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香港法庭：721案判刑；黎智英自称政治犯遭官驳斥｜Whatsnew

“721 非白衣人案”判刑，林卓廷囚37个月

2025年2月27日，区域法院法官陈广池对“721 非白衣人案”的7名罪成被告判刑，立法会前议员林卓廷被判监禁3年1个月，另外6名被告分别被判监禁2年1个月至2年7个月。

法官在庭上读出判刑背景，形容2019年是不少人的人生转捩点，也是“东方之珠黯然失色的年度”。法官认为，“政治狂热和黄蓝对垒使社会严重分化，对不同政治光谱的香港人来说有无名及无奈的痛，对整个社会而言却是难容的痛”。

法官认为，本案并非一早有计划筹备的，因此有别于2019年挑战代表公权的警方的一般街头暴动。官称，本案现场闸内人的性质是被动的，是在“白衣人”的挑衅下作出回应，最后演化成双方对峙，破坏了社会安宁；不过，白衣人的暴动和挑衅不能成为非白衣人干犯暴动的辩解，白衣人的暴动“催化了闸内的另一场暴动”。

基于以上观点，法官因应各被告的案中角色、行为和参与程度，采取了较低的量刑起点，介乎判囚2年半至3年半。此外，官基于各被告同意大部份案情，以及案件至今历时多年，对各被告减刑5个月，最终判囚各人监禁2年1个月至3年1个月。

法官认为林卓廷的角色明显有别于其他被告。官同意林在案发现场没有作出暴力行为，但认为他时任立法会议员和政治人物，在社会上有一定的知名度，亲身前往案发的元朗站自然会产生不同效应，令对峙局面恶化，最终因闸内人伙同效应而要负上刑事责任。

法官提到，林卓廷到元朗站前在 Facebook 发出三则帖文，内容刻意凸显黑社会参与元素，产生“磁石效应”。官质疑，林到元朗站后，在尚未了解现场发生何事之下，便急于指示助手开直播，目的可能不只他自称的“履行公职”那么简单。官认为，林的直播跟帖文产生了“叠加效应”，视觉影像将此前文字的磁石效应进一步扩阔和深化。

法官指，林卓廷当日曾致电警民关系科邓姓警长，“敦促、甚至指示”警方派员驱散朗屏站附近的黑社会份子。官认为，假如林当时是向警方提出“要求保护”，相信“事件的发生便不一样”。官指，林在港铁站内从没致电 999 或再接触邓警长，反而指示他人对染有血渍、断裂的武器拍照，以保存为证物。

法官又称，林卓廷在闸内指示他人不要行近闸机，但又叫他人不要散去、“顶住”、“唔好褪（不要后退）”，同时没有劝阻附近人士射水。官指，林从来没有叫人冷静、没有“和风细雨”地劝解双方，以将对峙情况降温，质疑他的行为是拱火烧油。

法官总结对林卓廷的看法，指林当日到站后以立法会议员、在政坛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士身份自居，其作为和不作为没有起到监督警方执法的效果，反而说话挑衅对方、将对方定性为黑社会份子，也没有叫闸内人士迅速安静离开元朗站。官认为，林错判形势，促使闸内人士聚集，使两派互相挑衅的对抗产生“螺旋式恶化”，使暴力变得是必然地、无可避免地发生。因此，官认定林在闸内暴动的角色“明显不过”。

辩方此前提出，本案与“初选案”均涉及政治行为，也是2019年政治大气候的延续，两案应被视为政治相关事件，而林卓廷在初选案被判囚6年9个月，本案部份刑期应与初选案同期执行。官不接纳，指相关说法等同称“一个政治人物犯案越多，便可期待数宗罪行判刑可以部份同期执行，变相把每宗罪行的惩罚退减”。官又指，林已就初选案提出上诉，而本案罪行性质和初选案也不一样。官表示，考虑到林卓廷在“新的政治氛围”下再犯暴动罪的机会可以说是不存在，也考虑到林父母的挚诚请求，酌情将本案的3个月刑期跟初选案刑罚同期执行。

