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中国教育部正式发布“双减”政策，已过去了一年。
2021年7月24日，中国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被称为“双减”政策。
按照政策要求，所有K12（小学至高中12年教育）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都必须在年内停止。
教培行业（注：即补习行业）遭到“团灭”，K9（小学至初中9年教育）英文辅导培训是重灾区。根据《中国企业家》报导，中国大陆有70万家教培机构，多达1000万的从业人员瞬间失去了合法的职业地位。2021年8月，《南方周末》援引蓝象资本投资副总裁陈晶的估算，一个月内约有20%-30%的教培从业人员被裁，预计行业整体裁员比例可能会达到50%。
一年过去，一些教培人还在业内坚持，更多的则被迫转行：有的准备去互联网公司当运营，有的转去私立学校当老师，有的去做人力行政，有的则仍在待业中。转行“最成功”的，要数英文老师董宇辉。他跟著已改名为“东方甄选”的原教培企业“新东方”，转战到网络直播带货赛道，成为网红，被官方树立为转型成功的教培人模范。
“不论是留下的，还是离开的，这一年，所有教培人都过得很辛苦。”Monica曾在一家知名上市公司担任教培业务管理层，有著十余年英文教学经验。不论是常规考试，还是素质开发，Monica都获得业界和学生家长的认可。“双减”政策落地后，她不出意外地被公司裁员。
如今，Monica仍留在教培行业，“大家都有一种不安全感。我们现在很像40年前的韩国。”
1980年7月30日，军人全斗焕执政时期，韩国出台“7.30教育改革政策”，全面禁止课外补习，提供辅导的老师或者聘请老师的家长，都会受到处分。政府甚至成立了“课外辅导打压队”，对老师和学生实施震摄。为了躲避“课外辅导打压队”，老师和家长们想出了千奇百怪的法子，比如：让老师深夜来家辅导，让老师打扮成亲戚或家政工人，躲到郊外甚至在汽车里进行辅导。
到上世纪90年代末，补习禁令已逐渐形同虚设。2000年4月，韩国最高法院宣布禁止补课的法令违反宪法，并予以取消。法院在判决中表示：“禁止补习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
“双减”政策，和40年前的韩国如出一辙。业内究其原因，有两种猜想。其一是打击体制外的精英教育，将高达万亿人民币规模的学科类培训市场强行划拨给公立学校，将市场和意识形态牢牢掌握在体制内机构手中；其二是降低养育孩童费用、鼓励生育，减缓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速度。
无论是什么原因，Monica认为，教育双轨制的局面没有改变，因为考试内容没有变化，社会看重文凭学历、重脑力轻体力的职业地位和收入差距评价体系没有变化。看似推进教育公平的“双减”政策，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双减”冲击了偏远地区及工薪阶层的孩童，他们无法像之前那样参加大班课外补习，仅凭学校的课程根本无法够得上名校的考试选拔，而有钱人的子女则不受影响，完全可以高价请私教进行一对一辅导。
围绕教培行业这一年的变化，我们采访了Monica，以下是她的口述，有删节。
关系到位，就能获得国家开的“白名单”
2021年8月，“双减”政策一下来没多久，我就从那家上市公司被裁员了。“双减”政策规定，禁止学科类培训资本化运营，禁止周六周日、寒暑假补习。这正是民营教培机构盈利的来源。我的公司正好是上市民企，就把K9教培这块业务整个砍掉，我们几千人都被裁员了。
我觉得最难的时候，是被裁员之后的一个月，心理压力很大，因为眼看著同事们都被裁完了，他们投简历找工作，投了很多都没有回复，各个教培机构都在裁员，你不可能找到工作。
我任职的这家公司和新东方等知名企业一样，因为是名企，必须严格按照政策规定，一点擦边球都打不了，怕被举报，这么大的企业肯定一举报一个准，所以必须转型。这些知名企业，比如瑞思教育、作业帮、学而思等，有的转做成人教育，有的拓展兴趣班，比如转做围棋、篮球等，像新东方这样的就彻底告别教培行业，转型电商直播卖货。当然，这些业务的规模远远比不上K9学科培训。
我现在在一家获得国家许可的教培机构工作。
“双减”之后，K12课外补习这块蛋糕不许民营企业碰了、不许市场化，但是国家授予许可的一些机构可以做，小孩周一到周五下课后可以来这些机构补习。
