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仔细看看我们，我会被消失”——香港加快遣返难民后，他们回到死亡恐惧中

在John Peter南亚的家乡，杀戮是常态。他在政府部门工作，因违抗上司不道德的命令反倒被追杀，一度与死亡擦身而过。为了活命，他必须逃跑，而且离家愈远愈好。

“我可以因为任何原因而死掉，但绝对不会死在敌人手中。”John Peter当时承诺自己说。那年冬天，他在网上搜寻免签证可以到达的地方，选定了香港。

不过，香港没有签署1951年的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 The 1951 Refugee Convention）和1967年的《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1967 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因此不会给予任何人庇护和核实其难民身份，亦不会以“难民”称呼他们，而是用“免遣返声请人”（编按︰以口头或书面声明事实及理由，向法院进行某种法律上允许的请求，称为声请）。但1992起在香港适用的《禁止酷刑公约》列明，“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任何缔约国不得将该人驱逐、遣返或引渡至该国家。”

因此，像John Peter 一样逃命到香港的难民，会向入境事务处提出免遣返声请，若他们的“迫害风险”获确立，便会被转介至联合国难民署，而难民身份亦被确立的话，他们会被安排移居至第三国家。换言之，香港是一个中转站。

John Peter在港已有7、8年，个案已进入司法程序，正等待司法覆核的结果。但让他预料不及的是，保安局在2022年12月7日更新遣送政策。在港的免遣返声请人正面对更迫切的威胁——若原讼庭拒绝他们司法覆核许可申请，即使上诉至更上级的上诉庭、甚至终审法院，入境处亦可即时将他们遣返回国；而政策适用于在生效前及后被原讼法庭拒绝司法覆核诉讼的声请者。这摒弃了入境处一向对仍在诉讼阶段的声请人暂缓遣返的原则。保安局解释，这是为了杜绝声请人以司法诉讼拖延非法逗留，并预计新政策能额外遣返1200名声请人。

待在香港的免遣返声请人，因种种原因离开家园，来到这城市避难，却被繁复而严苛的程序消耗，苦等多年也离不开窘境；加上港府给予的援助匮乏，他们无奈在社会边缘浮沉。然而，“假难民”、“骗福利”、“罪案源头”的指控未有放过他们，港人谩骂声音此起彼落，难民政策一再收紧。

在端传媒的访问中，他们用了化名、样子模糊，说担心被香港政府报复，影响他们声请的审核。这群在公众视野中被隐形了的难民，在香港的命运愈渐渺茫。

活在恐惧之下

John Peter刚好在近日收到信件，告知他即将收到司法覆核的决定。

自此，他陷入了一场恶梦，像“精神折磨”，脑中时刻幻想着败诉的话，或会被遣返回国的画面︰“我一定会被政府杀死……人们最后一次看到我，会是在机场，但当我被捕后，我会被消失。在此之后，不会再有我的消息。”

离家时，John Peter来不及带走可证明受迫害的文件，自感在审核程序面前吃亏，他对裁定作了最坏打算。

“没有人会知道我的存在。”John Peter说。他的眼白微微泛黄，透出红血丝，他想着，要是被拒，他会说服入境处人员把他羁留，宁愿失去自由也不要回国赔命，但具体怎样做，他也不知道。

政策来得仓卒，由建议至实行，只是几个星期的事，连咨询也免却。在实施后的那几天，律师张雨湄的电话信息通知闪过不停，都是她协助的声请人找她求助：

“这是不是代表无论我做甚么，他们也可以遣返我？”
“Chelsea，怎么办？我可以做甚么？这消息让我很担心。”
“我对我的个案子感到很沮丧，请告诉我一些最新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中一个声请人，来了香港十多年，每次开会时都问律师“自己是否还有希望”。这次，他对张雨湄说，他“在这里差不多绝望了。”

张雨湄任职的帝理律师行，是在港少数服务免遣返声请人的律师行。在新遣返政策下，她说手头上约5宗个案会直接受影响。

消息一出，律师行不断收到查询，忙着安抚和解释。为了让不谙英文的客户意识到这意味着甚么，在新政策生效那晚，张雨湄敲了设计师室友的房门，一边解释这新措施，一边漏夜制图。笑脸图案代表个案被确立、哭脸代表败诉，加上几个箭咀和长方框框，两人将难涩的免遣返声请程序简化成一张图表。

