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Shit hits the fan.
6月13日凌晨，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几个小时后以色列会突然对伊朗发起袭击。
零点刚过，我正躺在东耶路撒冷的床上刷睡前的最后一轮手机，浏览以色列左翼媒体《国土报》在深夜发到我邮箱里的每日速报。作为以色列极少数良知未泯的媒体之一，《国土报》自从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开始，每天向订阅者发送战时速报，并且在速报末尾附上截至今日加沙的死亡人数。大多数以色列人都将这一数字斥责为哈马斯掌控的加沙健康部捏造出来的虚假数字，因而能在这个国家里听到小小的一声丧钟已来之不易。
我依稀记得那一天的死亡数字停留在55 000人左右。那一天的日报里还提到两则消息：一是在国际原子能组织的报告首次宣称伊朗的核技术发展未能遵循国际约定之后，以色列首相内塔尼亚胡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出了进攻威胁，并且多方消息指这一进攻计划迫在眉睫；二是在周日（6月15日）美国和伊朗将关于下一步核协议进行面对面的会谈。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对这两则信息进行了符合逻辑的推论：以色列用军事威胁对伊朗施压，试图为美国两天后的谈判争取空间。说得更通俗一点：过两天搞不好会倒霉，但眼下应该没事。我已经预订了6月19日离开以色列的航班，只要情况能稍微再拖一下，我就远在千里之外了。
在我和我的逻辑一起进入梦乡的三个小时之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多处空袭，损伤了伊朗的核设施、杀死了几位高级军事指挥官和首席核物理科学家、造成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对这个占领了世界上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城市（耶路撒冷）的世界上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以色列）而言，多开辟一条战线就像在方便面里多加一个蛋那么简单。
在以色列生活了许久之后，我和许多人一样都对“战争”具体的指涉开始感到麻木。这是一个在过去近两年时间里无时不刻处于战争状态中的国家，在轰炸了加沙、黎巴嫩、也门、叙利亚之后，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日常生活仍然在继续，只有偶尔响起的防空警报还提醒著人们，在这一日常的表象下，堆积著多少肉眼不可及之处的暴力。
尽管谈不上有什么确定的预感，但我能感觉到这次的状况同往常不太一样。首先是袭击的规模不同寻常：在2024年的4月和10月，以色列两度和伊朗产生摩擦，但双方仪式性的互相轰炸都没有造成规模性的伤亡、或是对国家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与之相比，这次对核设施和伊朗军方整个指挥层的袭击伤筋动骨，没有给伊朗任何“台阶”可下。
其次，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日常生活在这次突袭之后马上就被彻底悬置了。从6月13日凌晨开始，以色列对我居住的西岸地区进行了全面封锁，检查站关闭，交通要道上设立了路障——整个西岸彻底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囚笼，我的房东太太们被困在了巴勒斯坦的边境城市杰里科（Jericho；耶利哥）。在以色列边界，国土指挥部将全国公共设施限制在了“必要活动”等级，这意味著取消公共活动、关闭公共场所、大幅减少公共交通，并且建议全部公民停留在避难所附近。
13日，我一起床就在电脑浏览器上打开了半岛电视台的实时新闻动态视窗，每过五分钟刷新一次。午后，新闻动态里播报了一大批无人机正从伊朗起飞的消息。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向我发来慰问，我统一回复：没事，我19号的飞机还没取消，说不定过两天能停火我就可以趁机走人了；没事，我住在东耶路撒冷，导弹不敢打耶路撒冷，否则一炮打偏炸了那几个宗教圣地全世界都得完蛋。
嘴上说著没事，我逐一拨通了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公开的四个领事保护号码，其中三个是空号，最后一个无人接听。我随后听从一位朋友的劝告，马上申请了约旦和埃及的电子签证。约旦的签证在几分钟里就通过邮件发给了我，而埃及签证两天后也到了。
13日晚上七点多，天光将歇，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开始对逼近的伊朗无人机进行拦截，黄昏的天空像一张巨大的鼓面，发出沉闷的咚咚爆炸声，我房间的门也随之微微震动。三个小时后，防空警报再次响起，伊朗的导弹像流星一样划过天空。
在巴以隔离墙的另一边，以色列人正涌向防空洞和庇护所。而我所在的巴勒斯坦西岸地区则基本没有修建防空洞。比起恐惧和惊惶，更强烈的是一种宿命感：我没有任何能做的事情，如果导弹非要落到我头上，那么也就 khalas（一句巴勒斯坦人常用的阿拉伯语口头语，直译为“enough”，我一般翻译为“拉倒”）。镇上的巴勒斯坦人纷纷涌上街道和房屋阳台，兴高采烈地打量著天上闪烁的导弹。远处传来以色列军车驶过的粗暴引擎声和士兵用以开路的零星枪声。