这类机构有一些硬性规定，比如办学场地的大小、具有教师资格证的教师比例、必须使用国内教材且不得超纲等⋯⋯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机构和所在城市教育委员会的关系。关系“到位”，就能获得通过拿到经营资质，关系不到位，就够呛。这个就是国家开的“白名单”。
来这些机构应聘，是需要资历的，从业经验至少得5年以上。机构肯定倾向于选择知名度大的资深老师，因为这些老师能为它留住客户甚至带来生源。家长们的眼睛也很“毒”，你去给人家（小孩）上过几次课，家长就知道你有没有经验。他们的需求很直接，就是提高分数。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补习刚需仍然存在。因为考试的内容没有改变，尤其是名校的考试超出课本大纲，必须靠补习才有考取的希望。
像我这样从业十多年的老师们，基本都还留在教培行业。毕竟已经在一个行业里深耕细作，再去一个陌生领域重新开始成本太高，也不太现实。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补习刚需仍然存在。因为考试的内容没有改变，尤其是名校的考试超出课本大纲，必须靠补习才有考取的希望。
现在K9的孩子们，一般选择在周一到周五放学后补习，有的偷偷在周六周日补习，还有的通过网络补习。
“双减”政策刚下来时，为了杜绝教培补习，政府为学生们安排了一个叫“校内服务”的补习，周一至周五放学后，让孩子们留下，由官方指定的机构老师过来给孩子们集体补习，就是把以前家长们自主选择的课外补习挪到自己碗里。我现在这个公司也是有资质提供“校内服务”的。
国家对“校内服务”给予财政补贴，至于财政补贴是全部给到合作机构、还是学校与合作机构分，那就是他们的事了。
这个“校内服务”一开始是强制的，后来一些学校的家长集体反对，官方指定的补习就松动了，学生要是不想参加可以请假。
学校都要例行查问有没有去课外补习班。孩子们要提前对好“口供”，练习说谎，要一口咬定“没有参加课外补习”。
当然，学生们按照家长选择的这些线下补习都是偷偷进行的，一般由几个熟悉的家长组团报名，邀请老师到某一家去开小班补习。
这对孩子们的考验极大，因为每天学校都要例行查问有没有去课外补习班。孩子们要提前对好“口供”，练习说谎，要一口咬定“没有参加课外补习”，也要训练自己不能和要好的同学透露这个秘密，因为一旦走漏消息被举报，补习老师便再也不能为这些孩子辅导。
这种（自保式地撒谎）对小孩儿的伤害非常大，他那么小，他得去想得比较周全，说话得滴水不漏。
对我个人来说，收入没什么变化。
以前在那个上市公司，因为做到了管理层，我是朝九晚五上下班，负责课件开发和一些管理工作，主要面对老师。现在重新给学生上课，提前一周排课，有课就去上课，没课的话就在家。
但我们都有一种不安全感。因为以前这个职业是合法的，现在变成了“人人喊打”，家长有需要、但是我们必须得偷偷摸摸工作的扭曲状态。
除非是非常熟悉和靠谱的家长，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上门给学生补习，因为怕被举报。
我们业内比较轰动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去年7月河北省衡水桃城五中的老师，“有偿办班”被群众举报，当地教育局叫停了补习班，被举报的老师暂停一年内的职称级别考试，就不能升职了，处罚还是挺严重的。
还有去年8月，沈阳一对面临初中升高中考试的双胞胎，家长请物理老师来补课，双胞胎最后如愿考取重点高中，家长让小孩上课时偷偷录音，一个反手就把老师举报到当地教育局，结果老师退还了全部的补习费用，教育局说处分不处分老师要看家长态度，这个老师又赔偿了2000元想跟家长私了，结果这个家长收了钱之后食言，依旧不依不饶，让老师上教育局写交代材料。
遇到这种家长，老师就倒霉了。
前段时间，有一个以前在一家数学教培机构任职的老师被查到非法补习。这个老师因为核酸筛查为阳性，大数据流调显示该师周六参与了“非法”补习，她违反了疫情期间不能聚集的规定，又违反了不能补习的“双减”政策，处理结果我不知道，应该不轻。
所以老师们现在非常谨慎，一般不给不熟悉的学生上课。我有个同事之前教过一个初中的孩子，那个孩子有一次闲谈间提起上过该老师的课，邻居的孩子听到了，就希望这个老师过来教，这个老师拒绝了。现在也有家长找我给他们的孩子补习，我一般不去上门补习，主要是时间成本太高。
