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st the Show Go On? 香港娱乐产业中被耗损的从业者们

【记者按】7月28日晚上，男团MIRROR演唱会在香港体育馆（红馆）表演期间，一块悬吊于高空升降的大型屏幕坠下，砸伤舞蹈员李启言（阿Mo）和张梓峯（阿峯）。8月21日，李启言仍在伊利沙伯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颈椎神经受创，近日有很轻微的进展。

堕地的屏幕，主要由左右各一条钢索、经两边吊环螺丝固定。事发时，一条钢索断裂，屏幕向下坠，另一边的钢索虽未断裂，但因吊环螺丝断裂，导致屏幕整个坠下。8月下旬，由康文署统筹、调查MIRROR红馆演唱会事故的工作小组，披露钢索断裂表面有金属疲劳条纹，而其承受力比市面同类钢索少20%；加上护绳器压伤钢索，加速金属疲劳。

在台前幕后工作的人们忐忑不安。一名电视台员工对端传媒表示，他们开初担心事件会严重击沉娱乐产业，但观乎最近的舆论风向，他们惊觉，“大众好快就会忘记”。

娱乐产业里，台前灯光聚焦、幕后流动零散，一向是割裂的两个世界。这次红馆史上的重大事故，揭开幕后世界的一小角，也翻出了表演者安全、薪酬、工时和散工模式等权益问题。一代又一代年轻的舞蹈员、乐手、电视制作人员，与及演唱会工程人员，在追逐盈利和建立名声的竞赛中被疯狂消耗。

The show must go on

红馆屏幕坠下前一刻，永琛和乐队朋友正讨论MIRROR演唱会的各种机关问题，“屌，这一行就是这样，不死人是不会有改变的。”顷刻，永琛看到电话弹出屏幕坠下的新闻，他和几个朋友呆在原地。

永琛形容自己是没戴安全帽的工人。他是音响技术人员，入行10多年，负责过不少音乐会、演唱会的音响工程。他说这一行如在战场工作，短短十分钟现场即面目全非。红馆、会展等大型场地筹备演出时，如同一个施工地盘，“现场好混乱，拆台木料，又有钉，有灯又有铁器，零件一地都系。”活动愈大型就愈危险。

入台日程紧绌，工程总监会把筹备时间分派予不同组别的后台人员。但许多时候，他们的工作互相冲突，“set schedule就是很赶、很混乱。”永琛负责音响，理应在舞台安装好后才上台工作，但往往他们工作时台板仍未完工。完场后，他们清走台上器材，负责拆台的工程人员已经着手卸下布景板，同时也有人在上空拆卸器材。场馆里，他们常听到背后和头顶传来叫声：“喂，睇住呀！（喂，看着点！）”

混乱中，永琛曾经目睹朋友和伤亡擦身而过。在大型场馆，工程人员需要以铁链或钢缆，把喇叭和灯光挂上表演场馆天花板的钢架（Truss）。一次，一批工程人员正松开固定铁链的铁链头，当时永琛和朋友在正下方工作，突然听到头顶传来“嘞、嘞、嘞、嘞”的声音。

几公斤重的铁链头几秒之间急速堕地，在永琛朋友的半步之遥，冲会展的石屎地面撞出一个凹痕。“我还未抬起头，铁链头已经嘭一声掉到地上。”永琛仍然记得朋友脸青唇白，他带着他走到一旁喝口水，冷静下来。“这件事没有追究，一来没受伤，二来好多事故都不了了之。”

“其实我们心知肚明，正因今次事故在演出的时候发生、受伤的是舞蹈员，才一石激起千层浪。如果我们设置场地的工人受伤，可能只有一则新闻报导红馆有什么什么意外，完了。”永琛说，“我们肯定那一场表演会继续。”

