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从全球史角度，如何理解毛主义？

本文为麦田出版社新书《毛主义》的前言，端传媒获出版社授权转载。

一九三六年的秋天，美国记者海伦（Helen）与爱德加．史诺（Edgar Snow）住在北京一座宽敞的四合院里。海伦年近三十，体态纤瘦，容貌姣好如好莱坞明星。她静下心来，开始晨间的写作。这时，前门突然打开，爱德加走了进来，她四个月没见到丈夫了。六月以来，爱德加前往中国西北部的中国共产党党部后，几乎音讯全无。如今，套用海伦一贯犀利的描述，他“那灰白的胡须后面，露出傻乎乎的笑容，俨然就像一只吞下金丝雀的猫”。他戴著一顶“褪色的灰帽，帽子前方有颗红星”，兴高采烈地在家里手舞足蹈，并向家里的中国厨师点了一份丰盛的美式早餐（蛋、咖啡、牛奶）。他的行李装满了笔记本、底片以及两万字的毛泽东访谈笔录。接下来那几个月，他会根据这些资料写成《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那本书将畅销全球，不仅奠定了史诺的职涯，也将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记录者，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国际舆论之间的桥梁，也一举把毛泽东推向国际，变成政治名人。那本书将把毛泽东的思想以及他的革命传播给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中国的知识分子、苏联的游击队、美国总统、马来亚的叛乱分子、反种族隔离的战士、西方的激进分子、尼泊尔的叛军，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人。《红星照耀中国》可说是全球毛主义的滥觞。

《毛主义：红星照耀全世界，一部完整解读毛泽东思想的全球史》

作者：蓝诗玲（Julia Lovell）

译者：洪慧芳

出版社：麦田出版

出版日期：2022.01

一九四○年代末期，在马来亚霹雳州（Perak）的一处丛林。英国殖民军的士兵（包括英人、马来人、澳人、廓尔喀人）在马来亚共产党（MCP）的废弃营地里搜罗残留物，发现数十本《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一九四八年，以华人为主的MCP发动了一场反英叛乱，马来亚的殖民统治者称此叛乱为“紧急状态”（Emergency），那是二战后最早针对旧欧洲帝国所展开的反殖民叛乱之一。毛泽东与他的革命是这些叛军的灵感来源：因为他致力投入长期的游击战，创建了中心思想明确的政党和军队，而且英勇地反抗欧美日的帝国主义。

一九五○年十一月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务院的大楼里弥漫著冷战的紧张气氛。中国共产党干预韩战的消息已获得证实，眼看著毛派叛乱恐在全球兴起，恐惧逐渐蔓延开来。人称“超级国家恐吓者”的参议员乔．麦卡锡（Joe McCarthy）利用民众对共产主义渗入美国的恐慌情绪，指控两名自由派参议员“染红”而罢免了那两人。对美国的领导者来说，马来亚的“紧急状态”是冷战的一部分，而不是反殖民主义抗争。他们宣称，那起事件的根本原因是跨国的中国颠覆，必须加以击败，才能阻止共产主义称霸全球。于是，“多米诺骨牌理论”（domino theory）──美国不介入干预的话，东南亚的领土将逐一落入共产党手中，遭到赤化──就此应运而生。那年冬天，随著韩战局势的恶化，中国士兵突破防线、进入首尔（当时的汉城），俘虏了约七千名美国大兵。一场新型的毛派心理战在这些战俘身上测试，相关的故事引起了美国的关注。美国记者（有时可能是中情局的特务）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er）发文指控毛泽东用来对付人类的可怕新武器：洗脑。于是，整个一九五○年代，中情局的官员、记者、行为科学家、小说家、电影制片人都在想像一个强大的毛派思想控制机制。这种对中国“洗脑”的恐惧，是建立在原本就对苏联的思维操弄所抱持的恐惧上。而且，从此以后，这将使美国的“秘密圈”（covert sphere）持续膨胀，并为国内有“秘密国家”以及中情局的庞大心理行动计划提供合理的论据。一九五○年代和六○年代，中情局透过一系列以代号命名的计划（蓝鸟计划、洋蓟计划、MK-Ultra），试图逆向打造苏联与中国的洗脑技术。最终，这项专案演变成对当前反恐战争的“强化审讯”，破坏美国民主的基础。

＊

一九六九年，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The Bronx），年轻的美国激进分子丹尼斯．奥尼尔（Dennis O’Neil）和友人起了争执。奥尼尔就像他那个世代的许多人一样，是毛泽东及其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崇拜者。他的朋友支持苏联的托洛斯基（Trotsky）。他们设计了一个科学化的试验，以决定谁的政治策略比较优越。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他们每天都在十四楼公寓的阳台上，为他们各自栽种的大麻朗读偶像的精选作品。奥尼尔后来回忆道：“我的植物成长茁壮，他的植物枯萎了，可见我是对的。”与此同时，旧金山一家书店里正上演著更怪诞的戏码。中国书刊社（China Books And Periodicals）是美国西岸传播毛思想的主要管道。在成堆的小红书（《毛语录》）中，坐著一群名为“七掘客”（Seven Diggers）的人。他们以“极端民主派”自居，盘腿坐在地上，因吃了掺有大麻的布朗尼显得精力旺盛，读著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游击战的看法。两名身穿风衣的联邦调查局（FBI）特务站在书店的另一侧，一边浏览中国邮票，一边观察现场的情况。

中情局在设计心智掌控计划时，是以致幻剂做实验。这件事对一九六○年代与七○年代由毒品引发的青年叛逆风潮，有很重要的影响。到了一九六九年，中情局资助大学研究室所使用的致幻剂流出研究室，沦为学生的消遣性毒品。这个蓬勃发展的毒品情境促成了喧闹的抗议文化，而此抗议文化在文化大革命中找到了共鸣，造就了毛派嬉皮（如奥尼尔的阳台实验以及“七掘客”的聚会）。毛泽东热潮席卷整个西方：法国校园里贴著“大字报”，西德学生的外套翻领上别著毛泽东的徽章，义大利讲堂的墙上涂写著小红书的语录。毛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匆匆爬上西柏林一座教堂的顶端，对著路人狂洒数百本小红书。不过，这些毛粉有的刚烈，有的薄弱。充满抱负的革命分子前往中国或阿尔巴尼亚，接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PRC）设计及资助的政治与军事训练。一九六八年后，文革毛主义的好战特质激发了西德红军派（Red Army Faction）和义大利赤军旅（Red Brigades）的都市恐怖主义，他们攻击那些在法西斯主义之后，苦苦争取正统地位的欧洲脆弱民主政体。