我现在的工作机构虽然是合法的，但没准哪一天又被宣布不合法呢？以前还会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一个规划，现在无法作任何规划，只能先把今天手头的事做好，见步行步。
这个行业最惨的是年轻人
失业和转行的，大多是入行两三年的年轻人。有的是国内外名校的硕士，专门学英语教育的，在业内刚做两三年，理论知识丰富，但实践经验才刚刚开始。
“双减”政策之后，合法的培训机构需要名师，家长需要提高小孩应试分数的“实战者”。年轻人没有锻炼的机会了。他们不得不转行，但是大多数找不到对口的职位。
有几个英语教育专业毕业的年轻同仁，失业后考虑转去公立学校，但体制内的学校太难进，他们就去了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的薪水极低，繁杂的教学外事务还多，税前月薪只有六七千元，远远低于之前在教培行业2、3万元的月薪。这么低的收入在大城市很难生存。
还有一个去英国名校留学的同仁。正是因为看到国内K9教培业务前几年比较火热，专门学了英文教育专业，回国之后成为一名教培新手。“双减”政策之后，他被裁员，后来去了一家培训机构，针对外国人提供辅导。因为工资低、杂事多，他没干多长时间就辞职了，现在在家里上网学习IT行业的技能，打算往IT行业转型。
他和IT专业的人才相比，可能没有优势，毕竟那些人是科班出身，甚至有行业工作经验。即使具备了一些IT行业技能，他去转行的话，只能算刚入门的小白。在英语教育领域他是专业人员，在IT领域他只是一个学习者，不论是薪水还是职位，他都是从头做起，只能说他未来的路很不容易。
一个专业性的人才，转型成了直播卖货的。唉，这个时代发展成这样了吧，（居然）鼓励专业性人才都去卖货。
当时“双减”政策下来之后，国家出了一个引导教培行业从业人员转岗的政策，列出一些岗位。我和同事还去看了。结果一看，给我们提供的都是什么职位？要么是某公司的物业人员，要么是某中心负责接电话的客服这类文职人员中比较低端的工作。这些职位，月薪大概为5、6千元，过1万元的寥寥无几。给我们个（月薪）几千元的工作还觉得给我们找出路了（苦笑）。
一般教培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工作。一个是钱的问题，在大城市月收入不过万的话，是很难生存的；另一个是职业发展规划，年轻的教培人基本都是名校毕业，是对口专业人才，你让人家干一些初中毕业生就能做的工作，和他们职业规划落差太大，人家那么多年的专业学习都白费了，太可惜了。
有的年轻人愿意放下身段，尝试一些低薪职位，但有些职位不是想转就能转，它还挑剔要对口人才，一看是英语教育专业毕业的，觉得不对口，还不一定录用。有些公司一看到教培老师应聘简历上写著此前月薪过2万元，就打了退堂鼓，不再招聘。
一些年轻人为了糊口，不得不暂时选择互联网运营、人力资源职位。一些年轻教培老师都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还有哈佛大学这类名校毕业的，让他们去屈就这种工作，肯定心理落差很大，很受打击。
“双减”减掉的是什么？其实是没有意识到国内教育现状未发生改变、以及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家庭的孩子们。
在大城市发展，不管是否失业，房租要交，生活还要继续，时时刻刻都离不开钱。有些年轻人就回老家了；还有些至今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不知道他们将怎么撑下去。我也无法估量这些不如意的年轻人数量有多少，但基本上就是刚入行没多久的都被迫转行了。
我也有看到新东方的董宇辉老师在直播卖货。他火了，当然挺好。但是卖货没什么专业门槛，普通人也可以直播卖货。董宇辉是英文老师，如果在教培领域，他能够做得更好、能够帮助更多人。
一个专业性的人才，转型成了直播卖货的，我觉得怎么说呢？唉，这个时代发展成这样了吧，（居然）鼓励专业性人才都去卖货。
除了董宇辉，我所认识的转型的教培老师们，还没听说在别的行业里做得不错的。这一年，所有教培人都过得很辛苦。
我现在和一些还在教培行业的老师们联系多一些，大家现在也都认清现实了，觉得这个行业没什么太大的发展了，平时聊的大多跟学术问题相关，比如高考趋势、中考趋势，研究一些考试题目，交流一下彼此遇到的学生的功课情况。
那些家庭条件差的、小地方的孩子，可能成为被“减掉”的人
