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成都的夜色中缓缓滑行，拉起、冲向夜空，地面的灯火越来越远，很快，舷窗内外一片漆黑。张红抓住身边丈夫老袁的手，眼泪无声地滚落。在等待去柬埔寨的两天时间里，四川当地官员一再做他们夫妻的工作：柬埔寨不比中国，大哭大闹解决不了问题。要遵守当地法律，不要闹出乱子，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自从2024年8月15日和儿子袁海旭失联，夫妻两为去东南亚找寻孩子做足了准备，早早办理好了护照，夫妻两也打听了不少能从电诈园区救人的救援队，自打知道救孩子回家需要巨额赎金，两人开始省吃俭用，多加班，上夜班，以便多攒点钱。
9月12号，正在上夜班的两夫妇接到了当地外事办工作人员的电话，孩子死在柬埔寨了。夫妻两的心沉到了谷底，觉得天都塌了。
张红夫妇俩来自都江堰郊区石羊镇。小镇在青城山脚下，位于都江堰和成都之间，是一个传统农业小镇，夫妻两都在当地一家家具厂打工。袁海旭是家中独子，今年15岁，本应该初中毕业，去年因顽皮不服学校管理，不按时做作业，成绩也比较差，被老师当众怒斥“拖班级后腿，不能读就给我滚回家！”孩子觉得很没面子，一气之下跑回了家。张红也去过学校和老师沟通，她说他们夫妇“对孩子也没啥指望，希望孩子健康平安，将来承欢膝下就好”。老师提出要让孩子在班级给全班同学和老师道歉，就同意他回学校继续读书，孩子打死也不肯，不得已办理了休学。此后袁海旭一直在社会上游荡，偶尔打打零工。
2024年8月，孩子说要去南宁打工，他认识的一个都江堰当地的老板，在南宁开了一家叫“金庸烧烤店”的分店。近年来，东南亚电诈嘎腰子传闻甚嚣尘上，听说孩子要去打工的地方靠近边境，夫妻两就很不放心，儿子去南宁的一路上，夫妻两一直和孩子用微信保持联系，不断地要求儿子发定位过来。
8月14号儿子失联一天，夫妻两立刻报了警，第二天儿子发来定位，显示在南宁星岛国际小区，张红和老公通知警察，要求当地公安拦截儿子。夫妻两心急如焚，当天紧急飞南宁寻找儿子。南宁当地警方的调查显示，就在这一天，儿子手机定位，已经出境至越南。孩子的父亲老袁说，他们不相信儿子出国了，总希望在当地找到孩子。
夫妇两设法在各个电诈社区的电报群里发布了寻人启事，恳请园区老板高抬贵手，同意把儿子赎回来。
8月17号，夫妻两接到了儿子打来的一个微信语音，儿子说：“妈妈，不要找我了。有可能，这一辈子都回不来了。”儿子不同寻常的语调，让夫妻两心惊肉跳。两人立刻联系了警察，恳请警方解救，但是当时袁海旭并没有报出自己位置，救援队也无法介入。半个月后，警方仍没进展，夫妻两还为此去了北京公安部求助。
没想到，2024年9月12号，接到了孩子死亡的通知。
柬埔寨寻子
飞机落地金边的那天，距离儿子失联正好一个月。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派了一个司机来接夫妇一行人。陪同夫妇两一起去柬埔寨的还有四川外事办一名工作人员、两名都江堰当地政府官员，以及一些亲友等7人。
当天，一行人去了柬埔寨内政部，一名局长接见了夫妇。通过翻译，柬埔寨内政部这名官员问了夫妇两的意见，是要“公道”，还是只想把孩子带回家。听夫妻两坚持追究责任，要求给儿子“讨回公道”，这位官员说，那就先安排他们去看看孩子遗体。
夫妻两抵达柬埔寨后，除了寻求官方渠道为孩子寻求司法公正，也向在柬埔寨的民间救援人士陈宝荣求助。陈宝荣是湖北人，今年50出头，在柬埔寨做了多年的生意，从2020年开始，陈宝荣因为被骗，开始参与到对被骗到柬埔寨电诈园区人员的救助工作。后来在中柬商会的支持下，成立了中柬义工队，并任队长。帮助了很多身困柬埔寨电诈园区的中国人。
