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周六周日，台北国际书展2022的人流终于密集了一些——比起6月2日星期四的开幕日，及也是工作日的书展第二天来说。因疫情停办两年，今年的台北国际书展为了躲避疫情，舍弃了以往的春节档期，首次改在六月举办。
但改期仍不能令要过30周年生日的书展避开病毒扩散态势，面对正在到来的疫情高峰，五月里，书展是否如期举办曾成为一时间文化讨论焦点，文化部终在5月13日宣布，经“与出版业、台北书展基金会讨论后，确定今年书展将如期举办”；而在这一决定宣布稍后，即有超过三成的出版社决定退出书展。
记者在书展第一天“专业日”所见，挂有通行证的工作人员似乎多过一般观众不少，尽管人潮下午稍作回升，但仍颇为松散，有参展出版社表示，其实这种状况已好过自己的本来预期。作为开展日焦点的文学活动，美国小说家强纳森·法兰岑（Jonathan Franzen）透过视讯，与论坛提问人、作家李桐豪的举办连线讲座，惜现场并未吸引到太多人潮，并未坐满的场地不免让人感到有点寂寥，但也正好应和了法兰岑在视讯中分享的：“当你是一个读者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非常寂寞，但世界还有著上百万个人跟你一样还在阅读。”
有趣的是，寂寥感在线上却不存在，透过脸书观看讲座直播的听众同时多达70人，线上发问也十分踊跃。疫情两年半，不少线下活动早已转为线上，读者也似乎越来越习惯各种线上阅读活动与聚会。事实上，自2020年疫情以来，图书出版业销售业绩持续低靡，两年半里，人们改变了生活习惯、购买习惯、阅读习惯，新闻中不时听到书店亮灯结业的消息，至到今年春季，台北这座城市更仿佛浸泡在没完没了的梅雨之中，独立书店“有河”的店主詹正德曾告诉记者，这场持续不断的梅雨宛如霜上结冰，让他店里本已受创的买气几乎降至冰点。
时代转变，书展如期，线上抑或线下，台湾抑或国际，或许书展是我们窥探台湾出版业面对的挑战与可能性的一次好契机。
为难与转型
或许书展本身确实到了讨论转型的时候：与读者沟通的媒介与工具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方便，线下活动对读者是否还有吸引力？
自2015年台湾出版营收总额跌破200亿新台币（约53亿港元，45亿人民币）的水平，台北国际书展逐渐成为台湾大小出版业者倾力投入的重要现场。来自香港的文学杂志《字花》总编关天林，回忆起2019年他首次与一些香港独立出版机构同来台湾参加台北书展所见到的盛况：“（台北书展）跟香港书展很不一样，到处都有活动、很热闹。（我们）来到台湾，觉得文学好像没那么边缘。”
而今年书展，关天林本来准备也要参加。稍早前三月，《字花》也受邀参与了较为独立出版、独立书店面向的“2022读字公民书展”，而在六月之后也计划与不同书店合作展开系列活动。他本打算将这些活动联合起在书展的公开活动，把握时机，好好向台湾读者推广香港文学。但随著疫情升温，百般无奈下他还是选择退展，“还是会怕万一，如果有人（工作人员）确诊了，（接下来）好几天的展要怎么办？”
书展长达一周，对于许多规模不大的出版社而言，是一个相当吃重的人力需求，不少业者直言希望藉今年的时机，能和书展主办方会同文化部，讨论书展在举办形式及时间点上进行调整的可能。
新经典文化总编叶美瑶前两年都有报名书展，但这两年的书展不幸都因疫情发酵，直到最后一刻才宣布停办，对小资本出版社而言，这种取消造成的损失太大。疫情两年期间，许多书业活动转为线上，新经典也投入Podcast节目。这种情况下，书展是否如过往般拥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她希望能够进一步观察。今年新经典便没有报名申请实体展位，只是有两场讲座在书展举办并同时线上直播，也包括前述作家法兰岑那一场。