“双减”减掉的是什么？其实是没有意识到国内教育现状未发生改变、以及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家庭的孩子们。
有些家长觉得课外补习机构倒了，学校作业也少了。但他没有意识到国内教育现状并未发生改变。
以英文为例。国内编纂的小学英文教材内容简单，小学英文又只是一个副科，一个老师带著40多个学生们一个礼拜只上两次课。
从语言学习来说，学语言的最佳年龄就是在小学阶段，孩子们需要一个英文环境。语言思维跟语感的形成，这个必须要提前去考虑，并且一定要拔高来布置。
之前教培机构的K9英文辅导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从课件开发到小班授课，一个老师顶多带十几个孩子，一周两次课，有上课、游戏、互动，也有绘本作业、日常阅读、定期考试。小孩在这种环境中，逐渐形成语言思维和语感，以及对学科的喜爱。
从应试现实来看，名校初中在学生刚进校不久，会进行一次摸底考试或者分班考试。没有经历过小学补习的学生，考30、40多分的大有人在。补习过的孩子就大不一样，知识点都学过，不仅应试成绩高、能考到90多分，口语也很好，老师再讲一些应试教育的内容，很快就能适应。如果从初中才开始学习语感和语言思维，那就太迟了。当你需要额外花费很多时间在听说读写上，要很费劲才能赶上进度时，这样看来，“双减”实际上什么也没减掉。
以前，教培机构有大班课，不同城市价格不同，大城市一学期4、5000元，小城市一学期约2000多元，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也能上得起。
“双减”政策之后，家境不太好的孩子失去了补习路径。他们可能是被“减”掉的人，在未来的应试考试中和名校无缘，改变命运的机会被剥夺掉。
我在一线城市，我接触到的家长，不论是富豪还是工薪家庭，没有因为“双减”政策就不给孩子补习的，都是绞尽脑汁寻找老师，有的退而求其次找网课提升自己。
一个常见的方式是教培地下化，比如几个家庭偷偷“团购”补习老师，或者单独请私教。
一线二线城市的家长在“鸡娃”方面是很有经验的，小孩的补习内卷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家长们会为孩子选择教培机构补习，对老师们都有一定了解和熟悉。教培机构“团灭”之后，家长会邀请之前上课的老师来补习，几个家庭像homeschool那样，请老师在约定的时间上门到某一家授课，从外表看起来很像几家人聚餐。
这种家庭小班的费用很高，有经验的老师一小时要500元起跳，一对一上门辅导价格更贵，不是工薪家庭可以担负得起的。
此外，为孩子寻找合适的老师，也需要花费成本。以前教培机构合法存在时，可以按照优势推介选择老师，比如某个教培机构以口语培训闻名，想学口语就去这个机构。现在，教培老师地下化，寻找一个适合自己孩子的老师变得不容易，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试错才能如愿。
但对于富人就不一样了。富人完全可以亲点名师上门进行一对一辅导，“双减”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影响。
家长们很清楚，内地社会仍旧重视文凭，重智力轻体力，名校出来的会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和不错的收入，而职业技校毕业的只能一辈子穷苦辛劳，难以实现阶层跃迁。大家肯定都想让自己的小孩读名校，而名校的考试内容远超教材大纲，所以补习是刚需。
“双减”剥夺了穷人家的孩子选择自主受教育的权利，可能会加剧阶层分化。这种人为造成的教育不公平，会让强的更强、弱的更弱。
一些小城市的工薪家庭或者收入更低家庭的孩子，可能因为教培机构没了，就不去补习了。主要还是看家长有没有意识到，“双减”政策之外，考试内容和就业现实并没有发生改变。10年后或者20年后，这些无法参加补习的小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将会怎样？
有乱象治理乱象，但是国家便于一刀切
一聲令下，教培行業土崩瓦解，一起乞食。
有評論提到關注不同學校的教師大輪崗，區域內教師輪崗更是搞笑，這個2012年就開始搞，目的是打擊學區房、降低學區房房價。10年了，然而現在學區房房價依然堅挺
@木木子moon 補習某種意義上就是把教育過程外包出去，降低家庭教育的比重。