深夜，住在西耶路撒冷的朋友从地下防空洞里发来消息，问我是否安好。我回复道：“我正在运用人类最古老的智慧：躺在床上，向神祈祷。”
2. 永恒的战时政府
在13日晚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性回击中，有一名以色列人不治身亡。这一数字随着每日冲突升级而稳定上升，截至我写作时的18日，已有24名以色列人在这轮冲突中死亡。
在13日看到关于以色列空袭伊朗的新闻时，和许多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一样，我立刻意识到自己又被卷进了以色列首相内塔尼亚胡的新一回合的权力游戏里。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他开启了下一场豪赌，而整个中东所有人的命运不过是他政治博弈的筹码。
14日早上，一位以色列朋友对我解释道：“内塔尼亚胡需要一个外部敌人来搁置以色列社会内部的问题。最近他大概每天都盼着搞出一个比23年10月7号更大的事情来。从他的政治生涯一开始就天天渲染伊朗是多大的威胁，伊朗就是他的菜。对他来说，伊朗的砲弹能杀掉几个以色列人就再好不过了，这样他就可以趁机把所有问题都接着怪到伊朗头上。”
或许是某种样本偏差，但我认识的所有以色列人——不管是政治立场意义上的左派还是右派——都明白内塔尼亚胡是个不择手段的小人。从2000年代开始，内塔尼亚胡通过扶持哈马斯来从内部分裂巴勒斯坦的反抗力量几乎是个所有人都知道的秘密，2023年10月哈马斯的袭击从这一意义上说来，是内塔尼亚胡自己多年前埋下的伏笔。
具体的“左”和“右”之间的区别往往在于人们用怎样的准绳来评价内塔尼亚胡的功绩。左翼们认为内塔尼亚胡的腐败和谎言早已从骨子里污染了以色列的政治生态，而右翼们则相信，许多真正的大事只有这些不择手段的小人才能做得出来。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通过各种黑白两道手段（寻找犹太古遗迹设立考古保护区、圈地建立军事缓冲带、通过定居者恐怖主义恐吓驱赶巴勒斯坦人等等），已经一点点蚕食巴勒斯坦的西岸土地近六十年，至今仍旧离彻底占领西岸遥遥无期；而在23年10月7日以来的六百多天里，以色列已经将加沙人的生活几乎全部摧毁、距离将加沙人全部踢出他们自己已沦为废墟的家园只有一步之遥。
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战争一天不结束，内塔尼亚胡就能以外敌为由搁置以色列社会巨大的内部政治分裂以及来自社会各界对他的不满，从而稳坐钓鱼台。战争像一剂又一剂肾上腺素，无限延长着内塔尼亚胡临近终点的政治生命。在 2023 年的 10 月 7 日的哈马斯袭击之前，内塔尼亚胡政权已经在来自司法系统的贪腐指控和来自公民社会对其试图削弱最高法院权力的抗议中摇摇欲坠。若是在 10 月 6 日，以色列人大都不会相信他的政府竟能再苟延残喘六百多天。我们或可以说，10 月 7 日对内塔尼亚胡而言是一场奇迹。
然而，就像所有奇迹一样，10 月 7 日的光芒正在逐渐褪去其色彩，全世界正在目睹这场二十一世纪的种族清洗在他们的屏幕前缓缓展开，而各类涉及以色列战争罪行的证据正变得越发难以掩盖。在 6 月 13 日前，由以色列发起、美国背书的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Gaza Humanitarian Foundation）已经连续两周成为以分发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之名的死亡陷阱，在其物资分发点周围几乎每天都发生着针对求援民众的大规模射击，连续多日有着数十、甚至上百名加沙民众被以色列士兵和美国佣兵枪杀。当该基金会堂而皇之地拒绝所有相关指控，主流英文媒体纷纷将镜头对准加沙灾民们惊慌的脸——他们冒着死亡的风险也要为家人们拿到那一筐内容稀薄的救援物资。
以色列社会内部也开始传出更多质疑的声音以及陆续的政治震荡。6 月 6 日与 11 日，前以色列总理 Ehud Olmert 分别在《纽约客》杂志与《纽约时报》两度发声，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领导以色列发动的战争罪行；6 月 12 日，一名属于正统犹太教党派的内塔尼亚胡内阁成员因为无法推行豁免正统犹太教徒兵役的法案而辞职，将政府再次推到倒台的边缘；对内塔尼亚胡的贪腐审讯仍在继续，新一轮的交叉问讯原定于 6 月 13 日。加沙战争似乎已经无法将以色列社会继续绑在内塔尼亚胡这艘沉船上。
6 月 13 日，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使得英文媒体们疲于奔命，加沙再次从各大新闻网站的头版逐渐消失。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以色列的国土报以及美联社等大型媒体设立了关于以伊冲突的几分钟一更新的新闻流，新的战争迅速将世界对“旧”战争的关注边缘化。除了少数的政治异议分子和左翼媒体社评对战争的动机提出了质疑之外，以色列社会内部再次对“我们英勇的战士们”致以整齐的鞠躬：大部分以色列媒体开始充满热情地报导对于伊朗的精确军事行动如何战绩斐然、伊朗对以色列居民区与民用设施的轰炸多么无耻（事实上，在死于以色列袭击的伊朗人中普通民众占据了极高比例，而以色列的军事指挥所、防空导弹发射架则常常设立于繁华的城市中心）；几周前还在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引发宪政危机的以色列诸精英高校们给全体师生发送邮件，表达他们对以色列士兵无私奉献的深刻感激；针对公共活动的安全禁令成为政府打击政治异议者的有效手段，在特拉维夫市中心的小规模反战抗议尚未开始就已经被警察驱散，几名示威者被拘留。