一九六五年在南京，随著毛派革命的热潮席卷全球的左派政治圈，一名秘鲁的哲学教授来到南京的一所军校接受训练。后来有人猜测，他在那里遇到了沙洛特绍（Saloth Sar）──亦即一手主导赤棉种族灭绝的波布（Pol Pot）。同年，波布也在北京的亚非拉培训中心（就在圆明园的大理石院内）接受革命训练。阿维马埃尔．古斯曼（Abimael Guzman）后来忆起一堂炸药训练课时说道：“我们拿起一枝笔，笔就爆炸了。我们坐下来，座位也爆炸了，简直就像烟火秀……巧妙地让我们知道，只要你懂得怎么做，任何东西都可以爆炸……那所学校对我的成长贡献良多，我因此开始景仰毛主席。”一九七九年，古斯曼身为秘鲁共产党“光明之路”（Shining Path）的领袖，展开毛派的人民战争──那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在往后的二十年间夺走约七万人的性命，也对秘鲁造成价值约一百亿英镑的经济损失。经过长达十二年旷日持久的游击战后，古斯曼身为毛派的最后一道烈火，决定把毛泽东的九十九岁冥诞（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订为他最终夺权进攻的日子。他预测，那场革命将造成“一百万人死亡”。一些人预测，光明之路要是革命成功（在一九九○年代初期的秘鲁，确实有那种可能），后果可能令赤棉大屠杀相形见绌。

除了波布以外，古斯曼在南京可能也遇到了另一个充满抱负的革命者：高大、热情、严谨的南罗德西亚人（Southern Rhodesian），几近平头，浅棕色的麻脸上配著碧绿深邃的双眼，名叫约西亚．通格加拉（Josiah Tongogara）。他常若有所思，一心想著把南罗德西亚从白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有人刻意找他闲聊时，他只会谈到他愿意死在枪杆下（事实上，他是在高速公路上不当超车而车祸身亡）。通格加拉就像古斯曼，待在中国期间变成了虔诚的毛派分子。在南京的军校里，他视中国人为“道德、军事技能、战略的导师”。一九六○年代末期，通格加拉回到南罗德西亚的边境，辛巴威民族联盟（ZANU）的武装分支“辛巴威非洲民族解放军”（ZANLA）正在那里准备对南罗德西亚展开游击战。他抛弃了ZANLA以往的失败招数（突袭后迅速撤离），改以耐心持久的毛派路线来整顿军队。他把毛泽东思想翻译成绍纳语（Shona）：他的游击队必须依靠人民，才能simba rehove riri mumvura（即如鱼得水）。与此同时，中国的教官在附近的坦尚尼亚训练ZANLA的新兵。一九七○年代末期，五千名军校学员接受名为Sasa tunamaliza（胜利在望）的进攻训练。南罗德西亚的白人统治者不堪ZANU的持久抗争，被迫谈判。通格加拉年幼时曾打零工，帮一个名叫伊恩．史密斯（Ian Smith）的白人男孩拣网球。一九七九年，通格加拉身为ZANLA的和平谈判代表，来到伦敦的兰开斯特府（Lancaster House），与史密斯（现为白人占多数的南罗德西亚政府的总理）一起喝咖啡。

如今在印度中部的丛林深处，身穿军绿色军装及鲜艳纱丽的纳萨尔派（Naxalite）游击队，在毛主席的照片前列队跳舞，向政府的“制服无赖”宣战。那些政府无赖为了获得宝贵的铝土矿藏，没收当地的土地。在这片美丽又残酷的丛林里，依然好战的印度毛派运动，其源头可追溯到一九六七年：受到文化大革命启发的化身。当时，此运动的领导人在北京，而同时在北京的，还包括古斯曼和通格加拉等人。二○○六年，印度的统治者认为，这次毛派叛乱是“对印度邦最大的安全威胁”。当新德里的知识分子仍在争论那些叛乱分子究竟是由高种姓的操纵者所领导的部落恐怖分子，抑或是抱持特定理念的绝望叛军之际，毛派叛乱分子和警方已经对彼此大开杀戒：短短一周内，毛派埋设的地雷便将十几名警察炸得粉身碎骨。隔周，警方强奸并杀害那些据称与毛派有关连的平民。印度的毛派叛军和尼泊尔的毛派叛军不同。尼泊尔的叛军在二○○六年放弃叛乱，参与议会民主。而印度的叛军则是纯粹毛主义教条的坚定拥护者，拒绝参与选举。纳萨尔派让印度最著名的作家兼公共知识分子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独家报导他们的故事，并护送她参观他们的秘密基地。罗伊回到文明的新德里后，发表文章赞扬他们充满活力与同志情怀的简朴文化。难道罗伊是爱上凶残革命理想的浪漫知识分子吗？要是纳萨尔派真掌控了印度，那套凶残的理想会“像雪貂和农民对待兔子般，自然地摧毁她”吗？〔作家纳博科夫（Nabokov）曾如此形容那些早期崇拜苏联的外国人。〕或是说，她只是凸显出一个现象：下层阶级遭到残酷腐败的政府迫害后，别无选择，因而深受无政府的毛派解放所吸引？