图的最上方，是入境处，即是免遣返声请人面对的第一关。张雨湄说入境处作决定如“揼板”（盖章），多数不获确立。根据入境处统计 ， 2014年至2021年期间，99%的免遣返声请被裁定为不获确立。

张雨湄最近处理的一个个案，由与入境处职员面谈至收到决定，只用了11天。声请人在收到不确立通知后，可于14天内提出上诉，酷刑声请上诉委员会可根据文件或以口头聆讯作裁定。若再次败诉，声请人便可由行政程序进入司法程序，由原讼庭开始，在各级法院逐步提出司法覆核。但法院只会指出行政程序犯的错误，就算上诉成功，声请只会回到行政阶段，重新被审核。

截至2022年底，14900名在港免遣返声请人当中，200人的声请处于入境处审核阶段；约2800人在等待上诉委员会作出决定；约8200人进行司法覆核或其他诉讼程序；约1500人在囚、还押候审、等候检控或调查程序等原因留港；剩下约2200人正被安排遣送离港。

收到“白色纸”就被遣返

在新政策实施后，A来过位于屯门的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签到，领取俗称“行街纸”的担保书，亦是免遣返声请人在港暂时逗留的身份证明。

A察觉这次有些异常。与她一同来签到的人多了，在大楼外排了一条长龙，她不知道为甚么。进去后，大伙儿在等候区内还要多等20分钟至半小时，大家都很安静。一块玻璃分隔声请人和入境处职员，A选了张椅子，靠着椅背坐得笔直，紧张得一动不动，憋着呼吸死盯着玻璃，等候被发落。

“咚咚。”职员敲一敲玻璃，让一星期报到一次的声请人认领自己的“行街纸”。她留意到，入境处职员现在把声请人分成一星期报到一次和两星期报到一次，要他们分开排队；而且多了个案被转做一星期报到一次，有些甚至收到入境处职员派的“白色纸”，A说那是代表要被遣返的文件。而她的案件仍在等待司法覆核申请许可的阶段，须两星期报到一次。

和A一起签到的一位朋友，是位母亲，两个孩子还是婴儿。那天毫无预警下，她收到了“白色纸”。“我们给你时间去收拾行李，之后会打电话给你，你要准备好回到你的国家。”A听到那入境处职员说。

那位朋友当场吓得哭起来。A在她旁边，也跟着哭，因为她在这边又少了一位相熟的人。“这不是玩笑，因为我亲眼看到它发生在我面前，一切都变了，不像以前一样了。”

而像A一样，案件还在司法覆核程序的声请者，入境处职员向他们一并说道：“你案件完结后，你要回到你的国家。”

“Why, Sir? ”A惊愕地问。职员没有回答。

A所笃信的宗教在她东南亚的家乡是少数，教徒多年来饱受迫害和杀害。她来了香港好几年，儿子留在那边。她不知道裁决何时来临，到青山湾报到的两天前，她已经开始慌张，要找朋友陪同前去。当日她整天吃不下饭，也不感到肚饿。直到进入大楼，她在心中默念祷文，祈求自己能平安度过。

“如果我未准备好回到我国家，而在我的国家，有人将会杀死我，那我应该找谁来帮我？”她边说边拭泪，但眼泪停不住涌出来，把她戴着的口罩沾湿。

服务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慈善机构“希望枝子”表示，目前没有服务使用者因为新收订条例而被遣返，但政策散播的恐惧和不确定性，笼罩着这难民群体。

“新条例落实后，他是‘有权’将你遣返，但你不知道他会不会，亦不知道几时。”“希望枝子”难民机会及发展计划经理Niki说。“那影响比真的遣返更加大，因为那心理负担，那种压力，去面对一个更加不知道会怎样的未来。”

“希望枝子”难民机会及发展计划高级个案工作员Chris向端传媒表示，疫情时，入境处曾将报到频率拉长至6个星期、甚至8个星期一次，但近两个月来，他们明显注意到声请人的报到频率变得更频繁，但不能肯定这与新政策是否有关。

端传媒向入境处查询关于上述报到次数变频密问题，入境处未有正面回答，只表示在更新遣返政策实施至2023年1月31日期间，入境处共遣送188名声请不获确立者离港，包括103人在司法覆核个案被原讼庭拒绝后被遣送离港，而当中13人被遣送时有尚待处理的法律诉讼程序，是自新政策落实后，首批在港尚有诉讼却已被遣返的声请人。

