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变一年：缅甸革命和镇压中的抗争艺术与挣扎

“天哪，这些外星人回来了！”缅甸政治艺术家登林 （Htein Lin）一边看著美国科幻电影《独立日》，一边自言自语。2021年2月1日缅甸军变，切断了所有网络连接和电话通讯，在六日后网络恢复时，登林随手打开Netflix、看到这部电影——便将缅甸军队比作了外星生物。

在这部1996年的好莱坞大片中，外星生物入侵地球，杀死了数百万人类，人们的生活看上去毫无希望。登林与电影里的角色产生了共鸣，他说：“那是一部恐怖的电影，里面的人们毫无希望。” 但是，电影的结尾，人们击退了入侵的外星人，这鼓励了登林。他觉得，反政变的民主运动，或许也最终会赢得胜利。

政变发生后不久，登林就和其他缅甸的艺术家一起在仰光市中心组织了一次户外展览和社区表演“艺术家街”（artist street）。艺术家们到场为公众创作作品，并为反政变运动筹款。然而，军方在几天或几周内就打破了短暂的抵抗，并对民众展开杀戮，这在2021年3月达到顶峰。很多艺术家、名人（包括缅甸最受欢迎的模特之一Paing Takhon）和很多有社会影响力的人都被关了起来。那段时间，登林躲在了一间房子里继续作画。

后来，军方的残酷镇压和对艺术家、活动家的广泛逮捕，迫使登林和他的妻子、前英国大使鲍曼（Vicky Bowman）及女儿Aurora从缅甸的首都仰光撤退到掸邦的一个丘陵小镇卡劳（Kalaw）。在那里，他们也一直与同事、朋友和联系人保持联系、发表公共言论。

对许多缅甸艺术家、外交官、商人和记者来说，鲍曼和登林这对夫妇，可谓是政经改革后缅甸的化身和缩影——直到2021年2月。

在经历了杰出的外交和商业生涯后，包括担任彭定康（Chris Patten）在任欧盟专员时期的内阁官员（1999-2002年）以及从2011年起负责全球矿业公司力拓的透明度和人权政策，鲍曼在仰光定居并创建了非政府组织“缅甸企业责任中心”（Myanmar Centre for Responsible Business）。

同期，登林用艺术创作来挑衅和唤起讨论。和其他艺术家一样，他发现2011年后的缅甸更加开放，有了更多的空间来创作、刺激和制作。他的创意在威尼斯的威尼斯双年展、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和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永久收藏品等地方展示。他的艺术作品范围包括他在丛林和监狱生活中的经历，他所遭受的折磨，但也反映了政治和社会的现实。

2021年2月之后，登林和其他参与过上世纪民主运动的缅甸民众惶惶不可终日，对旧时军方血腥镇压的经历犹有余悸。政变差不多一年之际，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Assistance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Prisoners）表示，已有超过 11,000 人被捕，近 1500 人被军方杀害。 昂山素季和其他民选代议士和官员仍然音讯全无。 军方射杀儿童和妇女，空袭市镇并烧毁整个村庄。 尽管新政权残暴不仁，但士兵仍然未巩固对政府和国家的统治，因为民地武活跃的边境地区、缅族中原和大城市的不合作运动和武装反抗持续不断。

登林夫妇的创作和反抗，也未停下。

酷刑下的艺术

“当你的爱人可能是这个政权的潜在敌人，而你又有一定的地位（作为代表英国的大使），你会有些迷惘，要想想应该怎么做？”鲍曼在2017年的TED演讲中回忆起她和已经出狱的登林相爱的时光，以及自己作为外交人员、爱上一个政治艺术家的两难。

鲍曼在芝加哥出生，在英国牛津长大。1990年，她在曼德勒学习缅甸语，并在于2002年回到缅甸，以35岁之龄成为英国外交部最年轻的大使之一。与此同时，来自缅甸西北部小村庄Mezaligon的登林参加了1988年反对当时军事政权的起义。他被军方抓获，然后被送往印度边境（曼尼普尔）、中国边境，然后是缅甸的三个不同的监狱。

用鲍曼的话说，登林经历的是一段“职业监狱生涯”。在监狱中度过的岁月确定并培养了他的创造力和艺术作品，也使他后来成为缅甸最著名的政治艺术家之一。

出狱一年后，登林在2005年举办了一次地下画展，展出了他在监狱中的画作。由于担心他的艺术作品被军方扣押，鲍曼受朋友之托，将这些画作转移到国外——这是这对未来夫妻的第一次见面。慢慢地，他们开始经常见面，分享他们彼此的故事，最终相知相爱、朝夕相对。