在荣登“中国最幸福城市”的重庆、长江沿岸的一处大都会，数千名身穿红衬衫的市民聚在公共广场上载歌载舞，歌咏著毛派思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媒体上充斥著这些颂歌展现神奇疗效的故事，例如一个妇女听了这些歌曲后，摆脱了严重的忧郁症；精神病患加入革命合唱团后，症状“突然消失了”；囚犯唱过“红歌”后，便改邪归正。学生被送到农村向农民学习；穿著蓝色制服的党干部一脸严肃地前往中国东南部一处与世隔绝的山地，“去深入了解并体验”革命及提高“红色道德”。一名资深的解放军指出，那些政权批评者被关进共产监狱，消声匿迹后，“目前周遭仍有些令人厌恶的酸臭文人，他们攻击毛主席，实行去毛化。我们必须努力击退这股反动的逆流。”一个年轻人向政府请愿，起诉那些批评“伟大舵手”的作家，并要求社区向警方举报任何涉嫌对毛主席不忠的人。

这不是一九六六年──亦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年，他的乌托邦狂热达到颠峰，一群群红卫兵走上中国城市的街道，数百万受过教育的都市人被逼到偏远的农村，造成至少一百五十万人死亡。而不久前的一九六○年代初期，人为饥荒才刚造成三千万人死亡──这是二○一一年，所以这些歌曲在KTV也听得到，中国的手机因此频频收到毛语录的轰炸──一次广传一千三百万支手机──毛泽东思想因而得以透过那些经常播放经典革命电影的电视台来锁定观众，而政府也才能够推出“红色推特”（Red Twitter），透过这个非常二十一世纪的微媒体来传递一九六○年代的名言锦句。薄熙来是打造这场新毛派复兴的总策画，他于二○一二年春天因腐败及其妻毒死哈罗公学的老校友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而失势下台。然而，二○一二年十一月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承接了薄熙来的新毛派复兴并在全国落实。习近平上台才几个月，就推出“群众路线网”（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最爱的口号之一）以打击腐败，加强共产党与基层之间的联系，并在全中国的官僚机构重新导入毛派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来，习近平首度把毛派策略重新融入中国的民族以及大众文化中。

以上八个情境，时序从一九三○年代开始，延续到现代；场景横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由此可见，毛主义在时间上和地理上横跨的范围，可说是现代世界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政治力量之一。毛主义是建党纪律、反殖民的叛乱、“持续革命”的有力结合，嫁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世俗信仰上。不仅揭开了中国的当代史，也在过去八十年间对全球叛乱、不服从、不宽容的风潮产生重大影响。不过，在中国之外，尤其是在西方，人们对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全球传播，以及在当代激进主义史上的重要性，几近无感。随著冷战的结束，新自由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明显胜利，以及宗教极端主义的死灰复燃，毛泽东及其思想也遭到抹除。本书的目的，是把毛泽东及其思想重新摊在台面上，重塑毛主义，成为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的主要故事之一。

一九三五年，毛泽东设法在中国共产党取得领导地位。当时，那个领导权威其实不值得拥有。那年约八千名精疲力竭的革命者，在执政党国民党领导的围剿行动中逃至延安（坐落在中国西北山坡上的贫困小镇）。但在十年内──而且那十年间中国经历了洪灾、饥荒、日本侵略的各种磨难──共产党党员激增至一百二十万人，军队增至九十万人以上。又过了四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对手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从大陆被逼退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一九四九年创立以来，即便经历了大规模的人为饥荒及内战（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导致数千万中国人丧生，民不聊生，却设法比之前的任何革命政权存活了更长的时间。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靠毛主义的遗教凝聚在一起。尽管中国共产党早就放弃了毛主义的乌托邦动荡，转而支持重视繁荣稳定的威权资本主义，但这位伟大舵手在政治与社会上都留下深刻的印记。他那长六米、宽四点五米的肖像，如今仍悬挂在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天安门广场”上。在广场的中央，他的蜡化防腐遗体仍躺在那里，像个睡美人，等待著历史之吻将他唤醒。“毛那只看不见的手”（诚如最近一本书所述）在中国的政体中依然无处不在：你可以在司法的深度政治化、一党专政凌驾所有利益、绝不宽容任何异议等现象中，看到那只手的踪影。

毛主义是由一组相互矛盾的思想所组成。在几个重要的面向上，毛主义有别于早期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化身。毛泽东是以非西方、反殖民的理念为主轴，向开发中国家的激进分子宣称，他们应该根据各国的国情来调整俄式共产主义，而且苏联也可能出错。他和史达林不同的是，他鼓励革命者把抗争带出城市，深入农村。虽然他跟列宁与史达林一样，决心以军事纪律来建立一党专政，然他也主张无政府主义的民主（尤其是他生前的最后十年），并告诉中国人民“造反有理”，“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他鼓吹“唯意志论”：凭著大胆的信念，中国人──以及其他有必要意志的人──就能改变自己的国家；决定因素是革命热情，而不是武器。或许毛泽东最创新的思想是，他宣称“妇女能顶半边天”。尽管他说一套做一套，追逐女色，玩弄女性，但在同时代的全球领袖中，没有人提过这种平等的理念。

在中国遭到国际体系藐视的时代，毛泽东汇整了一套兼具理论与实务的锦囊，把一个难以驾驭、分崩离析的帝国，转变成一股大胆无畏的全球势力。他创造出一种雅俗共赏、男女皆懂的语言，一套被誉为“史上最狂的人类操纵尝试之一”的宣传与思想控制体系，以及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他把一群才华横溢、冷酷无情的同志汇聚在身边。他的思想激起了广大的热情，数百万人为了政治利益而结婚，抛弃子女，投身乌托邦实验。那些遭到抛弃的孩子在一九六○年代与七○年代，则是反过来以其伟大领导人的名义，谴责、羞辱，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杀害自己的父母。

本书第一章将探讨毛主义的定义，几十年来这个词在使用上有褒、有贬，由此可见其所代表的多元政治行为：从无政府主义的大众民主，到用来对付政敌的阴险暴行。毛主义者（Maoist）和毛主义（Maoism）这两个字在美国冷战时期的中国分析中广为流传，目的是为了对“红色中国”（本质上是一种外来威胁）进行归纳并定型。毛泽东过世后，这两字变成包罗万象的词汇，泛指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间中国的集权压迫狂潮。然而，本书不是以这种僵化的形式来看待“毛主义”一词，而是将其视为一笼统的词，泛指过去八十年来可归因于毛泽东及其影响的广泛理论及实务。换句话说，这个词所描述的思想与经验是活的，不断变化，而且在毛泽东的生前和生后，这些思想与经验持续在中国的境内、境外流传，有翻译也有误译──唯有接受这样的想法，这个词才有意义。