“入境处会继续致力将声请不获确立者尽快遣送离港，以维持有效的出入境管制及保障公众利益。”入境处在书面回复说道。

“希望枝子”现时举办讲座和提供咨询，帮助声请人理解其个案的阶段和进度，作出机构所强调的“informed decision（知情的决定）”：让声请人明白可能随时须离开，要做好心理建设或为将来铺路，例如让机构连系难民原居地的组织，尽量令他们回家之路安全，并帮助他们重新融入当地社会。

但入境处的消息来到之前，这群免遣返声请者也只能等待。

破碎的系统

现时有一万多名声请人滞留在香港，在立法会会议上，保安局称他们滥用司法程序，以诉讼拖延逗留在港的时间。在张雨湄看来，这是香港难民政策不完善的后果︰“这个系统是司法覆核建立下来的……行了好几次，trial and error，错了，重新来过；错了，重新来过。”

时间回到90年代，香港并未有一套正式的审核机制，联合国难民署承担难民地位甄别、援助和重新安置等工作。直到2004年，终审法院在“Prabakar”案裁定，香港政府有审核难民的责任，不能依赖联合国难民署的确认，去决定是否执行遣返，而酷刑声请过程须达至“高度公平”标准。入境处因而制订了一个独立机制，审查根据《禁止酷刑公约》提出的申请。

但新的机制充满漏洞，很快便迎来另一次法律挑战。2008年，法庭在“FB & Ors”案指出，入境处拒绝为酷刑声请人提供法律代表、裁决人员缺乏培训、面见和作裁决的人员并非同一人等政策既不合法，也违反公平原则，并裁定政府必须为声请人提供免费法律支援。经完善后，酷刑声请的审核在2009年恢复。

及后，2012年的“Ubamaka” 案和2013年的“C & Ors” 案中，终审法院进一步裁定，除了酷刑之外，港府亦须考虑声请人面对其他“残忍、不人道或侮辱之处遇或惩罚”等风险，并且须独立地审核声请。2014年起，港府实施统一审核机制，入境处根据所有适用的理由，一次过为免遣返声请作审核。这机制也只有9年历史。

“由一开始没有这系统，到有一个瘸腿的系统，跟着（有）一个好点的，去到2014年统一的system。几多年了？这些case便积压在这里。”每当系统有改动和完善时，声请个案便在新的系统下重新被审核，这些人恰巧被夹在缝隙之间，动弹不得，一等便是十多年。

“所以我会这样理解：你会将这个blame放在那些人身上，还是system上？”张雨湄问。

尚待审核声请的数字，在2014年至2016年间达到高峰，有9000至逾万宗，其后在2017年回落至5899宗。2018年，声请数字大幅下跌至500多，之后徘徊在200至700宗之间。立法会文件引述入境处，指由于新声请数字减少，加上入境处在2016年开设83个新职位处理声请的个案，积压情况得以纾缓。

事实上，声请的新增数字一直下跌，自2014年的8951宗，每年减少2000至3000宗，跌至2017年的1843宗。之后几年，个案都维持在约1200宗，直到在2021年回升至2000多宗及后回落至1200多。

除了更新遣返政策外，保安局宣布的5项“加强措施”，还包括以先订立后审议程序；新增多一个羁留设施，令羁留名额外增加至900个等。至于另一个同时是羁留设施的青山湾中心，为了维持“纪律和秩序”，被羁留者可被要求进行体腔搜查 、验尿等，以侦察他们有否藏毒；而“违反纪律”者，隔离拘禁期会由7天增至 28 天。

根据《入境条例》，入境处有权羁留“须被遣送”或“可被遣送的人”，当中包括免遣返声请人、违反《入境条例》的逾期居留者或非法入境者。

香港现时有三个羁留设施：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马头角羁留中心及大潭峡惩教所，分别有入境处及惩教署管理。2022年截至九月底，三间羁留设施共羁留368名免遣返声请人。当中被政府称为“智慧监狱”的大潭峡惩教所，在各处设闭路电视，羁留者须全天候配戴“电子手环”被监测心跳及行踪，亦有报导指惩教所滥用武力和单独囚禁。当局回复传媒，指一直根据相关法例及原则管理惩教所，羁留人士对待遇不满，可作出申诉。惩教署不会就个别个案或运作安排作出评论。

越南船民武文雄（金鹰）曾在港犯事后坐牢20多年，出狱后被囚于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和大潭峡惩教所共5年，四分之三的人生都在墙内渡过。他曾提出免遣返声请，皆因回到原居地他可能没法生活，而可依靠的朋友全在香港。但从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转到大潭峡惩教所羁押后，他感到身心俱疲，决定放弃声请，回到家乡。