不认同补习是刚需的观点。身为特大城市一线在职教师，学生的素质除了是个人努力结果外，更多的是家庭教育因素的影响。而选择补习的家庭较之于其他家庭，侧面可以体现出更注重家庭教育，但补习绝不是家庭教育的唯一表现形式。家庭教育到位的学生往往成绩都不会差。
@EricChan
是的，“双减”并没法解决“在编教师疏于校内教学而注重课外辅导”的情况，最多也只是课外辅导被大幅度打压以至于在编教师没法在明面上搞，但是疏于校内教学在缺乏额外激励的情况下依旧会存在。
当然，校外的培训机构可以说是用资本代替了地域/户籍/学区房，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回击了教育不公平”。
认真对待高考算是对（个体的）人生负责这一点倒是成立的，但把“高考改变人生”推广到“普通人”上就未必成立了。吹毛求疵一下，能参加高考的已经不“普通”，因为已经有一批人在中考里面被刷掉了，甚至还有些因为家庭等原因而放弃继续学习的机会。
“高考经常出现超纲题本身就是对教育公平的侮辱”，理论上高考是不会明目张胆地出现超纲内容的。当然即使在考纲范围内也可以弄得很难，不过话说回来高考本身就是选拔性考试。至于“补习是对教育不公平的反击”，这一点就有些过于理想化了。假设高考的难度系数是2.0，那么学校的教学水平分布可能在1.0到2.0之间。想要追求高难度系数本身就需要一定水平，比如一个1.7学校的学生去追求1.9的难度系数，那么TA可能会选择去上一些“名师”辅导/提高班，但是能达到1.7难度系数的学校相对来说已经算是很好了，这还没有讨论到“补习”本身的效果究竟如何……
補習英語提升閱讀能力會污染學生的思想，不利共產黨統治。
但老实讲一个幼儿园小孩上小学前就要参加假期补课太过分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啊蝦 首先要看你是在哪個年代出生與成長。00後的成長環境比90後卷多了。而且也不要低估家長卷的心，最瘋狂的家長對於學生的催谷與壓迫遠超你我甚至是教培界人士的想像，不要低估家長的主觀能動性/自主動機。而且你說的「在校內教學無法取得的分數」這一個詞就很可圈可點。
一名教培從業人員聲稱課外補習是剛需。受訪人自身有很多對城市生活的刻板印象，例如月入小於萬元無法在城市生存、想進名校一定要補習、無法入讀名校就只能選擇職業技術學校（是否忘记了普通大学），等等。曾经和朋友讨论过，教培行业的火爆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学校和教培机构在「联手」对学生、学生家长进行经济掠夺。
我读书的时候就从未去过补习班，当年去补习班的人当中一部分是为了赶上正常的教学进度，一部分系兴趣拓展，但不知从何时开始，校外补习完全变成了要取得在校内教学无法取得的分数。
@Minami 其實今年的中考難度是上過一輪熱搜的，原因是大家發現中考的題目太tm簡單了。只要小學上課時有認真聽課，到了這場初中升高中的中考時，基本上都能考合格分數。然而考試難度降低並不能減輕競爭。以北京為例，660分中考滿分，在10.09萬人報考，考得655分以上的就有500多人，考到610分也就是90%以上的分數才能上公辦普高（大約提供7.4萬個學位）。也就是說中考里70%的考生拿到了總分的90%。 但這沒什麼用，該焦慮的還是焦慮，只是換一個話術而已，以前是不補習你高考拿不到多少分…… 現在是不多操練，錯一題就會掉下好多名…….就讀不上高中，要去讀技校balahbalah。家長到時候也會找到其他東西去卷，比如課外活動經歷，校外學習的經歷等等。總而言之，焦慮不只是來自考試的難度。而在教育資源的稀缺的問題上，還不如觀察一下北京採取的教師在室內學校輪調的效果。
我说一点，补习是对教育不公平的反击，高考经常出现超纲题本身就是对教育公平的侮辱，如果拿难度系数来说，高考是2.0，通常学校老师水平就1.5左右，而其他的0.5可能要补课老师告诉你，这本身就是制度性的筛选，而没人愿意被筛选掉，所以要求人去报班就变成了一种硬性指标（在家长看来）
我觉得高考改变人生不属于宏大叙事，而算是对自己负责…因为二代们不需要高考也能改变人生，而高考目前仍然是普通人为自己人生负责的一个制度内的手段
自由竞争无助于社会正义和平等，公权力有责任介入，但解决方案绝对不应该是整个扼杀自由市场。提高中国教育公平，政策可以介入的地方成千上万：农村中小学得到和城市中小学一样的教育拨款了吗？农村的师资能够保证吗？何地高考千差万别的录取率改了吗？农村孩子需要一个快乐的童年，但是如果选项是初中辍学去打工，和考上大学找到白领工作呢？市场化的培训极大程度的降低了课外培训的价格，这可能是中低收入家庭孩子在诸多系统性不公之下，唯一的出路。
