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抵制的北京冬奥会，改变了一座小城的命运

姬发穿一件黑色连帽衫，站在吧台里有些手足无措。这是一间小酒吧，一楼有三张长桌。店长KiKi说，去年雪季生意最好时，一二楼都坐满了人，忙到没人上酒，“没有没拆盒的杯子，拆开（客人）自己过来洗杯子”。

今年生意显然不太好。酒吧坐了两桌雪友，穿着崭新的滑雪服。我请姬发给我一杯水，他在吧台翻找了一会，然后去洗碗池接了一杯自来水。我试图和姬发聊几句。音乐声音太大，我们需要喊着说话。

“你之前在哪上班？”

“KTV。”

“为什么来这了？”

“KTV因为疫情关门了，今天是我第一天来。”

酒吧外是11月初的崇礼，走出室内便会感到彻骨的寒冷。大风从石板路上无声地刮过，街道上空无一人。临街店铺大多是雪具店，只有零星几家亮着灯，店主在玩手机或是拆滑雪板的包裹。

2015年7月31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Thomas Bach）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宣布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崇礼人在县城广场上看到直播，开始敲锣打鼓，欢呼庆祝。穿着鲜艳演出服的阿姨脸上贴了小国旗，大笑着跳起了舞。广场的大幅海报上写着：“花开北京，花落崇礼”。那天晚上，县城放起了烟花，焰火与声响一直传到几公里外的村庄。

按照规划，冬奥会大部分雪上项目将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辖的崇礼举办。一条新建的高铁及一条高速公路由北京直达崇礼，还有一条高铁从崇礼连接内蒙古锡林浩特。这座常住人口10万的小城，将拥有两座高铁站，“成为连接内蒙古和北京的重要交通枢纽”。崇礼还将建起冬奥小镇、媒体中心以及若干比赛场地，“打造国际知名的冰雪运动和冰雪旅游胜地”。

这座被冬奥会改变命运的县城只有两条路。裕兴路贯穿新城区，长青路贯穿老城区，中间是一条清水河。

新城区的柏油路年年重铺，两边的欧式小楼整饬一新，外墙漆成彩色，像是一座诡异的童话小镇。路上没有行人，偶尔有汽车驶过。店铺基本是雪具店、餐馆、酒店，大都关门。中午时分，我走了20分钟也没有找到一家开着门的餐馆。

柏油路铺到了一河之隔的老城区。路依然崭新，但两边变成了破旧的北方筒子楼，外墙贴着发黄的白色瓷砖。街上有三三两两的行人，路边大都是小吃店，旧县羊蝎子、莜面、黄焖鸡米饭、西安肉夹馍。中午过后，服装批发城的台阶上、银行门口、街道拐角总是坐着一些老人，都穿着深色的衣服，有的女性包着白头帕。

2020年，崇礼的GDP为34亿元，其中服务业贡献了20亿元，占比达到58.6%。崇礼的服务业基本上都与滑雪有关。崇礼城区的常住人口5.7万人，3万多人直接或间接从事滑雪产业。

今年大部分滑雪场刚开始造雪，还没有正式营业，北京便爆发新一轮疫情。进入崇礼需要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达后还需要“落地即再检”，待检测结果阴性后才能入住滑雪场和酒店。来自北京及周边的滑雪客流锐减。

北京冬奥会将在2022年2月4日开幕。尽管还没有接到通知，当地人都在传闻到时候滑雪场将会关门，游客进不来崇礼。极度依赖滑雪产业的崇礼，这个冬天不知道该如何过去。

姬发

“这里还是太小了。”

姬发瘦高，面色有些苍白，说话慢条斯理。崇礼晚上的冷风吹得人脸疼。姬发还是穿着单薄的连帽衫。

他父母在北京昌平开小餐馆，父亲是崇礼人，母亲是宣化人。姬发小学在北京郊区的村小念书，初中回了宣化，没念完初中便开始混社会。姬发2001年出生，打工经历已经十分丰富。他在北京做过厨师、室内冲浪馆教练，在崇礼云顶大酒店的工地开过挖掘机，做过KTV服务员。最近一份工作是酒吧店员，只去了昨晚一天。

父亲已找好关系，安排他去云顶大酒店的餐饮部工作。所有人都在传，开冬奥会时县城将会封闭，游客都进不来。只有承办冬奥会的云顶滑雪场继续为冬奥会服务。云顶滑雪场、太子城冰雪小镇、已经开通的高铁站都建在太子城，距离县城大约有20公里。

