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运能量消散后——时代挑战下，台湾校园异议性社团的挣扎、衰落与绽放

空无一人的台湾大学238社办要40岁了。反专制、争自由的国际歌字句挤上一面墙上，街头抗争的布条挂满墙面仅剩的留白处。数不清的会议纪录和各社资料塞满两个书柜，墙角纸箱成堆，学期规划仍留在白板上。

社课预定整点开始，除了农艺所的黄伟，没有其他人出现。待在浊水溪社的第五年，他接下社长职务，不断调整社团运作方向，收拢过去发散的讨论，聚焦农业议题。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成功吸引到新面孔的加入。

238社办曾经是各大专院校学生组织、发想口号、串联其他团体，发动抗争行动的思想基地。然而，近年随著政治局势转变与社团本身的营运困境，曾在此处回荡的激情辩论已被堆积的杂物所取代。

半小时又过去，依旧没有其他社员现身。黄伟打算做最后的文物整理，他著手拆卸前辈带去抗争现场、以纸箱做成的“民主城堡”。胶带被撕下的声音清晰无比，墙上热血抗争标语在相比之下，显得落寞而安静。

异议性社团

社务停摆、招生困难，这样的窘境自北而南，同样出现在其他大学的异议性社团。在社运沈寂的时代，他们依然奋力一搏——2021年，抗议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的“反南铁东移运动”，成为全台异议性社团近年来的最后一次集结。浊水溪社、东海人间工作坊与成大零贰社，分别从各地赶赴这场夏季抗争。

溽暑的烈日之下，他们呼喊著口号，汗水参杂泪水，与现场的推挤及拉扯混杂在一块。这场挡拆行动在警方的强制驱离下以失败告终。尔后，大疫时代揭开序幕，防疫以外，自无大事。2014年太阳花运动以降的社运能量，至此近乎消耗殆尽。

政治、社会氛围加上内部因素，异议沉寂

“2014后几年，我很明确、很强烈感受到这个社会在改变，好像大家要去一个新时代。现在已经感觉不到了。”

“南铁的确带给我们不小伤害，”现任成大零贰社社长，法律系的陈沁贤回忆。过往零贰社以讲座、读书会与电影放映为主，著力在讨论转型正义、国族和性别议题，二二八跟4月言论自由日的活动是社团两大传统，土地议题不太算社课重轴。陈沁贤以个人身份声援南铁迫迁户，刚入社的大一学弟妹们也到场协助。然而，该次声援行动反使零贰社在匿名平台上遭受抨击，运动诉求最终也没有达成。

怪手将房子拆除，也在学生心里铲出一个大洞。抗争结束后，低年级社员们慢慢地不再出现，留下陈沁贤和副社长李芊两人。零贰社内部成员出现断层，但陈沁贤没有任何责怪，“不像我从大一逐步认识议题进而投入现场，学弟妹们第一次参与社运就是高强度的挡拆。”对于学弟妹的离开，她说自己可以理解他们选择先休息，疏理自己在运动中的感受。

功德院

黄伟回忆，南铁抗争与2017年的反劳基法修恶，是他与同期社员深刻的运动经验，当年印来反讽行政院的“功德院”贴纸和戏谑市长的面具都还没扔掉。黄伟自高中时期便待过不少社运现场，他发现，相较国民党采取一贯的镇压、把抗争者带回审讯的方式，民进党从街头抗争起家，懂得快速消弥抗争力量，还不用面对律师与媒体。

“执政党发展出一套‘警备车模式’，最早从劳基法抗争开始，把你到处丢包，拖延抗争者再次回现场集结的时间。”黄伟回忆，当时还有伙伴被载到大湖公园、动物园等台北郊区。而针对劳基法冲突，时任内政部长叶俊荣则赞扬警察拥有“菩萨心”，呼吁民众肯定警察排除社会纷扰的努力。

街头抗争之外，黄伟也观察到，民进党供具代表性的议题工作者进入政治的机会：“你在体制内的一步，体制外可能一百步都追不上。”这样的情况下，议题工作者自然比较不会走上街头。他认为，这是一套削弱抗争者集结的缜密体制，从议题发酵到运动现场，民进党都有策略去应对。

“2014后几年，我很明确、很强烈感受到这个社会在改变，好像大家要去一个新时代。现在已经感觉不到了。”政大企管系、野火阵线社员王采逸有些沮丧。太阳花运动后，她看著许多前辈成为意见领袖，自诩帮年轻人发声，却在碰到某些议题后选择沉默。