双减的效果是非常简单的供需关系改变。只要高考和中考的难度没有大幅下降，那么优质教育资源的高度竞争性就并没有变化，改变的只是课外培训的供给大幅减少，造成能获得课外培训的学童人数减少，而剩余的“地下”课外培训的价格暴涨。文中说的其实是教育经济学研究者一年以前就预见到的结果：教育资源的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之前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还可以以30-60一节的价格，接受到大机构普及的培训服务，而现在，所有的压力给到学校老师，而旱涝保收的编制内教师有什么动力提供额外劳动？是公立学校的收入普遍增加了，还是老师有额外补贴？如果双减非常严格地执行下去，可以预见是一代农村和小县城的孩子甚至很难考上高中，将成为完全被抛弃的一代人。
我至今为止也很难想象双减政策的初衷。难道最高领导的人仅仅是为了降低养育成本，就可以直接将一个千亿产值的产业整个变为违法，难以想象是怎样的无知、愚蠢，又是怎样指鹿为马的下属，会给出这样的政策建议。
作為一個外人，我在讀這篇文章的感覺，就和之前那篇關於中國房地產的文章一樣，中國和我所生活的地方完全就是兩個顛倒平行時空。
比如說，我們這邊更多的人批判的是房地產霸權，批判老一輩對房地產炒作而導致年輕一輩沒能力擁有自己的住房，“房住不炒”是一個理想的概念。在中國，“房住不炒”就變成了政權操控人民的手段，變成了一個需要被批判的概念。
再比如說，孩子被課業和各種補習班擠壓，不只是失去了童年，還有不少孩子因為受不了壓力年紀輕輕就了解了自己的生命。在中國，失去了補習中心，就等於失去了階級提升，甚至是失去避免階級下降的機會。
在我的理解裡，蓬勃發展的房地產和補習中心，當然是資本因應社會需求而導致的結果。在效益的角度，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應該是現今最有效率的模式，但卻對社會正義和平等毫無幫助，所以我們需要公權力這一方對自由市場適當的介入，以讓每個人不論貧富貴賤都能有尊嚴地生活。可在中國，這一介入往往就是災難，需要批判。(在某種角度，我覺得問題不在於介入，而在於只有一刀切的方式，和在於毫無制衡的政治權力。)
這真是個魔幻的國度。
董宇辉应该是英语老师吧？这个都不了解确认的话让这篇文章失去了一大半的说服力。
runtu你好，此處確實出現筆誤，系編輯疏漏。已訂正，感謝指正。
社會不公平、階層固化導致的教育不公平，企圖通過雙減來解決，超綱的考試內容都不變，雙減打擊的只是市場化的企業。新東方的質量就是好，這點能不承認嗎？有人說什麼教培門檻不高，就是所謂的流水線標準，即使是流水線標準，那也是這些民營企業根據市場花了功夫、率先定出來的。不去追究資本背後毫無制約的權力，只去譴責資本，除了大家都失業、多輸之外，沒任何意義
學無所致用 而且不是他自己不為之是政府強力劃掉他的工作 改成賣貨人資 這的確是屈就了
樓上那位，不是滿滿的優越感，你考慮一下投入產出比，讓你家花幾十萬出國留學回來，然後去做每個月五六千的運營和人力，你願意？？？？
这位被采访者满满的优越感 做互联网运营和人力资源怎么就区就了
不管政府意圖砍了教培解決問題，還是受訪者強調所謂教培專業性解決問題，在我看來都是同一邏輯下的兩端。根本上都是教育的異化，是社會結構扭曲下教育被迫承擔本不屬於它的功能所導致的。在雙減政策實施層面存在受害者，甚至它造成的問題遠比它解決的問題多。但根本上，我兩邊都不同情，也不覺得在這一邏輯線下存在任何解決之道。
共產黨按照一貫的傳統，打擊“資本”，以製造更大的稀缺來解決稀缺問題。共產黨按照一貫的傳統，讓知識分子去養豬，讓教師去直播帶貨。不由得感嘆一下，有的人有讀哈佛的機會，結果亦好似讀屎片，未讀懂這個國家。
课外补课而举报老师是个伦理问题，政策怎么变不管，老师提供了服务得到报酬很正常的事，公立学校老师如果在校不教课外收费才教这样老师被举报没有问题，课外补课是刚需，不然真的无法竞争。
@Bd 雙減以後這依然可能會發生，只不過是形式變了，受惠的學生少了。比如說老師會對某一小撮熟悉的學生進行私教。又或者是第三方在網上賣的筆記等等。
@EricChan TA想说的可能是在编教师在（校内）课堂上不好好教学乃至把一些内容刻意放到课外班/补习班/校外培训机构的情况
