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的一场记者会上，39岁、菲律宾籍的 Noelyn Patricio Arzaga 说话小声而缓慢，时而欲言又止。她穿著素色卫衣，身子单薄，原有一把长发的她，现在铲了青。面对现场的20个记者，她明显感到不太习惯。

她决定站出来，鉴于她自去年3月治疗癌症的经历。Noelyn 去年确诊乳癌二期，医生建议她进行化疗，雇主支持她治疗，但担心化疗影响她的工作表现，劝喻她直接进行切割手术。隔了数月，医生再度建议她进行化疗，Noelyn 表示愿意。雇主告诉医生，因为担心 Noelyn 无法打理家务，雇主因为要照顾儿子可能会失去工作，最终与 Noelyn 终止合约，涉嫌违法。一个深夜，雇主要求她即时离开工作了近两年的住所。

Noelyn 的个案不是孤例。3月9日，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FADWU）及菲律宾移工癌症支援联盟（FilMCaSS-HK）召开记者会，公开自2020年有195宗外籍家务工在工作期间被诊断出癌症或其他重病的案例纪录，其中三成外籍家务工因健康问题被非法终止合约，64宗个案则遭受各种形式的剥削，包括未获支付工资和病假津贴、雇主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等等。

患病的异乡移工远赴香港当家务工，签订两年合约、住在雇主家中，一旦被解雇需在限时内离境，状态比起其他打工人特殊。在疾病、合约、家庭负担、劳工权益等等多重而复杂的考虑之中，她们做出了怎样的决定？

诊症室里，化疗或切除乳房的决定

如果化疗成功把肿瘤缩小，我便能保留身体完整无缺。作为女性，我当然希望保留我的乳房。但当我想起我的儿女、父母，以及有谁可以寄钱供他们读书、买食粮、药物……我没有选择。我不能失去工作。

因患乳癌被解雇的外佣 Noelyn

Noelyn 在菲律宾的乡郊成长，父母和大部分村民都是农夫，种稻米、竹蔗。她在家中五兄弟姊妹中排第二，梦想从事接待业，在不同的酒店工作。

“我想到外面探索世界。”她腼腆地说。

外籍家务工大多数为女性，她们本身或背负妈妈与女儿的身份。Noelyn 很年轻时便怀孕，生下一对子女，作为单身母亲，她需要工作养家，唯有依靠年迈父母在菲律宾照顾孩子。由于兄弟姊妹们各有家室，Noelyn 一人担起养育一家五口的担子。她没有放弃到国外闯一闯的目标，于2008年远赴沙地阿拉伯当一名家务工。工作数年后，她前往香港。

Noelyn 清楚记得，2013年4月29日是她踏足香港的第一天，那年她28岁。她先在一对夫妇家打工10年，然后在2023年转到前任雇主家工作，当时雇主没有在聘用前叫她做身体检查。

前雇主家有一名2岁的儿子及小狗，Noelyn 负责打理家务及照顾年轻儿子，双方当时的两年合约完结日是今年9月，其后可按双方意愿再续约。她说，前雇主在她患病前待她“如家人”，偶尔会一起共膳。

去年3月，Noelyn 确诊乳癌，与雇主同行前往覆诊。医生指，Noelyn 可以选择切除乳房手术或进行化疗，而他建议先进行六次化疗，如果肿瘤缩小便不需要割除乳房。雇主闻及化疗后病者身体虚弱，每次都有3至5天不能工作，于是劝阻 Noelyn 进行化疗。雇主向她解释，她依赖 Noelyn 照顾年幼儿子，如果 Noelyn 选择化疗，前雇主可能需要辞工。据悉，雇主现时怀孕。

Noelyn 非常渴望接纳医生的建议。但在诊房内，她坐在前雇主身旁，面对保留身体以及保留工作之间的挣扎，内心非常惊恐。“如果化疗成功把肿瘤缩小，我便能保留身体完整无缺。作为女性，我当然希望保留我的乳房。”Noelyn 一度哽咽。“但当我想起我的儿女、父母，以及有谁可以寄钱供他们读书、买食粮、药物……我没有选择。我不能失去工作。”

这是一个不停告诉自己‘一切都好’的过程。但最重要是自己是仍然生存。

因患乳癌被解雇的外佣 Noelyn

最后，她选择跟随雇主的建议。完成切割乳房手术两星期后，雇主在Noelyn的病假期间，曾经要求她抬起床褥并更换床单、用手清洁地板等。Noelyn 希望保留工作，亦体谅雇主，选择接受。