随著中国自毛时代以来首次重申其全球野心，理解这个团结起中国的政治遗教变得越来越迫切。不过，现在也急需评估毛主义在中国以外的力量和吸引力。在海外的革命运动中，毛主义是以毛的阶级斗争和游击战理论为基础，且盛行多时。毛主义的思想有惊人的黏著力及传播力，已经在文化上及地理上与中国相去甚远的地方扎根：印度北部的茶园、安第斯山脉、巴黎的第五区、坦尚尼亚的田野、柬埔寨的稻田、布里斯顿的排屋等地都可见其踪迹。这本书既是描述这场中国运动的历史，也是描述这场历史在全球留下的遗迹。书中分析了毛主义的矛盾历史，及其对世界各地渴望权力的梦想家和被剥夺权利的叛军所展现的持久魅力。

然而，全球毛主义依然是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所遗漏──或误解──的故事。市面上有许多书籍谈论希特勒和史达林，连同他们对全世界造成的影响，却看不到整合并解释毛主义全球遗迹的研究。为什么我们不太会注意到遍及全球的毛主义？为什么还未有这类书目？

欧系语言向来在国际出版业占主导地位，尤其是英语。一九八○年代以来，欧系语言的读者已能读到数十本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第一手描述，那些书大多是文革受害者撰写的回忆录，呈现出惊心动魄的恐怖叙事：毛泽东滥用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暴力与迫害，以及愚蠢的仇外心理。一方面，我们从这些书中得知毛派中国是一个异常又悲惨的地方。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给我们的印象却又是一个正常运作的强国，充斥著务实的消费主义。这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似乎显示，毛主义已然走入历史。此外，媚俗化更是平添了一种超然感。如今许多西方的读者把毛泽东的政策所造成的破坏，拿来和史达林或希特勒相提并论，但前往中国的游客仍抢购红色胶皮的《毛语录》，或是可播放毛派颂歌〈东方红〉的打火机。游客造访当代德国时，作梦也不会想要买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Mein Kampf），或是显示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ng）行纳粹礼的新奇闹钟。为英国儿童写的笑话大全里，随性地收录了牵强附会的双关语。例如，问：“谁是中国最强大的猫？”（Who was the most powerful cat in China?）答：“喵（毛）主席。”（Chairman Miaow）同样的，我们作梦也不会想要拿史达林或希特勒开类似的玩笑。

由此可见，在西方人的眼中，毛泽东已安然地归属于“过去”，不会有理念或后继者卷土重来的风险。关于共产主义，尤其是一九六○年代与七○年代毛主义鼎盛时期的共产主义，如今似乎变得既陌生又过时，尤其是其教义词汇和缩写（这里仅列举几个那个年代的西德毛派团体为例：MLPD、KBW，KPD/ML、KABD……）然而，事实是，如今困扰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的许多开发不足与冲突悲剧，都是冷战时期那些超级大国──美国、苏联以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之间的冲突所留下的后遗症。而毛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是有助于塑造那些地区的冷战。

不过，全球毛主义之所以遭到边缘化，不单只是因为我们不关注，也是因为后毛时代的中国成功地为其过往包装了一种特殊的叙事。一九七八年，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告诉世界，中国“永不称霸”，此后几乎所有的外交政策公关活动都努力宣称中国在国际政治上是受害者，而不是活动分子或侵略者。过去十年来，随著中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其统治者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坚称其新势力与影响力将是一股促进国际和谐的力量，而不是好战的民族主义。撰写历史是巩固这套叙事的一大要务：政府的宣传一再重申，中国从未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事务。因此，“中国是道德中立”的概念与西方鹰派的行动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在一八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牺牲品，那段历史促使大家认同这个观点。

中国共产党最近用来发挥全球影响力的运动是鼓吹“中国梦”，目的是向国际市场推销“中国强大又成功”的概念。那份厚如书籍的宣言主张：“中国的传统向来珍惜和平与和谐，从来不掠夺他人或寻求建立势力范围。”我为第一本著作进行研究时（那本书是探究后毛时代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痴迷），一再从档案及访谈中看到一堵否认的高墙，他们一再否认中国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间与外部世界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一九九○年代与二○○○年代，一般普遍认为，中国是在一九七八年邓小平握有最高权力时，首度隆重地跨进国际世界。因此，那个版本的历史也主张，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没有外交政策：中国遭到国际社会的孤立。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并不想揭露自身在毛主义时期想要领导世界革命的渴望。在毛主义时期，中国不仅大量输出意识形态（成千上百万本的《毛语录》在海外流通），也输出更为实质的革命通货（金钱、武器以及为全球叛乱提供培训，尤其是开发中国家）。当然，相较于毛主义，美国中情局（CIA）或苏联国安会（KGB）干预海外的故事也是不遑多让，但至少那些历史比较广为人知。中国一名资深的外交史家表示，过去这段历史令中国当代的统治者感到尴尬。“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不想让大家谈论那段历史……当时他们对外国的干涉实在太过分了。”由于当代中国极其渴望全球影响力，那段历史却因政治因素而不得不“消失”，这点说来颇为讽刺，毕竟，那段期间可说是中国在整个历史上享有最强大全球软实力的时期。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体现了当今中国政治的矛盾。当代的一党专政渴望国际“面子”，而这个一党专政的合法性与政治稳定都要归功于毛泽东。然而，由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和遗迹如此的不稳定（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那是全球毛主义的主要动力），而且当代的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与经济稳定的渴望，凌驾在其他的政府目标之上，所以这个一党专政也拒绝承认那个年代所促成的全球影响力（包括印度和尼泊尔的当代毛派运动）。

