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毒战八年后，遗属在咖啡店说故事

弟弟被杀后的五年，Sharon 变得寡言，心口有块大石压着，一直都取不出来。大多数时间，她都是这样过活：失眠，哭着入睡、哭着醒来。妈妈总是在酗酒或睡觉，最常见逃避现实的两种方式。她会尝试安慰，但最后两个人总是一块哭起来。

家里角落有一个柜子，上面放满大小神像和一个木制十字架，弟弟的照片夹在中央；她会在那伫立良久，回想弟弟还在的日子。悲伤自然不过，但她要逼自己理智——她是单亲妈妈，还有孩子要养，必须工作。

走在路上，只要看到年轻男生，脑中不禁浮现弟弟的样子：“如果他没死，现在应该也差不多这么大了”。回到工作地方，同事知道她的遭遇，但不愿多谈；思念涌来时，只好自己偷偷抹眼泪。若是撑不住了，就到教堂里点根蜡烛，坐在耶稣像前祈祷：“我相信，祢让这件事发生总是有原因的。”

八年前，杜特尔特铁腕开展反毒战，允许警察捕杀毒贩和吸毒者。但那时候许多与毒品无关的生命都被卷入，Sharon 的弟弟是其中一个：某个夜晚，他在街上突然被蒙面电单车手射杀。法医尸检后说，弟弟身中十多枪，毒品测试呈阴性。

说到这里，Sharon 哭了，停下来喝了口水。心情平复以后，向我微笑一下。她今年39岁，个子瘦小，染一头金发。我们坐在马尼拉奎松市（Quezon）的一家咖啡店，这里所有店员都是反毒战受害者的遗属。店在2021年开张，取名叫 Silingan Coffee，Silingan 在宿雾语中是“邻居”的意思。创办人 Brother Jun 说，他想把孤立无援的遗属聚在一起。在这里，他们能像邻居一样，互相分享帮忙。

四月中旬，我第一次到访 Silingan Coffee。这里格局方正，面积不大，与隔壁一家文青咖啡店风格回异，装潢更平实简单，只有一个开放式厨房、一张吧枱和数张木椅桌。临近打烊时间，三、四个店员坐在厨房聊天吃晚饭。带我来的向导 Aram 是这里常客，在他把我介绍给每一个人以后，店员们逐一报上自己的名字，还自然地补上一句：我哪个亲人死了——比如是，“我是Sharon，我失去了弟弟。”说这些时，大家的脸上都没有什么表情，仿如闲话家常。

在这里，遗属们聚在一起，过往说不出口的在这里被释放。他们重建信任，慢慢学会表达哀伤，有时候还带点幽默感——“你家死了几个？”“噢，一个吗？”“我有三个。”

建一片心安之地

入夜的马尼拉依旧闷焗，不见宁静。电单车在路上风驰电掣，司机惯性地响鞍，堵车状况跟白天没差，大马路亮起一整片红灯。在我住的酒店附近，一巷之隔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每晚补充完生活品，回去经过巷子时，我都下意识地往那尽头望去，巷里招牌的灯光映着一些人影，偶尔传来狗吠声。

当年每个夜晚，腥风血雨的反毒战就在这般的巷子里发生。

Brother Jun Santiago 是摄影记者，也是巴克拉兰教会（Baclaran church）传教士。八年前，他每个深夜追着案发现场跑，用相机纪录每一宗杀戮，同时他给现场遗属留下联络电话，帮助他们办葬礼；而如果遗属害怕被人报复，教堂也会向他们提供庇护。

“以前来的人通常是受到台风、洪水影响，但那（反毒战）是一场人为灾难，它影响的是穷人、普通人。”Brother Jun 说。那段时间，他接触了至少387名在马尼拉的遗属，有些人在解决葬礼问题后离开，有人则因为找不到生计在教会留下来。但自那时开始，因为怕遗属有需要时找不上自己，从此没有改过电话号码。

2020年，菲律宾在疫情下长期封城、实施宵禁。Brother Jun 隔段时间到不同省份派发物资包，重新接触当年的遗属。一些人诚恳地对他坦白，单靠物资并不足以维持生活，他们想要的是一份工作。

但那时候社会停摆，市面根本没有工作可言。可是遗属的请求，Brother Jun 又不忍回绝。他想起2013年，超级台风海燕吹袭菲律宾，造成超过6000人死亡，数年之后，自己曾开过一家咖啡店供幸存者工作，盈利则为受影响的孩子交学费。他暗忖，或许同样的方法可以给遗属一个机会，“他们想工作，而我有时间、有积蓄。”

除此之外，Brother Jun 更想营造一个汇聚遗属的地方，让人们记住历史、国家的黑暗面。“他们是受害者、失去了亲人、生活直接受到影响，这一切就是故事。”他鼓励遗属讲出自己的遭遇，把声音传开来，“只要他们一直讲，社会就不会忘记。”

