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如何令期待“流亡异见作家”的政治道德人士失望

流亡者一旦在移居地定居下来,就必然跟原居地愈来愈远;而正因这种跟原居地日渐强烈的距离感,流亡者也逐渐失去流亡意识。
作家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 。摄:Micheline Pelletier/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政治 文学 离散 难民 风物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有三件事经常被人谈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捷克流亡作家、不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昆德拉数日前逝世(2023.7.11),终年94岁,得享高寿,但人们对他的一般印象依然维持在他中年至初老的年纪,这跟他晚年深居简出有关。他在世界文坛的声誉依然停留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出版的时候,那已是近四十年前的事了,也就是说,“昆德拉理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言论,也断断续续流传多年,直至他近日辞世才戛然而止。

不过,不少人们对昆德拉的悼念之情,也包含了对他最终无法获奖的遗憾;亦有人借此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虚妄”:不是所有伟大作家都需要用“获奖”来证明他们的伟大。然而,这似乎又成为了昆德拉没想像中那么优秀的“反证”:不少人认为,昆德拉顶多只是风行一时的二流小说家,经不起时间考验。

当下世界,我们需要这种虚无吗?需要的,但并不是简单的虚无。昆德拉的意义不在刻划极权下的种种,而在于如何免于被任何形式的陈套政治或道德观念所蒙蔽。

令要求作家“伟大”的读者失望

文学奖考虑作家的政治立场,这是不能视而不见的现实。而昆德拉一直备受争议的其中一点,也是他的政见。他生于捷克的共产主义时代,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被政权打压,及后流亡法国,这一履历恰恰是冷战时代典型的流亡知识份子模式,不论是本国人民还是国外读者,自然对昆德拉抱有“成为流亡异见作家”的期望。

事实上,最初人们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及其之前的作品,都以这种角度解读作品:刻划——以达至批判——共产主义政权治下的种种。不过,昆德拉的作品尤其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本来就不是走一这路数,甚至用最肤浅的解读方式,也不难读出昆德拉小说欠缺对政权的批判意识。一种简化的说法是:昆德拉不写专制极权,而写专制极权下的人及其命运。

由此,在一片赞誉声中的昆德拉,难免令部份评论者失望。这些评论者关注文学与现实政治的结合,要求作家在政治上有高尚道德人格,才可堪称“伟大”。不少人将昆德拉跟哈维尔作比较,原因正是哈维尔完全符合了这种作家形象:政治上异见、曾饱受政权逼害、其作品(主要是剧本)带有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而昆德拉,在哈维尔的阴影下则被逼成为其反面角色。

哈维尔完全符合了这种作家形象:政治上异见、曾饱受政权逼害、作品带有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而昆德拉,在哈维尔的阴影下则被逼成为其反面角色。

有一个著名的例证比较,出自中国异见作家余杰。余杰引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主角托马斯拒绝在抗议政府的请愿书中签名这一情节,以对照现实中哈维尔签署“七七宪章”。余杰认为,哈维尔体现了知识份子自我承担的勇气,而昆德拉则(借小说人物)选择了成为一个冷眼旁观、保持距离美感的“智者”。

当然余杰的比较相当粗糙, 例如他没注意到小说人物的选择并不等同于作者的选择,昆德拉借对小说人物其实是带有嘲笑的,等等。但事实上,哈维尔跟昆德拉在政治处态的根本分歧,很可能是对“希望”的看法。

2023年7月12日,捷克布尔诺摩拉维亚,米兰·昆德拉图书馆,已故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吊唁书和肖像。摄:Monika Hlavacova/CTK via AP/达志影像
2023年7月12日,捷克布尔诺摩拉维亚,米兰·昆德拉图书馆,已故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吊唁书和肖像。摄:Monika Hlavacova/CTK via AP/达志影像

道德宣示也是一种媚俗

近日有媒体重提昆德拉跟哈维尔在“布拉格之春”后的一场笔战, 笔战中,昆德拉首先肯定“布拉格之春”的意义,认为运动虽然失败,但已为捷克人民播下了全新的政治文化种子。然而哈维尔则反驳说,“布拉格之春”是彻底失败的,昆德拉的立场只是把目光放在过去,不愿面对眼前和未来的严酷政治环境,而身为知识份子应当挺身抵抗暴政,而非冷眼旁观。