永琛曾经做过一场音乐会制作﹐“最地狱的一次。”演出前一晚，他带着音响出车，到达场地后设置器材、悬吊喇叭，直至凌晨4、5时。他和伙伴趁机回家梳洗，或在车上睡一睡，早上8时再回到场地开动器材，做技术测试。下午，乐队到场彩排试声，之后便是舞蹈员和艺人踩台。不久，全场会进行最后彩排，直至晚上8时正式演出。好运的话，工程人员能在演出前花10分钟吞下一个饭盒。

演出完结，他们须拆卸器材，送回公司，“一直疲到最后。”工作结束时已经是翌日凌晨3、4点，总计接近24小时的工作。永琛说，这不见得是后台每天的生活，但也绝非罕见，“为什么要到这么极端的状况呢？就是『场地不允许，或者budget各样原因』。”

他隐隐觉得，行内人有种“快、靓、正”的价值，从做工的人角度来说，“最紧要快，用容易的方法办好事情，有事又补到镬。因为工时长，休息又不够，唯一舒服的方法就是快。”

对制作方来说，时间亦是金钱。另一名不愿具名的演唱会后台制作人员向端传媒表示，香港习惯做“即日鲜”的表演，“早上set（场），下午her（rehersal），晚上show，一天办好。”她曾经和韩国制作单位合作，对方收到香港团队的日程后很惊讶，“这么少时间就设好场地？（同样的制作）他们平时可能要做一星期。”

“我觉得香港是特别的急，”这位后台制作人员语带无奈，“而我们又真的做到。”

她解释，演唱会每预留多一天场地准备、彩排，制作成本就愈滚愈大。以红馆为例，场租每日 56750港元，或收取每日门票总收入的 20%，两者以数目较大者为准。除外，制作方还要付团队的薪金，场地工作人员服务费、设备租用费、座位编排费、音响、灯光、影像、电费等等，“香港所有成本都很贵。”演唱会之父、前“耀荣娱乐”经营者张耀荣曾经受访表示，在红馆开演唱会，至少四、五场才回本，第六场以后才有钱赚。

疫情以来，演唱会活动遭受重创。2021下半年，永琛复工过一段时间，至今年初至4月为止，第五波疫情卷土重来，工作又停下来。5月、6月起疫情缓和，表演如雨后春笋，“完全是旺季的感觉，人手短缺特别严重，台灯声画都有这个问题。”这几年，后台流失不少制作人，有人转行、移民，永琛在后台见到不少陌生面孔。他担心新人未必熟悉认识舞台的危险之处，“举例地盘要考绿卡（平安卡），这一行完全不会有。”

“意外今日才发生，怎样说好……很好彩，今日才发生这件事。”他说。

永琛认为MIRROR演唱会的事故除了技术问题，还有许多行业文化累积而成，“而是整个恶性循环。你好难单纯说，不安全、好赶时间；这些都是因素，但造成今次的大事故，我觉得一切都有关系——商业结构、工作日程、工作态度和文化，后台缺乏安全培训和考核、十年不变的薪酬……”

红馆的荣誉

看到MIRROR演唱会事故消息，舞蹈员Alan在家里点起烛光。他试着以身体释放内在汹涌的情绪。平静后，他在Instagram发帖文：“舞蹈员是人，不是机械人。只求合理对待。”

Alan觉得娱乐产业是一个电影院，“放映的时候很精彩，但买票的人有没有付出足够的入场费？你知不知道内里的细节和规矩？电影做完，戏院就冷清。”

2012年，刚从香港演艺学院舞蹈学院毕业不久的Alan，接到郭富城演唱会团队的来电：“我们选中你，接下来的排舞时间，你可以吗？”在云云300个面试者里脱颖而出，他内心激动，在话筒另一边忙说可以。

Alan今年36岁，曾担任郭富城、孙燕姿演唱会的舞蹈员，约在2014年转换岗位，现职编舞、活动策划、创意总监等工作。“郭富城是一个指标，一个honour。儿时偶像，我在家里常常跳他的歌，现在你可以上台跳！”