或许书展本身确实到了讨论转型的时候：与读者沟通的媒介与工具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方便，线下活动对读者是否还有吸引力？卫城出版总编张惠菁也提到在疫情期间，自己越来越习惯面对视讯镜头，透过线上举办讲座；但她仍认为实体书展有难以取代之处。今次书展卫城邀请了今年因驻村计划来台的法国作家菲耶，与《联合文学》总编王聪威对谈，是这次书展少数来到现场的外国作家。
台北书展特殊角色
有别于北京书展专注于国际版权的交易，也有别于与办在暑假的香港书展有著巨量人潮与买气，台北书展同时肩负著三项功能：国际交流、专业素养与阅读生活。
曾著有小说《长崎》、《日人之蚀》的作家菲耶，自2019参与台北书展而爱上台湾，今次来台也四处漫游，独自远赴兰屿拜访作家夏曼蓝波安。讲座中他被问到小说中常出现“边境”，他说，边界上“总是同时上演著希望与绝望，在台湾的边境之外就是中国，台湾人按理很可能生活在恐惧中，但是却没有”。他认为“台湾的存在，是世界的一个希望的承诺”；并透露将以“故宫文物如何迁台”切入写作。
张惠菁说，外国作者与台湾作者、读者在书展内外产生的交流，更能加深国际与台湾之间的关系，若非因书展机缘，透过各国办事处与政府的资源，对资本不大的出版社来说，基本上很难独立去实现这样的外国作者访台计划。
而1989年就入行书业的大块文化董事长郝明义，向记者说明了台北国际书展的特殊角色：有别于北京书展专注于国际版权的交易，也有别于与办在暑假的香港书展有著巨量人潮与买气，台北书展同时肩负著三项功能：国际交流、专业素养与阅读生活。他回忆说，曾任法国出版协会（BIEF）主席的Jean-Guy Boin对他讲过：“虽然台湾市场看起来比较小，但是耕耘起来，有形无形的收获毫不亚于中国。”Jean-Guy Boin认为台湾的出版市场值得深耕，所以BIEF始终是最支持台北书展活动的外国单位，连同今年，法国已经在台北书展担当了四次的主题国。
受到台湾官方支持的台北国际书展，确也肩负著文化外交作用。书展每年都透过在台的各国办事处策划主题展览，今年主题国法国馆聚焦于普鲁斯特诞辰百年，展出他的手稿，另有螺旋状编年大事记参证。法国展占地宽阔，以高大书架制造出空间层次，大方陈列各类书封与活泼的插画选品，显示法国美学气度。
更有乌克兰最大出版品销售平台Yakaboo，受台湾文化部赞助到台湾参展，带来乌克兰本地出版品，其国际市场发展部主任Valentina Butenko在记者会上表示自己“几个月前还跟家人躲在基辅的防空洞里，当时除了对安危感到担忧，更害怕的是乌克兰人的身份认同从此被抹除！”
自由价值的交织与延伸
“我们不是以港人中心的想法在做这个事情，台湾本来就在文化、创意的出版上有很好的条件。”
书展内外，来自各方的动能也在尝试跨越各种边界。香港学者孔德维与沈旭晖在台湾开办一八四一出版社，曾在中研院工作的总编孔德维说：“我们不是以港人中心的想法在做这个事情，台湾本来就在文化、创意的出版上有很好的条件。”他以纽约、伦敦这些做中国研究的国际重镇为例，“台湾是一个自由的地方，理论上不同的人，应该都可以在这块土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尽管一八四一出版社是以延续香港人身份认同为起点，面向海外中文读者，但他更希望透过出版也能连结台湾在地读者，这次出版社在书展举办两本乌克兰战争新书的发布会，不少台湾人与在台离散港人都可能共鸣。
作为小出版社，春山出版的书籍是摆放在时报摊位上。其中也包括关于香港纪录片的《时代革命电影访谈录》。春山出版总编庄瑞琳，向记者提及这本书获得了不少海外港人的订单，而这好像也开启了台湾出版接触海外港人的可能性，但她认为香港议题的书籍“绝对不只是因为2019年一场运动而出，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持续性的。我们跟几位香港老师的合作，也会更像和本地学者的沟通，不是以面对外国作品的态度，也可以是本地的思考。”
