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如何令期待“流亡异见作家”的政治道德人士失望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有三件事经常被人谈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捷克流亡作家、不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昆德拉数日前逝世（2023.7.11），终年94岁，得享高寿，但人们对他的一般印象依然维持在他中年至初老的年纪，这跟他晚年深居简出有关。他在世界文坛的声誉依然停留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出版的时候，那已是近四十年前的事了，也就是说，“昆德拉理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言论，也断断续续流传多年，直至他近日辞世才戛然而止。

不过，不少人们对昆德拉的悼念之情，也包含了对他最终无法获奖的遗憾；亦有人借此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虚妄”：不是所有伟大作家都需要用“获奖”来证明他们的伟大。然而，这似乎又成为了昆德拉没想像中那么优秀的“反证”：不少人认为，昆德拉顶多只是风行一时的二流小说家，经不起时间考验。

当下世界，我们需要这种虚无吗？需要的，但并不是简单的虚无。昆德拉的意义不在刻划极权下的种种，而在于如何免于被任何形式的陈套政治或道德观念所蒙蔽。

令要求作家“伟大”的读者失望

文学奖考虑作家的政治立场，这是不能视而不见的现实。而昆德拉一直备受争议的其中一点，也是他的政见。他生于捷克的共产主义时代，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被政权打压，及后流亡法国，这一履历恰恰是冷战时代典型的流亡知识份子模式，不论是本国人民还是国外读者，自然对昆德拉抱有“成为流亡异见作家”的期望。

事实上，最初人们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及其之前的作品，都以这种角度解读作品：刻划——以达至批判——共产主义政权治下的种种。不过，昆德拉的作品尤其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本来就不是走一这路数，甚至用最肤浅的解读方式，也不难读出昆德拉小说欠缺对政权的批判意识。一种简化的说法是：昆德拉不写专制极权，而写专制极权下的人及其命运。

由此，在一片赞誉声中的昆德拉，难免令部份评论者失望。这些评论者关注文学与现实政治的结合，要求作家在政治上有高尚道德人格，才可堪称“伟大”。不少人将昆德拉跟哈维尔作比较，原因正是哈维尔完全符合了这种作家形象：政治上异见、曾饱受政权逼害、其作品（主要是剧本）带有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而昆德拉，在哈维尔的阴影下则被逼成为其反面角色。

哈维尔完全符合了这种作家形象：政治上异见、曾饱受政权逼害、作品带有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而昆德拉，在哈维尔的阴影下则被逼成为其反面角色。

有一个著名的例证比较，出自中国异见作家余杰。余杰引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主角托马斯拒绝在抗议政府的请愿书中签名这一情节，以对照现实中哈维尔签署“七七宪章”。余杰认为，哈维尔体现了知识份子自我承担的勇气，而昆德拉则（借小说人物）选择了成为一个冷眼旁观、保持距离美感的“智者”。

当然余杰的比较相当粗糙， 例如他没注意到小说人物的选择并不等同于作者的选择，昆德拉借对小说人物其实是带有嘲笑的，等等。但事实上，哈维尔跟昆德拉在政治处态的根本分歧，很可能是对“希望”的看法。

道德宣示也是一种媚俗

近日有媒体重提昆德拉跟哈维尔在“布拉格之春”后的一场笔战， 笔战中，昆德拉首先肯定“布拉格之春”的意义，认为运动虽然失败，但已为捷克人民播下了全新的政治文化种子。然而哈维尔则反驳说，“布拉格之春”是彻底失败的，昆德拉的立场只是把目光放在过去，不愿面对眼前和未来的严酷政治环境，而身为知识份子应当挺身抵抗暴政，而非冷眼旁观。

然后昆德拉又再回应，他指责哈维尔既否定现实的希望，又呼吁人民起来反抗，是自相矛盾；而哈维尔的态度，只是为了两个目的：一是说明现实世界在道德上无药可救，二是表达哈维尔本人站在道德高地，实现“道德的展示主义”。

