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长”式反诈：银行卡管控，一块五也沦为可疑消费

冻结住的卡：像是一场株连

王筱芸不懂，为何一笔再寻常不过的转帐，会令自己名下的三张银行卡接连遭到冻结。

两个月前，王筱芸从相熟的“代购”处买了些物资，照常把5000元款项汇给对方时，却收到“失败”的消息提示。她没多想，猜测：或许是这张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卡达到了“限额”——中国大陆的银行帐户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依次被赋予不同权限及交易和转帐限额。人们申请和使用最多的“借记卡”，属于权限最高的一类帐户，每日限额从5000到20万不等。

王筱芸换了张农行（中国农业银行）卡继续尝试，她清楚记得，今天并没用它进行交易，但同样的，这次依然没成功。她意识到，或许是出了什么问题。终于，在半小时后，北京反诈中心打来了预警电话：她转帐的银行账户存在诈骗风险，这才导致交易失败。

但新的疑惑跟著来了。

挂了电话，王筱芸莫名不安，她试著在多家网店网购，无一例外，每次还是无法付帐——这次，出问题的，好像不是对面，而是她的卡。王筱芸急忙联系到银行客服，得知，她最早转帐时用的建行卡和农行卡，在刚接到反诈中心的电话时，就已遭到了“司法冻结”，银行无法干预。冻结两张卡的，则是它们各自开户行的所在地：北京和云南的公安局刑侦支队。王筱芸隐约觉得不对劲，接著查询了自己名下的另一张极少用来交易的二类银行卡，发现，这张卡果然也“冻住”了。

王筱芸震惊：只是因为一次并没有完成的转帐，自己名下的银行卡竟全数遭到牵连。在线上交易已很大程度取代现金支付的大陆，银行卡的“冻结”，意味著往后每笔收入和消费都会受限。

隔天，王筱芸依照提示来到就近派出所，接受了一通反诈教育，还签下了一系列承诺书。等到解除风险后，她又和银行客服、两地的反诈中心沟通了一个月，三张卡才陆续解冻。

在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平台上，无辜遭遇牵连的并不在少数。银行卡被冻结的理由也大同小异：和可疑帐户曾有过资金往来，无论数目多与少。错愕之后，许多人慢慢接受，并彼此安慰：封禁了银行卡的交易，也就杜绝了被骗的可能，“说到底这是国家在保护我们”。

但也有人提出异议。一名来自深圳的网友称，自己平日只在街边买些五元以内的小吃，同样被封了银行卡。一位银行工作人员回复她，为“响应国家反诈政策”，除了和可疑帐户有交易行为，即使只是小额交易频繁，依然会导致冻结。

早在2022年，张潼潼的银行卡也因“流水”问题接连两次遭到冻结。张潼潼是一家自媒体平台的兼职作者，写稿四年来，她都用同一张卡收稿费，从没出过异常。如果不是某天，编辑发来的消息，说“稿费转不过去了”，她根本不会想到，这张银行卡会因“流水不正常”而被银行识别导致冻卡。想要解冻，就只能去开户行所在地——广东申请。

2022年，中国大陆施行严格的疫情封控政策，地域间流动受到限制，张潼潼当时在北京工作，听到这形式主义的规则脱口而出：“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 。”她据理争取，软硬皆施，接著摊牌：“我靠稿费养活自己，你不给我办理我就没有收入来源。”缠斗了数个回合，在张潼潼投诉银行网点后，工作人员终于松口：不必跑去广东，在北京的营业厅就能办理解冻。

但令人震惊的规则还在后面。银行打印出了这张被冻结的银行卡两年来所有的交易流水，接著给了张潼潼一支笔，要求她在这叠挤满了一个个数字的单子上，把每一笔交易都事无巨细地解释清楚，甚至包括——那一笔骑共享单车时支付的1.5元钱。

“这不合理。”她从未做坏事，为何要把自己的隐私一点点扒开给别人看？坐在银行的内部柜台里，张潼潼抗议了一轮又一轮，最终，将解释的金额范围抬高到了100元以上。但这已经是极限了。在工作人员的注视下，她拼命回忆当时的交易场景，挨个写清楚每笔资金的来源和去向。