但她坦言花了很长时间接受身体的改变。透明眼镜背后，她的眼神疲累却又坚定。她涂上淡淡口红，为苍白脸孔添点血色。

“这是一个不停告诉自己‘一切都好’的过程。但最重要是自己是仍然生存。”她说。

不过治疗并非一帆风顺。手术前两星期，Noelyn 的乳癌被发现恶化至第三期，医生再度建议 Noelyn 进行化疗，以减低癌症复发机率。雇主提议说只要密切监察患病状况便可。这次，Noelyn 终决定接受化疗。“这是我的生命。”

因病被炒，外籍家务工的去路

（外籍家务工）被逼接受一个不如要求的（违法解雇后的索偿）数字。他们没有成本在香港拖下去。

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FADWU）干事及发言人 An An

一个月后，雇主于凌晨时分，把睡眼惺忪的 Noelyn 叫醒，著她即时离开。“我不想再见到你的脸（I don’t want to see your face anymore）。”

“他丢了几个红白蓝胶袋在地上，著我自行收拾。”Noelyn 要求他发出终止合约通知书，雇主同意，通知书内的解雇理由却与其健康无关。Noelyn 拒绝签名，双方报警处理，雇主更一度喝骂她。最后，Noelyn 妹妹的雇主驾车前来，接 Noelyn 回家，让她留宿一晚。

根据《雇佣条例》，除非雇员犯严重过失而被即时解雇，雇主不能解雇正在放取有薪病假的雇员，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罚款10万元。《残疾歧视条例》订明，若因雇员残疾而作出解雇，有可能违例。Noelyn 及后向劳工处提出投诉及申索赔偿，以领回她在病假期间工作的工资，以及向平机会提出申诉。

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FADWU）干事及发言人 An An 表示，工会纪录显示香港2022至2023年有10宗外籍家务工因合约期间患了疾病而被解雇的个案，去年有13宗求助个案，当中有5位家务工被解雇。但 An An 提醒，实际数字或较纪录高，因为很多家务工往往因为害怕被雇主解雇，或担心法律程序漫长而影响治疗，而选择保持沉默。

菲律宾移工癌症支援联盟发言人表示，要求政府“保护因健康原因遭受歧视的外籍家务工的劳工权益，并确保他们在向雇主提出索偿的过程中，能以合资格人士的费率继续获得公立医疗服务。”

被解雇后，Noelyn 顿失去外籍家务工的身份，她向平机会提出了投诉，目前留香港接受治疗，疗养期间暂住教堂。平机会处理投诉的过程包括调查和调解，然而，有的个案复杂且耗时，可长达数年，移工往往于劳工处索赔获得赔偿后，放弃向平机会提交的案件。

An An 解释，工人面对资金、时间、还有在港治疗的昂贵医疗费用等考虑。“面对疾病已经有很大的精神压力，何况要处理其他复杂程序，所以大部分的工人即使知道可以追溯，但是还是选择回乡下。”她补充，香港政府有为外籍家务工提供一些支援，如1823查询热线等，但支援仍然不够到位。例如，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只在星期一至五的上班时间开放，对于只有周末或周日才可放假的工人来说很不方便。

“所以唯一可以去申诉的，都是已经被老板解雇的工人，他们才可以外出落案。”An An 说。

相比之下，她指其他亚洲国家如台湾政府会资助非牟利机构，为求助家务工提供短期庇护等。她希望政府可以认可工会，在对工人的支援方面咨询工会意见，以改善情况。

An An 指出，Noelyn 的劳工处申诉个案已结案，并已获发出补偿金，但形容金额“很少”。因为 Noelyn 不是在有医生纸病假期间被解雇，所以在《雇佣条例》底下可以追讨未付的少许工资，以及一天休假工资。雇主曾提议给 Noelyn 申索额更高的赔偿，Noelyn 因个人原则不要雇主多付婉拒。

工会曾于2019年对33名外籍家务工进行访谈，发现在17名家务工因无理解雇而将案件提交至劳资审裁处申请索偿的个案中，受访者平均索赔金额约3.4万港元，但实际获赔偿金额平均仅为1.38万港元，占其索赔金额的40%。家务工的索偿项目除了薪金，亦包括食物与交通津贴、回程机票、医疗保障等；而在使用申诉机制遇到的难处，包括自身财务问题、语言障碍、缺乏资讯等。