然后昆德拉又再回应,他指责哈维尔既否定现实的希望,又呼吁人民起来反抗,是自相矛盾;而哈维尔的态度,只是为了两个目的:一是说明现实世界在道德上无药可救,二是表达哈维尔本人站在道德高地,实现“道德的展示主义”。

哈维尔信仰在绝望中展现个人道德,昆德拉则暧昧地同时展示两种态度,一方面对现实仍抱有空想的希望,另一方面则务实地批评毫无实质作用的道德宣示。

两人在观点的分歧,何其似曾相识。似乎大凡在集体抗争运动失败、暴政将至的时候,这三种立场都会以不同方式出现:哈维尔信仰在绝望中展现个人道德,昆德拉则暧昧地同时展示两种态度,一方面对现实仍抱有空想的希望,另一方面则务实地批评毫无实质作用的道德宣示。

日后昆德拉的空想希望,随著捷克政治日趋恶化、他终也被逼流亡,而日渐消失;而他对道德宣示的批判,也逐渐变成一种嘲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最为著名、对“媚俗”(kitsch)的嘲讽,其中一部份正是针对这种政治道德宣示。

除了余杰引述的签名情节外,小说中尚有另一个关于签名的情节:托马斯从流亡瑞士回流捷克,回到原来的医院当医生。一天,有秘密警察来找他,说他需要在一封信上签名。原来托马斯多年前曾向杂志投了一篇当局认为具煽动性的小文章,文章后来没刊登,却被秅密警察收入档案。那封信是让托马斯声明同意撤回文章。写文章不是托马斯专业,撤回一篇根本不曾刊登过的文章,对他毫无损失。 然而,最后托马斯没接过信,更没签名,他就辞掉医院工作,去当一名抹窗工人。

我们大可以给予这则故事一种“哈维尔式”解读:托马斯通过拒绝签名展示其道德人格,但昆德拉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小说中反复叙述托马斯认为“非如此不可”,但这“非如此不可”其实只说明了他生活中“压倒一切的必然性太少了”。换个说法,在专制之下, 托马斯存在感太少了,他需要一些感觉实在的东西去确认自己的生活。扣回小说主题,生命和存在太“轻”,轻得令人难以承受,昆德拉似是对托马斯暗藏嘲笑:道德宣示也是一种媚俗。

是讨好,还是保持距离?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昆德拉最著名之作,也是叙事构结最复杂,主题思想最丰富迂回的一部小说,小说甚至用了尼采“永劫回归”这个出名难解的哲学概念来贯穿全书。

对于一些评论者来说,昆德拉小说中的哲学论述并不深刻,甚至有吓唬读者之嫌,尚有更尖酸的批评指,昆德拉引用大量哲学概念写小说,在叙事形式上也弄得曲折离奇,实际上是为讨好西欧读者。这种讨好利用了西欧读者对昆德拉作为“捷克流亡作家”的好奇,将西欧对这个中欧民族、以及共产铁幕内的种种想像一并贩卖给读者。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Ivan Klíma)跟昆德拉和哈维尔同代,他曾在1990年跟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进行过一次对谈,正正讨论上述对于昆德拉的批评。克里玛认为,在捷克国内谈论昆德拉的人并不多,毕竟昆德拉的作品已多年不曾在捷克出版了。可是,不少捷克人对昆德拉都感到“反感”,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跟距离有关:

捷克文化正在跟极权主义制进行艰苦斗争,很多流亡的知识份子都有份参与,他们实际上抛弃了国外生活而投入,然而,昆德拉却一直与这种努力保持距离。

1982年9月17日,巴黎,作家米兰·昆德拉。摄:Francois Locho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1982年9月17日,巴黎,作家米兰·昆德拉。摄:Francois Locho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捷克人现在对自己的受苦耿耿于怀,尽管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是一个合乎常性的反应,但我认为它造成了对昆德拉的一种不公正的眨低。”

克里玛最后说:“为了替他(昆德拉)辩护,我要说,这里存在著一种与过去半个世纪的受苦有关的仇外心理。捷克人现在对自己的受苦耿耿于怀,尽管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是一个合乎常性的反应,但我认为它造成了对昆德拉的一种不公正的眨低,他无疑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捷克作家之一。”(〈重返布拉格〉)

克里玛有没有因为对谈对象是美国作家,而修饰了对昆德拉的意见?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当时昆德拉流亡法国十五年,已入籍法国,期间以捷克文书写分别出版了《笑忘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不朽》,其中《笑忘书》写到从捷克往外流亡的经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写到流亡后在“回归祖国”与“继续流亡”之间的抉择,而《不朽》则再没有流亡这主题了。