法官还评价了林卓廷呈交的求情信，指林的求情信“文笔畅顺，充满悲情壮志”，还引用了苏东坡的词句，但林“没有感到任何悔意”，对双亲和妻儿歉疚，却“认为无负于人”。官反问：“数十载人世游，D1（指首被告林卓廷）从政经验非浅。人贵乎真，抚心自问，D1 晚上入元朗真是监督警察、保护巿民，调解闸内闸外对垒双方吗？D1 有没有忽悠他人，甚至自己呢？”

黎智英续作供，庭上自称政治犯、遭法官警告

壹传媒（已停运）创办人黎智英及《苹果日报》相关的三间公司分别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及“串谋刊印、发布、邀约发售、分发、展示及或复制煽动刊物罪”，2月审讯继续由黎智英作供，由控方提问。

第132日审讯上，控方提及张剑虹（前壹传媒行政总裁、本案从犯证人之一）曾在 WhatsApp 群组表示正找人手翻译黎的专栏文章。控方指，黎早前供称不知道其专栏文章被翻译成英文，但张在群组有提及此事，质疑黎说谎。黎指自己当时忽略了这个讯息，并反问：“你要知道，我的文章被翻译成英文并不是罪，但在法庭上说谎是罪，你认为我会将合法的事变成非法，让自己被定罪，以显示我不仅是政治犯、还是个白痴吗？”

法官杜丽冰闻言，即对黎表示：“你不是政治犯，你在这里面临刑事指控。”黎回答：“你可以有你的观点，我也可以有我的观点。”杜厉声警告：“我最后一次告诉你，这里是刑事法庭，你跟政治无关（⋯）黎先生，你想将政治带入这个法庭？不可以。”黎只能笑称：“原来如此。”

第135日审讯上，控方展示黎于2020年1月5日刊出的一篇专栏文章，内容提到“这场逆权运动正促使中共加强对学生换头洗脑，教育局长杨润雄已对教育界文革式施压，明言学校认为涉事‘反送中’教师‘没有问题’，学校、校长的态度立场就可能‘有问题’，如果觉得校长不能胜任，可以取消其校长资格。中共加强对学生换头洗脑已然启动”。

控方质疑黎的指控有何基础。黎回答，当时香港开始有所谓的“爱国”教育，而爱国教育是一个“洗脑过程”。他续指，爱国若是自愿的，那就是高尚的，如果强制执行爱国教育，则是错误的：“国家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但把仆人置于主人之上是错误，这是颠倒真理。”

控方称，黎藉该文章煽动对中央及特区政府的仇恨和不满，透过非法手段改变香港法律所规定的事项，引起居民间的不满，煽动人们使用暴力和不守法；对此，黎一概不同意。控方又指，黎在2019年至2020年间没有谴责过暴力，因为他想反政府运动延续下去；黎不同意。控方再问，于同一时期，黎希望控制暴力，因为他不想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黎同样否认。

第139日审讯中，控方提到黎曾在节目称“习近平不是在消灭他的敌人，而是在消灭香港人民”。黎解释他当时是指习要消灭反对声音，“像是令我们消失”。控方质疑黎的说法没有依据。黎称“整个香港已经完蛋，现在已经没有声音了”，并否认当时说法是要制造恐惧、煽动观众讨厌习、引起仇恨和煽动他人不守法。

当日审讯中，法官杜丽冰关注黎提到的“独裁”是什么意思。黎解释，他想摆脱独裁，而中共是独裁，并称：“我们是香港人，中国与我们无关（⋯）中共是中国的，与我们无关（⋯）只有中国人民才能摆脱中共，我们是香港人。”杜官反驳：“我们是中国人。”黎回应：“我们是香港人，因为有一国两制。”杜官问：“你的皮肤是黄色的吗？”黎反问：“我是黄皮肤，就能被认定是中国人？”黎续否认自己是中国人，强调自己是香港人。法官李运腾加入质问，指黎曾表示不同意“港独”。黎同意，但强调自己认同一国两制。