张潼潼明白，工作人员已经尽可能在规则框架内帮助她办理解封，但那尴尬的感觉，还是在每一寸肌肤上攀爬。最终，在显示银行卡余额为54.14元的证明单据上，张潼潼“屈辱地”签下了她的名字。

工作人员将单据上传给了广东的网点进行异地审核，审核通过后，张潼潼立刻换了张其他银行的一类卡来收稿费。没想到的是，不到半年，新的银行卡又触发了银行的风险监测。

除了线上交易受阻，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著“银行卡似乎越来越难用”的事实。

一名职员换了工作后，来到公司指定的银行办理一类卡，批下来的每日“非柜面转出”限额却只有5000（注：即如当天转出金额超过5000元需前往银行柜台办理），甚至低于工资数额，“办卡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换了其他银行尝试，也是如此，她清楚记得，两年前办卡时，银行人员毫不犹豫地就给她开到了10万的限额；

传统的柜台取款也面临著越来越严格的审核。一名工程承包者想在银行取出两万现金用于购买材料，却被工作人员要求去派出所备案，接著解释资金来源和具体用途，以及提交购买合同在内的证据，最后签上一份承诺书，承诺“钱是干净合法的”。

人们慢慢摸索出了一个共识：现在的银行卡，好像被一套检查机制牢牢把控住了，这套检查机制就像一张每个漏孔都无比细密的筛网，每张卡、每个人，无论是否有遭遇诈骗的风险，都会被网罗其中。而这张筛网的内核，则是近年来逐步推进且愈演愈烈的“反诈”系统。

进击的反诈：高代价 高回报？

“反诈”全称为“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虽然直到2022年12月，中国才推出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下称“反诈法”），并明确提及由“公安机关牵头负责”，“金融、电信、网信、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履行监管主体责任”。但根据报导，早在2018年，中国就已建立起32个省级反诈中心和316个地市级反诈中心。2021年，“国家反诈中心”软件和96110全国反诈热线也陆续被推行。

结合多方信源，反诈中心隶属于各地公安局，并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以及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银行协作。它的运行逻辑，是“利用大数据技术，根据受害人的行为特征建立模型，对于符合这一模型的人，反诈中心将进行预警，在资金损失前，阻止受害人被骗”。

这一逻辑在具体操作上最直观也最有影响的体现，则是“冻结”住有可疑交易的银行卡。

结合多位受访者在申请银行卡解冻时咨询得知的“冻结”理由：公安机关在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时，若锁定了可疑帐户，就会和银行合作，得出与这这个帐户有过交易的其他帐户的信息，并按照风险指数进行分级。

接著，公安机关会按照开户行所在地，将名单分别下发到各地的反诈中心与银行，对帐户下的单张或多张银行卡进行“保护性止付”，以及挨个致电了解情况。被“冻结”银行卡的人，需要联系当地派出所与反诈中心，经过评估解除嫌疑和风险后，才能到银行申请解封。

出于反诈的要求，除了反诈中心的直接指令，银行也有对银行卡的冻结权限。《反诈法》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对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及支付结算服务加强监测，建立完善符合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特征的异常账户和可疑交易监测机制。”

银行工作人员介绍，每张银行卡的交易明细，都处于银行系统模型的监管之中，这套模型由公安部和人民银行联合开发，一旦监测到异常交易行为，如夜间一次性转帐，或多次小额转出，就会冻结银行卡，异常交易的定义与冻结帐户的规则还会不断调整。

“反诈”的“成果”或许可以在公安部刑侦局公布的数据中得到一些印证：“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12月1日，公安机关依照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累计见面劝阻1389万人次，紧急拦截涉案资金3288亿。”

但这些数据的含金量却有待厘清。某银行工作人员称：每天都有很多来到柜台咨询解冻的人，查询过后，大多是系统误封，连他们这些员工，都是翻来覆去也搞不清楚判定异常的理由。一些受访者则称，他们曾在没有遭遇诈骗的情况下，接到警察电话，要求接受反诈教育。