由于这些问题在当代中国相当敏感，许多史料皆难以取得。二○○三年，中国外交部（MFA）逐步向研究人员开放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五年的档案，那是共产党史无前例的档案公开（以前从来没有共产国家在执政期间开放政府档案）。只是那次开放只及于关键的文化大革命之前，而且外交部的多数史料在二○一二至二○一三年的IT“系统升级”期间又回归保密状态。总之，有两个组织主要负责中国革命理论与实务的输出：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International Liaison Department，简称ILD）和军事情报局。前者处理党对党的关系，因此是面对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法国、西德、秘鲁等国那些野心勃勃的共产团体（他们对本国政府构成的威胁程度不一）。在中国境内，这个组织从以前至今都非常神秘，以至于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七○年代，没有人知道其确切位置。不用说，除非中国共产党下台，否则这两个组织都不可能开放他们的档案。因此，全球毛主义并不是一个容易研究的主题：这个主题没有统一的档案，主要的资料散布在演讲、电报、会议纪录（许多依然是机密文件），以及多种语言的回忆录和口述历史中。随著第一代革命领袖习仲勋之子习近平上台，这个议题在中国境内又变得更敏感了。习近平的政治声望主要归功于革命形象的神圣，所以隐藏毛泽东时代那些尴尬的历史细节，尤其是那些与“中国不干涉外交事务”的原则互相矛盾的细节，变得比以往更重要。

由于人们普遍觉得毛主义是一套只跟中国有关的思想与实务体系，以致一直处于全球史的边缘。一般的冷战史往往低估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不过是为苏联的共产主义提供了一种真正的替代方案。当时的中国为世界各地的叛军提供智识与实务上的支援。最近的学术研究日益承认亚洲的影响力，尤其是中国的影响。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自二○○五年以来发表的两部重要冷战史，把这个矛盾的研究加以全球化。中国海内外也有一批优秀的史家──文安立、陈兼（Chen Jian）、李丹慧（Li Danhui）、吕德量（Lorenz Luthi）、谢尔盖．拉钦科（Sergey Radchenko）、沈志华（Shen Zhihua）、杨奎松（Yang Kuisong）、夏亚峰（Yafeng Xia）等人──把握二○○○年代中国扩大档案解密的机会（二○一一年起，又回归保密状态23），并进行研究。或许是因为专家以外的人普遍忽视中国二十世纪在全球扮演的角色，毛主义在一九六○年代与七○年代期间对激进政治热潮的影响，在那个时期的欧美史上仍然遭到令人难以理解的边缘化。例如，没有英文书籍谈论毛主义的概念在战后义大利或西德的传播及影响。当然，中国参与二战以来在亚洲、非洲、美洲、欧洲、中东爆发的多起冲突与动乱的历史，也没有全面的详实纪录。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小说中，描述“莫斯科─柏林─布拉格─伦敦─华盛顿”的五角情节，所以英语系读者视冷战的大危机为以美国、苏联、欧洲为主的故事。但那并非一九六○年代与七○年代的情况，当时中共积极传播激进的叛乱资讯，导致亚洲各地的政权近乎垮台；欧美澳的政治人物也指控中国“以毛派思想统治世界的计划”令人想起“（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们亦指控中国领导“世界各地的颠覆运动……足迹遍及拉丁美洲、非洲、亚洲”。澳洲一名评论者冷冷说道：“万一澳洲终将沦陷，史学家不会停下来深思那一小撮白人的命运，那些白人认为他们可以活在崇拜中国的阴影下。”中国浮夸的国际声音──中国当局出版的《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杂志──也以数十种语言的版本鼓吹这种惊恐感：“毛主席……是全球革命人士的伟大领袖……照亮了全球革命人士的心，指引出革命的胜利之道。”共产党内部的文件显示，毛泽东宣称“中国不仅在政治上是全球革命的中心，在军事与技术上也必须是全球革命的中心”。毛泽东针对核战的可能结果，一派轻松地做出以下估计，也令西方人和苏联人为之畏惧：“万一出现最坏的情况，全球一半人口死亡，另一半留下来，帝国主义将会遭到铲除，全世界都会变成社会主义者。”

若不思及中国，就不可能了解美国冷战期间在亚洲的行动，因为当时美国总统扶持了一些政府来阻挠毛泽东。一九七一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五角大厦文件”（Pentagon Papers）显示，美国参与越战不是为了“帮助朋友（南越）”，而是为了“遏制中国”。重新审视毛派中国在全球扮演的角色，也有助于重新思考一个套用在冷战时期亚洲的决定性分析：美国当局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其逻辑决定了美国对东南亚的政治与军事干预）。分析家基于充分的理由，至少从一九七○年代起，就一直严词痛批这套假设，因为它导致美军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三年间在越南铸下大错；以及展开公开和秘密的行动，破坏新独立国家的稳定，并助长或扶持了独裁政权（如印尼、缅甸、柬埔寨）。从智识上来看，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概念也无法令人信服，因为它显示东南亚那些国家在毛派中国的颠覆之前，都是无助的被动行为者。但可以理解的是，大家因为对美国多米诺骨牌理论所促成的外交政策结果产生反感与抗拒，因此忽视了（尤其是一九八○年代以来）毛派中国对冷战时期东南亚的影响。本书建议大家重新审视并修正这些想法，并主张多米诺骨牌理论在现实中确实有一些立论依据：毛泽东与其党羽确实想把他们的革命蓝图扩展到东南亚及其他地区。东南亚几乎每个国家──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亚／马来西亚、柬埔寨和缅甸──皆可见强大、精明的共产主义运动（通常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并于一九四九年后受到毛派中国的影响，而且获得不少物质上的支持。由于这些国家长期受制于殖民的掠夺式政权，这也难怪列宁与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激进攻击，先后吸引了东南亚一些有识之士。要不是英国和美国浥注大量的军备及部队到那些土地上，东南亚当地的共产主义反对者也许能以他们自身的作法来抵御那些叛乱也说不定。