五年后出版的《缓慢》,则是昆德拉以法语写成的第一部小说,此后昆德拉就再没有用母语出版过小说了。因此克里玛对昆德拉“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捷克作家之一”的判断,顶多只停留在《不朽》及其之前的作品。

“流亡”途中去捷克化

哈维尔英雄式地带领人民建立民主的民族国家,昆德拉却跟捷克愈走愈远,他渐渐不再是“流亡捷克作家”,而可能仅是“流亡作家”。

当捷克人对昆德拉跟祖国民族命运保持距离感到“反感”,昆德拉的文学态度却是进一步去捷克化;就在这几年间,东欧共产政权迅速台,哈维尔成为兼具作家和异见领䄂身份的捷克总统,两人在形象上的对立也愈益加剧。哈维尔英雄式地带领人民建立民主的民族国家,昆德拉却跟捷克愈走愈远,他渐渐不再是“流亡捷克作家”,而可能仅是“流亡作家”。

或甚是说,当时的昆德拉正面对著一种关于流亡的悖论:流亡者一旦在移居地定居下来,就必然地跟祖国或原居地来愈远;而正因为这种跟原居地日渐强烈的距离感,流亡者也逐渐失去流亡意识。

与其批判昆德拉没有承担对捷克的政治道德责任,不如谈论他的流亡意识,这才更接近真实的昆德拉。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大肆谈论“媚俗”,很多读者都知道,因此有不少憎恨者(haters)对他作出恶意批评,指摘他的作品以至流亡的态度都是对西欧读者谄媚,因而昆德拉也脱不了媚俗。这种“诉诸伪善”式的批评不旦逻辑不通,也曲解了昆德拉笔下的“媚俗”。

媚俗者没有美感

昆德拉其实不怎么谈道德,他谈的是美感。媚俗者没有美感,因为他们只接受可接受的世界范围,例如没有屎的世界。

将Kitsch一词翻译成“媚俗”可能不尽准备,因此不少论者取“刻奇”这一音译。我们姑且不追溯此词的概念系谱,仅引用昆德拉两个关于何谓“媚俗”(也姑且先用此通译)的说明:一是关于看见孩子奔跑时的泪水:

“媚俗引起两种前后紧密相连的泪流。
第一种眼泪说:看见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著,多好啊!
第二种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
第二种眼泪使媚俗更媚俗。”

另一个则更简单直接:
“媚俗就是对屎的绝对否定。”

两个说明,前者所指的是滥情,和对廉价情绪的拥抱,而后者是故作在道德上高尚。在关于屎的绝对否定”一句之后,昆德拉原来还接著写道:“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排拒来自它这个范围内的一切。”在昆德拉描述之下,世界被媚俗分成两部份,一是人类可接受的范围,即社会;另一个则是社会排斥的范围。不难看出,我们所讲的极权政权和社会道德,似乎都被划入其中。

昆德拉其实不怎么谈道德,他谈的是美感。媚俗者没有美感,因为他们只接受可接受的世界范围,例如没有屎的世界,又例如必须为展示道德形象而签名。那么,昆德拉有像憎恨者所言,向西欧读者大肆展示其流亡形象?没有,而是与此相反,昆德拉嘲笑的恰恰是流亡者的种种媚俗,与此同时,他又在现实生活里努力摆脱这种媚俗姿态,从跟哈维尔笔战起,尽管在流亡生涯和文学创作中高低跌宕,但昆德拉的底气基本没大变,那就是:视任何形式的政治或道德宣示皆是没美感的,应敬而远之。

2023年7月12日,捷克布拉格一家商店橱窗里,摆放米兰·昆德拉的照片。摄:David W Cerny/Reuters/达志影像
2023年7月12日,捷克布拉格一家商店橱窗里,摆放米兰·昆德拉的照片。摄:David W Cerny/Reuters/达志影像

在“我是小说家”加上否定词“不”

“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我是小说家。”

我们可以视这为昆德拉作为流行知识份子的政治态度,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是他的文学态度。哪怕昆德拉不时在小说中引用不同的哲学概念,他经常说,自己是小说家。

