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选举新特首诞生，而弱势的倡议在消音

香港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5月8日“众望所归”当选，64岁的他将成为上任时最年长特首。北京“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选委会组成大幅改变，上届逾320名非建制选委消失殆尽，人数亦由上两届的1200人增至1500人（实际1461人）。李家超提出政纲前，已取得逾半选委提名，最终以1416票当选。

这届​​特首选举原订3月下旬举行，惟因第五波疫情爆发押后，但重量级的角逐者迟迟未出现。现届特首林郑月娥4月6日宣布放弃争取连任，两日后，中央接纳李家超辞任政务司司长，他同日宣布参选，当时距离投票日仅余29天。对比上一届选举，3名候选人林郑月娥、曾俊华和胡国兴提早66至150日公布竞选，李家超的参选显得仓促。选举前9天，李家超才公布政纲，全长约9000字，仅为林郑月娥参选时政纲的一半。

每次特首选举，民间团体都会踊跃约见候选人，游说对方推动改革。不过今届选举，这些互动的画面已大幅减少——国安法实施后，公民组织相继解散。在没有竞争对手之下，李家超在宣布参选后，仅出席十数次公开活动，参与过一场不设现场观众提问、由7间电子传媒合办的答问会。民间团体与候选人互动的画面几近消失，是否意味日后弱势的声音将更难以被听见？端传媒访问了基层、环保与同志群体代表，聆听选举期间，那些被排斥在制度外的声音。

红线模糊，递信会不会违法？

“大家都对活动持观望态度……不知道政府未来会怎样，尤其是法律方面的限制，未清楚知道（违法）个位置时，大家就会保守一点。”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关综联）前组织干事李大成说，他在关综联工作逾十年，长期关心基层议题，亦曾参与过往两届特首选举与候选人活动的部署。

他指出，在现时政治环境下，团体难像往届般公开追击候选人的政纲，“又好似过往习以为常冲去递信，其实好普通，但现时你不知道那条红线去到哪里。”尽管目前已离开关综联，但李大成预料，大部分基层团体不大可能主动邀约李家超会面。

李家超落区探访亲建制非政府组织“新家园协会”，与基层家庭及建制派青年会面，承诺努力解决房屋需求，但李大成认为只是“选择性地回应社会”。“从现实选举而言，入到闸得他一个，他做或不做任何行动，又或摆明拉票也好，主动权完全在他手中。”

每次特首选举，当有人宣布参选，不论最终能否入闸，关综联都会邀请他们与基层街坊见面。“因为参选人的政纲会反映到基层人士的诉求，所以都想带街坊与他／她会面……本身街坊没有选票，（特首选举）已经距离他们很远，假如连他们表达心声、看法的机会都没有的话，就会更加远。”

事实上，这个距离难以拉近。李大成形容，与候选人互动是一个步履维艰的游说过程，“届届都难（约），始终无票，好现实…..你有票、无票真的有一定程度的分别，（左右参选人的）投入和参与度、是否关注你，选举就是这么现实。”

李大成忆述2012年，唐英年、梁振英和何俊仁竞逐特首，关综联邀请唐、梁会面，同样“食白果”（白忙一场），后来得知二人分别到当时被喻为“悲情城市”的天水围与街坊闭门会面后，立即询问竞选团队能否加入，最终成功坐上顺风车，与他们讨论区内经济、就业及物价等问题。当年李大成得知唐英年在深水埗落区，马上打印信件，赶到地铁站向他“突袭式”递信，期望他关注贫穷、房屋议题，唐亦有接信。

候选人愿意落区，就能带动关注

2017年特首选举竞争气氛炽热，林郑月娥、曾俊华和胡国兴火花四溅，加上首次有基层代表于60票的社福界中占约十个席位，令基层团体争取到较多关注。胡国兴是首位接触他们的候选人，双方闭门会谈，李大成形容，即使胡明显是为拉票而来，但亦展现出熟悉基层议题。他又透露，当时获悉曾俊华有意探访㓥房户，所以邀约曾到旺角与㓥房、基层居民交流。尽管实际效果不大，但他认为候选人愿意落区，“等于告诉整个社会，可以引来更多人关注㓥房问题。”