研究毛主义的全球蔓延，不仅需要从过往意识形态的角度（亦即共产主义学说支配及影响许多人类的时候）来重新考虑这套思想，也需要从非常不同的地理观点来思考。对一九五○年代至七○年代在开发中国家成长的许多人来说，毛泽东主政时期的中国并不是（至今依然不是）一无可取，而是一种可取的、有别于美苏政治模式的独立选择。它提供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在西方或日本的扩张主义迫害下，在世界上奋斗以站稳脚跟的例子。在今日的尼泊尔，许多消费者把中国神化成经济天堂，并认为中国发展之所以如此蓬勃，就是拜毛泽东所赐，而不是视毛泽东为阻碍其发展的绊脚石。从巴黎到金边，从北京到柏林，从利马到伦敦，从坦尚尼亚的三兰港到澳洲的德比，毛泽东不止提供思想上的反抗，也提出务实的战略，为那些遭到世界强权边缘化或主宰的贫国赋予力量，也训练低技术的农村叛乱分子对抗国家资助的殖民军队。

在冷战期间与结束之后，毛主义对坦尚尼亚、尼泊尔、印度、柬埔寨、印尼等开发不足、遭到殖民或最近才摆脱殖民的国家特别深具吸引力，那些国家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很像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毛主义往往不太需要靠中国的物质援助，便足以展现这样的魅力。至少，相较于苏联在一九二○年代与三○年代赞助共产国际（Comintern）的预算，中国不太需要提供太多的援助。毛泽东的思想及言论也以真正的游击风格席卷已开发国家，渗透到法国精英汇集的区域以及美国的精英校园──一九七○年代，激进的哈佛学生也大喊：“深挖洞、广积粮。”──毛主义也在一些和革命前的中国毫无相似之处的开发中国家扎根，例如秘鲁。若对毛主义在全球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没有适切的了解，便很难理解马来亚的紧急状态、一九六五年的印尼大屠杀、一九六八年西欧与美国的文化革命、越战和赤棉的种族灭绝、南罗德西亚的白人统治结束以及罗伯．穆加比（Robert Mugabe）领导的ZANU崛起、秘鲁共产党“光明之路”的叛乱、结束数百年君主制的尼泊尔内战以及当代印度丛林里的叛乱等事件。受到毛泽东影响的冲突与危机不仅是重大的历史事件，有一些至今仍是现在进行式，例如印度、秘鲁、尼泊尔、辛巴威的一些事件。

毛泽东的国际主义本身便值得写成一本书，因为其中告诉我们中国外交政策的多样性，而不是同质性。毛泽东结合了世界革命的梦想、民族主义的野心及更古老的中国帝国主义。他时而展现专横的占有欲──重申中国对苏联部分地区的主权──时而对称兄道弟的党派慷慨大方，因为他认为那些党派是亲中／亲毛文明的一部分。他不慎把中韩边境的一块带状土地送给兄弟盟友金日成，并在会见激进的亲中印度共产党成员时承诺，把中印两国一九六○年代血腥争执的所有边境领土，移交给未来的共产派印度政府。毛泽东虽然对越南展现崇高的社会主义相互扶持──并提供大量金援──但那些举动都带有霸道帝国主义的色彩。他过世两年后，中越的紧张局势升级成一场邪恶的边境战争。毛泽东沉浸在一种古老的“中原”心态中：在试图领导全球革命时，也想重申中国位居世界中心的主张。强调中国的全球使命，在中国境内也发挥著重要的效用。毛泽东认为，中国作为革命的总部，特别容易受到反动世界的攻击。他不断强调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安全感，以鼓吹国内运动，打击潜在的反对者，把那些反对者抹黑成“间谍”及“革命群众的敌人”。

毛主义在全球造成的诸多后果都是出乎意料的。例如，毛泽东执政时期的中国对非洲投入许多金钱、时间、专业知识，希望非洲认同并改信其政治理念，但没有一个类似毛主义的政体上台掌权。坦尚尼亚和南罗德西亚是非洲最狂热毛派分子的故乡，但是当地人只对毛泽东的策略及理念有著零碎的理解。反之，中国在尼泊尔、印度、秘鲁等地的投资较为柔性，仅止于杂志、翻译、以当地语言广播，以及偶尔邀请当地人到中国。然而，在这些国家，毛泽东的思想找到了热情的追随者，他们在战争中部署他的战略，因此改变了那些国家的当代历史。全球毛主义的故事可说是共产中国不断追求软实力的过程，而且过程往往出乎意料。无论这个一党专政多么积极地塑造并掌控其全球形象，该计划总是朝著意想不到、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由于毛主义是一种不稳定的政治信条，同时崇尚“集权中央的党”和“群众领导”，也同时崇尚“集体服从”和“反国家的叛乱”。在毛主义的全球化历程中，它支持那些质疑或攻击现有政府的运动；而在其发源国，它打造了一个无所不能的一党专政，不但推崇农民革命，同时也吸引许多精英的追随或认同〔例如路易．阿图塞（Louis Althusser）、尚─保罗．沙特（Jean-Paul Sartre）、米歇尔．傅柯（Michel Foucault）、巴布拉姆．巴特拉伊（Baburam Bhattarai）、古斯曼〕，这是一场透过书籍传播的革命。全球的毛派知识分子常把理想化的“群众”变成他们教义革命的炮灰，对社会底层的受苦者既同情又残忍。

冷战结束后，美国与苏联各自的旧联盟解体，更具流动性的全球旅行及传播文化崛起，那反而强化了毛派游击战的计策和战略的效果。达伊沙（Daesh）的分析人士声称，该组织是利用毛泽东的概念掌权，亦即对存在已久的国家发动不对称的战争；中东的叛乱肯定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教义“人民战争”所影响。套用某个巴勒斯坦人的说法，中国给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我们要求的一切”，于是一些巴勒斯坦的激进分子在一九八○年代从毛主义的信徒晋升成圣战主义者。

此外，一旦你把毛主义写进二十世纪的全球史中，就会开始看到一种与正史（即苏联在冷战中输给新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叙事。共产主义在欧洲与苏联相继垮台二十五年后，中国共产党似乎依然蓬勃发展。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下，摇身变成一股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其正统性与实务仍由毛泽东主导──成功地将自身重塑成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同时本质上仍是一个行事隐密的列宁主义组织。如果中国共产党在二○二四年仍掌权，中国的共产革命将超过苏联老大哥存续七十四年的寿命。中国领导人对此前景感到既紧张又自豪：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的原因，引起过去和现在的政治局（politburo）成员关注。如果中国共产党存续的时间超越那个时点，史学家可能把一九四九年十月视为上个世纪扭转时局的关键革命，而不是一九一七年的十月。

