问题过渡至思考民族。
“我参与香港的社会运动时反思殖民统治与资本主义的问题，当我们思考更好的制度，人类的未来时，参照的就会是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旁边的祖国正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我却什么也不知道，而且情感疏远－这是我在荷兰读书时发现的。”
1981年，陈顺馨长年搞社会运动到有burn out（燃烧殆尽）的感觉，希望休息一下，结果决定读书。当时一个在官塘居民谘询服务认识的朋友介绍她到荷兰的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读Development Studies（发展学）。
“我在读发展学的时候，总感觉有些地方读不明白，特别是当提到nation state（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的时候。后来我恍然大悟：我没有在民族国家生活过，一直生活于殖民地里。因此sovereignty（主权）、army（军队）等的概念我都是没有经验，难以进入。”
“同时，当很多人问及我是哪里人，我的身份困扰又走了出来。外国人不会明白香港在哪里，反而会知道中国，因为八十年代初在外国仍然有种中国热。得知你是（或不是）中国人，就会与你讨论中国问题，但我却是什么都不知道。”
陈顺馨一直以来拒绝在入境卡上国籍栏上填上“英国”，但写上“中国”二字后却会被关员改为“英国（香港）”。在国籍意义上，中国只是她的乡，英国是她的国，香港是她的成长地。
在荷兰异乡的种种经验，让她萌发了认识中国的心，把中国化成心中的乡愁，要去寻乡。结果，她考上了北大的中文系的研究院。在香港见证了八九民运，她决意要踏足祖国，分担起国族生死存亡的悲忧，以“中国人”的身份与北大学生向当权者说不。
1989年，陈顺馨已经35岁，这次她一去北大，却是硕士博士学位一念七年。
只是，要成为一个“中国人”，却不是那么的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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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家国，寻根
1990年6月3日，陈顺馨入读北大过半年。
那晚，刮风，打雷，闪电，下雨。北大校园内人人神色凝重。
陈顺馨在校园散步后如常的走回宿舍，楼下看门的小伙子过了下班时间仍然站着。陈顺馨笑着问：“你是派来监视我们的吗？”他笑了一下，没有回答。原来当时，北大所在的海淀区已有荷枪实弹的武警把守。
她上了楼，在宿舍楼用录音机播放《血染的风采》。忽已听到对面有摔瓶子的声音，大家变得紧张起来。陈顺馨在阳台上也把空啤酒瓶往外扔，落在草地，发不出声。
摔瓶子的声音变成信号，及后摔瓶声四起，研究生宿舍外不断聚集人群。她到了楼下空地，两边对窗的宿舍，有同学往外摔瓶子，有的扔烧着的报纸，有的唱国际歌，有的在喊：北大，北大，不怕，不怕！这次，陈顺馨以北大学生的身份，大声唱起国际歌来。
有人呼喊散步去，意思是发动游行。聚集的同学开始往北大学运中心点三角地进发，游行人数上千。到达三角地时，一名学生站起来，在颤抖地演讲，很快受到一名男子干扰。聚集的同学起哄，男子退下，那名学生继续演讲，不久又有人上前阻止，聚集同学再次起哄，经折腾几翻后，系里老师来到现场，劝学生回宿舍睡觉，人群就被迫散去。
此后几年的6月4日，这种场面再没有发生。校方加强控制，1989年参与民主运动的学生相继离校，校内气氛冷淡下来，整个社会也被商业大潮所笼罩。
陈顺馨与北大学生的差异，慢慢凸显出来。虽然同学认为她比本地同学更本地，但无论是口音，背景，甚至是1997将至时，她着手申请在北京从事教研工作时所面对的身份问题等等，都在说明：你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
在六年多的北大生活中，我一直希望别人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而是接受我就是我……但身份的问题并没有远去。由于是个香港人，在最后的阶段，我甚至无法留在我爱的人身边和留在北京工作。不过，这些创伤性的经验，跟我在北大渡过的这段人生黄金时期的所获，是无法比拟的，更激发我从一个新的角度思考身份与民族国家的问题：能不问“我从哪里来”吗？究竟“根”在哪里？
──《正值银杏生辉──记北大》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想通了有关『根』的问题。”
这本书，写于2000年。
“我本来以为『根』应在大陆，要有个民族源头。毕业后因为香港人身份问题而不能进入属于国家机关的北大工作，决定返回香港时，就会觉得『根』已经种下在北京，叹息要把『根』拔起。”
“后来我想通了，『根』不一定是埋在土地下，正如我不一家要留在内地。『根』可以有气根，水根。『根』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长大，泥土可以是它养份的一种，水是一种，空气是一种。香港也有养份，而且很多时养份是要自己去创造，而非由他人提供。”
“当我想通了『根』的问题，我就释然了。北大有我的根，香港也有我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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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昔
这几年来，陈顺馨是真真实实扎根香港，她与一群朋友合租南涌农地，耕种保育。
其实所租之地，九成是鱼塘，一成是耕地。鱼塘的鱼不卖，主要用作饲养候鸟，另外一成土地进行复耕，并种植不同农作物。
根在香港，也就意味着感受这片土地上最沸腾的脉搏。