冬奥会将全程实行闭环管理，“涉奥人员”只能乘坐专用车辆往返指定场所。如果赛前赛后都需要隔离，那么志愿者可能有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只能待在闭环里。云顶大酒店是冬奥会的媒体中心，作为工作人员，姬发也会被隔离。

申奥成功时，姬发还在宣化念初中。对他来说，申奥成功就跟看其他的新闻差不多的心态，“拆迁又没拆到我头上”。

2015年，崇礼还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城镇人口不足3万。县内有4座大型滑雪场，政府喊出要“旅游立县”。申奥成功那晚，崇礼县长白银海只睡了一个小时，奉劝自己要冷静下来，表示“要顶住发展的压力和资本的诱惑力，一定要把控制力作为崇礼发展的核心价值。”

崇礼后来的变化如同县长预计的一样剧烈，他自己也于第二年去职，公开信息未指出他的去向。2016年，崇礼撤县改区。2019年，崇礼区宣布“脱贫摘帽”。高速公路、高铁开始向崇礼延伸，北京与崇礼间的隧道一个接一个打通。数百亿元的投资朝崇礼涌来，滑雪场、医院、安置房、冰雪小镇纷纷开工建设。

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政府征用了昌平区的一块土地修建阅兵训练场，姬发父母开的小餐馆正好在训练场范围内，“那边不让住了”，小餐馆因此关门。申奥成功后，崇礼的房价、物价猛涨，“崇礼开啥也不容易”。父母没有选择回崇礼，而是回宣化继续开了一家小餐馆。

姬发去年在太子城工地干过。开微型挖掘机在云顶大酒店的地下室里开槽，每天工资400元，下班给老板发微信说一声，老板“立马把钱转来”。工地上大多是中年人，他觉得开挖掘机不是年轻人的工作。工地每天下班以后无事可做，而且在地下室开挖掘机，“那个心烦的”。

他想过在工地长期干，“以后万一碰着个人。”

“带你做工程？”

“不切实际。”

姬发只在工地干了一个月，又去县城的KTV上班，基本工资6000多元，加上小费、超时费，一个月最多能挣15000元。他总结出一套拿小费的窍门：有的包房人多，还带着几个女伴。他进包房问好，先吹一瓶啤酒，对方这时候一般都会给小费，100还是200元则随缘份。

“对于那种人主要是给他面子抬上去了就行。”

KTV曾来过一个30多岁的日本人。第一次来，日本人自称是少数民族。第二次来，KTV检查身份证，日本人只得掏出了护照。崇礼区政府要求娱乐场所不得接待外宾，姬发请日本人出去。日本人争辩他上次都进去了。

姬发义正言辞地说，“如果是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民族，比如说俄罗斯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你进去了，但你不是。”日本人问为什么不是。姬发说，“问你们天皇去。”

今年年初，习近平到崇礼考察了太子城高铁站、冬奥会比赛场地。虽然考察地点都在太子城， 崇礼县城依然关停了所有酒吧，酒吧门上贴了封条。不知道为何，没有关停KTV。今年酒吧还没关，KTV却先因“防疫要求”关门了。

KTV是一个村支书开的，姬发就住在员工宿舍，房子是村支书自己的。虽然KTV关门了，宿舍还能继续住。他先给我递了一支硬中华烟，又给我递了一支软中华烟（中华烟是贵价香烟，软包装零售65元一包，硬包装45元一包）。

“有钱啊。”

“歌厅的烟”，姬发有点羞涩地笑笑。

那天晚上，姬发聊起宣化，“新中国刚成立的那几年，宣化也风光。有个钢厂，叫宣钢，养活了整个宣化城区（记者注：宣化钢铁的母公司河北钢铁集团是全国第二大钢铁公司）。但是现在因为环境污染太严重了，被裁了。”

宣钢有自己的学校、医院，还负责部分城区的供水、供电、供暖，职工总数占宣化城区人口1/3，年产钢铁800万吨。2019年一名河北省政协委员提案——暂缓宣钢整体关停退出。河北省发改委在回复里写道：“宣钢公司钢铁产能退出张家口市，是河钢集团钢铁业务长远发展的需要，是改善京津冀地区大气环境质量的需要，也是张家口市建设‘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的需要。此项工作已列入全省钢铁去产能计划安排，并向国家做出了承诺。”