2020年，大批在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的羁留者发起绝食，抗议无止境被羁留和不人道对待。有被羁留人士对传媒指，曾在不服从入境处职员指示后被人用棍殴打，入境处当时回应指不认为这个情况会出现，又指职员受过训练，没有必要犯下可能负上刑责的行为。

羁押令声请者感到气馁，立法机关亦展示对他们的敌意。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于2022年12月讨论更新遣返政策，历时仅1小时，并在一致赞好和欣赏声音中结束；有议员则期望更进取的行动，杜绝“假难民”。何君尧建议，政府应“大刀阔斧”调整政策，考虑“凡进来的都全部赶进去禁闭式”，并“蛙跳式”将原讼庭被拒的声请，直接跳到终审法院，绕过上诉庭。

陈健波也不讳言，说“现在立法会已经不同”，任何可以透过修改法例去减少难民的程序，只是合情合理，也会支持，并希望保安局“大胆点去做”，明言“通过机会很大，你不用担心。”

张雨湄认为，“这是很大kick out asylum seekers的wave（撵走寻求庇护者的浪潮）里面其中一个波浪，前面已经有，后面陆续有来。”

她指的前浪， 是2021年生效的《2021年入境（修订）条例》，以“改善”为名，全面收紧政策，令在港难民的处境更不利。这包括赋权入境处，可以人手和资源、或要待声请人的原居地审出入境文件等为由，延长声请人羁留期，这让声请人难以与法律团队和组织接触，也无法与在家乡的人联络，让他们找证据。

而审核会面中，如入境处“合理地”认为声请人可以理解和以某种语言沟通，便可指示声请人用该语言沟通，即使这不是他们的母语。同时，声请人向酷刑声请上诉委员提交存档上诉通知后，若有新证据，须在7日内提交，若赶不及，声请人要多花气力说服入境处，处方亦有权不受理。

“这是个很大的倒退，那history是，因为有judicial review（司法覆核），系统有些进步，逐步逐步enhance，现在就是逐步逐步cut……”

张雨湄指出，现时的系统不时出现错漏，其中一次搞乱她律师行代表的声请人的国籍，而程序公义上也有不足，例如上诉委员会可拒绝让声请人作口头聆讯，便作出决定，给他们自白的机会也省略。

人权律师何珮芝律师书面回复端传媒查询时指，香港的审核系统中，就算很有力的声请，也往往不被承认。她所创立的“香港守护尊严中心”曾接触从叶门和伊朗来港的难民，但他们的声请都遭拒绝。新政策将意味，有明显受迫害风险的声请人，也面临更高被遣送的风险。

《明报》曾向保安局查询，若声请人被遣送后，获上诉法庭或终审法院批准其司法覆核许可申请，该如何处理。保安局指入境处会“按个别个案征询律政司法律意见，以作适当的处理。”

“我们没贬损法庭的权威，我们也没减损该位人士得到法庭协助的权利。”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在立法会会议上，表示有信心和理据，落实新政策并把遣返声请人。

“请仔细看看我们”

Jimmy从钱包里取了张有点泛黄的证件，交到记者手中，说从没有给其他人看过。那照片中的男生，头发蓬松，身型瘦削，穿着灰色格子西装，系了条红领带，明亮的眼睛望向镜头。

相中人是年轻的Jimmy，那时他还在家乡，过着不俗的生活。来港十多个年头，现在他已是中年，容貌随岁月变化，深深浅浅的皱纹刻在他的前额，鬓角夹杂白发。

Jimmy 因为宗教迫害，在家乡被多次袭击受伤，之后更成为官方追捕的目标。为了躲开追捕，他收拾几件衣服，带着一个背包，由家乡逃去中国大陆，再辗转来到香港，以为可以在这里找到拯救。

由提出免遣返声请，至他第一个和入境处的会面，他等待了几年。在被拒绝后，Jimmy向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聆讯只花了15分钟，一眨眼便完结。一年后他收到结果，是不确立。他的声请至今还在程序之间兜兜转转，又是另一场漫长的等待。

Jimmy离家后，敌人把目标转向他家人，有家人因此曾身陷囹圄，他也有至亲在这十多年间去世，等不到和他团圆； 而和Jimmy最要好的兄弟在几年前失了踪，现今生死未卜。剩下的人还在其他地方躲藏中。