而“反诈”系统的有效性，同样在遭受著质疑。

今年，江苏网友杨兰在网上寻找兼职时，被一则“刷单返利”的消息吸引：在某微信群中，以88元的价格即可购买到原价100元的话费卡，下单即有返利，如果7天之内无法将卡转售，该公司会以原价回收，并补偿3%的利润。杨兰本能地对此保持怀疑，但群主的提示却让她的警惕消散了不少——在公告栏中，群主写到：建议大家下载“反诈APP”。

杨兰想，既然该公司敢公开劝大家下载反诈APP，就说明，它不可能是在做诈骗生意。也正是这股信任，让她先后投入了共计60万元，花完了家里的存款，又透支了信用卡的全部额度。

但赚钱的想法还没持续两天，群主就忽然失踪了，这才意识到自己遭到了诈骗。而在这个过程中，她无比信任的反诈中心APP，没有进行过任何预警。但耐人寻味的事还没完，报警之后，警察发来消息，提醒她，此前交易时用的银行卡会受到保护性冻结，15天后自动解封。

杨兰对反诈APP的信任，出于它的政府背书以及全国范围内的下载动员。

反诈APP全名为“国家反诈中心”，由国务院设立，于2021年开始推行。对于它的意义，《人民公安报》曾撰文称：“当前，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兴网络违法犯罪刑事严峻”，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可防性犯罪”，因此，“宣传防范是压降发案的重要手段”。

随后几年，各地开始大力动员安装反诈APP。一位受访者称，2022年，疫情封控期间，小区人员排队做核酸时，警察会挨个询问是否下载了此软件，并且依次打开手机检查，“当时大家都在做核酸，挤著挤著，就没法保持一米的距离了，警察不来维持秩序却还插队，挨个要求下载反诈，就很啼笑皆非。”

一位在体制内工作的职员则被“单位”要求，不但自己要下载，还要推荐身边的人都下载此软件。在网络平台全面实名制、身分证和手机号高度绑定的大陆，通过多次注册来完成“单位”指标根本不现实，这位职员只能发动所有关系，连“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都要被拉来做任务。

这样大的阵仗，让“国家反诈中心可以有效防止诈骗”的概念植入了很多人的心里。和杨兰有相似遭遇的不在少数，一些遭遇诈骗的受害者称，此前只是因为正常消费就被系统识别进而误封的银行卡，在和“真正的诈骗犯”进行交易时，却能畅通无阻，直到去报案，警察才象征性地对卡进行冻结。“都骗到一分钱没有了还封，这种亡羊补牢的做法，和走流程有什么两样。”

误封之后：不被弥补的误伤

去年6月，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因为被误封银行卡而发帖吐槽时，梁悦曾留言安慰到：虽然麻烦了一点，但这是为了我们好，而且也不算多麻烦，毕竟只要你没问题就能解封。她是真的这样以为。但在今年，自己的银行卡被误封以后，梁悦却没法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了。

由于和涉嫌诈骗的帐户有过交易行为而导致银行卡被冻结后，梁悦来到上海派出所等了两个小时，开具了审查证明等一系列材料。但去银行解封时，却被要求只能提交纸质版本，并且还要一次性将所有资料交齐。不同部门的互相推诿让她又来回跑了几趟，才终于办理了解冻，可紧接著，却又被告知，银行卡不能立刻使用，要等待至少15天，才能真正解开。

梁悦实在不懂，既然已经确认了没有诈骗风险，已经明确了是被误封，为什么还要接著冻结银行卡，这个规则的设定到底是出于什么考量？

她将遭遇分享到了小红书上，很快，许多人在评论区留言了相似的经历：有人等了15天，以为银行卡已经解冻了，却没想到又被续冻上了，一问客服才得知，是反诈中心的同事在交接班时没有标注上报解冻。他们不懂，他们究竟是被这些僵硬的规则绑住了，还是被制定这些僵硬规则的人困住了。

从申请解冻到正式解冻的这段长达15天到一个月不等的空窗期中，许多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

