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极低生育率,如何在2024年录得九年来首次回升?|Whatsnew

回升的生育率是否只是疫情后结婚增加的结果?其是否可持续仍有待观察。
2018年10月2日,韩国首尔,一名怀抱婴儿的女子的剪影映衬著首尔塔。摄:Kim Hong-Ji/Reuters/达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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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出生率多年来都位列世界倒数,出生人数亦连年下降,但2024年的统计数据却显示,韩国生育率出现好转。

此前,韩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的总和生育率(TFR)为0.72,意即预计平均每名女性一生中会生出0.72名婴儿,在OECD国家中为最低生育率的国家。

人口学上,如果不考虑移民,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要达到2以上,才能维持人口平衡。而韩国的出生数据,则从2015年后一路下滑,中间未曾回升。

而根据韩国行政安全部公布的2024年度户籍数据,韩国2024年1月到11月的新生儿人数比前一年成长超过3%,为9年来首次上升。韩国统计局发布的“2024年11月人口趋势报告”也指该月份的出生人数达到韩国14年来最高增幅。2024年1月到11月也较上一年度增长了3%。有分析认为,这或许可视为韩国的最低生育率出现转变。

在人口数据略为好转背后,是韩国特殊的极低生育率。全球已开发国家生育率都在下降,但韩国为极端案例。因此,韩国的生育率何以如此低,引发世界的关注。研究指出,在OECD的38个国家中,韩国女性不生孩子的关键因素为“男女薪资差异”、工时长、高房价与租屋困难及结婚率低。

尽管2023年的韩国职场女性人数达到997.6万人,创统计以来新高,但男女薪资差距却高达31.2%,在OECD成员国中连续26年排名第一。

韩国政府也将低生育视为重要国家议题,过去20年来,历届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直到2023年已超过379.8万亿韩元(2860亿美元)。不过,智库威尔逊中心孕产妇健康倡议主任巴恩斯(Sarah Barnes)认为,这些刺激措施,都只是鼓励生育,而非给予长期且足够的支持,“(这些措施)最终不会增加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只是影响生育的时间”。

除了女性的困境,韩国社会也出现厌童情绪,如出现“no kids zone”(禁止儿童区),部分餐厅等场所不允许孩童进入。民调指出,有七成受访者支持设立禁止儿童区。韩国议员龙慧仁(Yong Hye-in)曾经指出,作为新手妈妈带著婴儿上餐厅、咖啡厅、酒吧和影院时常遭拒,产生了“被社会驱逐”的不适感。

分析还指出,韩国目前出现YOLO世代(人生只有一次,You Only Live Once),通常被认为是Y世代与Z世代的年轻人,他们更重视工作、物质生活与当下的快乐,这反映在他们的高消费与低储蓄上。而这样的文化或也影响了生育意愿。

2024年3月2日,一名婴儿在韩国的婴儿博览会上玩运动鞋。摄:Jean Chu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根据韩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20至30多岁的韩国人的年收入仅增加了2%,低于家庭平均的4%成长。加上年轻人更重视工作与物质,这解释了政府的补助生育政策难以鼓励韩国年轻人生育的现象。

分析指出,2024年韩国出生率的上升,可归因于结婚人数增加,光是2024年就较去年成长了13.5%,生育率与结婚人数呈现正相关在于亚洲国家婚育之间存在高度关联性。

尽管正在遭遇弹劾的韩国总统尹锡悦曾将低生率育归因于女权主义,但他认同生育率低是严重的国家问题,并在任内推出各种育儿措施。他喊出“国家人口危机”,并成立新的部门来解决低生育率问题。

其新政策之一,是将育婴假薪资上限从先前的150万韩元提高到每月250万韩元。根据韩国政府提出2024年政府的预算案,解决低生育率的相关政策就编列了高达15.4兆韩元的预算。韩国女性家族部也于2024年提出政策,营造“共同工作与照顾的工作与家庭均衡环境”。

政策重点包含扩大儿童照料服务支援、增加家庭友善企业、提高单亲家庭儿童养育费、多文化家庭子女教育费,以及共同育儿及青少年课后补习等支援。

不只是金钱上的补助,韩国政府还预计将托儿中心从1030家,倍增到2315家。并扩大对单亲家庭养育子女的支援,将补助费用从每月20万韩元,增至21万韩元。育儿留职的薪资给付期限,从1年延长为1年半;中小企业劳动者的配偶产假薪资给付期,从现行的5天增为10天,并计划提供新生儿住房贷款特别支援,也预计扩大如怀孕、冻卵等补贴。

研究认为,韩国政府投入生育鼓励政策20年却没有成效,也许在于对低生育的成因与政策取向有认知上的落差,像是补助与生育无直接相关的项目,以及未改变社会文化,像是女性仍需要中断职业来生养孩子。

2024年出生数量的增加或可视为正向转变,但确切的数据与出生数成长的因素,仍有待更多研究,才有助后续分析和其他有类似困境的国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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