有两本论文集是认识昆德拉文学态度不可不读的,甚至比读他的小说更重要:《被背叛的遗嘱》及《小说的艺术》,两书都是在他旅居(可能已不能称为流亡了)法国头二十年所写的。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曾用一段对话,表达他对任何总体化思想的厌恶:

“昆德拉先生,你是共产主义者吗?”
“不,我是小说家。”
“您是持不同政见者吗?”
“不,我是小说家。”
“您是左翼还是右翼?”
“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我是小说家。”

在“我是小说家”加上否定词“不”,他所拒绝的就是媚俗中所划定的“范围”。共产主义、不同政见、左翼或右翼,不只是政治立场,更是一种总体化的思想,你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拒绝。而文学——或昆德拉所讲的小说——则不是这样。综观昆德拉多年来的全部小说作品,可以看到他在流亡初期、仍用捷克文书写的三部小说《笑忘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及《不朽》,最能表现他对这种文学思想的酝酿。政治性逐渐淡化,也令他慢慢跟捷克作为中欧小国的民族文学脱勾。

“被背叛的遗嘱”这一表述本来出自昆德拉分析卡夫卡的遗嘱执行者布洛德(Max Brod),没有遵照卡夫卡的遗愿把所有手稿烧掉,而是将其发表。表面看,布洛德为人类文学保存了卡夫卡,理应居功至伟,但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却指出,布洛德真正背叛卡夫卡的,不是没烧掉手稿,而是将卡夫卡圣人化。

布洛德穷一生精力去宣传卡夫卡,然而他只是一名劣拙的文学评论者,昆德拉问道,卡夫卡有没有去过妓院?在布洛德出版的卡夫卡日记里,他将一切有关妓女和性的内容都删除了,并将卡夫卡描述成个性无能的圣人。而实际上,在卡夫卡小说《城堡》和《美国》中,都充满了性描写,然而直至今天,我们都鲜少用这种角度去阅读卡夫卡。昆德拉最后断言,是“被阉之影遮掩住了所有时代中一个最伟大的小说诗人。”

在他的文学思想中,媚俗不过一个小节,背后的大篇章其实是“玩笑”和“幽默”,对屎的绝对否定,跟对性的绝对否定,是一致的。

为什么昆德拉要以“被背叛的遗嘱”作为他第一本文学评论集的书名?卡夫卡文学俨如被阉割这一事迹,恰恰是昆德拉对所谓“现代欧洲小说”的综合理解,在他的文学思想中,媚俗不过一个小节,背后的大篇章其实是“玩笑”和“幽默”,对屎的绝对否定,跟对性的绝对否定,是一致的,那就是:布洛德媚俗地将卡夫卡去性化和圣人化,而背叛了现代小说的伟大传统。

“塞万提斯遗产”,昆德拉可有继承?

这种带有历史虚无主义色彩的说法,成为了总结昆德拉文学的断言。若放到昆德拉漫长的文学和现实生涯里,“无意义”则可说是他的流亡终点。

在这里,昆德拉用了“塞万提斯遗产”一说象征。《小说的艺术》第一章的题目正是“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昆德拉认为,在四百年前,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现代小说的起点和元祖,小说中描述的是一个“敞开著的世界”、“可以自由地进入,又可以随时退出”。

然而四百年间的小说视野愈来愈狭窄,这种狭窄体现于人们不再以玩笑和幽默方式看待小说,因而认为小说必须严肃对待。昆德拉反复颂扬的小说如拉伯雷的《巨人传》、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及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无一不是充满性、暴力和屎尿屁的通俗小说。而更关键的,这些小说充满了幽默和笑声。

昆德拉还说过一件真人真事:有医科专家曾邀请昆德拉参个一个关于人工受孕的研讨会,希望他发表对相关道德问题的看法。专家之所以邀请昆德拉,是因为他曾在小说《告别圆舞曲》中,描写过一段有关一名医生将自己的精液注入不孕妇女体内的情节。昆德拉对该名专家说,小说人物只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角色,不必当真。而专家却反问:“我们不应该把您的小说当真吗?”最后昆德拉终于明白:“再没有比懂得幽默更困难的事了。”

流亡法国以后,昆德拉一直沉浸在阐释这套论述的氛围里。在捷克时期,他在小说《玩笑》里,讲述了一个对角色一生跨度很大的玩笑:捷克青年路德维克在写给女友的明信片上开了一个玩笑,却被朋友泽马内克告密,指该玩笑有批评共产主义的成份,路德维克因而被关入劳改营。多年后,路德维克归来,决定要勾引泽马内克之妻作为报复。最后计划成功了,他却发觉泽马内克老早就想跟妻子分手,结果他的复仇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玩笑”。