在140日审讯中，黎就前一日的说法主动作出澄清，称自己否认是“中国人”，指的是否认“中国内地人（Mainland Chinese）”身份，但认同“香港中国人（Hong Kong Chinese）”身份，跟他此前回应主问时的证供一致。黎还补充：“中国作为我的国家，我爱中国，但不爱中国政府。”

当日审讯中，控方展示黎于2020年7月5日刊出的一篇专栏文章，并问黎当时害不害怕《港区国安法》。黎回答他当时担心《国安法》、警惕《国安法》的后果，但并不害怕。控方质疑，假如一个人的行为合法，《国安法》生效后不会有任何后果。黎回答：“你永远不会知道。”黎续解释，即使所做的事合法，也会有后果，因为《国安法》的红线很模糊。控方此时指出，黎从来没有撰写一篇文章要求人们不要违反《国安法》。黎反问：“我有责任这样做吗？我想每个人都知道不要违反《国安法》，难道我见到每个人，都要告诉他不要犯法吗？”

支联会案延期开审，邹幸彤申海外证人视像直播作供被驳回

支联会（已解散）及其前正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邹幸彤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高等法院于2月21日召开第一次审前覆核。法官李运腾在庭上指出，邹幸彤提出两项申请，第一项关于她拟传召的专家证人，第二项关于她拟提出“撤销公诉书”。另外，官指本案原定5月开审，但因其他案件超时，本案最早也只能排期于11月审理，法庭就本案延期非常抱歉。

辩方于庭上透露，何俊仁拟改为认罪，目前正与控方商讨。法官暂定何一方就会否改变答辩意向，需于14天内向法庭提交书面通知。另外，邹幸彤提出两项申请。第一项关于她拟传召的专家证人，冀厘清专家证供是否与案件具相关性而可以呈堂。第二项关于她拟提出“撤销公诉书”，基础是控方“根本没有提供案情，令辩方无办法聚焦审讯议题，不清楚（控方认定的）非法手段是什么，不知道怎样作出准备”。

各方一轮商议，法官指本案聆讯日子最早可定于11月3日，当日将会处理邹的申请，正式答辩定于11月11日。

邹幸彤去年就本案申请海外证人以视像方式直播作供，并且争议港府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修例是针对其申请。高院三名法官早前驳回邹的申请，并于2月10日颁布判决理由。判词指出，“法律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是指在同一案件中与讼双方的待遇，而《基本法》第23条修订《刑事诉讼程序条例》限制法庭就国安案件不得批准海外证人通过直播作供，做法适用于控辩双方，因此未对辩方不公。

三名法官裁定，修订条例已经合理平衡个人权利，符合宪制规定。判词还引述政府当局指，无法排除身处海外的证人在作供时受到骚扰或胁迫，而国安案件必须要排除相关风险。

邹幸彤曾对此观点提出质疑，指没有证据显示国安案件较其他案件有更严重的证人被骚扰、证据被干预的情况。然而，判词直指邹的说法是“完全漠视在香港境外确实有不同人士及组织，锲而不舍地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更无视某些国家对中国抱有不友善甚至敌对的态度”。

判词引述保安局的公众咨询文件，指香港特区近年面对国安风险，包括煽动群众对国家根本制度、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机关的憎恨，境外势力进行扶植代理人及成立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等，“由此可见”危害国安风险和威胁真实存在。

至于邹争议港府修例是针对其申请，判词认为邹的说法“纯属臆测”。判词指，涉案修订在排除国安风险和维护司法公正上有实际需要，跟邹是否作出申请没有关系。

记协主席郑嘉如对《华尔街日报》提私人检控，披露律政司曾建议不起诉

2024年6月当选香港记者协会（记协）主席的郑嘉如，在当选后不足一个月遭《华尔街日报》以“职位重组”为由辞退。郑认为解雇跟她参与工会有关，因此就雇主涉嫌干犯两项《雇佣条例》下“阻止雇员参与工会”相关控罪提出私人检控。郑一方在庭上披露，律政司曾建议劳工处不检控雇主。