一些支持人权活动的艺术家朋友迅速给他推荐舖位。于是咖啡店顺利在2021年10月开张，但当时疫情正达高峰，打后整整八个月，一个客人都没有。为了给员工发工资，他卖掉自己的相机镜头，向朋友借钱。对 Brother Jun 来说，这不是一门生意，而是一种承诺。

污名

Chris 是 Silingan Coffee 隔壁美容店的店主，今年34岁。她跟我说，当年咖啡店开幕她也不察觉有什么特别，是后来到店里买奶昔才知道，“那里每个店员都有自己的故事。”

一个母亲哭著给她展示儿子被杀的照片，“他躺在路上，人们在围观，地上都是血。”她说自己很痛苦，想跟着儿子一起离开。另有一名男生跟她缓缓说道，哥哥和父亲都是在自己面前被枪杀。自那以后，只要听到门被大力关上，他就以为是枪声，会惊恐发作。

“众所周知，我们菲律宾人很常微笑，你只要拿出相机，人们就会带著灿烂的笑容站在你面前——即使他们淹在洪水中，”Kaloy 形容，乐观面对事情是菲律宾人的文化和特质，但这往往叫人忽视和拒绝承认心理健康的需要。

Kaloy Anasarias 是巴莱复健中心（BALAY Rehabilitation Center）的项目经理。巴莱是一家从事社会心理复康的人权组织，主要为政治暴力幸存者提供心理支援。反毒战开始后，组织中数个年轻成员被杀害，巴莱开始支援法外处决的幸存者。

Kaloy 目睹一个又一个没法消化哀伤的遗属，被现实问题重重压住，加重心理负担。他提到，大多反毒战受害者都是来自贫穷家庭和社区，主要是男性、也是家庭支柱。于是留下来的老弱妇孺，一夜间承担巨大的经济压力，而他们往往得不到社群的帮助。

当年警方以整顿治安为名扫荡，所以行动无论有多血腥粗暴，仍然有不少民众支持，但这种支持会在社区内制造分裂——当受害者被污名，遗属往往受到社群孤立歧视。“过去，邻舍总在经济困难时互相支持，但如今这种关系破裂，邻居不再与他们交谈，他们感到孤独和受伤。”

这些年来，Kaloy 接触超过140个家庭，不少人都出现失眠症状，有人变得抑郁孤僻，“愤怒亦非常明显，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对当局感到愤怒。”

一直讲﹑一直讲

“其实我对他们的故事、亲人如何被杀不感兴趣，”Chris 歪着头，照着前方的镜子说，“让我真正好奇的，是他们如何处理那种痛、如何仍然带着微笑活下去？”一天，一个店员到店里植睫毛时，躺在床上，大家聊开来。Chris 好奇问他，“你是怎么恢复过来的？”他闭着眼睛回答：“就是一直讲、一直讲。”

咖啡店是让他们卸下心防的地方。Brother Jun 还记得，刚开店时 Sharon 十分害羞，每次采访都不太愿深谈。是一次，接受完菲律宾理工大学的学生访问，学生之后回来咖啡店，告诉 Sharon 她的故事被收录在学校图书馆里，学生说：“也许你目前得不到公义，但你的故事不会被忘记。”

“她看到了说故事的价值。” Brother Jun 说，“无论我拍下多少照片，都无法做到这效果，但是他们可以，这是他们对公义和问责的渴求，这很重要。”

2016年6月15日，Jules 哥哥到家对面的小商店买东西，一辆小货车突然驶至，车上的人向他开了三枪，“一颗在头上，一颗在脖子上，还有脚上……”Jules 猜，“也许这是让他逃不了。”那年 Jules 才21岁，在读大学二年级。家里没了支柱，她只能辍学；因为听过枪声，每当晚上有狗叫，她就开始恐慌，“你会控制不住想…是不是又有人来了。”Jules 说，“我不知道如何再信任每个人。”

三天葬礼过后，Jules 全家搬到别的省份去，“父亲说，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前进，忘记发生的痛苦事情。”

搬去的新省份后，因为工作机会并不多，Jules 一家很难糊口，三年后只好回到悲伤之地。半年前，Jules 加入 Silingan Coffee，上班的第一天就遇到记者采访。但过去那几年，她习惯了家人都很有意识地不再提起那件事，现在突然要她讲，她突然不知该从何开始。“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她托了托鼻梁上的琥珀大眼镜。

是 Sharon 鼓励了她，“你可以的！”Jules 一边颤抖，一边试着把经历说出来。采访结束以后，她感到轻松、释放。Jules 说，在事情发生之后，她都很少笑，但在有着相同创伤的人之间，她重拾对别人的信任，由衷地感受到快乐。用她的话来形容，那还是“因祸得福”，“在咖啡店工作，我才能够支持我哥哥儿子的学业。”她哥哥去世时，遗下了一名7岁的儿子。