今年9月，宣钢彻底停产，产能转移到河北唐山。河北省委书记、省长到宣钢检查停产工作，要求“以宣钢公司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服从服务冬奥会筹办和张家口首都‘两区’建设大局。”

宣钢停产后，宣化GDP减少近1/6，工业增加值减少近1/3，工业产值减少近2/3。

“北京只能算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其实中国的经济中心是在上海这些地方。”姬发接着说，中国发展最好的地方不在上海，在深圳。

我问他有没有考虑过去南方发展。他考虑过，但觉得不切实际，去北京有朋友，找不到工作有住的地方，去了南方“手里那俩钱花完了，只能死在那边完全陌生的地方。”

姬发说自己之前攒下了“小十万”元，给了家里，等到以后买车再用，“如果全放在我手里，可能现在一分钟全花了。”

酒吧店长KiKi见过姬发在KTV骂人，带他去北京做室内冲浪教练，希望他少骂人。姬发做了不到一个月，“感觉不适合”。去酒吧上班那天晚上，酒吧老板劝姬发好好上班。老板在加拿大留学过，回崇礼继承家产。“所以人家为人处事跟本地同龄人就不一样。”姬发认为。

以他的年龄在本地有些“不上不下”。崇礼年轻人大都去了北京或张家口，留在本地的都比他大一圈。他觉得雪场的生意也不会长久，喜欢滑雪的人没有多少，“来次数多了，对这个地方可能会有厌倦，就不会经常来了。”

姬发微信的地址是澳门。在他带我去台球室的路上，他提起他去过澳门，还有个大哥在澳门赌场工作。那时我们走到老城区一侧的桥头，抬眼就是一片破旧的筒子楼。我好奇大哥怎样去的澳门赌场。姬发说，总有一些人能混出去。

“这里还是太小了”。

吴师傅

“只能是随大流，赚钱是不可能的。”

吴师傅今年46岁，在崇礼卖了十年菜。绿叶菜在北方算是贵价菜，2009年他刚开始卖菜时，绿叶菜大概在一块钱一斤。2015年申奥成功后，菜价涨了将近一倍。到现在，绿叶菜基本都要5块以上。

崇礼一碗牛肉面卖22元，和北京的物价一样。我第一次到崇礼时，吴师傅嘱咐我到老城区吃饭，老城区便宜些。

但崇礼人收入的涨幅没能跟上物价。根据张家口市统计局的数据推算，2015年，崇礼城镇居民月均收入为2008元。2020年，崇礼城镇居民月均收入为3127元，是北京的二分之一。

申奥成功时，吴师傅正在街上卖菜。街对面的银行楼上有一块大屏幕，在直播北京申奥成功。街上聚集的人群都欢呼起来，吴师傅说，“我觉得这些人傻乎乎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吴师傅人瘦小，戴一副眼镜，神情像是一名乡村教师。他初中毕业去参军，在山西的坦克团里做了3年侦察兵，回来后政府分配工作，“有关系的分配好点，没关系的随便给你安着。”吴师傅分配进了供销社。那是90年代末，供销社已经在走下坡路。而且分配进供销社的人太多，要等到其他人退休了才有空位。他名义上进了供销社，既没有上过一天班，也没有领到一分钱工资。

后来几年，吴师傅辗转各地打工，在张家口卷烟厂做了两年搬运工，回崇礼种了两年大棚蔬菜。“种菜是最累的”，每天要起早贪黑地照顾地里，全年无休，遇上菜价不高，可能还挣不够化肥、农药钱。

2009年，他买下一辆厢式三轮车，在崇礼卖菜。凌晨出发去张家口的批发市场进货，回到崇礼在七八点钟，正好赶上早市。那段时间生意好做，买厢式三轮车借了2万元钱，他卖菜第一年就还完了。

刚申奥成功那两年，吴师傅的生意兴旺。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能挣1000多块。自那以后，经济开始走下坡路。

“现在东西都不好卖，尤其是最近两年，人们手里都缺钱。本来以前能花10块钱，现在他节省了花5块钱，但是钱越来越贬值，现在的10块钱都不如以前的5块钱。现在什么生意也不好做。”