18岁时，他参演音乐剧，第一次感受到被掌声簇拥的滋味。他享受舞台，觉得自己不是读书人，于是考入演艺学院专攻中国舞。当年他常留在学校练习，“把沙包绑在脚上再踢，踢松了再落一字马。”晚上放学后，他去教盛极一时的跳舞减肥班，赚点外快，也不觉得疲倦。

Alan出生于80年代，那正是香港粤语流行曲急速发展的时期。当时唱片工业造星模式逐渐成熟，孕育出许多具有强烈风格的明星歌手。1983年，原旨在举办体育活动的红馆启用，意外成为演唱会发展的重要场地。此前，演唱会已经不满足于湾仔伊利沙白体育馆约3500多人的容量，目标转向红馆——其“四面台”座位超过一万二千个。

1983年5月5日开始，一连三日，许冠杰举办了香港史上第一场红馆演唱会，刷下亮丽成绩。此后，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徐小凤相继踩上红馆台板，竞逐连续场数纪录，最终以张国荣举行33场的《告别歌坛演唱会》为80年代的最高纪录。学者朱耀伟在著作《香港流行文化的（后）青春岁月》提到，张国荣该次演唱会的票房估计逾一亿港元。

当时，张耀荣主理的“耀荣娱乐”把日本演唱会模式带入香港，演唱会经验开始更着重视觉娱乐。四大天王演唱会是其中的代表，从张学友演唱会的烟花和七彩镭射灯、郭富城的舞台服装和450度舞台，到刘德华即场表演被电击，演唱会花费7位数制作费已是常事。

“你做到红馆演唱会是一个指标。例如帮张学友伴奏吧。”今年36岁的音乐人阿昭说。他入行接近20年，在各大演唱会中当钢琴手、乐队领班；也有教班、做编曲。19年前，17岁的阿昭因乐队朋友介绍，认识到音乐制作公司。会考前，他踩上文化中心的剧院舞台，为一位著名老歌手弹钢琴。从中午到夜晚，连续6场表演，入台总计10天。阿昭很兴奋，觉得像跟朋友去露营，感觉很新鲜。

最后一天，其他乐手收到一两千元酬劳，他什么都没有，“意识到有问题，但年轻时好想争取机会……那时的自我意识好差，只是很想玩，有人找我表演，就会『舂个头埋去做』，你形容为addiction也可以。”

高峰时期，他一天走四场表演，从教堂崇拜、婚礼，到社区中心Band show，朝九晚十。他还记得当时有活动司仪称赞他，“推波助澜——别人这种肯定、羡慕、赞赏，成为年轻时的动力来源。”当年制作公司给他200元、300元，派他到社区中心、领展商场表演，“（想被认同的渴求会被人）manipulate，甚至abuse啊。”

他说，演唱会乐手和舞蹈员类似，大多是自由工作者，口头协商或者短讯确认工作条件，很少和聘请方签正式的工作合约。而且行内不少“判上判”的运作模式：制作方找找阿昭当乐队领班，由他找乐手组队开工。在阿昭独当一面前，制作公司是他的主要工作来源，“行内很普遍：主要的蛇头，你不敢推，怕他以后不找你。”

2012年，年轻的Alan每天跟着其他资深舞者，到九龙湾展贸中心的模拟舞台练习。郭富城表演的舞蹈横跨中国风、拉丁风、韵律泳；舞台亦多变，当年表演《铁幕诱惑》的窄身升降舞台令人留下深刻印象，Alan也有份参与。他说，行内公认郭的跳舞能力，郭对表演有要求，习惯租用其他地方搭建一比一的舞台机关，让台前幕后入红馆前预习，“以我所知（行内）只有他这样做。”