陈宝荣也向夫妻两问了和柬埔寨官员类似问题，希望两人朝前看，能现实一点，柬埔寨情况复杂，不一定达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并表示可以帮助夫妻两协调和园区的赔偿问题，夫妻两坚决拒绝了。
袁海旭的遗体已经被运到了金边一家寺院的停尸房，夫妻两看到了孩子遍布暴打和电击痕迹的尸体。张红言及此，仍止不住失声哽咽，声音中透出气愤：孩子浑身上下都被殴打得青紫，没一块好地方，还有电棍电击造成的圆形伤痕，已经塌陷成窟窿，皮都烂了。孩子头部肿得变样，柬埔寨警方出示的死亡报告写着：孩子死于头部严重受伤（撞击）。
看到夫妻两伤心欲绝，内政部的官员还给了袁海旭家属干丹省一位负责此案的警察的电话号码，让他们去找当地立案，并找承办案件的警察了解具体情况。
柬埔寨警方调查的资料显示，金湾园区8月19号主动报警，有人在园区死亡。警方出示了17号、18号、19号三天，孩子在园区内就医的记录，孩子死于去医院的救护车中。警察提供的园区的说法是，吃饭的时候，突然倒地，头撞到地面，送医院后死了。张红强忍着怒斥的冲动，有理有节地质问这位柬埔寨警察：你自己相信是吃饭自己跌倒摔死的么？吃饭跌倒摔死，身上能有这么伤么？！
警察看到夫妻两坚决的态度，改变了语气，“我也不相信啊，所以还在调查。”
柬埔寨警察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是有先例的。2024年年8月，柬埔寨拜林省，一家电诈园区老板报案声称一名叫做周春华的男子盗窃公司财产，警方调解失败，不久周春华遍体鳞伤死亡。当地警察局长森速坤指示手下更改死因，称死者是自杀，未遭遇酷刑折磨，试图以民事纠纷结案。该案细节经柬埔寨网红记者彭万那（Pheng Vannak）曝光，引起了广泛关注，柬埔寨副总理、内政部长兼反贩卖人口委员会主席韶肯介入，此案才得以全面调查和处置。
袁海旭的尸体上的紫黑色痕迹和网络曝光的周春华照片类似。张红说，“孩子的痕迹遍布全身。”金边寺院保存尸体的条件很差，遗体放在一大块冰上，他们想要翻动遗体看背后伤痕，尸体的皮肤和冰块粘在一起，他们没舍得翻动。但是，“我们看过警察出示的尸体的照片。” 张红叙述时，异乎寻常的冷静。她说，“我知道，如果我不克制，大吵大闹，你们都不会帮我了。”
园区发现袁海旭死亡后，把同时被骗到园区的袁海旭的朋友李某，也是宿舍的舍友，关进了小黑屋。这名同样来自都江堰的未成年人后被柬中义工队从园区营救出来。回国后，李某向袁海旭的父母述了所见到的情况。
林某说，除了第一天没被打，到园区后每天都挨打。好像公司的人发现袁海旭私藏了一把水果刀，接待他们的负责人质问袁海旭是不是想杀人，并对袁海旭进行了连续数天长时间殴打。最后一天，袁海旭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 ，园区的主管还认为他是装死，偷懒，把他靠在床头，又猛打了一顿 ，除了塑胶棍打背部和腿部，还猛踢腹部和头部。园区公司负责人一再强调，公司不养闲人，问袁海旭愿不愿去上班了。袁海旭表示愿上班，就这样，还被拖到操场上，又打了一顿。袁海旭表示想吃饭，负责人让舍友打来蛋炒饭，袁海旭吃了几口，吃不下。负责人认为袁海旭戏弄他们，又是一顿拳打脚踢。之后，袁海旭在宿舍口吐黑血，送园区医院后不久，医院电话，已经死亡。
袁海旭朋友的叙述混乱而不连贯，四川警方安慰张红说，那孩子被关久了，也吓傻了，说的话也不一定可信。张红说，孩子受了刺激，跟他用疑问句说话，都会让他反应失控，情绪激动到连扇自己耳光。这位被解救回去的未成年人，在当地也没有收到任何心理方面的救助。
张红回想到儿子在8月17号时打出的那个电话，泣不成声。她说，难以想象，儿子当时是多么的绝望和无助。