生意不好的原因，吴师傅归结为之前做生意的人少，2015年后拆迁户越来越多，“做生意的越来越多了，这些拆迁户，上万人都搬进来（县城），他都没事干了。”

2018年，崇礼创建文明城市，城管不让在街上摆摊。吴师傅的菜摊随同早餐摊一起消失。他租下一间店面，生意越来越差，“零售几乎就没有”。经济不好时，各方面的困难会一起涌来。给饭店批发的利润太低，要账也困难。

吴师傅租的店面是公家的。2019年，为了迎接冬奥，公家通知店面要装修，装修要差不多一年时间，“一年左右我总得找点活干”。2019年底，吴师傅跑起了出租。他又赶上了好时候，19年底崇礼的滑雪场红火，去万龙滑雪场的最多，吴师傅一天能拉几十个。上去一趟车费30元，下来基本上也能拉到客人。一天“差不多都是上千元”。但没过多久便爆发疫情，路上看不到人，出租车在街上空跑。

今年，他两天只拉到一个去滑雪场的客人。崇礼人主要靠雪季赚钱，滑雪场虽然夏天也经营山地车、越野等项目，但游客远不如冬天。吴师傅夏天一天只能挣两三百元。

唯一幸运的是，崇礼只有一家出租车公司，一共只有100辆出租车。出租车数量是根据人口算，每年交的租金固定，吴师傅不用担心出租车越来越多。只是他听说县城里新投放了50辆网约车。

前段时间吴师傅还经常拉到上劳动局信访的工人。“现在干活都是不好要钱，包括奥运工程他们都不好要钱。”现在临近冬奥，工程都快完工，工人也变少了。

人民网开办的领导留言板上，崇礼区委书记收到35条留言，其中22条都是农民工讨薪，拖欠金额大多是几千元。

拉雪友去过那么多趟滑雪场，但吴师傅从来没有滑过雪，“没那个时间也没经济实力，应该说是有钱人玩的游戏。”

吴师傅的父亲是“老商业”，在供销社干了一辈子，分了一套房。房子留给了大哥。房价涨上去后，吴师傅就再也买不起房了。崇礼房价最早是4000-5000块一平米，申奥成功后一度涨到2万元，又一路跌到现在，二手房均价不到8000元。今年9月，张家口市政府专门发布了“限跌令”，要求“已取得预售许可的项目不得低于成本进行销售”。冬奥会的热度过去得很快，随房价涨起来的物价却不会回落了。

吴师傅说开出租攒不下钱，“一个月六七千块钱，够家用就不错了”。卖菜的时候能挣些钱，但要养家。吴师傅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在河北廊坊上大专，小女儿在宣化念职中，都是学幼教。“一年收入15万的话，最多剩5万，要花去10万。”

“只能是随大流，凑合着过。赚钱是不可能的，这辈子只能是平平凡凡的。”

雪具店

“如果奥运会没盼头我就不干这个了，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天。”

雄鹿雪具店已经开了6年。

门面不大，一边是玻璃门，另一边是橱窗。店里空间狭窄，两面墙上挂满了滑雪服，中间是一排排竖起来的双板。看起来都有些旧，上面满是划痕。老板同时还运营民宿，店里堆满了大包的浴巾、酒店拖鞋。如果不是KiKi介绍，我不会来这家雪具店。去年雪季崇礼生意火爆，KiKi投资了这家店。但看今年的情况，大概率收不回投资。

新城区街上随处可见雪具店，大都是一两间门面的小店，外表看起来都差不多。多数店里只有老板一人。今年来崇礼要做几次核酸，还可能无法返京。可以想见，此时还愿意来的，大都是资深雪友。他们一般自带雪具。

崇礼气候干燥，地处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常年刮风，有长达近半年的雪季。 “崇礼拥有黄金纬度、黄金海拔、黄金区位”——一篇名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大部分雪上项目为何钟情崇礼？》这样介绍道。从县城可以望见远处山峰上，两座离县城最近滑雪场。十一月初，山坡还是黄绿色，雪道上的人造雪已经铺到山下。

1996年，崇礼第一家滑雪场——塞北滑雪场开业。当时条件简陋，雪场雇佣村民，用麻袋将雪一袋一袋背到雪道上。滑雪场没有缆车，雪友要雇一辆吉普车，坐吉普车到山顶，滑下来再坐吉普车上去。当时已经有不少北京人来滑雪，一篇写塞北滑雪场历史的文章提到，生意最好时，通往滑雪场的路上经常堵车，“车一辆接一辆，像火车皮一样，最久的一次堵车足足堵了7个多小时。”