Alan回想，在演唱会里跳舞确实很好玩。但好玩之余也有代价。

在红馆，他用尽全力往高空弹跳，想要跟上编舞的要求——跟其他弹床的舞蹈员弹跳高度一致。“低一点的弹床要追到高一点的高度，你想想那个力度要多大，几有挑战？”他最沮丧的一次，“我真的冲落休息室大哭。”

那次，一位舞蹈员跳弹床扭伤腰骨，但继续演出。这一来因为没签合约，倘若缺席往后场次不会获得赔偿；二来，舞蹈员普遍有一种心态，“10几个舞蹈员因你而改队型，大家不想烦，宁愿我跳啦、我做啦，怕之后他不再找你工作。”Alan说，“舞蹈员的世界就是免得累到人，我好想做个show，因为是一个机会。”

舞蹈员不断突破身体极限，满足观众的视觉需求，逐渐忘记了痛。他们当身体是工具，机件出现问题，就想方设法让它动起来，或按摩、搽油，或到处找中医为受伤的脚踝放血。“用梅花针、用拔罐把瘀血逼出来，那么你就会拥有一只新的脚。”在一次孙燕姿演唱会里，Alan顶着打球时弄伤的脚踝继续巡回演出，“台下有个冰水箱等你，一脚插落去。”他以左脚用力踏地，还原当时的状态，“冻住只脚，冻到下一只舞，穿好鞋再上台跳。”

红馆8时15分的灯光渐次熄灭，代表歌星的出场。此时欢呼声四起，一束白光聚焦台上。这些年间，阿昭听过乐手走埠被布景板压伤的事故；也曾经有朋友因为舞台边界没有贴上警告胶带，表演期间，他的椅子向后凌空、连人摔到台下受伤。

People Business

中学某年的暑假，子诺受困于抑郁，疏远了很多朋友，每天放学后回家只做一件事：看电影。她喜欢美国导演 Paul Thomas Anderson，着迷于他在影像里描绘的人的脆弱，困苦和救赎，“电影可以陪自己，影视可以治愈人心，”她冒出一个念头，“我想做电影。”

毕业后投身电视和电影圈，子诺如今入行数年，做过全职电视台编剧、自由工作者，游走在两个电视台之间；写剧本、拍广告、电影副导演等等，她也一概涉猎。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她见证电视圈的转变。老牌电视台TVB的争议频频，电讯盈科旗下的新免费电视台ViuTV乘势冒起。她仍记得初看MIRROR成军前参与的选秀节目“全民造星”时，心里想着“一个二个乌喱单刀（一塌糊涂），揾鬼睇咩。”但ViuTV却从无甚关注，逐渐以男团MIRROR打响名堂。子诺认为ViuTV做事成本低，作品完成度不足，但是“象征的是改变。”

她所指的改变，是影视行业给予年轻人的发挥空间更大了。初入行时，她试过在片场被资深前辈“问候全家”，只因对方的下属被导演责备。她曾经被前辈无视，每天工作只是帮忙打字，“劈头跟你说——你们真的没料，你们无法给予我们信心嘛，你真的一点也帮不上忙。”

但她相信自己满腔热诚，并非一无是处；她想找一个发挥的平台。后来她经朋友介绍为ViuTV写剧本，“很自由的，它不干涉你的创作。”她说，“交剧本，他们的反应很鼓励人，他们真的会听你讲。”

2020年底起，MIRROR堀起成为广告宠儿，吸金力跃升；电视节目如“全民造星3”、“ERROR自肥企画”一时爆红。子诺原本在疫情下失业一年、全无收入，突然迎来工作机会﹐“你有好多广告，好多项目，12个MIRROR，4个ERROR，现在有COLLAR，真的有排你玩。整个产业重现生气，好多、好多、好多。”她确信，是MIRROR“带旺全香港”。

电视台和表演从业者有种共生的关系，这也是事故发生后，子诺内心最大的矛盾：除了有责任监管康文署场地的政府、负责安装屏幕的工程公司，身为制作方、由ViuTV分拆组成的MakerVille有多少责任？她在接受访问前考虑不少，她怕事件沉重打击ViuTV，又认为粗制滥造、剥削是全行现象，不独是ViuTV的问题。