夫妻两的手机里关于柬埔寨的视频和照片并不多，张红给我看了一段湄公河边的视频，镜头沿着宽阔而浑浊的河水扫了又扫，天际线处几栋白色的楼房。张红说，他们没有任何照片，进警察局时手机被没收，到寺院看尸体以及化时，手机也被没收。柬埔寨寺院火化遗体采用传统柴火焚烧的方式，他们无法收集骨灰，只捡了几根大的骨头，放进骨灰盒里，一路抱回了家。其余的混合着柴灰的骨灰洒进了湄公河。夫妻两拍下了视频作为留念，“我满心欢喜亲自迎接你来到这个世界，没想到肝肠寸断又亲自送你走”。
至今在缅北、东南亚各种电报群里，仍能搜索到夫妻两在2024年8月17号和8月24号发布的寻人启事。张红嘶哑的声音哽咽说，“他们没给我一点机会，我倾家荡产也会赎回自己的孩子。他们没给孩子一点生的机会，就把孩子打死了。”
袁海旭身亡的金湾园区，位于柬埔寨干拉省的财通（Chrey Thom），距离首都金边约有68公里，约一个半小时车程。小镇位于柬埔寨边境，毗邻越南，遍布赌场和电诈园区：金运，金沙、金泽、金湾……而去年初，柬埔寨国家反贩运委员会（NCCT）第一副主席周文英（Chou Bun Eng）接受采访时，表示不知道财通地区有电诈园区。
去年8月，柬埔寨表示将全面清除境内的网赌电诈犯罪。但是，外界并不乐观。2024年10月，由于韩国媒体曝光柬埔寨金边芒果园区内多名韩国人被非法拘禁，国家警察总署副总监兼中央治安局局长迪伟杰（洪森亲王女婿）率领大批警察突袭芒果园区，逮捕了1000多名大部分为中国人的外国人，让外界大跌眼镜的事，柬埔寨警方不久表示，芒果园区不存在非法活动，释放了大部分被捕人员，25人被押送至金边初级法院受审。发言人强调关于韩国公民或其他人在实居省被绑架或遭受酷刑的报道是错误的。
联合国柬埔寨人权特别报告员威滴·汶达蓬（Viti Muntarbhorn），在最新的关于柬埔寨的人权状况报告谈及柬埔寨的腐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国家制度的独立和公正的形象及实质都受到损害，柬埔寨打击在线欺诈和人口贩运的行动“脱离目标”。2022年他访问柬埔寨时还称，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经历的是“人间地狱”，其中许多人被折磨，甚至被杀害。
除了腐败因素外，2024年5月，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发布名为《东南亚的跨国犯罪：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日益严重的威胁》的报告称，柬埔寨赌诈产业占整个国家GDP将近一半。经济也是柬埔寨政府行动迟缓的原因。
电诈园区的未成年人
张红夫妻两在家乡官员的陪同下，还去了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与负责领事保护的使馆官员赵海燕和江鹏见了面。使馆官员说，柬埔寨是主权国家，中国在柬埔寨没有执法权，大使馆只能督促柬埔寨警方侦办、处理这起案件。这也是中国驻柬埔寨或缅甸大使馆遇到求助信息时的标准答复。
在微博上，中国驻柬、特别是驻缅大使馆账户下，充斥着绝望求救：“救救我弟弟，他在孟能，天天挨打”，“我家16岁孩子和十堰地区共三个孩子，在缅甸小勐拉失联十多天了”……大使馆官员同时安慰夫妇，称“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汪文斌大使，听说这事非常气愤”，“事发后在会见柬埔寨官员，虽然未特意提到该案，但是，提到了电诈园区的未成年人问题”。
在东南亚电诈园区，普遍存在贩卖未成年人的情况，2023年缅北果敢老街电诈集团被摧毁之前，拐卖未成年人到缅北，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网络上到处是家长哭诉求助信息，触目惊心。
随着2023年10月份盘踞在果敢老街的电诈集团被彻底摧毁，老挝金三角、缅甸妙瓦底亚太城、KK园区、环亚园区相继发布公告，禁止未成年用工，电诈园区未成年人基本可以免赔付回家，是否属于未成年人，年龄按照入园日期算。