一名陕西网友用来还房贷的卡遭到了冻结，而还款日，刚好在解冻以前。和银行工作人员协商数次，也没法提早解开，只能让家人去银行办张新卡，签订一张变更扣款帐户的合同，从新卡中扣款；一名四川网友在遭到诈骗后兜里分文不胜，想借些钱度日，但名下的银行卡都遭到了亡羊补牢的“保护性止付”，无法交易。被骗已经足够令人伤心，反诈的规矩则更是雪上加霜，他不知道，接下来还能怎么生活。

针对频繁误封和无法立刻解冻导致的交易受限，一些银行工作人员给出了一些办法，比如将钱转一部分到支付宝、微信等有在线存储与支付功能的软件中，发生在这上面的交易不会被银行检测。但实际上，这些具有支付功能的软件同样受到《反诈法》的制约，一旦“交易异常”，同样会遭到封禁，而想解封，就只能和千呼万唤也难出来的人工客服较劲了。

由于反诈系统不合理的规则而遭受无妄之灾的人群还在扩大。

今年，吴幽忽然收到了一笔五千多元的转帐，她还没来得及去弄清楚来源，就收到一条消息，对方语气强硬，带著些不容置疑，称这笔钱是自己不小心转错了，要她快点转到指定帐户，不然就去报警起诉。接著，还发来了一张转帐截图。

吴幽犹豫了一会儿，接著就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理由是：有帮人洗钱的嫌疑。她强烈疑惑，自己什么都没干，怎么就被审判为帮人洗钱了？

后来她才知道，这的确是骗术，而它利用的，却是反诈规则本身。诈骗方会要求受骗者将钱转到其他帐户，再以转错钱为由，要求被转钱的帐户把钱转给诈骗方——根据规定，收到“赃钱”的银行卡会遭到冻结，只有把钱原路退回给被骗人，才能解冻。吴幽不禁一阵后怕，如果她当时没有犹豫，把钱直接打给了诈骗方，那么受害者的损失，会不会只能自己承担？

和普通人相比，在网上开店的商家是这条规则的最大受害者。不少商家都有过售出货物、收到钱款时遭遇冻卡的经历，一问才得知，这笔钱是诈骗方要求受害者转过来的，而为了解冻，他们只能将这笔货款退回，“原来的受害者是讨回了钱，那我们呢？我们都是正常交易，警惕心再高也防不住这种行为，损失的货物却要我们承担。”

有人评论：此举只不过是在“拆东墙补西墙”，“真正的骗子不受一点影响，尽为难普通老百姓了。”

对于个体商家而言，这或许只是偶然的损失，但对于整个外贸行业而言，这堪比一次持续性的致命打击。电信诈骗案的资金往往会流向国外，外贸商家也就成了诈骗方转移钱财时利用的对象。

2021年底，从事外贸行业的王均收到了一笔10万元的货款，当时急著出货，他立刻把这笔钱转给了供应商，此举让他的银行卡被冻了将近两年，也让他的生活和工作近乎僵住。

这两年里，王均争取了无数次，他录了几轮口供，写了一叠又一叠关于交易过程和经营模式的“作文”，并在每一张上按上自己的手印，以此证明收到的那笔“赃款”，和他完全没有关系。但解冻的过程却极其繁琐。

见迟迟没有解冻，王均问了深圳反诈中心，对方建议，让银行开户行把资料递交给市级反诈，这样审核会快一些，但银行方却说自己没有权限，只能递交给区级反诈。

同样经历了数次踢皮球的同行们建议他，多打电话催，语气强硬些，最终，银行给了王均一个电话号码，王均以为这次终于能解决问题了，打通后，对面的态度却很傲慢，“羡慕体制内的，可以随便对人甩脸色，也不用管别人的死活。”

几经折腾，王均才知道，审核和解冻之所以如此漫长，是因为他的案子进入到了“总对总”的阶段。

“总对总”是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建立的“网络查控系统”，当银行账户收到涉诈资金就有可能被列入金融管控，无法正常使用名下银行卡，也不能新开帐户。2021年，《人民法院报》称，该系统已经联通了21家全国性银行和39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成为执行法官的千里眼、顺风耳”。多个部门组成的“一盘棋”模式，意味著审批过程会被一级级拉长，而部门的不同标准与信息的难以同步，同样加大了解冻的难度。