东区法院于2025年2月13日开庭，被告为《华尔街日报》母公司 Dow Jones Publishing Co. (Asia), Inc。第一项控罪指，被告作为郑嘉如的雇主，于2024年6月21日至22日期间作出一项行为，旨在阻止或阻挠郑行使根据《职工会条例》第332章下成为已登记的职工会理事的权利，即要求郑竞选记协主席一职前提出申请并取得同意，而该申请将被拒绝，若郑竞选或担任记协主席，则不会继续受雇。另一项控罪指，被告作为郑的雇主，于2024年7月17日因郑行使其权利，即担任在《职工会条例》第332章下登记的职工会理事，而终止郑的雇佣合约。

郑一方在庭上披露，郑于2024年11月向劳工处提出申诉。12月6日，劳工处回复，称郑就是否起诉雇主征询律政司的建议；同月20日，处方再度回复，称律政司建议不作检控。

另外，郑一方指出，律政司称需要八个星期考虑是否介入私人检控，要求法庭押后审讯。郑一方认为案件牵涉一家大型国际新闻公司威胁解雇员工，涉及公众利益，法庭应该迅速和妥当地处理案件。

郑嘉如于去年6月22日当选记协主席，7月17日遭《华尔街日报》辞退。郑此前透露，其上司在记协执委选举前夕要求她退出竞选及辞任执委，指她作为《华尔街日报》员工“不应该在香港这一类地方推动新闻自由”，并指其《华尔街日报》职位与记协职务无法共存。

林卓廷披露 ICAC 调查游乃强一案，终院处理律政司终极上诉

立法会前议员林卓廷因披露“721 事件”发生当晚带队搜查南边围的警司游乃强受廉政公署（ICAC）调查，被控《防止贿赂条例》下“披露受查人身份罪”，原审被定罪及判囚，上诉至高等法院获裁定得直及撤罪。2月12日，终审法院处理律政司提出的终极上诉，法官押后裁决。

林卓廷一方上诉指，林作出披露时没有提及游同时涉及贪污受查，因此没有违反相关法例。律政司一方在终极上诉时提出主张，《防止贿赂条例》“披露受查人身份罪”旨在维护廉署调查的完整性，条文禁止向公众披露受查人身份应不限于贪污相关罪行，而是包括所有廉署有权调查之罪行，因此林在记招上披露游被廉署循公职失当罪方向调查亦属违法。

审讯期间，终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就律政司对条文字句的诠释提出质疑，指出若按律政司的诠释，将出现向公众披露受查人姓名有罪，但向受查人作出同样披露却无罪的情况，反问：“怎可能是对的？”

常任法官李义也指出，若受查人获告知自己受查，就可以处理证据、与同犯夹口供，甚至离开香港，后果也是妨碍廉署的调查。李义称无法理解律政司一方陈词，甚至一度问律政司一方为何要提出上诉。

代表林卓廷的大律师沈士文指出，案中林卓廷并非游乃强的朋友，控方案情从未指控林通风报信，因此今次终极上诉纯粹关于如何诠释条文字眼，而律政司一方的诠释过于广泛，不可能正确。同时，法庭考量的应该是对现行条文的诠释，至于现行条文是否足以维护廉署调查应交由立法机关考虑。

商人黄百鸣涉上市公司内幕交易被起诉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于2025年2月27日发出新闻稿，指商人黄栢鸣（艺名：黄百鸣）涉上市公司内幕交易而被起诉。据报道，黄栢鸣当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后至3月27日再讯，期间黄准以20万港元保释。

证监会新闻稿指出，黄涉嫌于2017年8月25日至10月17日期间，怂使或促致另一名人士进行“天马影视”的股份交易，而黄当时为天马影视的主席兼控股股东，掌握他知悉属于天马影视内幕消息的消息。

据报道，天马影视由黄栢鸣于2012年创立，主要从事电影及电视剧制作。天马影视于2012年10月在联交所“创业板”上市，2015年9月在“主板”上市。黄后来出售天马影视控股权益，天马影视也于2018年3月易名“传递娱乐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