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政策由绝育改捕杀后,港府去年杀600野猪全港剩900头|Whatsnew

关注组指政府曾推野猪避孕及绝育的计划,社会一度“人猪平衡”。
香港郊野公园的一只野猪。摄:林振东/端传媒
香港 社会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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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杀猪令”,至今已推行三年多,渔护署自2021年11月起执行,定期及在收到有关野猪于民居附近出没的报告时,捕捉及人道处理“对公众构成滋扰及潜在危险的野猪”,代替早前“捕捉、绝育、避孕、放回”的处理方法。据统计,过去三年(2022、23、24)累积至少1500头野猪被杀,平均每天杀逾1.3头野猪。

有议员就早前打鼓岭野猪伤人事件提出质询,指野猪对新界的滋扰问题严重。环境及生态局于2024年11月18日书面答复指,由24年1月至11月,渔护署共进行317次行动,当中“人道毁灭”了633头野猪。其中南区的行动次数及“人道处理”野猪数目为榜首,48次行动中“人道处理”了96头野猪;其次为屯门区,24次行动中“人道处理”了80头野猪;针对野猪对农田或乡村造成滋扰或破坏的情况,101次捕捉行动中“人道处理”了224头野猪。

香港深湾道的马路上有一只野猪。摄:林振东/端传媒

全港野猪两年内减半,关注组忧“灭族”

据渔护署统计,野猪的整体数目由2022年的约1830头,减至2023年的约1360头,2024年减至约900头;2024年以来野猪伤人案为7宗,相较2022年的36宗下跌约八成;滋扰黑点的数量则由2022年的42个减至15个。署方指“近年野猪滋扰问题逐步得到改善”。局方提及当渔护署捕捉到对公众构成危险的野猪时,会先由兽医使用麻醉枪、再利用药物注射进行“人道处理”。

渔护署自2023年起进一步调拨资源,将行动扩展至覆盖更多郊野地区,并增加了行动次数,每个月平均至少28次,并增设网路监控摄影机监测及新型捕兽器以提升行动效率。在过去三年,渔护署平均每年用于管理野猪相关工作的人手为33人,平均年度开支为约2100万元。

局方回应打鼓岭李屋新村一名农夫被野猪咬伤事件,指渔护署有即时派员到场调查,与村代表及当地农民一同实地视察,并在事发区域放置多个捕兽笼、设置网络监察摄影机,务求尽快捕捉有关野猪,亦改善了当地的垃圾收集站,采用经改良的垃圾桶,防止野猪爬进觅食,减少其出没诱因。

香港野猪关注组发言人黄豪贤早前于电台节目形容,关注动物权益人士对相关数字感到痛心,“好夸张数字”,指现时政府大量杀害野猪的做法“血腥、不人道,佢哋都系生命”,如果继续以现在的方法及数量去处理野猪,数年后香港的野猪“分分钟灭族”。

对于现时渔护署只有33人负责管理野猪相关问题,黄豪贤质疑署方为何不投放更多资源,“双轨并行”,重推2021年停止的捕捉及避孕/搬迁计划,继续帮野猪避孕绝育,问署方是否认为“解决动物等于解决问题”,他指政府于2017年曾推出为野猪避孕及绝育的计划,成效良好,社会一度“人猪平衡”。

2021年11月17日,渔护署于香港仔深湾道进行野猪捕捉行动,由兽医利用麻醉枪捕获七头野猪,并利用药物注射作人道毁灭。摄:林振东/端传媒

从保护到狩猎,再由“绝育放回”到扑杀

野猪与港人共存多年。据民间团体“本土研究社”资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城市扩张导致生境破坏及过度猎杀”,野猪在新界稀少,1960年更被“野生生物保育咨询委员会”形容为“极为罕有”。其后,野猪被纳入《保护野鸟及野生保育动物条例》(即等同今天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七十年代,野猪的数目因保护得宜而开始失控,新界村民担心会对农作物造成影响。成年野猪每年有两次怀孕机会,每次可以生4只至6只野猪,造成野猪数量急速上升。至1981年,时任港督麦理浩应新界村民要求成立了两队民间狩猎队,队员共有30多人,他们合法持枪,每次出动都有警察在场监督。

2017年,因渔护署接管野猪繁殖问题,民间狩猎队解散。据渔护署数字,野猪出没数字由2017年的738宗上升至2023年1128宗,有前狩猎队员于无线新闻受访称认为与暂停民间狩猎队行动有关。

该年年底开始,渔护署尝试以捕捉及避孕/搬迁计划处理野猪在市区造成的滋扰问题,将会把造成滋扰的野猪搬迁到远离民居的郊野地点,以即时纾缓野猪对市民所造成的滋扰,并在可行情况下为被捕获的野猪注射避孕疫苗或进行绝育手术,亦于2018年起试验实地为野猪进行绝育手术,该计划于2019年恒常化。当时,此计划为全球首例,亦得到香港动保人士的支持。

至 2021年3月为止,当局一共捕获野猪逾800头,其中约190头及160头分别接受了避孕疫苗及绝育手术,经化验显示,在接受避孕疫苗注射后,91%的野猪未有再次怀孕的迹象。当时渔护署于宣传影片中劝喻公众指,郊野公园是野猪及其他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见到野猪时应该与其保持距离,不要干扰牠们、更不要喂食,牠们自然会离开。

2021年时温和政策迎来改变。2021年11月9日,一名辅警在北角遭野猪咬伤左小腿。三日后,政府、警方、渔护署以“市民安全”为由,即落实捕杀市区野猪的方案,计划每月出动五次,更不排除重启野猪狩猎队,将本来的捕捉方针改为定期于黑点“捕杀”,指绝育速度无法追上繁殖速度。由于对野猪的政策发生了180度转变,引发社会哗然,指责政策开倒车。

与已开展捕杀政策的2022年相比,2023年、2024年野猪伤人数字由36宗分别减少为9宗和7宗。但若与2019年、2020年相比,转向捕杀措施后,野猪数量大减,伤人数字则更多或相约。本土研究社指出,过往野猪数量超过2000头的时候,每年的野猪伤人报告次数为单位数字,以2020年为例,当时只有3宗,即比率少于0.15%,但近年,2023年的野猪伤人数目比率为0.662%;2024年为0.778%,在野猪数量减少的情况下,野猪伤人比率实为上升。

此外,野猪关注组发言人黄豪贤曾接受端传媒访问指出,官方存有的野猪“出没或滋扰的投诉个案”数字未必能反映现实。他解释,只要市民见到野猪,再向渔护署通报,即使野猪并无造成滋扰,亦会被归纳为“出没或滋扰的投诉个案”。而2019年立法会文件中,渔护署曾指大部分野猪伤人个案源自牠们受人驱赶所致;若市民发现野猪后因受惊而跌伤,亦会被计入。

黄豪贤亦指,无法完全排除野猪伤人的可能性,但强调数据的诠释权一直掌控于政府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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