塞北滑雪场几年后因经营不善关门，却启发了崇礼的滑雪产业。万龙滑雪场老板罗力、云顶滑雪场老板林致华都讲过类似的故事：他们从北京坐车一路颠簸来到崇礼，滑过雪后，决定要在这里开办滑雪场。2003年，万龙滑雪场开业。2012年，云顶滑雪场开业。现在崇礼有7座滑雪场。除了承办部分冬奥项目的云顶滑雪场，太子城还修建了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三处比赛场馆。

我和KiKi去了富龙滑雪场，离县城只有两公里。滑雪场大厅很像是机场航站楼，原木色装饰的楼层围出一处巨大的空间，大厅另一侧是整面的玻璃幕墙。透过幕墙，可以看到人造雪覆盖了整面山坡，雪在阳光的照耀下白得刺眼。工作人员都穿着崭新的滑雪服，经过时会向我问好。雪友看起来并不比工作人员多。用来放滑雪板的架子，上面也没有几块滑雪板。大厅里有地产展台，销售在向一名女性介绍滑雪场旁边的公寓。所有人都穿着得体的滑雪服，上面印着各种户外品牌的Logo。大厅里，一听雪碧卖12元，是寻常价格的4.8倍。

单次滑雪的价格并不算太贵。上传身份证照片实名认证，在张家口市体育局资助的软件上，购买富龙滑雪场的4小时雪票只需要93元。滑雪场内全套雪具一天的租金是170元，县城的雪具店里是100元。滑雪场提供的教练价格是300元一小时。看到价格表时，我开始感觉到后悔。KiKi说要做我的教练，向我收了1000元教练费。

外地人像是一群候鸟，冬天来崇礼滑雪，或是为滑雪服务。KiKi夏天在北京做室内冲浪教练，冬天来崇礼经营酒吧。如果冬奥会期间崇礼封城，她也可以去东北的雪场继续工作。KiKi说，能常来滑雪的人，多少都有点能力，“要不是疫情的话，你根本都不知道多少人又有钱又有闲。”

崇礼最大的优势是离北京近，高铁一个小时可达，北京人可以来崇礼滑雪过周末。比崇礼雪质更好，或是价格更便宜的滑雪场还有东北、新疆。我遇到两名在推广一种滑雪滑板（snowskate）的资深雪友，他们便打算1月份去新疆。

雪友可以转移场地，崇礼的商户却不能。那一整天，雄鹿雪具店只有我一个顾客。老板的民宿生意倒还很好，一共有30多间房，只剩两间空房。老板说，她对申奥成功“没什么感觉”，但还是希望开冬奥会，“崇礼好不容易举办这么大一个活动，又遇上疫情。”

“冬奥会要是不让游客进来怎么办？”

“那就关门呗。”老板答得干脆。

那天晚上，我走进另一家雪具店。这家装修看起来高级很多，店面和雄鹿一样大小，一半是崭新的雪服、雪具，另一半是出租的，一个年轻的店员在那儿保养单板。

店长自称大哥，精瘦，脸面黢黑。聊了十多分钟，他终于知道我是记者，给我递了一只中华烟。他之前以为我是想来开店的粉丝，“大哥抖音上收到了太多私信。”

2003年，万龙滑雪场刚开时，大哥就开始滑雪，现在手下有七八个教练。夏天“养挖机”（指将挖掘机租给工地使用）——在北医三院的工地上干活。工地的钱都是八月十五或者年底结，大哥现在还有不少钱没结账，但他不怕被工地骗，他说工人去群体上访，政府会特别重视，“5个工人就告废他了。”

为了响应习近平提出的“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口号，北方的中小学校纷纷开设滑雪课。北京市石景山区成为全国首个“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示范区，实现“全区中小学生100%上冰、冬奥知识100%进校园、体育和舞蹈老师100%完成冰上技能培训”。

张家口的中小学校也开设了滑雪课。在过去的四个雪季，张家口市组织了超过十万名中小学生免费参加冰雪项目培训。崇礼区职教中心也改为滑雪职业学校，大哥说他见过一名学生家长是“扫大街的”，花了一万多元给孩子买雪具，“没办法也得给孩子买，孩子们互相攀比，都想要好的。” 雪具一开始是学校统一采购，“钱都让老师赚了。” 我追问下去，大哥却让我别报道，“别把老师给害了。”