唯独与林郑月娥接触，份外困难。李大成说，最失望的一次，是对方出席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论坛前答应过接信，他联同其他团体、街坊在停车场守候近两小时，却不见其人，对方最终仅派其竞选办主任陈智思代为接信。他苦笑，“老实说，你接完信会否仔细阅读、思考，甚至回复都是一个问号，我们至少尽了力去向你表达我们的诉求，但这样都做不到，就一定会失望。”

林郑当时亦曾到访天水围，了解墟市发展，不过会面选址于狭窄的互委会中心，20多人挤在一起，历时不足半小时，“最深刻是看到街坊会后继续追着她，跟她讨论现有的困难，但她都只是聆听为主，没有作出任何承诺。”

就算能见到林郑，建议获接纳的机会也不大。“现实经验告诉我，推动一个政策需时（至少）十年、八年。我们游说完，政府会立即行动的，香港社福界历史比较少见。”李大成语气坚定道，唯有竭尽所能与街坊同行，“当我们知道某些政策会为他们带来改变，就尽力提出。即使这个时期街坊未及受惠，可能十年、八年后的街坊都可以。”

林郑终于以777票当选，现在也快将完成5年任期。李大成形容，她当初政纲较空泛，任内所有政策对问题都是点到即止。

根据政府2021年底发表的《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165.3万名香港人生活在政府订定的“贫穷线”以下，以一人家庭计算，即每月收入少于4400港元，人数创12年以来新高。“你好明显见到，她推出的措施无助纾缓贫穷问题，这把尺是他们（港府）自己订立的”，李大成称。

特别的是，就算有贫穷线定义和贫穷人口数字，扶贫高峰会也举办过了，但林郑政府却从未提出明确减贫目标。还有一连串政纲上的承诺：取消强积金对冲、研究墟市政策等，通通不见踪影，须留待下届政府处理。

贫穷议题到此为止？

作为林郑任内问责团队的第二把交椅，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参选特首的政纲提出四大纲领，包括提升政府的管治能力、土地房屋提速提效提量、提升香港竞争力，以及建立关爱社会，重视青年发展。

李大成苦笑，形容政纲确实非常“方向性”，内容亦较多重提普遍存在已久的社会问题。

针对土地房屋问题，李家超提出公屋“提前上楼”，即使公屋项目未有完整配套，公屋轮候册上的市民亦可选择入住。李大成指推出配套未完整的公屋，变相打破公屋赖之以行的标准，“甚么（基建设施）都没有的话，不应让人入住的”，他预想一连串包括交通设计、就业、上学，以及买菜等的生活问题将由此衍生。他认为，政府要解决住屋问题，需要严格监管、全面取缔以减少㓥房，另一边厢增设更多社会过渡性房屋，让㓥房户上楼前有一个安全、可负担的容身之所。

支援居住㓥房初中学生的“千人计划”，是李家超政纲另一重点，提出透过一系列导师制培训和活动，解决跨代贫穷问题。李大成强调不反对，但直指社福界早已进行类似计划十多年，“我不明白为甚么一个大政府会在这个位置突然间缩小，变成一个NGO（非政府组织）去做Mentorship（导师计划）……我期望政府会更加有为。”

根据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儿童权利关注会去年推算，全港有约25万㓥房人口，当中㓥房儿童占约5万人，而李家超的“支援”计划仅提供一千个名额。李大成质疑，政府拥有最多资源、政策配套，“千人计划”的受助者数量、力度，都与政府的身位不相配。

梁振英和林郑月娥的政纲，均列明设立贫穷线、特首主持“扶贫委员会高峰会”等等扶贫政策。反之，李家超的政纲仅表明“同建关爱共融社会”，除了“千人计划”外，没有任何与纾缓贫穷相关的政策。