Frankie入行近10年，曾经担任电视台助理编导（P.A.）。“做电视台﹐好多时做到三更半夜凌晨才能收工，去捱一个节目，好热血。”

但是，“入行越久越有落差。时间不够，前期不够，岗位又不断缩缩减人手，P.A. 都要落手做摄影。”他觉得制作的投资成本很少，人手缩减，每个人要包揽的工作自然繁重，人工却加幅不多。一切成为行业文化，“大家变成三项铁人。”他以前连请病假也会不好意思，“就感觉到自己有问题，为什么连请病假都……”

但他和很多朋友不知道怎样转行，“焗住捱而已。放弃不到梦想，不想做朝九晚五的工作。”

新电视台的出现确实带来新气象。“撞正ViuTV做得几好，带动行业的生意、广告商推到（广告）。”但Frankie觉得当中部分是幻象，尽管观众看来是真希望，“上层的人未必听你讲、站在原地收钱，下层的人继续福利好低。下层流失后，又有新人被剥削，没完没了。”

他一直没想过放弃电视制作，直至几年前身体出问题。睡在医院病床，他反思，“我好想拍好节目，在电视上播出自己的作品。但几年后，你感觉到达瓶颈，唯一有动力的就是加人工、升职、跳槽，但这些都弥补不到身体出事。”他也因此离开电视台。

子诺说，一方面，在低成本的状况下，台前幕后被消耗精神体力、薪酬多年不变，但另一方面，“低成本时，你真的靠热诚。如果你已经赚到钱，那你做来干什么？一定是做你觉得开心，好想做的拍摄。”在恶劣待遇和自由空间的天秤两边，制作者在其中挣扎，有余裕者前进，无法忍受的人只能离场。

她说，很多前辈会觉得正给予新人机会，实情是以梦想之名剥削，“屌，为梦想不用吃饭吗？你说要吃饭，他们可能反过来说你为人没热诚。”像子诺的许多年轻人，处于一种以外快支撑自己留在影视行业的生存状态。“如果我不是喜欢电影电视，我睬你都傻，晨早转行啦。”

整体而言，低薪、被拖粮、免费试稿等等，仍是新人编剧的必经之路。和舞蹈员和乐手的状况相似，电视制作人员不少是自由工作者。子诺身边不乏同行被拖粮或欠薪，她虽然遭遇不多，但也曾被着名编辑拖欠数万港元。“最后没有稿费这回事，不存在。”另一方面，她也有朋友在电影公司被告知：“同一番说辞——我不知你什么料子，要先看看你的稿如何；然后就用了他一两个月。怎可以有这种说法呢？工作就要收钱，傻的吗？”

但是，在娱乐产业里缺乏合约保障，追讨权益并不容易。即便有追讨的耐性，也要和舞蹈员、乐手一样克服“怕得罪人”的恐惧。“某些大人物，你怎样问他追讨？”她说就算以网络舆论施压力而成功争取，个体仍要付出代价，“因为他在行内势力大，网民的支持对你来说只是bullshit。”她说，“就是看你恶不恶得起，好多时候就是恶不起。”

“这一行（娱乐产业）其实就是People Business，是People Business的极致。”她说。

零散的争取

“系咁㗎啦。（就是这样的了。）在这一行常常听到这四个字。申诉不到权益，系咁㗎啦。做免费劳工，系咁㗎啦。要俾人问候老母（被人以脏话斥责），系咁㗎啦。”子诺曾反驳前辈，“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应该进步。”

在娱乐产业的种种现实中，不乏人曾经尝试改变。几年前，永琛接触到香港音乐导师工会干事Martin，尝试研究组织工会的可能性。不过当时他受访提及行业权益，“得到的反应是，多谢你发声。搞工会？搞啦搞啦，只有一个“讲”字，即是我搞。”