王采逸口中那段社会充满改变能量的时期，现为民进党彰化县议员的杨子贤，当时大二，刚接下政治大学野火阵线社长职务，“台湾的社运能量大概在2010年到2016年达到高峰。从前总统马英九第二任期开始，强烈的反国民党氛围开始出现。”

2012年，反媒体垄断运动是杨子贤的第一场社运。他形容高中时参与一连串运动的景况，“几乎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而后进入政大求学，杨子贤自然而然追随学长姐脚步，加入野火阵线这样的异议性社团。他待在野火阵线时，恰好赶上这波社运高峰的末期，社会上仍有相当高的议题讨论度，再加上政大的“党校”背景，野火阵线能在转型正义、威权议题上做发挥。

而反媒体垄断运动发起人之一，是2005年将台大浊水溪社复社的张之豪。浊水溪社自1988年创立，过去以关怀农民运动为目标，在张之豪接手后，“意识本土，关怀社会”成为社团核心，触碰更多元的台湾本土议题。

现任民进党基隆市议员的他回头看学生时代，与社团伙伴单纯理想的共事经验，不仅磨练底力，也成为往后的就业准备。“我们很深刻思考自己为什么这样想、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在各种方向来去的政治世界里，虽然不可能一成不变，但至少时刻都在检视自己的行动。”

对于进入体制的社运工作者“被收编”的质疑，张之豪澄清：“声音没有出不来。我们都很努力，并非所有事情都要大张旗鼓地讲。”在他看来，学生们年纪轻，习惯在学术世界里说一做一，“这是学术的本质，不管犯了什么错误都要指出来。但政治界不是这样运作的。”张之豪说，现实与想像的差距需要很多经验跟体会才能理解，而太多例子能验证这个差距，他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说明。

近年导致社运气氛低迷、连带影响异议性社团的因素，不只存在在政治层面。时代改变，议题分众化也使异议性社团的存续雪上加霜。

前东海人间工作社长邱邰品便说，她其实对自媒体的发达感到害怕。比起在网路上交流，将接触对方的机会交给演算法，在邱邰品心中，现实生活中面对面的理解与沟通更为重要。

彩色笔游行

邱邰品和现在的室友分别参与了大观社区反迫迁运动与金山磺火季的访调队后，决定留在社团。拒绝以教条方式推动议题的人间工作坊，曾在校园内外多处留下印记，无论是发起抗议学校“不是医科，就是东海”招生标语的“彩色笔游行”，或在捡来的纸箱和桌子上摆出反迫迁的抗争刊物，邀请大家一起写信声援 ; 过程中他们避免成为代言议题的角色，抱持相信群众的心态，让事情自然而然从眼前铺展。

人间工作坊的连串行动曾经带来新的眼界。邱邰品回忆，当伙伴们想堆动一个议题时，会先梳理它，思考要用什么方式和校方协商、如何进一步倡议与对话。然而这些行动没有再出现。三年前，新干部由于无法在社团经营上达成共识，人间工作坊停止了运作。

因对议题与运动的认知差异、路线纷争、维系社务运作、甚至倒社的状况，不只发生在人间工作坊，政大野火阵线、中山放狗社也面临过类似困境。12年运作期间，放狗社走过多次招生危机，2021年社团成功透过性别与月经议题，成功让社员人数达到近五年的高峰，然而当社团续推公投与其他倡议后，“左胶”、“觉青”等冷嘲热讽也如影随行。

前放狗社社员、就读中文所的赖奕玮自承，受到这些破碎的语言攻讦、指认的氛围，也让运动更为低迷。而这几年干部们相继毕业，社团运作也在无人承接下暂时告一段落。

在低潮中他们怎么承先启后？

异议性社团的萎靡不是第一次。几本笔记本上，飞扬笔触写下“感觉要倒社了、“学运已成明日黄花”的感叹，跨越时空，同问来到这个空间的年轻面孔。

历经寒冬，惊蛰之始，即使没有万象更新，春日微温已足够满怀理想的学生向前迈开步伐。

2月28日共生音乐节当天，浊水溪社摊位上，成员们在努力维持社团运作下所发行的社刊意外热卖，他校异议性社团的伙伴也前来问候。“来观摩一下，回去想想零贰社能怎么带，”社长陈沁贤出现在摊位前笑著说。

政大历史系的李喻哲也留下了联络资料。他在高中阶段常跑学权议题，当时便听过野火阵线的名号。大一下学期，李喻哲主动私讯粉丝专页，从前社长口中得知社团内部由于理念不合，成员越来越无心处理社务，已消沉了近两年的时间。他决定接下复社重责，并向杨子贤请教经营经验。