一想到家人，他自责得很。“我现在没有选择。我在等公义到来。这已经拖得太久了。”Jimmy 说。

“有时我在想，我们作面见，在面见后，他们让我们等很久，才等到决定，但拒绝我们的声请时，他们只给我们两个星期申请上诉。而现在这个新政策下，如果败诉，他们要立即送走我们——为甚么呢？”他着急得哽咽起来。

这些年来，他交出了证明，向局方告诉自己一切，拼命解释，但入境处人员却说：“你可以留在你国家的其他城市。”

若现在要回国的话，Jimmy 说他会在机场被捕，然后不明不白被杀死，就如他在报导中看到，那些在家乡和他有相似经历的人。

他说，自己三分之一的人生都在香港，却一无所有，若还要再蹉跎，就算声请最终被确立，他也已经老去，没有精力去做他所向往的事了。

根据法例规定，免遣返声请人不可在港工作。社会福利署委托国际社会服务社，向声请人发放津贴援助︰每人每月会获发1200港元指定超市电子现金卡；而他们须自行在香港寻找居所，成年人每月住屋津贴只有1500港元，未成年人750港元，会直接支付给业主。电力、煤气等公用服务的津贴为每月300港元，交通津贴每月200港元至420港元不等。

Niki说，香港物价高昂，一个声请者每月最终可能只有300至400多港元现金，而且他们以年计时间逗留在香港，长时间在这困境下，有人挺而走险，犯法去获得金钱。2022年1月至9月，有约300持“行街纸”人士因非法受雇被捕，大部份为免遣返声请人；另有500多人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拘捕，其中盗窃占200多宗；坊间有指“假难民”（免遣返声请人）是罪恶源头，翻查资料，同一时期，香港盗窃案总数为13150宗。

“公众如果可以了解多些背景，或者思想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明白到有一些不幸的情况，不是当事人想发生的。”Niki说。

立法会文件提到，有批评指，人道援助金额自2014年起徘徊于在每月3000元多的，远远不能应付声请人的基本需要 ，政府表示是要让声请人“不致陷于困境”，同时“避免变成诱因，吸引更多声请人”。

Jimmy说，他经常觉得自己是个包袱，有工作能力，却要依赖援助度日。生活沉闷时，他会上教会，参加一些活动，又或者看看书，也会邀请朋友到家作客。他强调，现时自己“甚么也不可以做”，“要遵守规则。”

John Peter也如是，空闲时，他会陪伴其他免遣返声请人到医院、法庭、入境处等，也会帮助他们搬家。

就算在香港的生活不易，两人仍对港府表示感谢，因为至少他们还活着。

Jimmy说，他不责怪入境处人员，因为他们只是执行立法会制定的指令。

“我可以对他们（入境处）说，这是我们的请求：请尽量查看每个人的案子，如果他们真的求你们救救他们的性命，给他们机会。如果他们没有问题，他们不会留在这里，几年后他们就会想走。那我呢？还有其他人，我们在寻求帮助，在求他们：请仔细地看看我们。”

而他愿意受访，是因为希望能将问题传达至政府，“可能政府其中有人会怜悯之心”。在一切纷扰之后，他仍心存盼望。

访问中，记者问三位受遣返声请人，若他们的声请被确立，能摆脱现在的生活，重头开始，那会是怎么样？

A笑逐颜开，双眼闪闪发光。她会和儿子团聚，然后开一间餐厅，墙身不可以是白色，因为这太没有家的感觉了。粉红的花、小型瀑布，很大的厨房、木制的餐桌、黑色的椅子……她手舞足蹈，模拟东西摆放的位置，多细微的地方她都想好了。“我很爱煮菜，我很爱装饰。”

John Peter的家人与他疏离，责怪他倔强，为自己和周遭的人带来不幸。他想，如他能到西方国家定居，或者他们会改变主意，与他们修补关系。他想找份好的工作，保安或耕田，与劳力相关的都可，屋子不用太大，但不要像香港的那样细。若有机会，他希望投身到老人护理的工作，“当我帮助别人，我感到受祝福。”

Jimmy还能跟剩下的家人过日子。他愿意做任何工作：髹油漆、或在他家人开的店帮忙。赚到的，他说会把一部分捐出来，帮帮贫穷的人，或赞助儿童接受教育。“如果我可以挽救一些生命，这是我活着的意义。我在这世上，不是没有原因和热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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