大哥告诉我店里有200万存货，滑雪服一套平均要4、5000到8、9000。每年要先向厂家付30%订金，雪季再把剩下的钱付完厂家才会发货。卖不出去，存货就全砸手里了，“这么多衣服，你说大哥天天穿我穿得起吗？我挣点辛苦钱也不舍得穿。”

后来我在淘宝上搜了大哥卖的牌子，全套大概在3000元到6000元。大哥也没有跟我吹太多牛。

申奥成功时，大哥就在广场上，看着架起来的大屏幕里直播申奥成功，“那兴奋，不亚于当官的那伙领导。”

“咱中国办冬奥，所有中国人心里边都是特别高兴，但是我作为本地人特别难过，我自己亲身经历了中国这么大的赛事在我们这边举办，但是我们败得是一塌涂地。”

尽管没有任何通知，但所有人都在传冬奥会时崇礼会封城，不准游客进来。“我们这种对口的，只要客人不来是必死无疑。”雪具店的房租都是年付，全指望雪季挣钱。我在雪具店的一个多小时里，没有一名顾客进店。

“如果奥运会没盼头我就不干这个了，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天。”大哥说。

拆迁传说

“从前特别好，都是朴朴实实的。”

为了冬奥会建设，崇礼进行了大范围拆迁，也产生了很多关于拆迁的传说。

从太子城高铁站到崇礼县城的出租车上，司机报出了一串地名和数字，“拆迁费最高的是太子城村，一个人头费80万。再下来是京礼高速入口，棋盘梁是人头费77万……今年拆的5个村庄不行，人头费3万，一家才200来万。因为今年的拆迁是绿化项目，之前拆的是国家项目。”

一名外卖员对我说，崇礼以前只赌2块钱的麻将，拆迁后，有拆迁户一次性输20万。他还听说，有拆迁户买了保时捷不会开，当场撞树上。

我本能地对这些数字产生怀疑，太高了。河北省政府发布的《河北省征地区片价表》规定了征地补偿价格，崇礼第1区片12.1万元一亩，第2区片5.15万元一亩。崇礼县城是第1区片，太子城村被划在第2区片。太子城村位于冬奥会核心区，征地公告特别注明了是“奥运项目”。我在政府网站上找到四份完整的关于太子城村的征地公告（张家口市2018年第十九批次、第二十批次、第二十一批次与2019年度第三十二批次），4个批次建设用地征地补偿款总共为7570.2235万元，需安置的农业人口为530，人均补偿款约为14.3万元。

当然，征地补偿款只是一部分，房屋补偿、安置费、人头费，这些没有任何公开文件。

姬发觉得拆迁户一有钱，性格就变了，“爱处女人，爱打架”。雪具店大哥也抽着中华烟向我感慨，现在人性都变了。“从前特别好，都是朴朴实实的。” 大哥联想起口气狂妄的客人，“狂得很，认为自己有一点钱。”

我问他拆迁户多了和这些有关系吗。大哥的声音陡然拔高了几度，“今年还拆了好多，最让老百姓笑的是政府拆迁赊账。现在老百姓手里边没有拿到拆迁款，政府已经把这个房子拆掉了。”

那晚十点多钟，大哥手下的一名滑雪教练走进店里。滑雪教练正好是今年拆迁的，老家在黄土嘴村，靠近县城。他说自己只拿到了30%的拆迁款，剩下的政府分24个月结清。

滑雪教练的父母在老城区开了一家面馆。面馆里漆黑一片，我几次走过也没看到有人。面馆旁边的街角，坐着几名像是在发呆的老人。

走在县城里，很难忽视这里发生的巨变。北医三院崇礼院区外伫立着十几幢在建的住宅楼，当地人都说那是给医院建的。清水河的另一边，同样伫立着大片还在建的安置房。申奥成功后，崇礼几乎重新建设了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新建输配水管网、电力线路、污水管网……