2019年，菲律宾工人 Baby Jane Allas 向平机会投诉，称其前雇主在她请病假治疗第三期子宫颈癌期间，基于她的残疾，终止其雇佣合约。平机会于约8个月后完成调查，向区域法院提出法律诉讼。可惜，Baby Jane 翌年在菲律宾离世。

“（他们）被逼接受一个不如要求的数字。他们没有成本在香港拖下去。”工人在劳工处申诉，过程一般需时2个月左右。如果要提上劳资审裁处审理，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期间工人不可找工作。

劳工处回复端传媒称，于2022至2024年一共处理22宗涉及外籍家务工在有薪病假期间被解雇的申索申请个案，并指如雇员“怀疑雇主违反上述法例规定而被解雇，可联络劳工处劳资关系寻求适切协助。”平机会则回复端传媒称，2020年至2024年间，平机会一共收到43宗由外籍家庭佣工按《残疾歧视条例》提出涉及解雇的投诉，当中有4宗仍在调查中。基于私隐理由，两个部门均不会评论各别案件。

在香港，外籍家务工因患癌症而被解雇、在去世前都没有看到诉讼结果的情况时有发生。2019年，菲律宾工人 Baby Jane Allas 向平机会投诉，称其前雇主在她请病假治疗第三期子宫颈癌期间，基于她的残疾，终止其雇佣合约。平机会于约8个月后完成调查，为她提供法律协助，向区域法院提出法律诉讼。可惜，Baby Jane 翌年在菲律宾离世，离世前未能见证裁决结果。

平机会于3月发新闻稿指，2024年，香港法院批准申索人的遗产管理人，替代申索人继续残疾歧视的诉讼。

“虽有合约，多少雇主从头读到尾？”

工人希望有互相尊重，以及好好沟通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单方面作出解雇。

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FADWU）干事及发言人 An An

泰国家务工阿 Kae 再见前雇主时，是在劳资审裁处。

快将60岁的她在港工作逾20多年，去年10月返泰国探亲时遇上车祸，全身数处骨折，送院治疗。她托朋友的女儿传短讯给在港的前雇主，并传送阿 Kae 在医院卧床的照片。前雇主阅读讯息后，回复：“我怎可确认那真的是阿 Kae？”之后，他再没有回复任何信息，仅以电话通知阿 Kae 她被解雇。那时，距离雇主与阿 Kae 的合约到期日还有数个月，非因严重过失而解雇她属违约行为。

按照法例，雇主无须承担家务工出于自愿及基于个人理由离港（例如回祖家度假）期间的医疗费用。工会发言人 An An 指，阿 Kae 出事后曾联络雇主，但雇主没有理会及积极沟通，只是说阿 Kae 旷工，两三日后更把她解雇。她续指，雇主有责任了解工人出意外后的状况。阿Kae跟前雇主工作超过五年，如阿 Kae 请了有薪病假后，医生仍判断她身体状况不适合工作，雇主需要待合约完成后，向阿 Kae 支付长期服务金。但在阿Kae的案件中，前雇主声称她旷工，并即时终止合约，令她丧失此权利。

“这是否雇主合理对待工人的态度？”她反问。“工人希望有互相尊重，以及好好沟通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单方面作出解雇。”

阿 Kae 最终选择告上劳资审裁处，申请赔偿。今年1月中，她与工会代表及翻译上庭。

整个上庭的过程，阿 Kae 和前雇主都没有对上一眼。阿 Kae 向法庭申请3万港元赔偿，涵盖她为了争取诉讼赔偿而支付从泰国飞到香港的机票、住宿等。前雇主反对，法官综合个案细节，提议合理赔偿为1.5万至2万元，前雇主再提议1.7万元，属范围内的赔偿。阿 Kae 不同意，前雇主表示愿意多加500元，但阿 Kae 坚决继续上诉。

虽然有一个标准合约，有多少位雇主是从头读到尾的？政府有需要向雇主说明，他们有什么责任。

立法会议员、执业律师江玉欢

法官多番提醒阿 Kae，不接受款额的后果是面临再度判决，有机会推翻原判，无法领取原来赔偿。

聆讯后，阿 Kae 及团队坐在三楼庭外讨论下一步。冷气很大，阿 Kae 双手布满皱纹，不停紧握又放松。

她一时紧皱著眉，一时苦笑。An An 提醒阿 Kae，要在回泰国前处理一堆文件，包括到入境处申请签证续期、去劳工处申请帮忙笔录陈述；又要保留宿舍、覆诊等收据等。阿 Kae 坐立不安，显得不知所措。她慢慢重复待办事项，急上心头时，明明懂得广东话的她，却顿时失语，望向翻译员 Ann，跟她说起泰文，示意希望她帮手解说。