但是，这一地区的部分园区的未成年并未得到完全清理。
据河南广播电视台的视频报道，2023年4月8号，当时年仅17岁的裴小龙，被骗至妙瓦底电诈园区，直到2024年底，因为精神出现异常，园区才同意20万赔付放人。在家人把赎金放到指定位置后，小龙被送到了妙瓦底对面的泰国湄索。在湄索县医院，父母见到了被困园区一年半，四次被转卖，一身伤痕的小龙。
小龙见到父母，表情木楞，任由母亲当众拉下裤子检查满是增生的屁股和后腿，一点抗拒都没有。泰国志愿者说，医院治好了小龙身上的伤，但是，精神方面的创伤，医院无能为力，只能回国以后慢慢治疗了。小龙弓背低头， 行动迟缓呆滞，都忘了如何正常走路。
小龙在园区的一年多时间，和父母联系了三次。最后联系时，小龙已经不再说话，同在诈骗公司的朋友给他父母发送了小龙大腿挨打后，伤口化脓的视频。崩溃的父母穷尽一切办法贷款凑钱赎回了儿子。
像小龙这样，未成年时进入园区，被困一年多时间，家长才找到资源营救回国的，不在少数。在警方数轮打击之下，一部分电诈园区躲进佤邦当阳、万海、莱卡一带，受到当地小股“占山为王”独立武装庇护，藏身于深山密林简易房屋，使用星链上网，随时转移，救援难度更加艰巨。2024年暑假期间，未成年被贩卖至柬埔寨、佤邦等地的电诈园区现象出现回潮。
中国演员王星被骗至电诈园区又迅速得到解救的“星星事件”发酵后，亲属纷纷效仿，公开曝光自己的家人被困电诈园区的遭遇。网上出现一个名为“星星回家计划”的公开文档，到停止更新前，已经有1200多名家属填写，其中包含数十名未成年人的案例。袁海旭的家人也填写了这份文档。
未成年人的案例多为2024年新发，部分为成年旧案，一半从云南出境。被困佤邦万海当阳居多，缅东妙瓦底其次，多次转卖的人员最终流向妙瓦底。这些数据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完全失联人员占三分之一以上，凸显未成年人保护自己的能力薄弱。
最新案例发生在2025年1月的柬埔寨园区，也显示柬埔寨园区还在收未成年人的态势。高中生张博智，今年17岁，2025年1月2日坐飞机从郑州到南宁后出境，手机IP显示柬埔寨，至今失联。
未成年人被骗去缅北等地电诈园区，大多“杀熟”，一个拉一个，变成团伙。四川达州九名家长集体向媒体哭诉未成年孩子被卖园区，遭受虐待，家长说被卖到当地的孩子超过40人。最近从妙瓦底回家的小龙的父亲，帮助警方抓住了拐卖儿子的“蛇头”，其经手的人员已经过百。
贩卖袁海旭去柬埔寨的也是同乡。今年暑假，袁海旭和四五个同学一起在当地打暑假工，因为袁海旭打工地点和家有四十多公里，家人对他每天往返很担心，为此老板还为袁海旭租住了房子，照顾有加，袁海旭隔三差五就回家。所以，家长并未特别留意。夫妻两空闲时间也去找过儿子，想看看他打工的地方，但是每次儿子都各种理由避而不见。他们也以为孩子大了，不喜欢家长过多干涉。张红说，“现在回想起来，骗子步步为营教唆孩子，令人心惊。”
送袁海旭偷渡进入柬埔寨的都是都江堰当地人。张红听说过这一群人，出手阔绰，在当地混得不错。蛇头拐卖人口的套路是杀熟，如果是通过网络结识的，甚至会花费超过半年以上时间交友“养猪”，树立事业有成、挣钱容易的人设，并提供好吃好喝好玩，甚至教唆吸毒引诱年轻人。
已经从园区救援出上千人的阿龙对记者说，“负债高的年轻人、渴望挣快钱、文化低、来自贫困家庭，以及年龄小的的人往往会掉进园区陷阱。”来自四川16岁的赵俊成和父母一起在浙江打工，初中毕业后，赵在一家理发店学徒，通过打游戏认识了一名网友，网友许诺去边境地区带货，一次可以挣10-15万，2024年8月15日，孩子从杭州到昆明，一路到普洱，孟连，最后的定位显示为缅北小勐拉。截止2024年11月，赵俊成仍未离开园区，回到家人身边。