哈维尔信仰在绝望中展现个人道德，昆德拉则暧昧地同时展示两种态度，一方面对现实仍抱有空想的希望，另一方面则务实地批评毫无实质作用的道德宣示。

两人在观点的分歧，何其似曾相识。似乎大凡在集体抗争运动失败、暴政将至的时候，这三种立场都会以不同方式出现：哈维尔信仰在绝望中展现个人道德，昆德拉则暧昧地同时展示两种态度，一方面对现实仍抱有空想的希望，另一方面则务实地批评毫无实质作用的道德宣示。

日后昆德拉的空想希望，随著捷克政治日趋恶化、他终也被逼流亡，而日渐消失；而他对道德宣示的批判，也逐渐变成一种嘲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最为著名、对“媚俗”（kitsch）的嘲讽，其中一部份正是针对这种政治道德宣示。

除了余杰引述的签名情节外，小说中尚有另一个关于签名的情节：托马斯从流亡瑞士回流捷克，回到原来的医院当医生。一天，有秘密警察来找他，说他需要在一封信上签名。原来托马斯多年前曾向杂志投了一篇当局认为具煽动性的小文章，文章后来没刊登，却被秅密警察收入档案。那封信是让托马斯声明同意撤回文章。写文章不是托马斯专业，撤回一篇根本不曾刊登过的文章，对他毫无损失。 然而，最后托马斯没接过信，更没签名，他就辞掉医院工作，去当一名抹窗工人。

我们大可以给予这则故事一种“哈维尔式”解读：托马斯通过拒绝签名展示其道德人格，但昆德拉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小说中反复叙述托马斯认为“非如此不可”，但这“非如此不可”其实只说明了他生活中“压倒一切的必然性太少了”。换个说法，在专制之下， 托马斯存在感太少了，他需要一些感觉实在的东西去确认自己的生活。扣回小说主题，生命和存在太“轻”，轻得令人难以承受，昆德拉似是对托马斯暗藏嘲笑：道德宣示也是一种媚俗。

是讨好，还是保持距离？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昆德拉最著名之作，也是叙事构结最复杂，主题思想最丰富迂回的一部小说，小说甚至用了尼采“永劫回归”这个出名难解的哲学概念来贯穿全书。

对于一些评论者来说，昆德拉小说中的哲学论述并不深刻，甚至有吓唬读者之嫌，尚有更尖酸的批评指，昆德拉引用大量哲学概念写小说，在叙事形式上也弄得曲折离奇，实际上是为讨好西欧读者。这种讨好利用了西欧读者对昆德拉作为“捷克流亡作家”的好奇，将西欧对这个中欧民族、以及共产铁幕内的种种想像一并贩卖给读者。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Ivan Klíma）跟昆德拉和哈维尔同代，他曾在1990年跟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进行过一次对谈，正正讨论上述对于昆德拉的批评。克里玛认为，在捷克国内谈论昆德拉的人并不多，毕竟昆德拉的作品已多年不曾在捷克出版了。可是，不少捷克人对昆德拉都感到“反感”，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跟距离有关：

捷克文化正在跟极权主义制进行艰苦斗争，很多流亡的知识份子都有份参与，他们实际上抛弃了国外生活而投入，然而，昆德拉却一直与这种努力保持距离。

“捷克人现在对自己的受苦耿耿于怀，尽管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是一个合乎常性的反应，但我认为它造成了对昆德拉的一种不公正的眨低。”

克里玛最后说：“为了替他（昆德拉）辩护，我要说，这里存在著一种与过去半个世纪的受苦有关的仇外心理。捷克人现在对自己的受苦耿耿于怀，尽管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是一个合乎常性的反应，但我认为它造成了对昆德拉的一种不公正的眨低，他无疑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捷克作家之一。”（〈重返布拉格〉）

克里玛有没有因为对谈对象是美国作家，而修饰了对昆德拉的意见？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当时昆德拉流亡法国十五年，已入籍法国，期间以捷克文书写分别出版了《笑忘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不朽》，其中《笑忘书》写到从捷克往外流亡的经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写到流亡后在“回归祖国”与“继续流亡”之间的抉择，而《不朽》则再没有流亡这主题了。

五年后出版的《缓慢》，则是昆德拉以法语写成的第一部小说，此后昆德拉就再没有用母语出版过小说了。因此克里玛对昆德拉“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捷克作家之一”的判断，顶多只停留在《不朽》及其之前的作品。