“如果车祸死了，我情愿死了算。”阿 Kae 叹道。

立法会议员、执业律师江玉欢对端传媒表示，“虽然有一个标准合约，有多少位雇主是从头读到尾的？政府有需要向雇主说明，他们有什么责任。”她认为政府应该为雇主设立清晰的公众教育讲座，讲述保障权益须知。

而当家务工患病或受伤的时候，雇主确实面对失去照顾人力和财政上的压力。她指，香港的雇佣保险是自愿性质参与，一般普通收入的家庭未必能够负担得到，因此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多半不会购买保险，“外佣患上疾病时，就会出现一个很沉重的经济负担。”

江玉欢补充，政府可以参考其他国家例子，如新加坡强制要求雇主为外籍家务工购买每年6万元新加坡币（港元约34.8万元）索偿额的医疗保险。她亦建议政府为雇主设立团体购买保险计划、或为患病外籍家务工成立一个基金，让雇主以较低金额购买医保。

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珊儿对端传媒表示，香港政府批准月薪约1.5万元的工资的雇主聘请工人，很多雇主“都是打工仔”、或是独居老人依靠在职子女聘请家务工，“有六成的人都不是有钱人，当中四成已退休”，明白医药费对他们来说难以承担。

她认为，政府把监察外籍家务工验身报告的责任交给雇主，但很多雇主，尤其退休人士，都不懂看报告而致电协会求助；亦不排除中介公司误导。她建议，雇主应在签约前先了解外籍家务工身体状况。

痛苦源于不被理解

另一边厢，工会代表 An An 也认为，香港政府应该为新来港家务工提供迎新讲座，解说劳工权益。52岁的 Edith 正因为熟读劳工法例，拯救了自己一命。

Edith 来自菲律宾，家乡有丈夫及两只小狗；在香港，她则是一名家务工，照顾一对夫妇及其两个女儿。2020年5月某天，Edith 摸到乳房有硬块，在北角一间诊所进行妇科检查后，医生告知她患上乳癌第二期。Edith 最初不懂反应，顿时泪腺爆发，用光桌面上一盒纸巾。

不料，雇主的第一个反应是与 Edith 终止合约。但 Edith 熟读香港劳工法律，她告诉雇主，因病解雇她是违法的，当时雇主瞬间陷入沉思，良久后缓缓道，会支持 Edith 的治疗。雇主事前有为 Edith 买保险，所以大部份的医药费都由保险承担。她接受化疗期间，在慈善团体白恩逢之家（Bethune House）的宿舍暂住。

白恩逢之家是位于佐敦的一所移民工庇护所及慈善团体。Edith 笑著忆述，在白恩逢之家休养的六个月内，认识了一班热心的机构干事以及同乡好友，一起煮饭、聊天、在困难时期互相扶持。除了提供庇护外，白恩逢之家亦为外籍家务工提供培训，让她们学会电脑操作，香港劳工权益等。“培训员向我们解释每一个细节，让我们对法例有更深入的了解，好让我们遇上雇主不合理对待时，能够采取保障自己的措施……并且能够帮助其他人。”Edith 说。

慢慢地，白恩逢之家变成她的第二个家。Edith 康复后，雇主接她回家，让 Edith 一直工作至合约完结。

生了孩子后，我不久便与他们分隔两地，一直欠缺照顾幼儿的经历，所以我份外珍惜可以亲身照顾雇主儿子的经历。

因患乳癌被解雇的外佣 Noelyn

Noelyn 见记者后，引发社会广泛争议。有网上批评指雇主也要养家，没责任照顾患病移工，更有人提议“联名发声抗议”。有部份人指香港打工仔虽然获大部份公司提供医疗保障，但仍要自费额外医疗支出；套在外籍家务工的情况，医疗费用亦不应该由雇主支付。同时，亦有雇主认为有能力便应该去帮助工人，“当做善事”；也有人支持家务工按法例争取权益。