李大成感到特别意外，忧虑下届政府会否不再大力讨论贫穷议题，甚至连贫穷线都可能面临消失。他解释，自从政府设立贫穷线，社会关注度显著上升，有私人机构会举办慈善活动、捐钱，“我担心他一字不提的话，连剩余的社会关注都缺少，160几万的贫穷人士就连被人‘怜悯’的机会都可能会减少。”

赶客的环保议题

在本届特首选举中失语的，还有环保团体。绿色和平项目经理朱江解释，对候选人而言，环境议题的政治影响力微小得很，甚至乎“赶客”，“选举论坛有时效性，一定要最多人关注的议题先抢到焦点。好难一时三刻在论坛讲棕地（Brownfield sites，在香港泛指新界一些因农业活动衰落而改作其他用途的前农地、闲置地，环团一直要求以发展棕地代替填海），（市民）听到这两个字已经想走。”

回顾2012年，环保团体曾在特首选举期间成功推动议题。当时，绿色和平联同健康空气行动、香港地球之友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等多个环团，举办候选人环保施政论坛。候选人梁振英、唐英年和何俊仁均有出席，同台发表环保政纲及回答公众提问，议题涉及跨境空气污染、垃圾分类、能源消耗、拯救中华白海豚、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平衡、兴建焚化炉等。

然而2017年的特首选举，绿色和平再无举办相关活动，或多或少因为选举活动不是环团倡议的最大窗口。今次选举也一样，选举筹备时间短，而且“只得一个人（参选）你搞什么？根本无其他声音。”朱江感叹道。

没有会面，没有论坛，唯一可以关注的剩下政纲。梁振英和林郑月娥就环境着墨不少，梁的相关政纲达2000字、包含6大范畴，议题包括固体废物征费、减低碳排放、管制废气排放、减少厨余及保育郊野公园等。接任的林郑延续及落实了部分政策，但亦留下不少问题。

“佢（林郑）话自己年年考第一，但环境方面就考不到第一，”朱江笑言。他指她任内的确通过了废物征费条例、订立了碳中和目标，“但都是没有进取的减碳路线图，亦都没有废物征费实施日期，留给下届政府处理。但这是一个问号，因为李家超政纲没有提过。”

李家超的问号

环团最关注的政策之一，是林郑2018年在施政报告提出的“明日大屿”计划，建议在交椅洲附近大规模填海造岛，面积合共1700公顷，造价逾6200亿港元，预计提供15万至26万个单位，其中七成为公营房屋；多个民间团体反对，质疑成本高昂、破坏生态、不符效益。不过2020年底，立法会财委会通过5.5亿元的中部水域人工岛前期研究拨款，项目如火如荼进行中。

朱江批评，“明日大屿”是林郑任内为环境留下的一大污点，“为破坏海洋埋下一个很大的伏线，是她留下一个潜在环境灾难工程……环境破坏，是一宗都嫌多。”

李家超的9000字政纲，几乎没有提到环境议题，只在拓展居住空间方面，提及续推北部都会区和“明日大屿”，以及审视棕地与绿化带的发展可行方案。朱江说是意料之外，“碳中和、塑胶、垃圾征费，这些政策前届政府一直在做，他大可放进政纲，但竟然不提，……（对新一届政府的环保政策）我不抱任何期望”。

绿色和平在李家超公布政纲同日公开发声明表示失望，批评李对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只字不提，续推行“明日大屿”，又指现届政府已承诺长远碳中和及减废目标，李的政纲却未有交代政策能否延续。声明又指，李的政纲多次提及“以结果为目标”，但强推“明日大屿”只会造成严重且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 这结果与其所指“宜居城市”的目标背道而驰。

社会倡议仍有可能？

“在香港倡议从来都难，现有格局下，反而会看有否契机可以有效率做倡议。”朱江指，对李家超最直接的期望是棕地，“发展棕地从来都是政府 radar（雷达）以外，但他讲得出，那就请他真的履行。”他认为政府应制订全面土地政策，先冻结棕地，再加大发展，“有2000公顷（棕地）才发展其中47公顷，另边厢反而填海1700公顷，很难说得过去。”