“流亡”途中去捷克化

哈维尔英雄式地带领人民建立民主的民族国家，昆德拉却跟捷克愈走愈远，他渐渐不再是“流亡捷克作家”，而可能仅是“流亡作家”。

当捷克人对昆德拉跟祖国民族命运保持距离感到“反感”，昆德拉的文学态度却是进一步去捷克化；就在这几年间，东欧共产政权迅速台，哈维尔成为兼具作家和异见领䄂身份的捷克总统，两人在形象上的对立也愈益加剧。哈维尔英雄式地带领人民建立民主的民族国家，昆德拉却跟捷克愈走愈远，他渐渐不再是“流亡捷克作家”，而可能仅是“流亡作家”。

或甚是说，当时的昆德拉正面对著一种关于流亡的悖论：流亡者一旦在移居地定居下来，就必然地跟祖国或原居地来愈远；而正因为这种跟原居地日渐强烈的距离感，流亡者也逐渐失去流亡意识。

与其批判昆德拉没有承担对捷克的政治道德责任，不如谈论他的流亡意识，这才更接近真实的昆德拉。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大肆谈论“媚俗”，很多读者都知道，因此有不少憎恨者（haters）对他作出恶意批评，指摘他的作品以至流亡的态度都是对西欧读者谄媚，因而昆德拉也脱不了媚俗。这种“诉诸伪善”式的批评不旦逻辑不通，也曲解了昆德拉笔下的“媚俗”。

媚俗者没有美感

昆德拉其实不怎么谈道德，他谈的是美感。媚俗者没有美感，因为他们只接受可接受的世界范围，例如没有屎的世界。

将Kitsch一词翻译成“媚俗”可能不尽准备，因此不少论者取“刻奇”这一音译。我们姑且不追溯此词的概念系谱，仅引用昆德拉两个关于何谓“媚俗”（也姑且先用此通译）的说明：一是关于看见孩子奔跑时的泪水：

“媚俗引起两种前后紧密相连的泪流。
第一种眼泪说：看见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著，多好啊！
第二种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
第二种眼泪使媚俗更媚俗。”

另一个则更简单直接：
“媚俗就是对屎的绝对否定。”

两个说明，前者所指的是滥情，和对廉价情绪的拥抱，而后者是故作在道德上高尚。在关于屎的绝对否定”一句之后，昆德拉原来还接著写道：“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排拒来自它这个范围内的一切。”在昆德拉描述之下，世界被媚俗分成两部份，一是人类可接受的范围，即社会；另一个则是社会排斥的范围。不难看出，我们所讲的极权政权和社会道德，似乎都被划入其中。

昆德拉其实不怎么谈道德，他谈的是美感。媚俗者没有美感，因为他们只接受可接受的世界范围，例如没有屎的世界，又例如必须为展示道德形象而签名。那么，昆德拉有像憎恨者所言，向西欧读者大肆展示其流亡形象？没有，而是与此相反，昆德拉嘲笑的恰恰是流亡者的种种媚俗，与此同时，他又在现实生活里努力摆脱这种媚俗姿态，从跟哈维尔笔战起，尽管在流亡生涯和文学创作中高低跌宕，但昆德拉的底气基本没大变，那就是：视任何形式的政治或道德宣示皆是没美感的，应敬而远之。

在“我是小说家”加上否定词“不”

“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我是小说家。”

我们可以视这为昆德拉作为流行知识份子的政治态度，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是他的文学态度。哪怕昆德拉不时在小说中引用不同的哲学概念，他经常说，自己是小说家。

有两本论文集是认识昆德拉文学态度不可不读的，甚至比读他的小说更重要：《被背叛的遗嘱》及《小说的艺术》，两书都是在他旅居（可能已不能称为流亡了）法国头二十年所写的。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曾用一段对话，表达他对任何总体化思想的厌恶：

“昆德拉先生，你是共产主义者吗？”
“不，我是小说家。”
“您是持不同政见者吗？”
“不，我是小说家。”
“您是左翼还是右翼？”
“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我是小说家。”

在“我是小说家”加上否定词“不”，他所拒绝的就是媚俗中所划定的“范围”。共产主义、不同政见、左翼或右翼，不只是政治立场，更是一种总体化的思想，你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拒绝。而文学——或昆德拉所讲的小说——则不是这样。综观昆德拉多年来的全部小说作品，可以看到他在流亡初期、仍用捷克文书写的三部小说《笑忘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及《不朽》，最能表现他对这种文学思想的酝酿。政治性逐渐淡化，也令他慢慢跟捷克作为中欧小国的民族文学脱勾。