2015年之前，崇礼没有公交车，县城里有很多“面的”。冬季供暖依靠各个小区烧锅炉，分时供暖，不能全天供应。申奥成功后，崇礼开通了公交车，以“北京冬奥会重要配套工程”的名义修建了供暖厂。甚至连一些保安也由北京公司提供。离开崇礼前一天，我去北医三院崇礼院区做核酸检测，门口的保安告诉我，他是山东人，是北京公司派来的。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此前是崇礼县医院，将为冬奥会提供医疗保障。2018年，北医三院全面接管崇礼区人民医院，建设北医三院崇礼院区。但医院里的北京专家似乎还没来，我在挂号系统里找不到北京专家的出诊时间。外卖员告诉我，他不敢在县医院做手术，“里面全是本地医生”，他专门到张家口去做了一个切除眼皮肉瘤的小手术。一名出租车司机说，他去年拉到一位滑雪受伤的雪友，县医院医生不会美容缝合，去了张家口的医院才缝合上。

崇礼的环卫工人穿着“北京环卫集团”的制服。一位环卫工大爷告诉我，申奥前北京环卫集团就承包了崇礼的环卫工作。他做了8年环卫工，基本工资1590元，加上周末的工资，每个月能挣2700多元。北京环卫集团告诉媒体，他们对崇礼的环卫工进行了系统性培训，每一次保洁、清运都按照“首善要求、首都标准”进行环卫作业。但是一位环卫工大姐对我说，她没有受过培训，把街道扫干净就行。每天上午从6点工作到8点，下午从2点到8点。

崇礼的学校也挂上了北京的牌子。崇礼唯一一所高中——崇礼一中现在叫北京景山学校崇礼分校。2020年的一则报道称，崇礼分校挂牌两年以来，有10余位北京教师先后到崇礼支教。但吴师傅告诉我，崇礼家庭条件一般的都会让孩子到外地上学，“就剩一些学习不好的，家里条件不好的都到崇礼一中去了。”他的两个孩子都是在宣化上学。这也与我在当地的接触相符，我接触的当地年轻人要么在张家口长大，要么从小生活在北京。

崇礼一度拥有中国第三大的天主教堂，曾经是天主教向蒙古地区传教的基地。教堂可以说得上是宏伟，在一众筒子楼中看起来相当突兀。我刚走进去参观，一位守门的女士就略带歉意地表示他们不让人进去。随后另一位进门的女士检查了我的健康码和行程码。

教堂在文革中被彻底拆毁，又在2009年重修。现如今，教堂的侧面依然伫立着一尊四五米高的毛泽东纪念碑，毛泽东的画像却已经斑驳。教堂旁居民楼的台阶上，一群中年男人正聚集在那里打扑克。

从太子城到崇礼县城大约有20公里，这一路以来全部拆迁了。我回高铁站时，路过写有“黄土嘴村”的路牌——正是在大哥店里工作的滑雪教练的老家，此刻已变成空空荡荡的山谷。司机说，这里以前是一片村庄。

川菜馆

“我们也不晓得啥子冬奥会，只想来这打工，挣点钱，供娃娃读书。”

袁师傅来自四川宜宾，和妻子一起在老城区经营这家川菜馆，他炒菜，妻子当服务员。妹妹嫁到崇礼20多年，他们还没来看过。2015年，妹妹邀请他们来崇礼看看。

我问起妹妹邀请时有没有提起冬奥，袁师傅的妻子说，“我们啥子都不懂，也不晓得啥子冬奥会，只想来这打工，挣点钱，供娃娃读书。”对袁师傅和妻子来说，留在崇礼并不需要特别的理由。如同妹妹从宜宾远嫁来崇礼的原因，只是因为村子里之前有人嫁来崇礼。

做厨师这一行，就是到处打工。袁师傅最早在宜宾种地，种地太苦。90年代去了河北邯郸的餐馆打工，最早干煮饭、刷碗之类的杂活。打杂两个月后，混到了配菜，“没事了跟着学点切菜、配菜，看哈学哈就学会了。”

刚来那一两年川菜馆生意好，一年能有10万元的纯利润。疫情爆发后，川菜馆直接关门，袁师傅和妻子在店里待了几个月。这两年街上不让停车，交警看到门口有车就贴罚单，“说申冬奥会了，查得严嘛。”

袁师傅带我去看油烟净化器。油烟净化器是装在烟囱末端的一个蓝色箱子，环保局要求餐馆必须安装，安装花了4000元，净化器的厂家也是指定的。装了净化器后，环保局还提出要在净化器上加装摄像头，监控他们有没有开净化器，油烟的排量如何。装摄像头免费，但是安好后监测费第一年3000元，第二年2000元。