2006年4月，登林在英国康沃尔的一个海滩向她求婚，在沙子上画了 “让我们结婚吧”（Let We Marry）。虽然是一句语法不准确的求婚，她也将错就错回答说：“让我们”（Let We）。

不过，军方会说，英国人鲍曼绑架了我们缅甸的艺术家——多年前，他们就曾经这样私下告诉一位被拘留的法国公民，鲍曼曾表示。

登林于1966年出生在位于伊洛瓦底三角洲（Ayeyarwady Delta）北部实皆省的Mezaligon村，12岁时，他就开始画他的朋友和村里的生活。他后来在著名的仰光大学学习法律，也是在那里他开始对戏剧感兴趣，当时他加入了一个由著名喜剧演员Zargana指导的剧团，Zargana以政治讽刺和反对军队的笑话而闻名。

随后，登林加入了1988年的民主运动，后来被称为“88起义”，是缅甸最血腥的镇压之一。后来，他逃到印度边境附近的丛林，目的是拿起武器反对军政府，并于1991年在中国边境附近加入全缅甸学生民主阵线（ABSDF）。2022年1月，ABSDF宣布他们决定站在人民国防军（People’s Defence Force）一边，人民国防军是支持被推翻的民选议员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NUG）。

但是，在ABSDF营地当年的内部权力斗争中，登林曾经遭受了酷刑。当时，ABSDF的一个团体指控另一个团体是军政府的间谍。登林因此被关进监狱，他的许多战友被杀害。他与其他俘虏一起逃到中国，险些逃出鬼门关。但是，他和他的战友们被抓到，并被移交给缅甸军政府。

之后，他继续完成他的法律学位，并于1994年毕业，并继续从事艺术创作。可是，四年后，1998年，军方情报部门截获了一封信，信中将他的名字在“88起义”十周年的一个计划中的活动中列出。军方判处了他七年监禁。

在单独监禁中，他无法使用画笔，登林便使用他在监狱中找到的任何工具和他偷运来的丙烯酸颜料来制作艺术作品。其中一些工具包括牙刷、打火机、盘子、注射器、他自己的身体和作为画布的白色棉质囚服。

“军政府判处我七年的监禁。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些政治犯，我到达时他们正在服长刑——他们已经服了8年或10年。但是，这些囚犯看上去并没有非常沮丧，他们很活跃，他们说在监狱里不是白白渡过，因为我们站在监狱里，表明我们不同意军政府的统治。”他对端传媒回忆了他身陷囹圄的日子。

“在我开始创作了一些作品后，我意识到自己完全改变了，生长出了真正的新东西。很多囚犯的经历以及他们在监狱里如何面对人权的侵犯、饥饿、不公正的待遇，都成为我创作新艺术作品的无尽素材。我当时改变了主意，认为当囚犯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不应该浪费光阴。所以我在监狱里一直忙于创作，制作了很多作品。”

从1998年到2004年，在监狱里待了六年多，他创作了近250幅画。

“回到二战”

获释17年后，登林不得不目睹曾经俘虏他的“外星人”尝试卷土重来，对自己的家国造成破坏。

“在政变开始时，我们上街示威，举行集会，但现在，已经是战争了。有些地方没有法律。有时感觉我们又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没有人可以做任何事情。二战发生时，我还没有出生，但我读到的故事和听仰光的人说，当时的街道就像跑道一样。而现在这种情况发生在离卡劳不远的洛伊卡瓦。”他说，“许多人都跑到东枝、卡劳和瑞娘去了。”

“这时候再去讨论新的艺术创作真的很难想像，因为现在不是艺术家的时代。但是，作为艺术家，我们不能停下来。现在，当人们正在遭受痛苦的时候，艺术就更加重要了。有很多次，我和我的战友们面临着生存的困难，我们在丛林中濒临死亡的边缘。在那个时候，我们因为艺术而生存下来。我创作了很多作品，并分享给我的同志和朋友，以鼓励他们。我分享我的艺术，让他们能够忘记这种痛苦。”

但是，在如今的缅甸，成为一名瞩目的反叛艺术家是非常危险的。军政府对活跃在文学、电影、音乐和新闻界的人发出了至少100多张逮捕令。登林的一个老朋友和喜剧演员Zarganar被军方关起来，直到最近才被释放。这位军政府和以前政权的激烈批评者已经60多岁了，自1988年反对当时军政府的起义失败后，他一直在监狱里进进出出。