“被背叛的遗嘱”这一表述本来出自昆德拉分析卡夫卡的遗嘱执行者布洛德（Max Brod），没有遵照卡夫卡的遗愿把所有手稿烧掉，而是将其发表。表面看，布洛德为人类文学保存了卡夫卡，理应居功至伟，但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却指出，布洛德真正背叛卡夫卡的，不是没烧掉手稿，而是将卡夫卡圣人化。

布洛德穷一生精力去宣传卡夫卡，然而他只是一名劣拙的文学评论者，昆德拉问道，卡夫卡有没有去过妓院？在布洛德出版的卡夫卡日记里，他将一切有关妓女和性的内容都删除了，并将卡夫卡描述成个性无能的圣人。而实际上，在卡夫卡小说《城堡》和《美国》中，都充满了性描写，然而直至今天，我们都鲜少用这种角度去阅读卡夫卡。昆德拉最后断言，是“被阉之影遮掩住了所有时代中一个最伟大的小说诗人。”

在他的文学思想中，媚俗不过一个小节，背后的大篇章其实是“玩笑”和“幽默”，对屎的绝对否定，跟对性的绝对否定，是一致的。

为什么昆德拉要以“被背叛的遗嘱”作为他第一本文学评论集的书名？卡夫卡文学俨如被阉割这一事迹，恰恰是昆德拉对所谓“现代欧洲小说”的综合理解，在他的文学思想中，媚俗不过一个小节，背后的大篇章其实是“玩笑”和“幽默”，对屎的绝对否定，跟对性的绝对否定，是一致的，那就是：布洛德媚俗地将卡夫卡去性化和圣人化，而背叛了现代小说的伟大传统。

“塞万提斯遗产”，昆德拉可有继承？

这种带有历史虚无主义色彩的说法，成为了总结昆德拉文学的断言。若放到昆德拉漫长的文学和现实生涯里，“无意义”则可说是他的流亡终点。

在这里，昆德拉用了“塞万提斯遗产”一说象征。《小说的艺术》第一章的题目正是“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昆德拉认为，在四百年前，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现代小说的起点和元祖，小说中描述的是一个“敞开著的世界”、“可以自由地进入，又可以随时退出”。

然而四百年间的小说视野愈来愈狭窄，这种狭窄体现于人们不再以玩笑和幽默方式看待小说，因而认为小说必须严肃对待。昆德拉反复颂扬的小说如拉伯雷的《巨人传》、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及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无一不是充满性、暴力和屎尿屁的通俗小说。而更关键的，这些小说充满了幽默和笑声。

昆德拉还说过一件真人真事：有医科专家曾邀请昆德拉参个一个关于人工受孕的研讨会，希望他发表对相关道德问题的看法。专家之所以邀请昆德拉，是因为他曾在小说《告别圆舞曲》中，描写过一段有关一名医生将自己的精液注入不孕妇女体内的情节。昆德拉对该名专家说，小说人物只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角色，不必当真。而专家却反问：“我们不应该把您的小说当真吗？”最后昆德拉终于明白：“再没有比懂得幽默更困难的事了。”

流亡法国以后，昆德拉一直沉浸在阐释这套论述的氛围里。在捷克时期，他在小说《玩笑》里，讲述了一个对角色一生跨度很大的玩笑：捷克青年路德维克在写给女友的明信片上开了一个玩笑，却被朋友泽马内克告密，指该玩笑有批评共产主义的成份，路德维克因而被关入劳改营。多年后，路德维克归来，决定要勾引泽马内克之妻作为报复。最后计划成功了，他却发觉泽马内克老早就想跟妻子分手，结果他的复仇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玩笑”。