我问袁师傅为什么没有看到摄像头，“这些（餐馆）都不同意，他收钱谁装叻。” 在崇礼生活了几年，他的四川话已经带上浓重的河北口音。

我在川菜馆的一个多小时里，只来了一位客人，点了一碗水煮肉片。袁师傅一边炒红油，一边讲起了2018年，卫生部门要求厨房改造，所有器具要换成不锈钢的，“花了一万多，说要补贴8000，现在还没见一分钱。”

隔壁餐馆已经换了六七个主人，因为没有額外雇人，川菜馆才开到现在。今年要求搞室内装修，袁师傅又花了7、8000，“要开冬奥会了，不装修到时候到这掉皮那掉皮。”

“今年一分钱挣不到。两个人耗到这，出去上班一个月不拿个几千块钱。”说完，袁师傅对我笑笑。

来崇礼六年了，袁师傅和妻子还没有回过宜宾。他打算今年做完就回宜宾。

番外：云顶滑雪场

KiKi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办了云顶滑雪场的季卡，朋友拿她的卡去用，被工作人员发现，把卡封了。KiKi发朋友圈“骂人”，一名雪友看到，说他认识云顶的老板娘，给了KiKi一个电话，让她去滑雪场就打这个电话。“云顶那帮人特别势利，爱搭不理的那种，我说给谁谁谁打电话，我拿卡，立马那个态度就180度大转变。”工作人员鞠躬，双手递给KiKi雪卡。

KiKi给我看她拍的照片，雪卡上的名字是林致华，正是云顶滑雪场的老板。

崇礼的7家滑雪场，只有云顶滑雪场是冬奥会的比赛场地。冬奥会将在崇礼产生51枚金牌，其中20枚都落在云顶滑雪场。

云顶滑雪场的正式名称是密苑云顶乐园，由云顶集团投资，计划投资总金额为180亿元，老板林致华是马来西亚林氏家族的第二代，云顶集团董事长林国泰是林致华的哥哥。

2009年，林致华的朋友国际奥委会市场开发委员会主席吉哈德·海博格（Gerhard Heiberg）来到密苑云顶乐园考察，建议他申办冬奥会。

2013年，密苑云顶乐园开业后，林致华向河北省政府提出了申办奥运会的想法，在得到支持后，河北省向中央提出了申办请求。而后，林致华资助了北京冬奥申办委员会，并成为其中一名委员。

2015年7月31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宣布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

2016年，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Najib Razak）访华，在会见当时的河北省长张庆伟时，纳吉布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全力支持云顶集团与河北省的合作，加强双方在冰雪运动领域的交流，为2022年冬奥会助力。”

张庆伟则表示，“感谢马来西亚在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近年来，马来西亚云顶集团在张家口大力开展滑雪竞技，运动休闲等业务，其在崇礼投资建设的滑雪场项目是冬奥会的重要比赛场地，为河北筹办冬奥会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与张庆伟的会见结束后，纳吉布告诉马来西亚媒体，他告知了习近平与李克强，马来西亚政府支持密苑云顶乐园在张家口的投资，以确保该公司可以顺利地推进项目。

在新华社的报道中，习近平也认可云顶集团对冬奥会的贡献。2017年他视察云顶滑雪场时，“得知该滑雪场主要由马来西亚云顶集团投资建设，已经有一定赛事运行经验，为成功申办北京冬奥会作出过贡献，习近平对外商表示感谢。”

云顶集团与纳吉布的关系早有渊源。2012年，马来西亚政府管辖的一马公司（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以实际价格近5倍收购了云顶集团的发电厂资产，云顶集团随后捐出约1000万美元给与纳吉布担任主席的基金会，该基金会为纳吉布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支出。

2015年，《华盛顿邮报》揭露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将一马公司资金转入他的个人银行户头，涉及金额高达26.7亿林吉特（近7亿美元）。丑闻曝光后，一马公司提出反驳，认为购买云顶的发电资产是基于长远投资，与政治无关。

2020年，吉隆坡高等法庭宣判，纳吉布涉及一马公司案的的7项指控全部成立，判处监禁12年和罚款2亿1000万林吉特。

应受访者要求，姬发、大哥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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