“我的一些朋友是画家、音乐家、诗人和表演艺术家，他们正在离开这个国家或躲进丛林中，有些在边境，有些在泰国或纽约，”登林说。“我为他们感到非常难过。但我也觉得很高兴，他们正在为社会承担责任。没有人愿意去监狱。但重点是，这些经验对那些被拘留的人相当重要。我的一些朋友最近被释放了，我注意到他们今非昔比，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他补充说，与家人隔绝、日常监狱生活的压力和折磨，都是可以教会你成熟和坚韧的东西。

与活动家、记者和政治家一样，一些艺术家选择躲在雷达之下。Anyeint Group，缅甸语称为 “Har Ngar Kaung”的一群缅甸喜剧演员，就转入地下，以避免逮捕和酷刑，同时，他们在网上表演喜剧，嘲弄军政府和将军们。

与此同时，很多其他艺术家却已经下了决心，认为艺术和娱乐已经走到尽头。著名演员和歌手闵茂琨（Min Maw Kun）就加入了武装抵抗，放下了他的麦克风，拿起了步枪。

用艺术捕捉当下

登林则在继续创作，他在2月1日之后的艺术作品捕捉到了缅甸与敏昂莱领导的政权斗争的许多方面——价值观的冲突、思想的冲突和对未来的斗争。

他的艺术作品触及了缅甸传统父权制的核心。几个世纪以来，在缅甸有一个禁忌：男人在女人的“longyi”下行走或男女“longyi”放在一起洗，会对男人的 “hpoun”（有时被描述为男性的荣耀）有害——“longyi”是缅甸的传统服饰，男人和女人可以穿在腰间的一块布。

这一次，这一禁忌被用来抗衡军队镇压。在仰光的街道上，居民们把妇女的衣服串起来，穿过他们抗议的街道，以此来减缓被派去逮捕和射杀的迷信士兵。

“Skirting the Issue”（回避问题，缅语“htamein kate sa”）是登林在2019年举办的著名艺术展之一，试图消除缅甸所谓的“hpoun”（精神力量）概念，在这种信仰中，男性比女性优越，因为男性拥有这种力量。这种观念还认为，男人如果在女人的“笼基”（longyi，缅甸筒裙）下探头过去，他的力量就会被削弱；如果他的衣服和女人的衣服一起洗，他也会面临同样的后果。登林在笼基上作画，并用笼基建造了一个大的女人的头部，并要求男人如果不相信“hpoun”，就进入这个结构，毕竟，笼基只不过是一件衣服。

一些保守的网民对展览进行了抨击，并称这个女人的头颅实际上是佛祖的头颅。“这是一个攻击缅甸文化的概念。在展示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同时，这是对佛教的隐性攻击，以逐渐催生越来越多的无神论者，”一位缅甸网民在Facebook评论道。

2021年3月，登林创作了一排带有贴花彩绘字母“Nwe-Oo Taw-Hlaw-Yay”即“春季革命”的长裙，这些长裙被挂在北奥卡拉帕的Waizayada街上，以保护抗议者，然后在一天晚上被士兵拉下来烧毁。第二天早上，当赫定林找到这些灰烬时，只剩下了“Yay”一个字母。

随后是一件大型作品，画在1980年代流行的单色粗棉布或“bi-beh”长裙上。这六件长裙被缝在一起，展示了反政变的春季革命运动的六个场景。战斗的孔雀是缅甸民主运动和全国民主联盟党的一贯象征，昂山素季的肖像是Z世代抗议者中广泛流传的两张创意海报。有一段时间，有很多创意的抗议活动，比如每晚宵禁后以仪式性的8点敲锅和唱歌结束，也体现在作品上。

一幅更加表现人性和悲剧的艺术作品，则描绘了在镇压的头几天被杀害的三位著名抗议者。

左边是来自曼德勒的19岁华裔学生和跆拳道教练 Kyal Sin（或称 Angel/ 邓家希），她于3月3日在曼德勒的一次示威中被杀，她在2020年11月的选举中首次投票，穿着写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字样的T恤，躲避催泪瓦斯的照片在抗议者中流传。她的遇难轰动了缅甸的华人圈子。

