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妥协者会妥协吗？习时代的社会矛盾会走向何方？

在一个周末高密度全中国各地开花的举白纸抗议运动之后，素来以不妥协的风格著称的习近平似乎决定向抗议者们妥协了。12月2日，据《南华早报》报导称，习在之前一天会见到访北京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时，曾表示抗议者主要是学生，是因为他们在三年疫情后感到“沮丧”（frustrated）所致。据《南早》援引欧洲官员的描述，习还表示奥密克戎变种致病性较低，可以因此采取更加放松的防疫策略了。

也就是在这两天前后，中国大陆多座城市采取了远较先前“清零”为松弛的防疫政策：广州快速解封了已经围封差不多一个月的海珠区，深圳停止了“常态化核酸”（要求市民按照要求在进出任何公共场所和交通工具时都要按照疫情严重程度出示48小时或24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这是深圳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提出的政策，一度引以为傲），北京则在全市范围内大规模减少了核酸检测点，并指乘坐交通工具不再需要短期内的核酸阴性证明。

与之前这些在危机中的应对相比，面对新近的抗议运动时，习似乎一下子就选择了部分满足抗议者的要求，这在他的执政经历中，是非常少见的主动“退让”。

在2019年香港示威中，习近平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既不做出妥协，也不升级至内地出手。这种沉默事实上促使了反修例运动的目标逐渐升级，强度逐渐提高。而在2022年初的上海疫情中，他最终选择了用漫长的数个月时间封锁上海以彻底“清零”的不妥协手法。与之前这些在危机中的应对相比，面对新近的抗议运动时，习似乎一下子就选择了部分满足抗议者的要求，这在他的执政经历中，是非常少见的主动“退让”。

毕竟，习近平在三年的防疫中一直将动态清零视为中国模式要优越于西方模式的重要证据，也把抗击疫情作为他个人执政能力的重大成就。这意味着，无论表面上如何解释，对现任的最高领导人来说，走出动态清零都会是巨大的耻辱。但看起来，他正不可避免地在向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这当然是各地民众举起白纸上街抗议所带来的非常巨大的变化。

然而，这一变化能够持续吗？时隔一周，看起来这场社会运动的动能正在消退，先前被外媒高光关注的政治诉求，也似乎回到了反对苛刻防疫政策的经济和社会诉求上。嘲讽者认为，抗议人群看到胡萝卜就回家休息，就算大棒打到头上也无所谓了。倒也确实，有许多乐观者看到防疫政策松动的迹象，认为抗议已经达到了诉求和目的。这也使得运动似乎在中国内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海外中国社群仍在各地组织抗议活动，而国内的、年轻人为主的抗议活动已经在政府小范围放开管控，在维稳系统全面启动之后有所沉寂——过去的这个周末没有出现显著的群体性事件。在广州等地，刚刚过去的周末有小规模的逮捕行动，而网民也开始关注一些被逮捕但仍未释放，或“消失”了数日的示威者。

换句话说，刚刚发生的抗议运动，是否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具有标志性意义？又是否不会再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浪花？

新时代社会矛盾的成型

也许现在给出结论为时尚早。但笔者倾向于认为，在这次运动前后，中国不同社会团体的分化和动员变得更加明显了。

也许现在给出结论为时尚早。但笔者倾向于认为，举白纸抗议的这场运动，是习时代中国社会变化中的一个分水岭。在这次运动前后，中国不同社会团体的分化和动员变得更加明显了。

大学生对运动的普遍参与，其实足堪震惊。虽然此次抗议运动开始时经由广州城中村和郑州富士康的工人抗议酝酿，再经乌鲁木齐和北京等地的小区业主抗争提速，但真正形成全国关注的，是乌鲁木齐游行次日从南京传媒学院开始的学生“举白纸”默站。这场抗议迅速传遍了中国互联网，刺激了当晚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抗议游行。次日，清华大学学生在学校内的聚集抗议和当晚北京亮马桥的集会，又在首都复制了上海发生的一切。

为何学生站出来如此具有指标性意义？毕竟，出生于2000年前后的这一代年轻人，其记事开始，中国就已经摆脱了原有的大范围贫穷的状态。在他们成年的过程中，习近平时代的“四个自信”和“中国梦”叙事开始占据舆论场。按道理，他们应该是最为“粉红”，最认同中国的大国地位的一代青年。

但这恰恰能够解释学生世代的抗议心态：相比先前的世代，正在上大学的一代中国青年的绝望程度是更深的：过去三年的“动态清零”的疫政体制下，几乎所有大学生都要面对频繁的封校、管控、隔离；大量课堂时间变成了对着屏幕的网课；寒暑假回乡团聚/返校开课的正常流动处处受限，屡屡变化；正常的出国交换/旅行/校外实习也往往被疫政体制严重耽误。相比社会中的其他群体，大学生完全可以说是最被疫政体制牺牲的一群人，清华大学作为中国最具特权的高等院校之一，其学生反而能够形成数百人的校内抗议，足以证明这种被忽视、被牺牲的感受，甚至几乎是不分出身阶级的。