昆德拉笔下这个“玩笑”，其实一点都不好笑。那可以是一种黑色幽默，但若套在共产主义极权的背景下，则多了一重命运的虚无感。在近半个世纪以后，这种虚无感又以另一种方式给昆德拉写进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庆祝无意义》。这部轻巧的小说有一个结构有点相像的“玩笑”：在小说结尾，拉蒙跟身患癌症的朋友达德洛说，“无意义”就是生存本质，但我们不要把这种“无意义”辨认出来，而应过学习去“爱”它。这番话本来是要是安慰达德洛，生命无意义，不必为死亡恐惧。然而读者老早就知道，达德洛根本没癌症，他只是觉得，他撒这个谎，教他高兴。拉蒙语重心长之言，也成了一个笑话。

《庆祝无意义》的背景是东欧共产主义瓦解后的法国，主要角色大都不大了解共产极权是怎样一回事，但小说中却处处谈到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小说所要表达的其中一个讯息是，政治争论无意义，因为人会死亡，而当死人变成了死后很久的人时，他们终也会被遗忘。即使历史会记录下来，却也再无真实人证了。这种带有历史虚无主义色彩的说法，成为了总结昆德拉文学的断言。若放到昆德拉漫长的文学和现实生涯里，“无意义”则可说是他的流亡终点：

他从捷克出走法国，是基于对政局的短暂绝望。1975年，被捷克当局禁止出版的昆德拉获法国一所大学邀请任教，当时他与妻子来到法国，并没有想过会不再回去捷克。在首十多年的旅居法国生活期间，昆德拉写了《笑忘书》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是一种典型流亡者的书写：以原居地为参照点，同时也写了在原居地跟流亡定居地之间、离开及回归当中、 所引发的种种对存在的思考。

由媚俗开始，他逐渐建立了一个对立世界：一是政治现实中的媚俗世界，在他的小说中被直接批判，另一个则是“塞万提斯的遗产”。伟大的欧洲小说传统。然而昆德拉并没有“继承”这笔文学“遗产”，他自《缓慢》开始改用法语这种“外语”写作，作品也突然变得轻省，篇幅短了，结构也失去了用捷克语写作时期那种常见的复调式叙事结构。他抽空了政治社会背景，改而探问“存在”、“遗忘”等抽象的哲学问题，读起来无比严肃，不是那种幽默。

仅就小说水平而论，法语时期的几部作品《缓慢》、《身份》和《无知》不坏，却达不到《笑忘书》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水平。而更重要的，是昆德拉有意识地要自己摆脱一个流亡者的政治化身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定居。

昆德拉有意识地要自己摆脱一个流亡者的政治化身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定居。

昆德拉很早就获得了法国公民身份，改用法语写作，更是要断绝跟祖国读者和文坛的关联，同时他放弃——或说不再承担——以文学拯救国家民族的政治使命，转向一些更宽广的身份认同，例如所谓“欧洲（而不是个别民族或时代的）文学”，以及伴随的“小说家”身份。昆德拉曾断言：

“假如未来在我眼中不再代表一种价值，那么我还应当信赖谁：上帝？祖国？人民？个人？我的回答既可笑又真诚：我什么也不信赖，只信赖塞万提斯那份受到诋毁的遗产。”

我们很难判断昆德拉到底有没有“真诚地”完成这一断言，他的晚年为“无意义”庆祝干杯，似乎是要表达一种打算：既然东欧共产极权已死，连哈维尔也在《庆祝无意义》出版前两年过世了，随即应验了小说中关于死亡与遗忘的叙述：当一切人和事都死亡，遗忘就无法改变了，那么流亡与否，也都毫无意义。

这其实也有如《玩笑》的那个“玩笑”：当历史也在死亡发生之后被遗忘，“流亡”亦变成一场毫无意义的玩笑。

或许我们会问：当下世界，我们需要这种虚无吗？是的，需要的，但这并不是简单的虚无。昆德拉的意义，并不在刻划极权下的种种，而是在于如何免于被任何形式的陈套政治或道德观念所蒙蔽。从批判媚俗、颂扬玩笑到庆祝无意义，昆德拉即贯彻了这一点。

鲁迅名句：“绝望之于虚妄，正如希望相同”，当代政治恰恰就是希望与绝望交替出现的状态，跟昆德拉与哈维尔笔战的时代雷同。而如果， 当 “虚妄”即为“无意义”，昆德拉所给予的建议应该是：庆祝虚妄，庆祝无意义，然就开个玩笑（这都是任何官方论述跟“政治正确”立场所容不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