李喻哲在校版发文招募志同道合的伙伴，王采逸是其中之一。喜爱想法交流的她感受到身边同学对议题冷感，打算在新的学期，延续过往野火阵线的读书讨论会。他们在脸书专页上发布〈野火战线——给同为真理奋斗伙伴的一封信〉，正式重启社团。

台大第一学生活动中心里，新面孔一个个聚集在238社办。他们分别来自乐生社、香港研究社和大论社。前香港研究社社长陈薇安，多了浊水溪社社员的新身分，她花了大量时间整理储藏在社办的文物。从前辈们留下的资料与论述中，陈薇安总能静下心思考，沈淀过去在议题推动和运动参与里的感受。

社员们发现，异议性社团的萎靡不是第一次。几本大新社、大论社笔记本上，除了过去各式运动的剪报与不明涂鸦，飞扬笔触写下“感觉要倒社了、“学运已成明日黄花”的感叹，跨越时空，同问来到这个空间的年轻面孔。

周二午餐时间，陈薇安正在和浊水溪社伙伴们进行读书会讨论。这次选定的文本，是美国社会学教授维尔塔‧泰勒（Verta Taylor）的论文Social Movement Continuity： The Women’s Movement in Abeyance，探讨运动参与者如何在低迷的社会氛围中，透过组织维持动能，等待下一波政治机会。

陈薇安认为，相较过去戒严时期，校园的开放状态让人有机会接触多元活动，而今却成为异议性社团必须克服的挑战：“大型社运后，大家好像各自捡一块去做。”陈薇安解释，“这本来是好事，但当社群媒体兴起、专注在一个议题的人同质性非常高的时候，不同圈子的人就比较无法相互理解。”

黄伟观察到，2018年前，必须要有组织才有办法做事。“大概2019、20年有了明显转折，以个人身份参与社运的议题工作者开始出现。”他认为，这些人的能动性并不亚于组织，个体力量能做到的事情，甚至比传统组织还要强大。

“议题圈也出现内卷了吗？”台大社会系的林泊玮是聚集在238社办的新面孔之一。多年在NGO组织实习的他，发觉过去做议题跟赚钱是被分开的两件事，而今却出现一个中立点，同时兼顾了议题倡议与一定的生活品质。林泊玮认为，这个现象导致传统倡议型NGO与异议性社团的成员不断流失。

他观察到，这些新兴组织的资金来源多数仰赖企业，此机制会成为筛选NGO的标准，而使避谈政治、未能就结构面的问题提出改善。林泊玮也有感于近年NGO的倡议内容鲜少关注学生权益，确定透过将已停止运作20多年的台大大论社复社，寻找新出路。“大论社想作为把传统NGO议题带入校园的媒介，也会媒合新的资源，看看学生到底想要什么。”

零贰社近年的转型方向与大论社相似。他们希望作为NGO的中介点，透过与组织的密切合作，让议题推广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有资源做横向联系。

经过南铁抗争洗炼，零贰社不再害怕谈论在社运圈中没有获得普遍共识的议题，也找到了更适合的运动位置。副社长李芊在这次经验中察觉，不同政党的立场和所运用的语言，需要被更细致地检视；并且应该先处理眼前的压迫，再进一步谈更精神上、更远大的理念。近期零贰社尝试了新的方向，社长陈沁贤试著将冤案议题带入社课，希望透过实际案例，贴近人民状态、更理解他们的遭遇。

在挖掘不同议题的平衡里，零贰社持续反思与摸索。

在包容的基地里接住彼此

“异议性社团存在的必要，是让大家能同处在一个空间，深入理解对方，并思考解决办法。”

前身名为“乌头翁社”的花莲东华大学土地公社历经两次转型，社员叶佳臻全程参与其中。她表示，早期乌头翁社所关注的面向偏向全台议题，并未著墨地方，“转型成土地公社1.0时，我们把心力放回花莲在地与校园内，那时候也会带著社员们去种田。”

如此改变并非一帆风顺。2020年转型初期的土地公社，因不满校内禁酒令，做出较激烈的行动，甚至拿著酒瓶冲进校长室抗议。当时社团呈现外显状态，社员们忙著生产论述、冲撞体制，混乱状态下话语权被特定人掌握，内部氛围肃杀。而后疫情爆发，刚好让社员们得以暂停内耗，共同思索土地公社该是什么样貌。

社员连瑞权认为，社会上充斥多元声音，人们越来越没办法静下心聆听彼此。高中时待过辩论社的他说，自己其实没有很喜欢对立的讨论氛围，“异议性社团存在的必要，是让大家能同处在一个空间，深入理解对方，并思考解决办法。”