在中心位置，25岁的吉敏图（Chit Min Thu）在3月11日对他怀孕的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原谅我，妻子。如果我今天不出去，如果其他人也这样做，我们就无法重新获得民主。”这是在仰光郊区北达贡，登林在那里设有工作室。当天上午，吉敏图站在抗议活动的最前面，手持临时盾牌保护其他抗议者，他被枪杀了。子弹穿过盾牌射入他的头部。当天至少有11人被杀。

右边的是K Zar Win，一位39岁的诗人，与邓家希同一天在曼德勒约60英里外的蒙育瓦被枪杀。2015年，他因抗议教育改革而入狱一年左右，在此期间，他写了一首诗《给我父亲的一封信》，登林在他的面具上画了这首诗的内容。

继续：创作与倡议

几周前，在仰光美丽的茵雅湖（Inya Lake）旁，日落的斜晖下，我举办了一个聚会，以感谢我在缅甸的读者和联系人。茵雅湖并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有著碧绿的湖水和漂亮的绿植。与以前的政权不同，昂山素季不再被软禁在她的湖边住所。她被关在军城内比都，远离公众的目光，连代表她的律师也被军方勒令不可与传媒沟通。

曾经熙熙攘攘的商业之都仰光随着政变发生了变化，商店都在晚上8点左右就关门了，居民们担心被军队突袭，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遇到他们。许多企业挣扎求存；不少家庭面临贫穷边缘。与实皆（Sagaing）或钦邦（Chin）等面临着军方镇压，直升机袭击和甚至空袭的地方相比，仰光是相对安然无恙的。

我组织的聚会上，也很平静。但是，由于仰光出现了炸弹爆炸和抵抗战士暗杀军方线人的事件，所以空气中仍有一种不安的气氛。一些大使、投资者和联合国官员互相问候，尤其祝贺与我在同一个媒体任职的美籍记者芬斯特（Danny Fenster）的释放。他在机场被军政府拘留，并因煽动和叛乱被判处11年监禁，十一月中才从监狱获释。

人群中，鲍曼标志性的波波发型和色彩斑斓的缅甸曳地长裙，让人一眼就能认出。

去年大部分时间，鲍曼和登林都暂居格劳，远离仰光的紧张局势，可说是“更好的避难所”，鲍曼说。“每当我回到仰光时，空荡荡的办公室和闭门的商店都很鲜明反映出，COVID-19和政变对缅甸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去年和未来几年，我的工作重点都在努力保护2月1日之前的十年改革取得的进展。我将继续阻止并戳破任何破坏这些进展的人和事。”

在卡劳，这对夫妇继续做他们的倡导工作。鲍曼是“缅甸企业责任中心”的负责人，该中心专注于公司治理和透明度以及良好做法。自政变以来，该中心一直专注于企业应如何引导环境。

一些在过去十年中一直与登盛和昂山素季的改革派政府紧密合作的商界领袖，已经“华丽转身”，转投新政权的阵营。尽管饱受示威者批评，缅甸工商会联合会（UMFCCI）主席佐敏温（Zaw Min Win）一直在与军政府官员会面和打招呼。甚至包括印度、韩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民主国家驻仰光的的外籍商会也采取了类似立场。

相比之下，鲍曼拒绝向凶残的统治者低头。她所在的中心去年提出了对军政府网络安全法草案的担忧，该草案在大量行业反对的情况下被放弃了，可惜最近有卷土重来之势。她也为商界打响了对抗军方暴政的头炮，去年发表联合声明，获得数百欧美，日本及新加坡公司以及本地商人联署。

这位前大使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企业保持前几届政府的改革和进步，这样缅甸才不会回到1962年奈温发动政变后，军人专政下人民的穷途末路。

“自政变以来，我和缅甸企业责任中心一直试图保护的是过去十年取得的进展，包括改革、更多选择和更好的商业实践，”鲍曼说，“这是我觉得人们在街头示威的原因。他们不希望缅甸重新陷入奈温的社会主义或军事统治的坏日子。重要的是，企业要诚信工作，携手努力维持改革，支持言论自由和恢复民选政府，因为这样才能恢复信心，使经济复苏。”

2022年2月18日至3月19日，登林的个人艺术展“另一个春天”（Another Spring）将在新加坡的 Richard Koh Fine Art展出，其中包括他在 longyi上绘制的一系列新画作。为了纪念登林的抗议艺术，展览除了他在政变期间所创作的作品，还会陈列他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流放在中国边境的展品。登林希望透过这个展览让公众看到，政权和暴力下，这个国家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所受到的摧残。

而这些代价，在军变一整年之后，还在不停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