这些“免费”和“高收入”都是陷阱：一路上的飞机机票费用或者私家轿车费用、吃住行费用和偷渡费用，构成了对蛇头的欠债。一旦进入园区签订不平等的长期劳动合同，还要付高额赔偿费用，这两笔费用构成了通常所说的捞人的“赎金”。未成年人如果跟公司借款，没还清债务之前，也是无法离开的。一些人知道自己走上不归路，让家人忘了自己，不要支付赎金。
涉事未深的未成年人无能力应对巨额欠款恐吓和人身威胁，很容易被园区洗脑，成为犯罪骨干。2023年，广西三名14岁，一名17岁未成年人被骗至大其力，蛇头是当地一名早先被骗去缅北的16岁的未成年人。泰国曼谷最近破获的一件利用Simbox诈骗的案件，诈骗公司负责人是一名年仅19岁的中国青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认为，湄公河次区域各国一些边境地区是拐卖人口犯罪的重要流出、流人和中转地，据估计该地区拐卖人口约占全球拐卖人口犯罪的三分之一，其中包含大量未成年人。
中国处理人口贩卖问题的司法和政治考量
袁海旭被贩卖的案子，中国四川警方也还在侦破中，据张红夫妇说，目前警方以“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罪”，逮捕了涉案的四人，但是夫妇俩很不服警方的认定，认为自己的孩子是被卖到了柬埔寨，这群人是人口贩子。
被泰国认定是人口贩运受害人的小龙，其父亲帮助警方抓获了涉嫌贩卖其子的人贩子，小龙的父亲把这人称之为“蛇头”。实际上，“蛇头”的定义是指那些帮助他人非法移民，偷越国境，但是并不参与买卖人口的人。
国际上对贩运人口的定义，是指为了剥削的目的，采用暴力威胁或者其他形式的胁迫手段，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而且买卖双方，以及参与运送、转移和窝藏的人都涵盖在内。
而在中国，不仅“人贩子”与“蛇头”的定义经常被混淆，并且对于人口贩运相关的罪名，例如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罪中，是否买、卖同罪，专家也争执不下。在国内的涉及妇女儿童贩运问题上，买家如果没有虐待行为，很难被定罪；而涉及超过14岁男性的跨国人口贩运、强迫劳动时，根据中国法律，人口贩子很难被定罪。
自从回国以后，夫妇两到处跑律师事务所，把案子说给律师听，听律师的意见。“我国法律有缺陷”，夫妇两给我微信留言道，“中国没有贩卖人口罪，只有‘拐卖妇女儿童的罪’ ，律师说，这里的儿童是指不满14周岁的人，我家孩子15岁了，不适用。”
就家长要求严惩罪犯的诉求，维权律师包龙军对记者表示，如果买家发生了非法拘禁罪、强迫劳动罪、故意伤害罪等，可以把“人贩子”作为“买家的共犯定罪”，进行处罚。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学者韩玉胜教授曾就此类问题接受采访说，如以共犯的形式处罚卖的一方，恐怕就很难符合成立共犯所要求的‘共同故意’、‘共同行为’这两个条件，卖方没有意图，也没有实施后续的非法行为。韩玉胜教授认为取消贩卖人口罪是“立法上的一个疏漏”。
华东政法学院的刘宪权曾著论文，指取消人口拐卖罪不符合一般立法要求，“变通以非法拘禁罪追责当事人刑事责任，不符合刑法中，罪、责、刑相应原则的要求”。另外，拐卖类罪犯是重罪犯，法定刑高于“非法拘禁罪”。
中国在1979年的旧版刑法中，是有贩卖人口罪的，在1991年修改刑法时，增设了“拐卖妇女儿童罪”，到1997年再次修改刑法时，取消了“拐卖人口罪”。司法实践中，在2010年，四川省渠县乞丐收养所贩卖智障残疾人去新疆化工厂做“包身工”事件，就曾引起一波要求恢复拐卖人口罪的社会舆论。2007年，中国发生山西黑砖窑案，数百名农民工包括很多儿童被卖到山西砖窑沦为“奴隶”，引发全国震怒。中国公安部把事情定性为“非法用工”，这一事件导致当年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柬埔寨也是按照这个路数，不承认电诈园区存在人口买卖和强迫劳动，认为是劳动合同纠纷。实际上，东南亚所有被贩卖进入园区的人都和园区签订了劳动合同，园区禁锢人员被称为是“经济纠纷”导致。柬埔寨国家反贩运委员会（NCCT）委员会主席周文英（Chou Bun Eng）在今年的反人口贩卖例会上继续强调，人口贩卖案件复杂，涉案人士涉嫌欺诈、劳资纠纷、非法工作和非法移民等罪行，他们冒充“受害人”和提供假口供，企图逃避法律制裁。