另一群遭到疫政体制冲击的是没有城市中固定户口身份的平民——比如在广州城中村中的租户、外来打工群体和新“入城”的说普通话的城市年轻白领。这些群体没有足够的储蓄，以零工经济为主，任何封控、管制都足以让他们“手停口停”。也正是在这些地方，这次爆发了更高烈度的对抗：富士康的工人抗议和广州城中村租客的抗议虽然没有更激进的口号，却都和警察与维稳机器爆发了正面冲突，甚至多次让政府一方动用了催泪瓦斯。这群人在疫症体制里，也是仅次于学生的“被牺牲者”。

反过来，几周以来，有不少城市的市民以一种非常“本土主义”的方式质疑、反对乃至攻击抗议运动。比如，在广州出现了海珠广场的抗议活动之后，很多广州市民的反应是认为抗议者“是外地人”，“广东话说得不好”，“肯定是港独分子煽动”。而在成都，不少市民批评抗议者“普通话有港台口音”，“不是成都人”。

学生、打工者、外来人和本地市民的对立，也许在2017年的“北京切除”中就已经开始凸显。但是，2022年底的这场抗议运动，以愤怒/满足、抗议/反抗议的政治表达的方式，更深地凸显出两个群体的深层次结构矛盾。

2012年到2017年的习近平第一个任期中，中国正面对着一场潜在的社会经济危机——房地产的过分金融化使得泡沫爆破的风险企高，蓬勃的互联网创业热潮正在积聚一批新的巨头和垄断企业，大都市的扩展使得种种社会矛盾有所激化，社会竞争的激烈使得年轻人感到负担加重……在第二个任期内，习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应对这些问题：他推出“房子是住的不是炒的”，用各种方式压抑房价上涨；他打击互联网巨头以“驯服”这一潜在的政商挑战；他通过清退运动和雄安新区建设试图克服“大城市病”；他还一口气几乎“消灭”了课外补习，以为学生“减负”。

但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些政策方便了谁又损害了谁的话，就会发现，城市中心区拥有物业的本地户口居民，尤其是体制内居民几乎可以说是习时代各种“改革”的受益者——打压房价最先影响的是供求错配的城郊地区，而各大城市中心区的房价跌幅极为有限甚至还仍然时有上升；互联网和新兴产业的影响力被削弱的同时，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重要性愈发增强，而这些“编制内”的就业，往往都是城市中的“本地人”有足够的人脉网络和家族关系才能参与；城市中打工者租住的空间被清退，使得城中心的地租和生活成本更高，也使得外来人更难在大城市中觅得一席之地；而取消补习，事实上使得优质教育资源变得更为稀缺，成本更加高昂。有了这一切，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最近的这波抗议中，不少大学生和打工人群如此难以忍耐封控，而许多“本地人”市民又如此鄙夷和反对抗争。

更甚的是，尽管这些“城市包租有产者”并没有主动构成集体的政治声音，清零疫政却几乎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打造——这群人有着最稳定的收入，生活的地方也有着更好的配套和服务设施。同样的清零政策对打工者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但对体制内城市有产者来说却仅仅是“短时间的小困难”罢了。

代际和性别矛盾也明显随着疫政在中国社会中扩大了。就笔者所见，就算是城市体制内有产者的子女，在网络上表达对清零政策的不满时，也更多站到了他们父母一代的对立面上。这一趋势在未来会继续扩大，原因在于，习时代的种种“改革”，相比触动既得利益，事实上更减少了年轻一代独立积累财富或社会资本的通道，新一代年轻人更依附于年长一代。也许有人会认为，依赖意味着服从，但香港的例子恰恰说明，子女经济上更无法超越长辈一代的社会中，社会运动也依旧会沿着代际边界产生。

在中国社会的传统男权结构中，这一切的压力的最大承担者将是年轻的女性——无论是人口压力、社会生育压力，还是家庭中的经济压力，最后都转嫁给了传统上最具弱势地位的人群——女性和少数民族身上。未来的某种抗争的“联合体”，正在沿着这几条线索，随着这次抗议而慢慢成型。