6 月 13 日，命悬一线的内塔尼亚胡政权浴火重生。怪物秀的下半场开演了。
3. 逃离圣地
我们或许从一开始就从心里清楚，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尽管如此，我们对于和平仍然有种不健康的迷恋，似乎我们必须将希望寄托在即将到来的和平之上，否则生活就无法进行下去。2023 年 10 月，我给以色列友人的邮件落款里写着 “may peace come soon”（愿和平早日降临），而如今过去近两年，我们从未离和平如此遥远。
在以伊冲突爆发后的三天里，我每过十分钟刷新一次半岛电视台的新闻流，抱有着类似不切实际的期望，盼着或许某项停火协议会被出其不意地达成，我们可以像之前一样假装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日复一日的暴行仿佛事不关己、再次回到我们渺小的日常生活里，而日常生活已然在这种强迫症式的反复确认中逐渐丧失。
每一天晚上，伊朗的导弹像牛奶快递员一样在凌晨时分准时来临，我起床看一眼夜空中的导弹轨迹，随后关上窗、拉上窗帘，转回身去戴上耳塞接着睡觉。
6 月 16 日，以色列对西岸地区的围城部分放松，我的房东太太三姊妹开着她们07年的灰色本田雅阁从杰里科跑了回来，邀请我下到她们所住的二楼去一起吃饭。大姐 Fadwa 于 1947 年在耶路撒冷的老城区出生，正好比以色列国大一岁。48 年的巴勒斯坦大灾难（Nakba）发生时，老城一片混乱，她的父母带着襁褓中的她逃到了东耶路撒冷。以色列建国后拒绝承认她的耶路撒冷市民身份，因此她只有一张西岸的身份证明卡，未经以色列许可无法回到她所出生的老城。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直到我的手机萤幕亮起，显示我19日的航班已被取消。
Fadwa 在我上楼前说：“不要担心，不需要的东西扔在那里就好，我们会处理的。”我于是回到在三楼的房间开始迅速打包行李。橱柜里有零散的巧克力和泡面，冰箱里有半桶牛奶和一锅中午刚煮好的白米饭，地上放着几桶没开封的矿泉水。我几乎一夜未眠，直到凌晨三点防空警报响过后才得以小睡片刻。
17 日早上六点，我吃完早餐、搭上了前往耶路撒冷市中心的巴士。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检查站处，整部公交车上的所有人下车排队接受以色列士兵的身份检查。士兵先是挥手一齐放过了那些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人，随后开始逐一检查其他人的身份证件。
八点，我抵达了几位记者朋友在西耶路撒冷的房子。房子空无一人，她们大都还在加班，但为我留了门。我把从大学图书馆借的书放在了桌子上，拜托她们在学校开门后替我归还。桌子上放着一本读到一半的书，是革命者、精神病医生、反殖民主义理论家 Frantz Fanon 的传记。作为一名出生于法国、不会讲阿拉伯语的非穆斯林黑人，在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Fanon 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奋斗终身。我翻了两页，书的序言里引用了德国犹太社会学家 Georg Simmel 的一段话：“陌生人不是一名流浪者。流浪者可能今天来到、明天就走，而陌生人在今天来到之后永远留驻。”Fanon 是一名陌生人。
活跃于耶路撒冷的朋友们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着一些当地的社会运动。在我们之间，最为困难的两个问题永远是：“你觉得你什么时候会离开耶路撒冷”和“你有一天还会回来吗”。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答案。永远驻扎在这里、为一场在异乡的斗争而倾尽所有似乎太过于奢侈，但我们又如何能假装所见到的一切──那些失去父母的巴勒斯坦小孩，被拆迁了无数次的西岸社群，耶路撒冷街道上随处可见的“Death to the Arabs”涂鸦──从来没有发生过？
早上十点，我在耶路撒冷中央车站和临时认识的同行者，一名美国国籍的政治学讲师，坐上了前往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的巴士。七个小时后，我们成功跨越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 Taba 陆地关口，进入了埃及领土。晚上八点，我们抵达了位于西奈半岛最南角的埃及沙姆沙伊赫机场，开始等待航班登机。一路上，我们遇到了逃离以色列的乌克兰游客，回来参加婚礼但被卷入战争的海外以色列人，紧急请假回国的中国劳工。所有人都在离开以色列国界的时候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在前往沙姆沙伊赫机场的小巴上，我扫了一眼半岛电视台的网站，告诉同行者以色列现在正在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发起另一轮轰炸。那位政治学讲师正聚精会神地看著车窗外清澈蔚蓝的红海。
“你知道吧，我们现在其实可以不用再看那些新闻了。”他头也不回地说。
结尾绝了......好虚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