1984年8月2日,法国,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摄: Francois Locho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1984年8月2日,法国,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摄: Francois Locho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昆德拉笔下这个“玩笑”,其实一点都不好笑。那可以是一种黑色幽默,但若套在共产主义极权的背景下,则多了一重命运的虚无感。在近半个世纪以后,这种虚无感又以另一种方式给昆德拉写进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庆祝无意义》。这部轻巧的小说有一个结构有点相像的“玩笑”:在小说结尾,拉蒙跟身患癌症的朋友达德洛说,“无意义”就是生存本质,但我们不要把这种“无意义”辨认出来,而应过学习去“爱”它。这番话本来是要是安慰达德洛,生命无意义,不必为死亡恐惧。然而读者老早就知道,达德洛根本没癌症,他只是觉得,他撒这个谎,教他高兴。拉蒙语重心长之言,也成了一个笑话。

《庆祝无意义》的背景是东欧共产主义瓦解后的法国,主要角色大都不大了解共产极权是怎样一回事,但小说中却处处谈到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小说所要表达的其中一个讯息是,政治争论无意义,因为人会死亡,而当死人变成了死后很久的人时,他们终也会被遗忘。即使历史会记录下来,却也再无真实人证了。这种带有历史虚无主义色彩的说法,成为了总结昆德拉文学的断言。若放到昆德拉漫长的文学和现实生涯里,“无意义”则可说是他的流亡终点:

他从捷克出走法国,是基于对政局的短暂绝望。1975年,被捷克当局禁止出版的昆德拉获法国一所大学邀请任教,当时他与妻子来到法国,并没有想过会不再回去捷克。在首十多年的旅居法国生活期间,昆德拉写了《笑忘书》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是一种典型流亡者的书写:以原居地为参照点,同时也写了在原居地跟流亡定居地之间、离开及回归当中、 所引发的种种对存在的思考。

由媚俗开始,他逐渐建立了一个对立世界:一是政治现实中的媚俗世界,在他的小说中被直接批判,另一个则是“塞万提斯的遗产”。伟大的欧洲小说传统。然而昆德拉并没有“继承”这笔文学“遗产”,他自《缓慢》开始改用法语这种“外语”写作,作品也突然变得轻省,篇幅短了,结构也失去了用捷克语写作时期那种常见的复调式叙事结构。他抽空了政治社会背景,改而探问“存在”、“遗忘”等抽象的哲学问题,读起来无比严肃,不是那种幽默。

仅就小说水平而论,法语时期的几部作品《缓慢》、《身份》和《无知》不坏,却达不到《笑忘书》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水平。而更重要的,是昆德拉有意识地要自己摆脱一个流亡者的政治化身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定居。

昆德拉有意识地要自己摆脱一个流亡者的政治化身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定居。

昆德拉很早就获得了法国公民身份,改用法语写作,更是要断绝跟祖国读者和文坛的关联,同时他放弃——或说不再承担——以文学拯救国家民族的政治使命,转向一些更宽广的身份认同,例如所谓“欧洲(而不是个别民族或时代的)文学”,以及伴随的“小说家”身份。昆德拉曾断言:

“假如未来在我眼中不再代表一种价值,那么我还应当信赖谁:上帝?祖国?人民?个人?我的回答既可笑又真诚:我什么也不信赖,只信赖塞万提斯那份受到诋毁的遗产。”

我们很难判断昆德拉到底有没有“真诚地”完成这一断言,他的晚年为“无意义”庆祝干杯,似乎是要表达一种打算:既然东欧共产极权已死,连哈维尔也在《庆祝无意义》出版前两年过世了,随即应验了小说中关于死亡与遗忘的叙述:当一切人和事都死亡,遗忘就无法改变了,那么流亡与否,也都毫无意义。

这其实也有如《玩笑》的那个“玩笑”:当历史也在死亡发生之后被遗忘,“流亡”亦变成一场毫无意义的玩笑。

或许我们会问:当下世界,我们需要这种虚无吗?是的,需要的,但这并不是简单的虚无。昆德拉的意义,并不在刻划极权下的种种,而是在于如何免于被任何形式的陈套政治或道德观念所蒙蔽。从批判媚俗、颂扬玩笑到庆祝无意义,昆德拉即贯彻了这一点。