许多从事外贸工作的人员都体验过“总对总”的威力：各个部门来回跑，也来回被踢皮球，等了一天又一天，也难以等到结果。受到影响的除了王均，还有他极为依赖的那位客户，对方也因“赃款”受到了牵连，工作陷入停滞，三番两次找他。

“银行和我说，只是市解除了涉案名单，还要经过省，再到更高一层的公安部审批。我觉得这种解释在敷衍我，在拖我的时间。”为了催促工作人员，王均已经习惯了“卖惨”，诉说自己的生活有多难困，“他们这些领固定工资吃皇粮的根本不在乎我们的死活。”

“大家长”惯性下的管与控

对于“反诈”系统的质疑，其实一直存在。早在2021年“国家反诈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并强制性安装时，就有人提出，它有过度索取信息、侵犯隐私的嫌疑，而这些隐私信息甚至和“反诈”没有太大关联。

今年5月，张玉在手机上查阅了两小时的成人小说网，晚上却忽然收到了反诈中心打来的电话，问是否遭遇了以“刷单返利”为名的兼职诈骗信息，面对询问，张玉来回重复“是误会，没有刷单，谢谢你”。但事情没结束，夜晚睡觉前，张玉正在刷牙，忽然发现警察竟然上门了，接著逼问她到底做了什么，那是在深夜，在一位男性的面前，张玉下意识要隐瞒当时在看成人小说的事，只说什么都没做，对方走前撂下一句话，说她拒绝配合。

还有一位受访者称，前几天只是因为搜索了一本韩国耽美（即BL）漫画，就接到了反诈中心的电话。当天，社区民警还加了她的微信，并且要求进行视频通话，确认她是否住在原来的地方。“好社死啊。这样力度过猛，真的有必要吗？”

虽然部分网友对此仍保持中立态度，认为牺牲一些隐私换得不被诈骗的保护是有必要的。但从某种程度上讲，无孔不入的监视本身就能助推电信诈骗的滋长。

深圳反诈中心主任王正途在2018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泄漏的公民信息是电信网络诈骗生存的土壤”。人民网于2023年发布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实施一周年 专家：治理进入新阶段反洗钱》一文也建议网民要“避免账户信息、身份信息等的泄露”。

可事实上，信息的过度索取以及与之完全不匹配的保护，已经导致公民隐私的大面积泄漏。根据报导，上海某区警方在破获一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在现场发现了一系列身份信息，详细到具体职业、家庭住址，这些是诈骗方在实施诈骗行为时的重要参考，而它们，就来自于网络软件、电信运营商以及银行等处收集来的信息。2022年7月，上海公安局数据库遭到入侵，涉及十亿居民的包含姓名、地址、身分证、手机号码在内的资料遭到泄漏。

一位曾被误封银行卡的受访者说：“收集了这么多信息，又不好好保护，到底是防止被诈骗，还是帮助他们诈骗？”

一些人对此表示无奈：虽然知道这是对信息的过度索取，也明白它可能根本没有多大作用，但在接到反诈中心的电话时，还是会下意识接起来，“这群人可不敢惹，他们会冻结你银行卡的。”

今年4月，林瑯在青海的一家营业厅申请了一张电话卡，被告知24岁以下的用户需要去公安厅办理反诈证明。刚来到办公室，林瑯就觉出强烈的不适，狭小的屋子，坐满了男警察，那氛围压抑得让她想早点逃出来。但不适还在持续。办理完了所有证明，盖手印时，却找不到印章了，一个年长的警察调侃：别找了，用这丫头的口红盖上去。

林瑯把这次的经过发在了社交平台上，称自己很害怕，吓得腿在抖。而在评论区，一位好似警察的人员则发了个“莫名其妙”的表情，问她：你没干坏事怕什么？？？我们是保护你们的。

这则留言收获了许多评论，大家纷纷表示附和或夸赞，一则“我在香港未试过这样”的跟帖很快被压了下去。有人评论：“小时候肯定听过‘你不听话就叫警察给你抓进去’这样的话”。林瑯想了想，故作轻松地回复：“真的听过”，接著，她说：“那后劲太厉害。”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