研究全球毛主义的历史和余波，对世界各地的当代挑战有非常重要的寓意。本书主张，探索全球毛主义不仅对于了解中国史极其重要，对于了解世界许多地区的激进政治──剥夺公民权、不满、贫困的政治──也非常重要。在当今的印度，承袭毛泽东思想的纳萨尔派运动，从社会最劣势的底层招募最激烈的新血。毛主义在去殖民化（decolonisation）的时代成为一股国际力量。在开发中国家，毛主义所散播的“反帝国主义”讯息，吸引了那些经济、政治、文化上受到压制的人民。他们渴望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生活水准与国际尊严。尽管冷战已结束，贫困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却依然存在。在欧洲努力解决贫困与政治动荡所造成的移民危机之际，全球毛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不禁让人回想起源自于物质与政治绝望的激进主义及其后果。

过去两年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及欧洲民粹主义政治的崛起，主权问题因而受到全新的检视。例如在英国，主权究竟是属于“人民”〔诚如煽动民意的政客奈杰．法拉吉（Nigel Farage）所主张〕，还是属于议会？“民意”与立法的专业精英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毛主义在“民主集中制”（列宁推崇无所不能、行事隐密的党中央）、“群众路线”（毛泽东主张由基层思想塑造党政策）、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民主”（实际上是由党一手操刀的毛泽东崇拜所操纵）之间摆荡时努力解决的问题，而且往往造成惨烈的后果。理论上，毛泽东与毛主义所鼓动的，是给边缘人话语权，并阻止权力无可避免地流向都市的技术精英（尽管现实情况截然不同）。有趣的是，列宁主义与毛主义的叛逆戏码，似乎吸引了川普政治的打造者。史帝夫．班农（Steve Bannon）自认为是“煽动沙皇”，是一个密谋推翻政治体系的列宁主义者（他自己的说法）。澳洲的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 Barmé）把川普（“大破坏者”）和毛泽东相提并论：因为他的民粹主义反复无常，蔑视官僚体制，偏好简短粗俗的声明（虽然是写在清晨的推文中，而不是写成类似《毛语录》的“川普语录”），老是爱把国家经济独立挂在嘴边。二○一七年八月，一起事件的发展可说是典型美国另类右派的政治混乱（及毛主义的延展）。当时有一份备忘录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川普支持者之间流传，后来流入媒体手中，导致川普政府面临更多的动荡。那份备忘录描述“深层政府”（deep state）以“毛派叛乱模式”的策略及战术来对付总统。

全球毛主义的历史也为“激进化”──当代社会学关注的焦点之一──提供重要、却遭到忽视的个案研究。这个主题的分析文献目前几乎完全集中在宗教上（尤其是伊斯兰教），忽略了东南亚、西欧、拉丁美洲那些毛主义煽动的政治暴力与教化灌输的例子。最近，一九七○年代布里斯顿毛党（Brixton Maoist Party）领导人阿拉文丹．巴拉克利什曼（Aravindan Balakrishnan）因“洗脑”及囚禁几名女性数十年而在英国入狱一案，不禁让我们深刻想起这种教条灌输的强劲力道（而且离我们那么近）。反恐战争期间，FBI观察名单上的资深激进分子，在一九六○年代与七○年代便是加入受到毛主义影响的团体，他们对美国政府的反对是接触毛主义之后才形成的。如今依然存在的国际叛军，是从毛派文本中学到颠覆手法。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美国军队依旧非常关注毛派军事战略，那仍是他们的反叛乱手册中需要破解的典型叛乱模式。尽管政治意识形态的激进化（尤其是共产意识形态）在后冷战世界中似乎显得过时，然其过程犹如宗教的激进化──利用紧密的关系来招募新血、使用简单自信的解释、利用社会经济危机。事实上，毛主义的全球史，在中国海内外都是以充满宗教色彩的领袖崇拜而闻名。在中国，毛泽东被描绘成照亮人民的太阳，人民跳“忠字舞”来表达他们对毛泽东的崇敬。秘鲁的共产党领袖古斯曼（又化名Gonzalo）在“光明之路”的海报上也是围著闪亮的金色光芒，干部强迫他们统治的农民高呼“噢！刚萨罗”（Ay, Gonzalo），而不是“噢！耶稣”（Ay, Jesús）。全球毛主义的过往与现况所造成的激进化问题，依然和当今的境况息息相关。什么样的社经环境、信仰体系、社会结构孕育出政治暴力？那些团体争权并掌权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饱受叛乱与反叛乱重创的社会如何自我修复？

最后，关于本书涵盖的范围。本书的目的是讲述毛主义的全球史，但不可能涵盖每个故事，其他未收录的例子比比皆是，诸如加勒比海、冰岛、墨西哥、瑞士的毛派；菲律宾和缅甸共产党的毛主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成员拿奖学金到中国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此外，与这段历史相关的每一幕也不可详细讲述，如南罗德西亚战争、秘鲁土地改革、印尼独立、第二波女权主义、西德绿色运动等，都只能写下梗概。我挑选了那些描写全球毛主义的轨迹、多样性、以及（在我看来）最重要遗迹的情节。在研究及撰写的过程中，我找不到一本书将这些历史并列，以统一呈现出毛主义的多样性与重要性。这本书则试图填补那个空缺。

我讲述的毛主义全球史，一如诸多现代亚洲的传奇故事，始于一九三○年代的上海。那是一个由黑帮、革命者、知识分子、贵夫人交织而成的世界。一九三六年，来自美国中西部的记者爱德加．史诺（Edgar Snow），经宋庆龄的介绍，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前往尘土飞扬的中国西北地方，造访毛泽东的新总部。宋庆龄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孙中山的美丽遗孀，也是蒋介石（中国左派眼中的祸害）的大姨子，以及毛泽东那帮共产党人的支持者。史诺则是充满抱负的记者，一心想猎取国际独家新闻。他在共产党的根据地待了几周，毛泽东和他最亲近的党羽给了史诺一个世界大独家，他因此沉浸在一份篡改过的过往及现况的描述中。那些内容删除了暴力及整肃，并描绘自身为遭到迫害的爱国者和民主人士。史诺在这趟西北行结束之际，撰写了两万字的采访笔录，内容都经过毛主席的校对与更正。