对于种种声音，Noelyn 说不介意批评，因为她是真心说出心底话。

同住在一个屋簷下，雇主与雇佣之间的关系，往往不只是据白纸黑字的劳工条款便可说清。在劳资拉踞之际，这些患病外籍家务工内心有更复杂的感受。

阿 Kae 和雇主父亲关系不错，“出门时，他会叫‘阿妹，出街穿多一点’。那是我最后一天我见到他的记忆。”她记得，回到前雇主家收拾行装那天，未能和年迈的雇主父亲好好说再见。前雇主不让阿Kae进门，把她的衣服放在家门口，阿 Kae 对此耿耿于怀。“令到我很不开心，好像做乞衣（乞丐）一样。”

而 Noelyn 最不舍得的，是她一直帮忙前雇主照顾的两岁儿子。她和母亲通话期间，会分享雇主儿子的可爱点滴。最近与母亲聊天时，对方又问及前雇主的小儿子，令 Noelyn 记挂不已。有时，她翻开手机，浏览他的相片以解思念。

“生了孩子后，我不久便与他们分隔两地，一直欠缺照顾幼儿的经历，所以我份外珍惜可以亲身照顾雇主儿子的经历。”Noelyn 眼泛泪光，她轻轻拭泪，泪水沾湿口罩。她在菲律宾的女儿现时19岁，儿子17岁，比起自己，两名子女都和祖父母亲近得多。“这是正常的，毕竟他们长大期间都没有我在身旁。”她迅速完结话题，不愿多谈。

离开亲人远赴海外打工的劳工，除了换取家庭收入，还成为支撑经济的重要一环。2023年，菲律宾海外劳工的个人汇款创历史最高水平的372亿美元，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8.5%。立法会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香港有36.8万名外籍家务工，来自菲律宾的人数最多，占整体55%；其次是印尼，占比约42%。

我多么希望所有的雇主都像我的雇主一样，不终止合同，而是给工人一个机会重新生活和延长生命。

患癌后完成雇佣合约的外佣 Edith

Edith 每次忆起确诊患病一刻，不免会感到一点点伤痛。那份痛苦，源于雇主对她的不理解，以及一开始就想把她解雇的态度。“我也不想患癌，但避免不了还是发生了。如果你有同理心，你会明白病者的感受……但可能有些雇主不理解，或者没有考虑到对外籍劳工来说，生存有多么困难。”

但她随即向好的方面去想。“但我还是感恩，至今亦和雇主女儿偶尔会传短讯。我多么希望所有的雇主都像我的雇主一样，不终止合同，而是给工人一个机会重新生活和延长生命。”

康复后，Edith 与前雇主顺利完约，数月后来到现任雇主家工作，照顾一对年长伴侣，至今约四年。Edith 说，她每年都去公家医院覆诊，并持续服用荷尔蒙药控制癌细胞再次增长，现任雇主都很支持，没有异议。

对她们来说，最重要是雇主的尊重和谅解。

不是深夜时分把我踢出家门。外籍家务工也是人。我们也有家人，有小孩。

因患乳癌被解雇的外佣 Noelyn

被问到如果身体机能退步、工作能力不如以往，而雇主希望解雇她的话，她觉得怎样才是公道的处理方法，Noelyn 静默片刻。她说，只要前雇主与她坦诚相对，并安排送她回菲律宾，她可以理解。“而不是深夜时分把我踢出家门。”

她忆起被赶走当晚，仍有余悸。“当时很多东西要携带，即使可以乘搭的士，也不知可以去哪里。没有人帮助我时，我就要睡在街上等到早上，这对我来说非常不公平……外籍家务工也是人。我们也有家人，有小孩。”

阿 Kae 说，如果前雇主有困难需要解雇她，只要他计算一个月薪金、还有机票等，她认为公道及可以理解。最重要的，是前雇主愿意沟通。

“即使在法庭，他也没有和我说话，没有看我一眼。”阿 Kae 轻轻摇头，神色黯然。

康复之路

回家治疗和留港治疗之间，Noelyn 选择留在香港。她觉得香港的高科技医疗相对可靠，但合约被终止后，她无法以“合资格人士”身份使用政府对她的公共医疗补贴费。受雇时，她的看诊费用与香港市民看齐，约80港元，化疗则每次195元。现在，她需承担更昂贵的医药费，每次门诊约1190元，而化疗则须支付5100元。对她而言，这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巨额开支。