@Finer 普通學校內有編制的老師在負責課外服務以後，體力精力已經燃燒殆盡，更不要說通過教研活動提升自己了。學生不會因此受益的。而且在雙減前，家境一般的學生可以通過交錢補習接觸更高質量的教育，雙減後，他們只能通過買學區房又或者是花更高價格找私教的方式獲得了。即使是公共教育體系，教學資源的分佈與獲得也是不平等，甚至比教培行業被資本湧入後更不平等。
@第十一個觀察者 的確，理想的教育不應只聚焦於學生未來職涯的發展與社會的階層與地位。但是你朋友的例子好像證明的是能潤出去的重要性？因為如果是考入內地985211大學，學生在思維，價值上的改變與進步還是會受制於國內的大環境？
可是即使没有双减政策，低收入家庭难道就能享受到相对好一点的教育资源吗？像我这种三四线小城市，开展课后服务，老师的报酬是第一学期一节课60块，周末一节120。到了第二学期进行了一半后，教育局发文，平时30，周末100。。。。佛系的老师不喜欢多上课，有在外面收学生补课的老师看不上这点钱。老师不情愿那学生呢?一节课最多收两块五，周末一节课不能超6块，困难生不收费。对那些肯读书的，经济不好的自然有帮助。那成绩好的家庭富裕的，更愿意另外找老师补课，费用高一些但总比大班上课更有效果吧。有些成绩一般也不求上进的学生，不是自己想来，是家长逼着来的。在班上也是影响纪律。大家都不开心~现在暑假课后服务开始了，按上面规定，课后服务不能上新课。但是全区的初中学校校长达成一致，上新课。。。怕被家长告吗?反正全区一起违法。城里的学生基本全部参加，乡下的就凑不齐了。。。那些没参加的学生咋办?那就自我毁灭呗，反正开学后不可能再把课重新上一遍。。。。
对于楼下有朋友说，“‘双减’政策只是有效地打击了原本应该在学校好好教学的在编老师，让这些专业人士能够回归校园”，文章里面所描述的情况好像是反过来的：教培行业里受到“双减”政策影响最大的是依托“资本化”培训机构的年轻补习教师，而官办的“白名单”机构却更注重教师的从业经验和教学资历。另外，在编老师理论上也更容易通过学校内的关系网实现“开小灶”。
至于“期待新生儿急剧减少，或许人口少到一定程度‘教育内卷’问题就会自己消失”，这一点可能也站不住脚。过去十几年的新生儿数量好像也一直在减少，但课外补习和教育内卷总体上却是愈演愈烈的。更为根本的可能还是楼下有朋友提到的，整体经济环境的问题导致“出路”变窄了……
斗胆说一句：“书中自有黄金屋”和“读书（其实是高考）改变命运”这些不也是“宏大叙事”的一种吗……
另外“时代的一粒沙，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以及这种个例式的论证也未必站得住脚，因为肯定有一些人家的孩子深受高价补习之苦，也会有家长一场反感目前的高价补习班而真心支持这种粗暴的一刀切式的“双减”政策……
不敢苟同作者的全部观点，作者看待“双减”的全部观点都来自于教培从业者的角度。“双减”政策确实有点过于凶猛，一刀切地让很多人都来不及转型而失业。但是，不能忘了彼时的背景是“教育资本化”的急速扩张，资本不断提高优质教学资源的溢价，为此买单正是所有的家长。作者所谓的大班教学收费并不高，普通人就能负担的起，就有机会享受和其他人同等的教学资源。实际上，这些收费不高的大班教学的老师基本上都是这些培训机构流水线式培养的培训老师，根本不需要多年经验或者多高的学历。
作者反复提到名校人才去做教培行业的专业性，但据我所知，培训老师大部分都来自一些普通一本毕业生，名校毕业生凤毛麟角。名校生去做教学培训，绝非这个职业有多么强的专业性或者多么高的技术含量（专业基本都不对口），而是单纯地教培行业薪资水平高，才吸引了这些名校生。如果这份职业不那么稳定，以后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去选择这一行业，正好留下那些教育专业人才继续守着这个行业。
富人当然还是可以买到优质教育，但事实上教学资源不平等在各个发达国家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双减”政策只是有效地打击了原本应该在学校好好教学的在编老师，这些在编老师本身就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让这些专业人士能够回归校园，纠正资本对于这些在编教学资源的炒作确实很有必要。至于目前愈来愈严重的教育内卷带来的问题，只能说边发展边解决吧，大陆人口已经开始减少，新生儿也在急剧减少，或许人口少到一定程度这些问题会自己消失吧。