李家超于政纲再三强调“以结果为目标”，为解决房屋问题缩短一年上楼时间，环团担忧他会更强硬推动“明日大屿”吗？朱江反指，若李要急切解决土地问题，“究竟填海快点还是收棕地快点，他心里有数”。按港府2021年预测，已选取发展公屋的47公顷棕地，预计6年内变成“熟地”，即随时可动工兴建房屋的土地，而目前正作前期研究的“明日大屿”，首批居民将于2032年入住。

朱江又指，填海涉及法律程序、耗时的实际工程，“就算他要一意孤行，都不取决于他的个人意志有几强，时间上不可能一年就填了一个岛出来，他想不想推（填海）都好，都要面对项目本身嘅限制。”

对候选人不抱期望，但朱江对推动倡议仍存盼望，认为即使李在政纲只字不提，议题亦不可回避，“很多政策本身是ongoing（持续进行），废物征费、即弃餐具咨询，无论谁坐上去这位置，你都要去take care（处理）”，施政亦须面对民情和民意，“就算坊间调查机构‘执晒笠’（倒闭），民意依然存在……依然有700万人住在香港，依然有低下阶层，福利不够好、环境问题不处理导致堆填区爆煲，民情就会在这里。”

空白的平权政策

扶贫、保护环境，民间团体尚可针对政府的政策推动倡议，但处境更悲观的是同志及性小众群体，因为政府在推动平权方面政策几近空白。

性小众组织在过往特首选举较少与候选人互动。最能够进入公众视线的一次是2017年，大爱同盟、粉红同盟等多个团体，分别向林郑月娥、曾俊华及胡国兴发问卷，要求他们就9项性小众友善政网表态，最后仅获胡国兴回复。

9项政网中，胡表态赞成7项，包括订立性倾向反歧视条例、禁止“拗直治疗”（改变性倾向治疗）、同性婚姻及推行性别承认法等。其余两人则分别在其他场合表态：林郑在电台访问中表示，虽然她是天主教徒，但不会用信仰决定政策立场，也不排除咨询婚姻法。曾俊华回复选委查询时则说，同性婚姻并非要逼切解决，政府应先视乎社会共识，讨论性倾向歧视条例。

同志运动倡议者、前大专同志行动创办人Louis形容，对执政者而言，同志团体是“可有可无”，在特首选委占60席的宗教界对性别友善议题有反对声音，以性倾向反歧视条例为例，他们多次表明忧虑会出现“逆向歧视”，“候选人宁可争取宗教界那60票，都不会想要同志那不知是否存在的一票……其实真的没人会理会同志。”

事隔5年，“完善”后更体现“广泛代表性”的特首选举，始终听不到性小众的声音。但Louis指“无视”不限于特首选举，那么政府多年来推动同志政策的进度有几多？他冷笑：“零”。

性倾向歧视立法停滞

同志团体多年积极倡议性别友善政策，包括就性倾向反歧视条例、性别承认法立法。Louis说，性小众倡议角色一向被动，每每待政府就某政策提修订时，才可以在夹缝中争取性小众权利，而近乎唯一一次他们能与政府部门会面，是2016年政府修订《私营骨灰安置所条例草案》。

那时立法会会议厅有民主派身影，时任议员张超雄、罗冠聪及朱凯廸针对草案提出修正案，将海外注册同性婚姻伴侣纳入“亲属”定义，让他们能在私营骨灰安置所倒闭时以未亡人身份领取骨灰，但被多名建制派质疑是“偷袭”、“冲击香港婚姻制度”而否决。最终议会仅通过政府提出的修订，包括死者生前同居至少两年的人认可为“获授权代表”，可申领死者骨灰，“但政府始终回避了同性婚姻嘅议题”，Louis苦笑。