被柬埔寨国家反贩运委员会（NCCT）认定的人口贩卖案件数量稀少。2024年报告显示，在 今年上半年认定的人口贩运和性剥削案件仅仅104起。警方只认定了290名受害者，其中134人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比46%。今年的数字比起2023年同期，已经增加了17起，相当于增加了16.34%。
中国和国际社会合作打击东南亚网络诈骗和人口贩卖，最有力的武器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以及《贩运人口议定书》，中国作为签约国，国内法律和该公约有两点冲突的之处，在袁海旭的案件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第一，人口贩运的受害人得不到保护。中国没有建立辨识并向被害人提供保护和帮助的国家转介机制，同案的另一名未成年除了被救回国，并未得到相应的社会救助。
第二，中国没有贩运人口罪，人口贩子得不到处罚。《贩运人口议定书》要求将“人口贩运”本身定位刑事犯罪。贩卖人口是重罪，中国只能以“组织他人偷渡国境罪” 进行处罚。
中国政府在2013年发布《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时已经把“反对拐卖妇女儿童”改为“反对拐卖人口”。在2021年4月出台的《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提出要修订有关法律法规，推动将反对拐卖人口法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尽管和国际社会合作打击犯罪活动中，中国面临国内法律和国际惯例接轨的压力， 但是中国至今没有任何推动修改刑法设立人口贩卖罪的进一步举措，其中不乏政治考量。
首先，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的人口贩运报告（Trafficking in Human Persons Report），已经连续八年把中国列入人口贩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列。该报告把人口贩运和新疆问题挂钩，人口贩运是政治敏感问题。
另外，中国目前的人口贩入的重灾区，是国内近几年激增的跨国新娘。修改刑法会导致对买家定罪。中国因为性别失衡，每年从东南亚、巴基斯坦等国引进大量跨国新娘，仅越南新娘在中国有10万之众，其中21%涉及人口贩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凌、李光懿等专家认为绝大多数被拐卖妇女已与中国境内的收买人形成了事实婚姻，并且生儿育女，建立了稳定的家庭，公安机关进行劝返和遣送的难度很大。强行遣送或者解救，容易造成群体性事件，形成新的社会热点问题。
最后，立足于人权，用人权的方式解决人口贩运问题，这一原则在中国并未确立。中国警方对人口贩运受害人在贩卖行为中可能被迫涉及的犯罪，实行高压严打的态势，不愿按照国际标准去识别及免去处罚。有的地区如贵州等地，在园区待超过30天，一律视为情节严重。
官方反应与维稳机制