有经济困难的病人可以向医院管理局申请费用豁免，An An 指，Noelyn 尝试申请，但被拒绝。医管局回复端传媒指，香港公营医疗服务优先照顾符合资格人士的需要，只会在紧急情况下为非符合资格人士提供医疗服务，以确保合理使用有限的公共资源。

一次化疗所须的5000元港币，等同外籍家务工一个月的月薪。去年9月，政府宣布将把外籍家务工的最低工资调高2.5%，由现时每月4870元增加至4990元。膳食津贴则维持每月不少于1236元。

5000元也等同 Noelyn 女儿在大学修读一个学期的学费。她女儿本来修读护理科，梦想成为一名护士，但 Noelyn 确诊乳癌后，她选修了另一门大学课程。“护理生的学费非常昂贵，选修旅游科则更实惠。”Noelyn 说时目光沉重。

早前她和工会为医疗费用展开众筹，目前筹得约20万港元。支付医药费后，她会把剩余的金钱捐赠出去。

其实我爱香港。香港让我可以给予孩子与两老未来。

因患乳癌被解雇的外佣 Noelyn

阿 Kae 用了数月的时间与前雇主对簿公堂，最近考虑到自己年纪也不小了。最后，她选择接受前雇主提出的赔偿金额。“一来，我看我的身体不是那么好；第二，如果留下来，钱差不多已经用完了。拖下去都不是办法。”

两位受访者多年于香港生活、工作，虽然签证身份就解约而终止，但对于香港，她们感觉不只是一名过客。

“其实我爱香港。香港让我可以给予孩子与两老未来。”Noelyn 说。比起沙地阿拉伯，Noelyn 更喜欢香港的自由自在，她周日放假爱和朋友去浅水湾游水、烧烤，在油麻地学跆拳道、返教会。

Noelyn 喜欢跆拳道，研习了三年，更在患病前考获黑带，参与陪练比赛。“有时工作期间会感到压力，因此需要运动来缓解压力。”舒压的另一方法是去教堂听讲道。当 Noelyn 最软弱最想哭之际，到教会给她力量。

“癌症康复后想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返教会。除此之外，我会回到体育中心，因为医生要求我打网球。”Noelyn 笑言。

我也会想回香港，不过未必能回来。因为我身体，就算医得好，我都应该不能工作。我现在都很凄凉。

回泰国探亲遇车祸后被解雇的外佣阿 Kae

阿 Kae 在香港工作差不多20年，除了因为这边薪水比泰国高得要多，她觉得香港地方干净、市民非常有礼貌。她在香港最开心的回忆是在沙田，当时她负责照顾一位婆婆和她退休的儿子，一照顾便是七年。

在这七年里，阿 Kae 听婆婆教她新词汇，慢慢学会了广东话。婆婆观察入微，发觉阿 Kae 好像不开心，会听她分享，“好像是自己的家人。”后来，婆婆的女儿退休了，可以担任照顾者，这家人才不再与阿 Kae 续约。

和前雇主选择庭外和解后，或许因为消去了其中一个压力，阿 Kae 的身体痛楚减少，睡眠质素也有所改善。回泰国前夕，问及她要离开香港的心情如何，阿 Kae 直言，现在把心思放在调理身体上，暂时不想再来香港的事情。

现在，阿 Kae 的小腿内植入了一根铁巩固骨头，一年后才能拿出来；她每天都需要背负一块铁架，牢固脊骨位置。“我也会想回香港，不过未必能回来。因为我身体，就算医得好，我都应该不能工作。我现在都很凄凉。”阿 Kae 说。

Noelyn 觉得，说真话“需要很大的勇气”，她的子女因为她站出来也受到攻击。她坚持保护前雇主的私隐，强调这不是针对前雇主；除了争取自己权益外，她最希望告诉像她一样面临类似情况的患病的外籍家务工，还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他们。“他们大多数人，都因为担心雇主会拒绝资助他们在香港接受治疗，而选择保持沉默。”她说。

纵使如此，Noelyn 深信香港仍然有很多好雇主。“所以不要失去希望。”

她将在3月末做下一次化疗，剩余三次化疗便完成疗程。专访过程里，她有强烈的意识表示自己有足够能力重拾工作。她向记者举高右手，展示腋窝下肿瘤生长的位置，现在有淋巴结，不能拿取太重的东西。医生认为她康复的进度非常好，虽然她偶尔还会感受到针刺痛楚，但康复后，她有信心回复以前的工作状态。

“我还可以用这边拿杂货袋去买𩠌。”Noelyn 指著左边手臂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