也许可以预测，在接下来的“新时代”中，中国社会中的主要保守主义力量，和更多感到被压迫被剥夺的群体，基本都已经在这次的抗议运动中出现并成型，并且已经初步动员起来。放开管控或不放开管控，并不会对这一矛盾的结构构成任何改变——因为这一矛盾已经在疫情前的种种政策中确定了方向。苛刻的疫政只不过是继续放大了冲突。矛盾本身仍然会持续爆发，冲突也始终会指向习时代的基本政治结构。反过来，这已经意味着，想要在政治上对这两个群体“既要也要”地分别加以笼络和安抚，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解封与放开的政治剧场

笔者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危机应对，对习来说，几乎不存在减少矛盾或避免下一场危机的路线。

如今，随着名义上的“解封”，刚刚获得第三个任期的习近平看似正在走出抗议带来的危机。但笔者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危机应对，对习来说，几乎不存在减少矛盾或避免下一场危机的路线。

诚然，在这次抗议之后，中国的维稳体制必然会进一步加强：对“翻墙”的处罚和控制会更加严格，对青年人的监控会更加密集，对公共场所的管制会更加强力，对参加过游行和抗议的人的“秋后算账”也会一波接着一波。但是，正如这次游行能够爆发所揭示的：当社会矛盾足够积蓄之后，再大规模的监控都无法阻止人们自发宣泄愤怒和表达诉求。只要无法在一开始阻止社会运动的扩大，民众所产生的动能就将会很快蔓延超过管制系统的承压能力。也就是说，更强力的维稳只是会提高社会运动的爆发门槛，拖延爆发的时间，但并不会阻止它的爆发。

反过来，加强对社会的管控，同样也可能加速矛盾的激化和社会不满的爆发。正如这次的举白纸抗议运动源于社会全面的封控管理一样，社会管制本身也带有双刃剑的效果。

但是，我们也很难想象习近平政府会在此之后对行政和管治模式有任何的改良方案。正如王岐山数年前推崇过并在党内掀起阅读风潮的19世纪法国社会观察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给出的论断：“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在长时间的压抑和强制之后，一旦开始出现松动和变化，原先的社会基础和民众的忍耐便可能很快崩溃，人们将发现“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没有变好的部分）”。这是阻止整个体制改革，并促使他们宁可把螺丝拧得更紧也不愿意放松管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样的道理其实适用于疫政的“开放”。笔者远远不如很多人那样对“放松管控”感到乐观。首先的理由是，许多人期待的“中间路线”——即像新加坡那样一面控制感染速率，一面加强疫苗接种，一面按部就班慢慢放开——几乎不可能出现在习时代的中国。这是因为，“中间路线”需要的是政府和民间的良好沟通，足够的宣传科普，以及民众的高度配合。在中国，疫政三年已经制造出了极为疲惫的基层政府和管治团队，以及更为疲惫不堪的，精神高度紧张的民众。然而政府和民众的沟通效率，如游行所揭示的，已经每况愈下。我们很难想象在这种千疮百孔的社会协调状态下，习近平政府还能从容不迫地推出一种“中间路线”实现有序开放。此外，层层加码的防疫体制，一旦转向放开，更大的可能性是快速溃退，而非有序撤退。

更可能的局面是，中国从疫政模式“开放”的过程将是两种模式的混合体。一种是继续先前的动态清零模式，很多地方在意识到自己无力应对大规模感染后，可能将持续核酸、清零、强制隔离，尤其警惕那些“放开”了的城市。另一种则是“躺平”模式，就像广州和重庆那样，虽然疫苗接种率也没有提高，也没有有序的疫苗接种计划，但是迫于疫情和政策执行的压力，必须要开始放松。这很有可能是未来一年中国社会面临的双重困境——又不自由，又乱成一团。

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习时代的官僚和忠臣们将会比先前的五年有更多机会实现自己的自主发挥。截至目前，习仍然没有对国内作任何有关疫政的表态和发言。这显示出他似乎希望无论最后是放开还是坚持清零，责任都能不要完全由自己来独自承担。这就意味着地方大员们既多了更多的“背锅”责任，也就相应有了更灵活的施政空间。于是我们已经看到，在广州重庆等地解除封控的同时，杭州上海等地正在管制得更加严格。2020年初那种地方上各自为战的局面，可能以更大规模、更长时间的方式再次上演一遍。习时代的下级官员的新派系的形成和冲突，也许也会在其中浮出水面。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的是，所谓“放开”只是很多未来的艰难的开始。之所以会有清零和放开之争，就已经说明了现有的执政模式在信息传导、决策效率、责任分配上出现了一连串的问题。而不要忘记：就算是2022年的严格清零，中国经济也仍旧保持着正增长。现有的社会矛盾，在更大的经济困难面前还仅仅是刚刚开始。在未来，随着中美经济竞争的加剧和可能产生的其他地缘政治震荡，中国国内已经成型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冲突，必然会让社会运动变得更加频繁——除非矛盾的其中一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让另外一方彻底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