政策以外，性小众多年来亦致力争取性倾向歧视条例立法，条例旨在保障不同人士避免因性倾向而受不合理的歧视和差别对待。早于1994年，时任立法局议员胡红玉曾以私人草案方式引入《平等机会条例草案》，内容包含禁止性倾向歧视，惟不获政府接纳。

在梁振英的任期，勉强算是踏出一小步。2013年，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成立“消除歧视性小众咨询小组”，就性小众被歧视的关注向政府提供意见。小组花了两年时间撰写报告小组，建议政府制订自愿性质的《不歧视性小众约章》，但与立法目标仍是大相迳庭。那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约章”，至今仍未推出。

也是2013年，终审法院裁定跨性别女性W小姐有权以更改后性别与异性伴侣结婚，建议港府参考英国《2004 年性别承认法令》法例和经验，以研究香港该如何解决变性人士在所有法律范畴所面对的困难。

政府随即成立性别承认跨部门工作小组，并于2017年就应否于香港设立性别承认法、申请人是否符合性别承认资格的准则等展开第一部份公众咨询。那时Louis曾联同多个性小众团体向律政司提交请愿信，要求当局就立法尽快定下时间表，咨询报告最后不了了之，他估计已“胎死腹中”，相关工作停留在2017年，再无任何进展。

林郑冷漠性小众议题

林郑月娥任特首的5年，多次回应性小众议题或相关立法时，态度较为保守，例如刚上任时获邀参与年度同志游行，她拒绝应约，被轰“态度冷漠”。2018年，她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强调“政府一直致力在维护现有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的基础上，促进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的平等机会”，被批评等同向同性婚姻“落闸”。

Louis批评林郑在性小众立法工作上毫无推动，只懂得花钱拍宣传片和“做Show”。以香港成功申请举办的同乐运动会（Gay Games）为例，他认为政府旨在透过同乐运动会在国际间证明香港依然有人权，以及“制造香港同志活得好好的幻象”，“现实就是同志在香港不能结婚，没有性倾向歧视条例，那你讲甚么人权？你只是透过这个活动粉饰太平，只是做场Show。”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于2020年发表《消除性倾向及性别认同歧视工作进展》报告，提到加强宣传工作、性教育和纪律部队成员对性小众认识和敏感度培训。说到这里，Louis大笑： “那些‘不歧视、多包容’的短片，政府用了近十年都没换过”。

林郑月娥最后一次提到性小众，是去年ViuTV剧集《大叔的爱》热播之时，她被问及该剧在港热播，随着港人对性小众接受程度提高，但本港性倾向歧视立法仍“十划未有一撇”（没有进展），情况是否理想。她说没有看过该剧，重申社会并无进一步赋予性小众进一步法律地位的共识，这仍是受争议的议题，相信平等机会委员会（平机会）将适当地调查并为特区政府提供意见。

事实上，平机会过去曾多次呼吁政府研究如何就消除性倾向歧视立法，更早于2018年表明支持订立性别承认法，认为法例不应规定跨性别人士完成变性手术，并指自我声明方式是立法最佳模式。接近30年过去，港府至今未曾就任何一条性别友善相关条例草拟法案，立法工作依然遥遥无期。

对于林郑月娥过去5年的工作，Louis说，“那感觉是你踢一下石头，它就动一动，但后面整个齿轮根本没动过。”

仅民主派为性小众发声

Louis对今届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也没有期望。他日前发表参选政纲，只字不提“同志”、“性小众”，Louis说不意外，“以往几届都没候选人会提”。他续指，不论“完善”前或后的特首选举，都不能代表性小众发声，即便是“广泛代表”，“中央‘钦点’的特首选举，他不需要向民意交代，甚至不用向选委交代，只是要向中央交代。如果明天中央说支持同性婚姻，那他就会推行同性婚姻。”

追问之下，他许下数个自嘲是“不切实际”的愿望：政策上承认海外同志伴侣、订立性倾向歧视条例及性别承认法、性工作者非刑事化、加强纪律部队成员性别敏感度培训……“还有要更新性教育指引，那份指引停留在1997年！”记者打断他：“你觉得李家超会不会做到？”他摇摇头。