@EricChan：我讲一点不同观点吧，改变命运这个事情，不仅仅是从“社会的出路”上去改变，这样太过于功利化，其实不妨从个人成长来看，我以前高中的朋友，家里很穷很穷，但是他父母很注重教育，他的意志非常坚强，父母可以说尽全力让他辅导，才让他获得了改变，他后来去了浸会大学拿到了全额奖学金。让他看到了不同的世界，他的思维方式，乃至对政治的理解，对人生的认识都有了巨大的改变，当然我不想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补习，但是也许没有补习，他的家庭根本无法提供让他能上浸会的英语学习环境，他的高中（也是我的）的英语教学质量之平庸我相当清楚，而某个现在已经关门的补习机构的老师改变了这一点，让他有了第二次追逐梦想的机会，也许不补习靠他自己也能上个二本，但是有些东西，你要明白，外力不去推一把是不可能有改变的，比如英语能力。没有这一切他的自我发现，对三观的重塑可能不会发生了。我知道我这个例子很片面，但是所谓的“黑暗中的火炬”就是由这无数的片面例子所凝聚而成，你知道我向来反对宏大叙事，我更注重的每一个人的人生如何被这种不起眼但至关重要的变量所改变，这是一种微小但是伟大的力量。
对于被补习和其他手段改变的人，无论是想我朋友那样改变命运这种大事，或是仅仅加了几分能从二本变成一本这种细小的进步，我们都不应该俯视，因为时代的一粒沙，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我想，补习是一种“让人看到光”的希望之寄托，我们都知道在教育公平，高考改变命运的幻影在中国快被打破了，但至少现在它确实还在发挥一定的效力，让人们知道他们还有还有能改变自己的能力，这种光不亚于偷渡者对美国梦的憧憬而产生活下去的力量，权贵们要去美国当然是简单容易的，就像权贵们要取得教育优势是很容易的，但美国梦，或者说补习梦本来的意义就是面对这些底层人而不是面对权贵的：“无论每个人的社会阶层或出生环境如何，生活都应该变得更好，更富裕，每个人都有机会根据能力或成就而定”，这是亚当斯对美国梦的定义，同样也是每个补习者的梦，这是一种能改变一个人命运的种子，当然这个种子也许在恶劣的环境里注定不会萌发，但是你是否去埋下她，这种选择的权利，在你自己手上，也就是希望之所在。
「「雙減」政策之後，家境不太好的孩子失去了補習路徑。他們可能是被「減」掉的人，在未來的應試考試中和名校無緣，改變命運的機會被剝奪掉。」
「我在一線城市，我接觸到的家長，不論是富豪還是工薪家庭，沒有因為「雙減」政策就不給孩子補習的，都是絞盡腦汁尋找老師，有的退而求其次找網課提升自己。」
這一段的觀點我反而有所保留，我反而想問的是：家境不太好的孩子，讀上什麼樣的學校，找到什麼樣的工作才能叫改變命運？ 今年高考後的志願填報，在房地產行業的不景氣以及「大猛子」「土木狗哥」等up主/KOL的大力宣傳下，土木工程系上至傳統大學名校，下至普通到一般的大學收生分數線都急遽下跌，可見考生都知道讀這個學系沒前途。理工科系要進廠的傷身還拿不了多少錢，勸退；金融商科的，其實家裏沒點背景也很難混，勸退；醫科生要規培，勸退；文科好像讀完也沒啥用，勸退……在整個社會普遍性地打工人缺乏保障缺乏權力改善待遇時，其實再在這裏「幻想」讀書就能改變命運其實挺難的。即使是頂級「做題家」，考上大學又讀上了研究生，能改變/逆轉自己人生的發展路向似乎還是有限。與其說是在求階級提升，社會向上流動，對於來自所謂「中產階級」的孩子父母而言，他們更像是在避免孩子的階級出現滑落。對於家境一般的孩子而言，更像是在「屎味的咖哩」和「咖哩味的屎」之間做選擇。
還是那一句，社會分配的公平正義，社會階級的向上流通中，教育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最核心的那一部分。只想著看教育行業好欺負揮刀向弱者卻逃避更核心的社會權力分配問題是沒有好下場的。
去年政府搞雙減的時候，原本是說由學校內教師提供課後服務代替。這不僅令前線教師工作壓力大增，許諾好的補貼甚至是原本應有的工資都因為各地地方政府財政困難出現延遲發放和減少。在教師工作量激增的同時，教師編制其實沒有適當地擴大，導致教育行業從業者在體制內的和外的雙輸的局面。體制內教師在行政命令下以不符合市場供給的低價搶去了教培行業教師或導師的工作。而除了北上深等財政較寬裕的地方政府，其他地方政府對於教師行業的補貼資金都出現了或多或少的困難。
「因為工資低、雜事多，他沒幹多長時間就辭職了，現在在家裏上網學習IT行業的技能，打算往IT行業轉型。」
話說今年I T行業全球大裁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