直到2019年反修例运动掀起新工会浪潮，表演行业出现多于一个工会内阁参选“撼庄”，盛况前所未有。永琛当时很雀跃，加入了几个工会，但发现大家的关注点很不同。例如他作为技术人员最关注舞台安全，做制作策划的多数在办公室工作，关注更多的可能是工时和薪酬待遇。

“整个行业、活动策划业、演唱会业其实横跨几个制作范畴，不同人的岗位不同。大家做的是同一个产品，都是演唱会，但关注的权益不同，搞工会也不会是同一个。”永琛说，在同一个工种内，“​​你都可以好slash。”像他做音响租赁，也会做现场混音；舞蹈员也分艺术演出、商业演出和舞蹈教学等工作方向。今次MIRROR演唱会事故不久，有声音指目前仍活跃的“香港舞台艺术从业员工会”未必能聚焦舞蹈员权益，提议组织新工会。

在美国和加拿大，有一个横跨整个娱乐产业的工会IATSE，长年推动劳工权益，集合了362个地区工会，共15万名工会成员。在英国，代表音乐人的工会Musicians' Union有逾3万名会员，为会员提供工作收费准则及合约范例。在香港，工人没有集体谈判权，工会力量亦未及欧美等地的组织强势。

香港音乐导师工会干事Martin接触不少表演从业员，“无论自雇与否，最关键是行内的零散工关系。工作不稳定，他们好多时揸颈就命。”他提出，这种零散工关系底下，尽管双方以短讯达成工作协议，可作为法庭追讨的根据，但是，“大家经WhatsApp是想简单快捷，不会谈签约细节。你去不去？去。给你钱，完了。临时取消表演如何处理？人工几时要给你？”

“行业的权力关系，令大家不敢问太多问题。”他说，“行内很窄，搞工会会否有影响？除非你很出名。要先建立成就，像郭富城的议价能力一定大。”加上近年工会解散、国安法新立，也带来忧虑。他认为，事故后搞工会面对很多障碍，目前可能只做到引起关注。

舞蹈员陈颕业出演过主题乐园、演唱会，他既是跳舞导师，也是香港舞台艺术从业员工会理事。这次，他尝试鼓励做商业演出的舞蹈员多接受访问，但愿意曝光的人不多。他解释，行内主要编排演唱会舞蹈的只有4至5间舞蹈工作室或制作公司，舞蹈员未必敢就权益申诉，怕影响工作机会。他觉得今次编舞和舞台总监可以为底层的舞蹈员发声更多；但他们同时也要满足制作方，不容易站出来。

“我们消耗自己的热诚，但何时可以得到足够的关注、尊重和保障？”他问道。

至今，政府仍未公布受伤的舞蹈员属自雇、抑或和制作方有雇佣关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在事发三星期后，表示已取得舞蹈员的合约，劳工处将就雇佣关系及保障责任提供意见，但现阶段未能公布相关的合约性质。

演唱会表演过程中，有什么形式的保险保障？根据红馆指引，场地租用人须与香港政府以共同名义自费购买“公众责任保险单”，以保障第三者伤亡等情况。但保险从业员侯女士向端传媒表示，“公众责任保险”所保障的，是投保场所中与场所无关的公众意外，例如商场中的顾客跌倒受伤，由于他并非商场员工，就有机会获赔。这次事故，她判断伤者受雇在演唱会中表演，并非无关表演的第三方，所以不在赔偿范围。

根据法例，雇主须为雇员购买劳工保险，自雇人士则没有相应的劳工保障，只能自行购买意外保险，也可以按事件单次购买意外保险。不过侯女士指，投保时，舞者工作受伤的风险较高，保费相对较高；保费亦有机会因应舞者所跳的舞种或工作环境而有所不同。陈颕业觉得，行内对自我保障的意识并不足够，“有些年轻的，十多廿岁的不会买保险。老一点的，你真的没钱买，穷啊。”他说工会曾尝推动，但容易落入“卖保险”的负面印象。