他甚至不知如何表达诉求。“同志运动很被动，以前（民主派前议员）何秀兰在立会提议案，再有辩论出现，某程度上是有政治人物去推这些议题，但现在连（支持同运动）政治人物都没有了，他们去了坐牢。”

Louis慨叹，以往民主派议员不时会看准政策修订时机，为性小众发声，《私营骨灰安置所条例草案》就是一例，“以前何秀兰会‘见缝插针’，一有位置讲同志议题，就乘机提出。”不少民主派前议员如陈志全、张超雄亦会透过财政预算案，书面质询政府有关香港变性人数、爱滋病患人数、同性家暴个案等数字，以及相关工作小组的工作进度。但换届过后，本年度财政预算案议会内剩下自称非建制派的狄志远，问及性小众宣传开支及在公共空间设置无性别公厕等。

Louis又说，政府部门不会主动关注性小众诉求，更不会邀约会面，故议员往往担任重要的“中间人”，甚至可要求针对家暴或性小众政策召开公听会，邀请团体出席发言，“我们好少机会真的可以面对面向政府质询，至少有这个平台（公听会）去做这件事。”Louis本人也至少曾出席两次。

那时就算是地区层面，性小众也有平台发声。2020年，Louis时为屯门区议员助理，他曾在会议向政府提问有关性别友善厕所、同性恋童书等议题，最终政府以与区议会条例无关为由，拉队离场拒绝回应。一年后，区议员陆续辞任，现在连这个空间都已消失。

经“完善”后的议会，民主派一个不留，剩下的建制派不但不关注，有些甚至“反同”，其中何君尧曾批评同乐运动会是“披住羊皮的狼”，又斥《大叔的爱》违反国安法。“我不觉得建制派还会帮我们召开公听会，而事实上（性小众议题）你还可以游说谁？我游说到狄志远又如何，以前起码有10个（议员支持）。”尽管有零丁建制派议员支持性小众，Louis坦言应否游说建制派在同志运动圈内仍有争议，“因为他们（建制派）最后都是会跟从政府决定，在没有民主的前提下，同志是否真的有Say呢？”

政策倡议以外，性小众捍卫权益的渠道只剩司法覆核（Judical Review，JR）。过去十多年，很多性小众政策推动往往依赖这个法律手段，例如2005年男同志挑战将合法同性肛交年龄下调至16岁、2018年QT案成功争取同性配偶可申请受养人签证来港，以及2020年Henry Lee案，他覆核以未亡人身分为同性丈夫Edgar认领遗体、办理死亡证及领取骨灰，最终政府认错，承诺政府部门将公平对待已婚同性配偶，在安排身后服务、代领死亡证等公共服务上不会差别对待同性配偶。

但Louis指出，司法覆核除了要在繁复法律程序花上大量时间，要符合入禀门槛也相当困难，“例如Edgar的案件，难道每次都要去到这种情况（同志离世），由未亡人去JR才推动到政府工作？”加上司法覆核旨在“推翻”旧有政策，但不会由零开始建立新政策，性小众人士亦难以针对每个不平等政策，逐条法例提出司法覆核。

说到这里，法律手段以外，他不知道性小众倡议道路应如何走下去。后国安法时代，很多公民组织解散，以个人身分继续倡议或许是不二之选，“我没有团体背景，香港同志团体又剩几多个呢？香港彩虹（执行干事）Jimmy （岑子杰）现在还押，大爱同盟（成员）Cyd Ho（何秀兰）又正坐牢，慢必（陈志全）保释出来也不可以参与政治活动，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难道我一名同志市民走去递信？”

（编按：岑子杰、陈志全因涉民主派初选案，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岑目前还押候审，陈2021年9月获法院批准保释。何秀兰因煽惑他人参与游行、参与六四集会等4宗案件，目前在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