经过反思与沈淀，土地公社2.0诞生了。这是一个没有领导者的扁平化组织，“社团AED”是他们最自豪的产物。“当任何一位社员身心出了状况，我们会暂停社课去救他，陪他聊天或帮忙打扫家里。”在连瑞权眼里，土地公社2.0是能够凝聚彼此的可爱社团，他笑著说，伙伴缺钱的话也会来家里一起吃饭。

正午时间，浊水溪社社员们一前一后带著午餐出现在238社办。几个人正将资料夹内的文件分类，其余忙著以油漆覆盖墙上残留的不雅字句，边笑闹边轮流拿麦克笔写下“多读书，少废话”的共同企盼。作为社员们一有空堂就聚集聊天的基地，社办内的讨论从来不受种类限制。

“最重要的是我们这群人在乎什么、想做什么，不会特别去迎合外面讨论度比较高的议题。”有别以往，他们举办了异议性社团对谈，检视过去社运圈中，较少被讨论的父权和性别问题。

突破不只如此，238要办展了。回顾过去种种颠簸，台大校内现存的异议性社团首次集结，从乐生社、女研社、港研社、大论社再到浊水溪社，希望透过展出前辈留下的社运文物、近期刊物与资料，邀请更多人来到这个空间，理解各社团脉络与当今努力的目标。

“我们相信，运动跟意义的历史并非线性往前，而是有很多断裂、传承、失落和重新发掘。”《听伏流喧哗：238的异议足迹》的展览邀请一封封寄出，乘载社员们未失热度的心，期待听见前辈和社会大众的回应。

从日常组织和交流，长出想像与反抗

“一场运动不是只为了目的，还要留意彼此的合作、运动之后人的状态变化。”

“运动会有周期，会受社会、政治、历史因素影响，动能有限。”周五夜晚，曾参与台大大陆社的政治学者吴叡人回母校演讲，238的社员们早早抵达，坐在最前排位置，专心一致地聆听，“世代交替，新生代未必会有相同价值，未必愿意承接下去，当条件改变，一波运动就会消失。”在他的眼中，这样的改变，即是随著经济型态跟科技演变，资本主义与威权体制也会不断进化，并以新的方式来消弭抵抗。

土地公社的叶佳臻举例，相比2012年反媒体巨兽、2015年反黑箱课纲，社会大众拥有明确目标抗争，她记得社员分享在南铁抗争被驱离的经验：“警方‘希望学生多关心香港议题’的劝导，反让当事人质疑起自己的关怀。”叶佳臻也在修课和参与运动的经验中察觉，拥有权力的强势群体，会以特定说词转移抗争目标 ; 威权幽微地渗透进生活，人们甚至无法找到明确的证据。

正是如此，她认为异议社团存在的必要，就是面对威权、进行抵御。“这个反抗比起以前，可以是更温和的形式。”叶佳臻说，“可能名字换了、或组织模式不一样了，但对抗社会不公义的核心点会一直存在。”

邱邰品说，现在的社运能量不如之前紧绷，人们好像随时都有地方可以去，关系的维系反而更需要被体察。“如果每次行动都要有具体的成果，那太难了。一场运动不是只为了目的，还要留意彼此的合作、运动之后人的状态变化。”她相信，当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离，组织本身就是一种抵抗。“怎么抵抗那些消磨我们的力量？广义上来说，这就是很长久的运动。”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都在做微不足道的事情。如果运动机会出现，有组织网络、论述基础，很快就可以抓住契机。”吴叡人勉励学生们不用等待大规模运动，而是要从日常组织与相互教育中，自己创造历史。

“学生运动，是特殊的社会运动、是知识份子的运动 ; 与利益团体最大的差别，是用全局观点去理解社会、提出主张。”吴叡人说，知识与论述的培养尤其重要，平时做足准备，才有力量承接运动，“维持小规模的异议性社团运作也很好。”

“如果学校或社会不需要我们，其实不会觉得可惜。”李芊没有要求社员一定要留下或接任干部，她更在意社团经验有没有帮助他们找到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零贰社是凝聚相同关怀的人的中心。我们能做的，是努力想办法多洒一点种子，至于那些种子想发芽、想冬眠，都取决于个人决定。”

“青年永远不变，变的是时代。时代再怎么变，青年的理想主义是不变的。”大楼灯暗，社员们以手机光源作为照明。与前辈一起，这些年轻个体在漫无边界的黑暗中，定位出彼此紧密坚毅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