对可预见的结果，夫妻两感到非常绝望，表示唯一的孩子死了，他们夫妻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替孩子寻回“公道”。夫妻两商量准备请一位异地维权律师。“现在案子被压得非常死，几乎没有曝光”。前段时间，四川反诈博主“爱心大王”，曝光该案件，但是一天后，夫妇接到了该博主电话，他表示很抱歉，他接到警方电话，要求下架曝光该事件的视频。张红夫妇俩只能自己在抖音持续地发布关于袁海旭的视频。
夫妇两很担心，一是经济压力，自己没有钱，之前去北京上访，去南宁报警，找救援队都是一笔笔花费，夫妇两更担心的成为警方的维稳对象：“昨天红星新闻来采访，记者也不敢报道，推荐了一家上海媒体”，“过几天，上海媒体来采访，不知道这家上海媒体，敢不敢报道，报道能不能发出来”。
2024年10月中旬，夫妻两又再次坐上去了北京的航班，去北京找外交部、公安部、国务院等部门上访。前几天，两人刚刚和办案民警谈了话，贩卖孩子的组织者好像刚刚开始做这种营生，才贩卖了三个人，远远够不上组织、运输人员偷渡罪里的“情节严重”，柬埔寨那边也无声无息，儿子死亡的事件在中柬媒体上完全消声灭迹。夫妻两感到警察也是无能为力，不知道如何是好，“警察打了很多电话，让我们不要去上访。”
从北京回来的夫妇和警察谈了话，警察一再保证案件还在侦办中，给他们一点时间。失去孩子身影和笑声的家，看着空荡荡的，夫妻两的心里更是空落落的。张红说，“在家里一天也待不下去。”夫妻两回到了厂里继续上班，张红闲来无事发发抖音，诉说对孩子的思念。
但这之后，夫妇俩收到了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要和他们谈话。警察提了三点要求，不要再发抖音；不要和东南亚联系，给他们一点时间；相信政府会处理好这个案件，警方去联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汪文斌大使，能协调解决此事。
2024年7月刚刚新上任的中国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是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以“温尔儒雅、谦谦君子” 的战狼形象深受网友喜爱，网友称为“汪叔”。张红问我，“我可喜欢汪文斌大使了，我是他的粉丝。如果引起汪大使的重视，这事能解决吧？”
其实，中国和柬埔寨之间就打击电诈以及衍生的人口贩卖问题，在澜湄合作机制下有执法合作机制。另外中、柬、佬、缅、泰、越有六国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打击网赌电诈等犯罪行为“平安澜湄行动”。早在2019年，中国和柬埔寨开展警务合作，在金边设立中柬执法合作协调办公室。这是中国警方在全球设立的首个双边警务合作中心。
但是，从2023年9月中国警方发起的一系列打击电诈活动，到最新的“海鸥行动”，中国警方并未把打击电信诈骗衍生的人口贩卖问题，救助人口贩卖的受害人作为行动重点。网络上关于小龙在妙瓦底园区被虐待殴打至精神状况出问题的视频报道铺天盖地，而死在柬埔寨园区的袁海旭一案悄无声息。
不过，家长们的上访努力引起了中国政府一定的重视。一名未成年人的家长告诉记者，警方正在摸底调查未成年人被困缅甸与柬埔寨园区的情况。而在“星星事件”后，中国公安部也于2025年1月15日发布公告，表示正在“全面梳理中国公民在境外失联、被困情况”，“全力协调解救被困人员”。这也是中国官方在谈及跨境电信诈骗问题时，第一次有如此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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