对照台湾，一海之隔的香港正面临言论空间愈发紧缩，红线模糊不定。香港独立出版社文化工房在今年的台北书展有独立展位（另一有独立展位的香港机构为香港文学馆），也策划数场台港作家交流活动，其负责人在香港接受访问时表示，有人说，香港的言论自由还在，这是最好的时代，然而政府不一定需要动用新法例，他们用殖民时期留下的、还未废除的法例，就可以行动。
据他介绍，今年的香港书展有出版社表示，需事前提交拟参展的产品项目，才可获得参展资格；而到抽签前的几天，出版社才知道自己能参展否。而关于即将在今年七月举办的香港书展，数日前就曾传出新闻，几间曾出版过社会运动学术普及书籍的香港出版社，希望今年参加书展却申请被拒，而香港贸发局并未交代原因。
“有些想法、言论，可能要再想清楚怎样表达。”文化工房负责人说道。他们申请参加台北书展是在三年前，因疫情延后而至今届，惟活动筹备当时港版国家安全法仍未实施，文化工房本打算为滞台的香港作品，做一次“回头书”展览，并打算带香港特色花牌工艺和印章艺术来台，向台湾读者推介香港文化。
三年后已是新法例施行的香港，做出版虽然没有所谓的官方审查，但红线模糊不定，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这种状况下，负责人介绍出版者不少都宁愿政府能明说“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以前可能有其他的想法，但是没关系，现在，我们重新来过，前提是，你要说清楚规则，总不能让事情发生了，才说这不许、那不行。”
香港看台湾
文化工房负责人隔海观看下，认为虽然由于疫情部分出版社退展较为可惜，但能够自由、不用担心的创作，在他看来，“已经很完美了”。
其实早在2010年，文化工房得力于台湾出版界朋友协助，已开始参加台北书展，每届都举办台港作家交流活动。今次因疫情受阻无法亲身来台，文化工房便与在台经营独立小书店“诗生活”的香港诗人陆颖鱼合作，为历年滞台的香港作家书籍促销。当中也有绝版书，如《独行莫戴帽》（2018）保存了香港诗人暨散文家淮远的早年作品。对于今次书展状况，文化工房负责人隔海观看下，认为虽然由于疫情部分出版社退展较为可惜，但能够自由、不用担心的创作，在他看来，“已经很完美了”。只是对于自己来說，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参与台北书展了。
刚刚在台湾出版了《日常运动》（木马文化，2022.6）香港小说家梁莉姿今次也有参加书展活动，她在书中以十篇小说描写2019年香港青年状态。而台北书展开展前一天，她才接到消息，香港书店的朋友告之这本书没法进货了：“《日常运动》原来还在代理商列明的订购目录上，书店订单发出去，代理商却说没办法进货了，书店便得另想办法。”
回想她刚开始创作《日常运动》时，人还在香港，只写了前段，有香港出版社说好要出版这部书，但到了国安法实施，出版社也不敢出了，她的创作也受阻滞，书怎么也写不出来了，直到来台入东华大学华文所读书，才在台慢慢将书写完。她预计写出香港三部曲，想到这里却对记者说，“不知道写完之后自己还能不能回（香港）。”
另一方面，港人近两年的大离散，会否给华语出版版图带来变动？卫城出版总编张惠菁认为，一直以来台湾书业就有一个比例不低的海外读者潜在市场；而甫出版中国禁书作者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续篇》的时报总编胡金伦，却未如此乐观，他言明在两岸自由行盛行的那些年，确实有不少来自中国大陆与香港的读者来台购书，也有前来购买中简版权的出版业者，但此情景现在已难见到，至于新马地区的华文读者则始终有限。他更反问记者：“现在还有没有人在看书？”
出版市场真的很乐观？
“现在才是（出版的）黄金年代”，因为怎么做都很困难，更可以自由发挥。