行内剥削文化严重，资深音乐人阿昭决定从自己做起。一次编曲工作，监制要求重录某段乐章，作为判头的阿昭通知乐手回来后，收到指示说问题已经解决。阿昭事后照样把酬劳交给赶在途上的乐手，“道义上要付钱给你，因为预留了你的工作时间。”他不时鼓励新人谈工作时要求落订，遇上拖粮欠薪也要发声，“我会教年轻的乐手，有时你真的很想要一个机会，预计会蚀底，不要紧。但你想保障自己，要多问怎样出粮，若对方嫌你麻烦，不要帮他做事！”

“我都是做了20几年才学懂。”他说，“如果艺术工作者看到自己工作有价值、独一无二，珍贵亦应该被珍惜，就会够胆出声。你是wonderfully and marvelously created，你咪捻睇到自己无价值。”

阿昭相信工会仍有争取的空间。但他也很明白当前香港的政治形势、职工盟解散等状况，“组织”两字确实使人却步。“工会始终或或少涉及政治嘛，所以工会一个一个不再运作下去。”最近，他经过旺角，看到地上有一堆被扔弃的物品，其中有一个大声公，贴着职工盟的贴纸。

飞黄腾达

郭富城演唱会过后，一个师兄跟Alan说，过后不再跳演唱会了。“哎，都40岁，还做这一行？都要想将来、想家室。这边颈又弄伤，那边脚又不知怎样。你想想自己想怎样吧。”

因为舞蹈表演，Alan的左边颈、膊头、左脚都曾经受伤，旧患在暴雨天特别疼痛。“我究竟要不要一世跳舞？”几年后，他转换岗位。他的一些同行，如果没有机会或意欲从事编舞、教舞工作，许多人也已经转行，疫情期间更有不少人移民。

“每次演出像去旅行，有人包食宿，上台有掌声。这个行业很值得留恋，如果没有负担，无人想牺牲这个fantasy的世界。”他说，“但在现实世界里，你会明白不能一辈子这样过，一来身体机能，二来汰弱留强，下面比你年轻的，收费更便宜的人多的是。而工业的保障、制度的简陋，也是因为整件事太快，根本没有人去解决其中的问题。”

永琛曾经有机会为行内着名的演唱会制作单位工作。但他考虑过后，最终仍是拒绝。“要好瞓身，生活上牺牲很多东西。”他觉得老一辈因为捱出身，会觉得同样的工作不需聘请更多人手处理，导致疯狂的工作量承传下去。“你反抗不到，他是一个霸权。”近年他减少接大型演唱会的工作，专注在器材租赁，有时为独立乐队的表演设置场地，仍然辛苦但比较自在。

“大公司、演唱会，有些人很向往的嘛，但我就不太向往。”永琛说，“我不觉得做演唱会好吸引或特别威。喂，人工差不多，工作一变大，感觉就越不值得。”

子诺出身自基层家庭，住在公屋，家人一直反对她当一个前途不明的编剧。她说，尽管有时零收入，有时也能每月靠外快赚到5万多港元。在热诚被消耗的现实面前，“我觉得我未来还有希望。”

但是，接受行业剥削以累积个人事业的资本，不是变相助长压榨吗？子诺点点头，她不否认这一点。她同意组织工会是改变的开始，但是当编剧长年也组织不到能够发声的工会，“我确实没有太想到怎样打破现况。”

她的中学同学纷纷迈向稳定的中产生活，当老师、当督察。她还没想过要离开，也不打算设转行的死线。她想至少拍到自己的电影，留下来，“买个希望。”她说，“你可能一下子跳得好高，会有飞黄腾达这回事，大家就在博这件事发生。这是一场赌博。”

（为保护受访者身份，永琛、子诺、Frankie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