2007年保育皇后码头运动，陈顺馨就在码头上与当时的保育运动者对谈。那个时候的运动团体叫“本土行动”，反对清拆皇后码头，提倡保护本土文化与集体记忆。
“那个时候陈景辉（运动者之一）他们说与七十年代的人有对话空间，反而感觉与八十年代则没有。他们觉得保护天星皇后码头与七十年代比较有共呜。八十年代已经是议会政治；七十年代比较多街头运动，所以他们有兴趣与我讨论七十年代的事。”
“我们那个年代的政治化过程，是落区，搞活动，慢慢思考制度的问题。”
“80年代是另外一个阶段。那是议会政治的年代，我很快就对议会失去幻想了。”
曾经也有人找过陈顺馨参选。
“因为我是社工，又有搞妇运，也有接触基层，就有人着我去选。我的性格是不喜欢议会政治。我认为进入议会将有很多局限。而在后来亦会慢慢看到有些人进入议会后变了质，不论是街坊还是我们熟悉的社运组织者。
“比如说有个街坊是居委会主席，成功当选区议员，有了个议员办事处。本来那个目的是把在区议会所得的资源回馈各种基层组织。后来很多人把事当成自己的事，没有了这种想法。他们会倾斜了议员的身份，有些考虑已经不同了。这可能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制度。”
“人在不同的位置，那些政治与策略也会不同。会使人背离初衷，不能代表基层。”她一再强调。
“这可能也是今天希望参选的年青人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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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连结的本土
齐豫在台湾东森新闻的访问里，细说唱了“橄榄树”30年的差别：“我以为我找到了我的橄榄树，其实我现在又开始另外一个追寻的过程，即是说，橄榄树其实还是一个又一个遥远理想，我又有新的目标再去追寻。”
橄榄树只是个象征，代表一种寻梦的过程。如果对于陈顺馨来说，这或者就意味着寻根的过程。
今天的她，根在local，或者更准确，是土地。
近年的陈顺馨，致力推动农业运动。
“我们谈粮食问题，食物全球化，我们是go local的，去打globalization（全球化）。当我们go local的时候当然是落实到耕田，讲本土政策，我们是扎根于一个位去谈的嘛。”
今天香港社会流行“本土”，其中一个剑指的对象就“中国”，要与之切割，甚至牵引出一股香港民族主义的思潮。
“但这样的本土会不会有点狭隘？如果是出于世界公义，国际主义的原因而要反对中国，这也我能理解。七十年代我们的参照就是无政府主义、托派，他们比我们看得深远，看到世界；而我们当时只能看到民族。”
“如果说到农业，我们go local的时候是谈connection（连结），正是因为我们与土地割断了连结，所以要re-connect（再连）。现在如果永远希望disconnection（切割），则很麻烦，因为全球密切相关。我们要反对压迫，可以主动要求以另一种方式的connection，不以现在的做法去做。”
“如果大家真的想去做本土行动，与生活各种的本真re-connect，就会产生『关系』，不会断裂。而『关系』不是今天政党可以操纵到的东西，是可以我们自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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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我曾经拥抱的中国，现在也变得复杂，重新认识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许是下辈子需要努力的事。”
陈顺馨在《正值银杏生辉──记北大》一书的结语如是道。
书出版到今天，已过15年。
“我曾在北京生活七年，今天再理解中国，更加看到不论在哪个地方，其实也是相通。香港一直以来也难以脱离中国整个历史文化，经济与生活。从我们父母一代的生活经验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只不过香港与中国的关系正在一直改变而已。”
“你身处何方，已经不重要，我放下了那种执着。这可以放到全球的视野里，local and global（在地与全球）只是概念上的分别，实际上你在local所做的事与global是有关连的，互为影响。这些过份conceptual（概念性）的东西应该被消解，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体性：任何一点都能产生影响。而这个点，就是你的『根』，变化就会出现。”
“认同与不认同中国人已经不是最重要了。如果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不会否认。但我不会说要死死守着这个身份。身份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不论民族身份，阶级身份，性别身份。我在解构这些身份的时候人就会变得轻松，但我不会全部否认。这些东西既是存在，却又不必牢牢抓紧。我们可以在各种身份当中游动。”
“有些东西在你心里，不用否认，也不用被之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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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为什么流浪远方，
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
访问结尾，陈顺馨唱起了这首歌。
“不生不灭，不增不减。身份在，也是不在。”
她轻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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