究竟台湾出版与阅读现状如何？前不久的三月，中央社以2021年台湾“出版新书成长逾六成”为标题，引用国家图书馆产业报告乐观宣布：2021年台湾的出版市场在疫情下回温。然而，接受这次访问的出版业者本身，却对此大多无感，甚至不少总编辑都提醒记者，这些报告或许根本无法反映真实现况。
一方面，“新书出版成长逾六成”的依据是来自报告中110年（2021年）新书出版数57710种，但很大一部分是由于2021年1月29日开始实施的图书销售免征营业税，这项法令造成同一本书的电子书与纸本书有两个ISBN码，也有些旧书因要免税才申请，这样造成数字六成增长，其实并未反映新书出版真正数量。
另一方面这种市场乐观，也来自Openbook公布的《2021各大书店通路与畅销榜观察》，显示2021年台湾出版市值回到200亿新台币大关。且不论数据获得的精确性，出版整体市值200亿意味著怎样的状况？经营及关注独立书店行业的詹正德对比台湾全联超市一年上看1900亿的营业额，告诉记者“我们这个行业好像跟社会上其他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关系的。”
这景况对独立出版界来说却非新闻，逗点出版总编陈夏民，反倒展现热情认为“现在才是（出版的）黄金年代”，因为怎么做都很困难，更可以自由发挥。书展“公民书区”今年以便利商店为概念来设计，集结了五人以下的微型出版社、NGO团体与独立书店，展场上发出冷光的保鲜展柜令人难以错过。
他说，联盟组织也像是同业互助团体，来到书展总感觉振奋，可以遇到很多人，一方面可跟同行切磋，另一方面也感觉还是有很多人在乎这个行业；开展以来，都可以看到这些独立出版人在讲座前忙前忙后、搬书上架，从朝到晚。他说，这三天以来的业绩都持续成长，虽然难与2019年高峰相提并论，但联盟伙伴都补书补得很开心。
真实的魅力：线下与实体
和人群的相遇与对话，在实体世界里，充满了随机性与不可预测，没有人经历的书展会和其他人一样。
就在第一天法兰岑讲座的尾声，法兰岑讲到：“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小说更棒了，当你中断阅读一本书，再重新开始时，你会完全记得该怎么接下去，因为从阅读中所体验到的世界，脑海中的画面都是由你自己，从书页上的字句所建构出来的，这不像漫画或电视萤幕上的体验，是由创作者帮你视觉化出来的，帮你决定你该怎么想像那个世界，但当你再做一个小说的梦的时候，那一个完全由自己的心意去做的梦，是你独一无二的梦。”
或许这也像是实体书展的魅力，从书店第二天下午开始，现场的魅力随著大小场地中不间断的讲座逐渐展开，一度有些摩肩擦踵的情境：结帐柜台前抱书的读者排起长龙；少年少女在会场一角，整理堆满脚边的书袋；白发长者怀著敬意向青年作者提问⋯⋯和人群的相遇与对话，在实体世界里，充满了随机性与不可预测，没有人经历的书展会和其他人一样，而也似乎正像在疫情与科技影响的此刻，出版业的机会与命运：没有什么是肯定的。
当晚文化人李明璁策划的re-open朗读派对上，名人作家与演员接续以古老方式朗读选文，其中乌克兰出版人布坦，远从基辅逃离战火后去过伦敦、纽约，此刻来到台湾，他的参与牵系起四海皆能共感的自由价值，他选读来自侦察兵——亚历山大．撒古拉所写的“没有时间死亡”，那也是精神世界在经历种种改变的现实世界中一次又一次寻求答案的过程，而那也可能正好是当下书展、图书出版、阅读世界的状态：
二次受伤后想走路真的很难，除了腿无法弯曲伤口也难愈合，但他终究迈开了脚步。
“我常走路。有时觉得能步行环游世界。我喜欢这样，这样想感觉会容易些。”
他笑了
“我若遇上问题，会不断绕圈直到找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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