不过情绪像一条河流，不总是静止。Brother Jun 也理解，他跟每个店员说，“虽然讲故事是我们的使命，但如果你没有心情分享，可以对客人说：‘对不起，我今天很辛苦，这一次我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问问别人。’”

Chris 想了很久，后来慢慢明白，当内心压抑的情绪被释放，有了出口，“它就解决了一半的问题，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好起来了……虽然内心不是百分百完全没事，但他可以坦白地把事情说出来。”

“菲律宾人很爱哭，我们经常哭、大哭，但哭过之后，我们就获得了生活的力量。”最近，一个店员告诉 Chris，他要跟朋友去旅行了，Chris 很为他感到骄傲，“我问他，你真的可以吗？”

男生轻轻回答：“是的，与其不断纠结于过去，我不如过好自己的生活。”

阳光普照

据菲律宾独立媒体 Rappler 获得的菲律宾国家警察 (PNP) 文件，显示杜特尔特执政不足两年间，警方记录了超过23000宗凶杀案（HCUI），相当于平均每天有33人被杀。当中指出家人无辜被杀的不计其数，反毒战引来国际社会及人权组织的谴责批评。

2019年，杜特尔特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ICC），以阻止国际社会对反毒战展开调查。不过调查终在 2023年7月重启。今年4月，菲律宾前国会议员 Antonio Trillanes IV 再表示，ICC 已联络逾50名现役及前警员协助调查。但现任总统小马可仕重申，不会将杜特尔特交给 ICC。

Brother Jun 提到，虽然很多遗属并不愿去追究警方及政府的责任，但有部份人仍然在为挚亲的死，等一个说法、等一个终结（closure）。可在追责过程中，遗属间会存在妒忌，“尤其当有他们听到某些案件得到进展，某名涉案的警员被起诉。”——因为在一个行政缓慢的国家，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公义。

我问 Sharon，你有没有很痛恨杜特尔特。她笑笑，很快就答，“不，我不生气，我的愤怒没什么作用。”她说，她会为杜特尔特祈祷，“他说他是负责清理毒枭。但是，（结果）只有穷人受到影响，而他们并不都是毒枭。我总是说，如果他真的想杜绝毒品，他首先要找到根源，而不是杀死无辜的人。”

“他也是一个人，我希望他思考自己所做的事是不是正确。”Sharon 说。

“我想，主要原因是他们想得到平安（peace）”，Chris 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如果你宽恕那些让你痛苦的人，痛苦会得到释放，带来平安。”当人不再为过去兜转，内心有了平静，生活就会变得容易前进，“一旦你向前迈进，你就会开始喜欢欣赏小事，每天都会感激还有新的一天。”

在访问结束的第二天，我又来到咖啡店。那天天气太热了，我跑进簷蓬下遮阳，用手扇着风，正好碰着 Jules 从店里走出来。店才刚开门，里面还是阴暗，只有一把风扇在摇动着。“今天真的很热对吧？”她抬着头望天问。“对呀，”我转过头看着她，鼻梁上额头上都缀了好几颗汗珠，再看看炽热的太阳。

门口好几盆大叶植物绿得发亮。我突然想起 Kaloy 说过，“人们有一种自然的能力来克服痛苦的经验，但这不一定意味著他们完全没事，而是他们找到了一种恢复并继续生活的方法。”

后记：毒战仍在发生

咖啡店虽然平实，但其实布满了许多有意思的装饰。像是在通往二楼的黑色铁楼梯，每阶级的垂直面都用白油漆写了一句话，一句连一句，拼成一首诗：

It’s not a war on illegal drugs.
It’s an illegal war on drugs.
And it’s not even really a war on drugs
It’s an illegal war on the poor.
And it’s not really a war, because that implies
that one side had the capacity to fight back.
It’s an illegal massacre of the poor.

又比如在右方墙壁上，挂上一件客人送的黑色T-shirt，上面印着“PEOPLE WHO USE DRUGS ARE PEOPLE”。一天，我正在端详着杂志架上的书，身旁的向导 Aram 冷不防抛出一个问题：“你知道在菲律宾一条人命多少钱吗？”

我愣了一下，没听懂，于是问白一点：“你是指雇人杀一个人吗？”对，他接着说，是十万披索。“十万，你就可以在菲律宾拿掉一条人命。”我快速算了一下，那不到1400块港币。人是不值钱的，那都只是枪械、子弹和人工的钱。

2022年，缉毒署发起“#真实数据菲律宾”（#RealNumbersPH）运动。报告指，自2016年7月到2022年6月期间，当局展开近24万次行动，6252人死亡。但民间团体估计，被杀的人至少近3万。

同年，小马可斯上任。大家关心反毒战是否已经结束了，但小马可斯说他会延续前任的作法，不过“不开枪，不流血”。然而，据2023年7月的数据显示，仍然有超过350人在政府镇压中丧生，有人权组织者指做法只是“重复陈旧的公关路线”——其实，反毒战至今仍在发生，只不过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