毛泽东及其党羽算是选对了人，史诺是个媒体人脉亨通的外国人，而且又不是共产主义者，正好是把他们的故事宣扬到国际世界的理想代言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毛泽东化身为举世闻名的政治领袖。这本书的中文版在中国共产主义濒临灭亡之际，吸引受过教育的都市年轻人支持毛泽东的革命。一九三七年以来，这本书培养出叛军与游击队：从马来西亚的丛林到俄罗斯西部的冰冻田野，从西德一九六○年代反主流文化的另类生活方式，到尼泊尔高种姓毛派的训练营，都可见其遗迹。

我透过那些在中国及全球各地传播毛派信条的人物、文字、实物──《红星照耀中国》、译成数十种语言的《毛语录》、〈东方红〉──按时间顺序回顾了国际毛主义的政治、外交、文化史。从一九三○年代谈到今天，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充斥著政治人物、教授、诗人、革命者、译者、社会边缘人、权谋者、狂人以及疯子，其中有些人最终统治世界强国。共产主义把自己塑造成一门客观的政治学，要求个人服从抽象的意识形态权威。然而，毛主义的全球史却充满戏剧性，很难找到比毛泽东更不墨守成规的人：他是憎恨父亲的叛逆者，三十四岁时对中国政府宣战，性好女色，穿著补丁的睡衣参加国家活动，经常在凌晨召见中外领导人，整肃了多数最亲近的同志（通常是整肃到死），向来不肯刷牙。毛泽东的亲信及仿效者中也充斥著类似的怪人及社会边缘人，例如孟买一个冰淇淋大亨的兄弟对印度政府宣战之前，原本正接受会计师培训；一名只会纸上谈兵的哥伦比亚游击队员，最后选择了威士忌，而不是革命；一名秘鲁的哲学教授，和毛泽东一样崇拜贝多芬；著名官僚机构“欧盟”的未来总理。宣扬“持久战”的毛主义似乎特别适合行径怪诞的人，尤其是那些决心与社会发生冲突又想控制社会的人。

我将会描述冷战早期的末日恐惧，当时（一九五○年）中国与苏联签订的条约令西方政府不寒而栗。文安立写道，这个中苏联盟是“十六世纪鄂图曼帝国最终扩张以来，挑战西方政治霸权的最大势力”。然而，十年后，中国和苏联原本可能一起称霸世界的友谊迅速瓦解。毛泽东及其党羽谴责苏联人是急于安抚美国人的“修正主义者”，并把握每个机会公开抨击苏联，声称中国才是世界革命的真正领导者。一九六○年代与七○年代，毛主义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是本书的核心，毛泽东也在那几十年间争取全球共产主义的霸主地位。我将在书中追踪毛主义熊熊大火般的热潮，例如毛徽章穿过中国边境，渗入尼泊尔、印度、柬埔寨，在加德满都、加尔各答、金边成为年轻人追逐的潮流；流传甚广的《北京周报》宣称，毛泽东是“世界革命的伟大舵手”和“永不落日”；北京广播电台（Peking Radio）充满杂讯的广播开始在非洲大草原播送；从远方崇拜毛派中国的欧美人士，包括嬉皮、民权活动者、哲学家、恐怖分子、女星莎莉．麦克琳（Shirley MacLaine）等人。

毛主义在冷战的激烈冲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印尼、柬埔寨、越南的共产主义运动混杂在一起──这些运动改变了这些国家的命运。毛派中国为越共提供了精神与物质上的支援：铺路、弹药、制服、酱油、乒乓球、口琴、香皂。毛主义也培育了波布，并提供他逾十亿美元的金援、免费的军援以及医检。在即将展开种族灭绝之际，波布懒洋洋地躺在毛泽东的泳池边，听行将就木的毛主席称赞柬埔寨人清空城市，把人逼到乡下劳动及杀戮战场：“你们的经历比我们的好……你们基本上是对的。”

最后几章将描述毛主义的阴魂不散，在秘鲁、尼泊尔、印度散布漫长又血腥的遗毒，以及他们对那些社会底层的受苦者既同情又无情的矛盾情感。一九九六年，距离古斯曼在利马的一个村镇领导革命被捕仅四年，尼泊尔的毛派宣布了一场由复苏的印度纳萨尔派所训练的“人民战争”（People’s War）──借此抗议政府长期忽视该国占多数的农村人口。二○○六年冲突结束时，约一万七千名尼泊尔人丧命。讽刺的是，尼泊尔人借用的毛泽东游击战术不仅是一种安全威胁，对中国当代的统治者来说更是极度尴尬（而中国统治者则声称，毛泽东的思想遭到严重曲解）。印度与尼泊尔的毛主义并非冷战的余波，而是当前全球激进主义崛起的一部分。毛主义在南亚掀起的热潮引发了有关发展、社会正义、环保主义、国际剥削的根本问题。

这个故事的结局就像开端一样，是发生在中国。尽管中国政府努力压抑人们对文革浩劫的记忆，中国政府却也把毛泽东时代的歌曲、电影、语言重新搬上台面，试图唤起大众对那个长久以来，已更为资本而非共产的政权的怀旧之情。愤怒的年轻人谴责当前的共产党是贪得无厌的买办，呼吁大家回归毛泽东的激进平等主义。遭到解雇的工人挥著《毛语录》，向他们的有钱老板示威抗议。在中国各地的村庄里，农民拿著刀子、砖头、棍棒来对付腐败的地方官员。他们都承袭了毛泽东在党纪、政治观、人民战争方面的奇怪遗教。为了了解这个如今仍塑造政治实务的多变遗教，我们需要追踪毛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也需要追踪其在中国境外的运用与重新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