鲁迅名句:“绝望之于虚妄,正如希望相同”,当代政治恰恰就是希望与绝望交替出现的状态,跟昆德拉与哈维尔笔战的时代雷同。而如果, 当 “虚妄”即为“无意义”,昆德拉所给予的建议应该是:庆祝虚妄,庆祝无意义,然就开个玩笑(这都是任何官方论述跟“政治正确”立场所容不下的事)。

读者评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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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流亡者一旦在移居地定居下来,就必然地跟祖国或原居地来愈远;而正因为这种跟原居地日渐强烈的距离感,流亡者也逐渐失去流亡意识。”
    这句话我深以为然,事实上“流亡”这个词本身也是有一定被动赋予的道德责任属性,在这种被动赋予的大众语境里“流亡者”似乎天然被赋予了一种“无定所”或“暂居国外”的概念,似乎他们有道德责任去回归他的祖国——似乎那才是“结束流亡”的终点。于是附带的义务似乎也自然产生了,要去对那片土地的政权或人民负责。这也就是哈维尔等人认为“而身为知识份子应当挺身抵抗暴政”“呼吁甚至引领人民起义”,我完全能够理解。
    但是换一个思路,逃离暴政的人为什么非得被定义成“流亡”,而不能是“离开”或者“去寻找新的生活”呢。以独立个体来说,他们全然不需要承担那些“唤醒拯救祖国百姓”之类的政治负担,也许他们会书写自己的伤痕,但是这是记录他们自己的人生轨迹,并不附带有什么其他宏大的政治责任在里面。
    “昆德拉有意识地要自己摆脱一个流亡者的政治化身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定居。”
    既然离开了,那么遗忘掉过去的痛苦,融入所处民主社会的新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疗愈,这是符合人性的。“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我是小说家。”就是如此,摆脱掉外界附加的政治身份,去做自己。如文章里所说“不再承担以文学拯救国家民族的政治使命,转向一些更宽广的身份认同”我也完全理解。甚至哪天昆德拉说“我已经不再是捷克人了”我也毫不意外(当然事实上没机会听到了)
    至于虚无,我的理解是:历史永远只有亲历者能够真切的感受,任何转述都会带来模糊化,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会变成口耳相传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最终会变成某种概念,历史带来的变动最终也会趋于概念化。但这不代表记录是无意义的,就算这段记录没有变成什么贵重史料放在博物馆里被后人铭记,但至少也是自己作为个体在那个时候对心境的真实的反映,无论是对暴政的恐惧或是对民主的期许,在你记录那一刻,那就已经成为你自己人生中那一刻的真实。这本身即是“有意义”

  2. 老實說,就算拿他和哈維爾比較的人,也沒有多少個會期望他做到哈維爾的地步。在哈維爾和昆德拉之間,仍有很大的空間予人選擇要怎樣做。期望一個有影響力的人發一發聲,並不算是一種對偉人的要求吧?這是是道德平地,不算道德高地。
    尤其是,昆德拉在捷克時呼籲旁人要承認政治現實和蘇聯周旋,但本人卻從沒有去參與自己提出的政治主張。這種做法表表者是熱普城,香港人當不陌生。捷克人不喜歡他,是其來有自。
    這也是很基本的社會運動倫理,不是甚麼政治道德。明光社咩?

  3. 妄想自己能控制那力量和妄想自己能逃离那力量都差不多虚妄

  4. 「Kitsch一詞翻譯成「媚俗」可能不盡準備」
    應為準確

  5. 如果當真無意義,所有政治概念都是無意義,為了尋求安穩生活而離去原居地,嚷着什麼精神傳承就絕對是個迂腐而無意義的玩笑了。畢竟歷史會證明在刻意為之下,時間與死亡是對敗者的最大侮辱。海外港人的自我吹噓與成就更像是在當下政治角力舞台上的一眾小丑。

  6. 極權國家皆恐怕「幽默」。

  7. “原来托马斯多年前曾向杂志投了一篇当局认为具煽动性的小文章,文章后来没刊登,却被秅密警察收入档案。那封信是让托马斯声明同意撤回文章。” “秅密警察”是什么??

  8. 又勾起了十几年前阅读昆德拉小说的回忆,在这个非左即右的当下,昆德拉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9. 〈重返布拉格〉
    这里的书名号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