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调查】疯狂的呼吸机：一批来自中国的呼吸机，在波黑引发问责风暴

质疑

质疑声在呼吸机抵达萨拉热窝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没有人会料到，这批在COVID-19疫情蔓延全球时，从中国抵达波黑的救命物资，在一年多之后，会是波黑联邦法庭上的主角，从联邦总理到民事保护局局长，从进口商到联邦财政部长，都会一次次被审理，至今已开庭近20次，尚未完结。

回到2020年4月1日，那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总理​​法迪尔·诺瓦利奇（Fadil Novalić）宣布，为应对COVID-19疫情，波黑联邦将采购包括100台呼吸机在内的多项医疗防疫物资。他预计，这些物资将在15天内陆续抵达。

当时，波黑联邦的公立医疗机构大约有250台呼吸机，还有一些分散在私立医院。联邦政府预计，大约还需要再配置300台呼吸机，使得呼吸机总数达到约600台，这样，在人口约330万的波黑（有2/3人口生活在波黑联邦，另外约1/3人口生活在塞族共和国），波黑联邦每百万人口拥有的呼吸机数量就可以达到大约300台，“接近德国的水平”，诺瓦利奇说。

一开始，媒体关注政府是通过哪家公司、买到什么品牌的呼吸机。4月10日，一家名叫Žurnal24的日报在与政府新闻办公室以及波黑联邦民事保护局（FUCZ）沟通了数日之后刊发了一则报导——他们依然不清楚，政府花了多少钱，从哪家供应商，买到了哪家厂家生产的什么型号的呼吸机。Žurnal24的记者唯一了解到的是，民事保护局局长法赫鲁丁·索拉克（Fahrudin Solak）知道细节。

在COVID-19大流行之下，联邦民事保护局成为了应对疫情的关键部门，该部门负责协调联邦政府应对疫情的具体措施。上述防疫物资的采购就由民事保护局来执行。4月8日，曾有记者在发布会上问索拉克关于这批呼吸机的信息，但索拉克告诉记者，“他不记得了。”

媒体似乎嗅到了猫腻。2020年4月25日，这批呼吸机最终抵达了首都萨拉热窝机场。总理诺瓦利奇亲自去机场收取当天抵达的80台，另外20台在5月抵达。波黑联邦通讯社拍摄记下这批呼吸机抵达的画面。十几只冰箱大小的纸箱子从机上卸下，整齐码放到拉车上。视频中，纸箱子上的英文信息清晰可见，这些呼吸机是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ACM812A型呼吸机。

“这些呼吸机可以是移动式的，也可以是固定式的，是目前市场上最受追捧的。”诺瓦利奇称赞这些呼吸机，说“这些呼吸机将使得波黑的医疗保健系统更加强大。”

波黑联邦通讯社的报导披露了关键信息——波黑联邦政府为这批呼吸机支付了1050万波黑马克，相当于530万欧元，大约4109万人民币，折合每台呼吸机的单价约为41万人民币。这个价格异乎寻常的贵，2019年，ACM812A的平均出厂价只有1.62万元人民币。波黑联邦所支付的单价是这个价格的近25倍。

呼吸机抵达波黑2天后，平静被彻底打破。

4月27日，波黑Fokus.ba门户新闻网站的记者赛米拉·德杰门季奇（Semira Degirmendžić）在经过约一周调查后曝光，波黑从中国进口这批呼吸机的进口商是一家蔬果农产品种植加工企业“银树莓”（Srebrena malina）。

一周前，德杰门季奇曾向诺瓦利奇发出询问，想知道这批呼吸机的进口商是谁，但总理对此保持缄默。随后，德杰门季奇询问了联邦民事保护局、卫生部等多个政府机构，仍没有得到一个说法。最后，她在波黑间接税管理局（UIOBiH）获得了突破。间接税管理局是代表国家负责征收增值税、海关税、消费税等流转税的税务机构，该机构的新闻发言人告诉德杰门季奇，银树莓是这批呼吸机的进口商。

银树莓的注册地在斯雷布雷尼察，所有者是波黑当地一位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名叫菲克雷特·霍季奇（Fikret Hodžić）。整个公司有5名员工，财务状况看上去并不好，依靠信用债生存，主要种植和加工覆盆子。

“这些信息显示银树莓没有资格成为呼吸机政府采购订单的合作伙伴，但这一切显然并没有影响诺瓦利奇和索拉克选择这家公司作为呼吸机的进口商。”2020年4月27日，德杰门季奇率先曝光这一消息，随后引发波黑几乎所有媒体的跟进。

德杰门季奇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她从波黑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管局（ALMBIH）拿到了一份索拉克签发的政府公函。ALMBIH称，监管局也注意到，作为一家农产品企业，银树莓并没有医疗器械经营的相关资质，但该公司提出了紧急进口的申请，除了规定要求的文书外，该公司还附上了联邦民事保护局局长签发的采购声明——一份由索拉克亲笔签署的政府公函。

这封采购声明称，银树莓作为政府承包商为联邦民事保护局执行呼吸机的进口、注册和清关。该声明2020年4月15日签发，即呼吸机到达萨拉热窝的10天前。

这意味着，银树莓公司是先获得了采购合同，然后才获得了进口医疗器械许可。

事实上，作为进口商，银树莓公司直到4月27日（呼吸机抵达萨拉热窝2天后）才拿到波黑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管局（ALMBIH）签发的进口许可证。当呼吸机抵达机场后，银树莓还拿不出进口许可证，这导致呼吸机无法通过海关清关，而被存放在机场仓库里。

农产品企业银树莓的所有人霍季奇生于1985年，出生在斯雷布雷尼察。斯雷布雷尼察是波黑混乱政治的一处久久不能愈合的“伤疤”。1995年的夏天，塞尔维亚族军队在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了8000名穆斯林族的男性居民。关于斯雷布雷尼察屠杀案的迷雾重重至今未散，真相依然难以解开。

2007年，霍季奇从萨拉热窝政治学院毕业之后，加入了Hayat电视台，成了小有名气的主持人。2016年，霍季奇出版了自传性质的图书《我也来自斯雷布雷尼察》，还出售带有斯雷布雷尼察图案的T恤，不少人批评他在商业化运作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惨案，试图从家庭悲剧中谋利——波黑战争发生后，他的母亲带着霍季奇和他十个月大的弟弟离开了斯雷布雷尼察，但父亲留下了，并在那里被杀害。

就呼吸机事件，霍季奇最初拒绝了媒体采访，接着他否认了整个故事，但之后他又向媒体表示，“在呼吸机的业务中，他并不受利润驱动，获得的收入也并不高。”

无论如何，明星公众人物的涉入让“呼吸机事件”更加吸引普罗大众的关注。公众和媒体给这些呼吸机起了个名称——“覆盆子呼吸机”。生产覆盆子的农产品企业帮国家买到了呼吸机，这让人难以置信，而对医疗机构来说，这还意味着，这批呼吸机的质量和售后保障很可能得不到保证。

ACM812A呼吸机

ACM812A呼吸机和背后的生产厂家究竟是什么来头？

航天长峰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旗下的一家上市公司，自称是唯一一家生产医疗器械的中央企业。从中国国家药品药监局信息系统里可以查到，航天长峰目前在中国注册了两种型号的呼吸机，分别为：ACM812A（国械注准20183541592）和Athena8500（国械注准20203080456），后者是2020年4月30日才批准上市的机型。此外，航天长峰还代理了一款德国进口的呼吸机Elisa，适用于危重症患者的通气治疗。

在这三种机型中，ACM812A是航天长在疫情期间自产在销的主要呼吸机型号。

航天长峰官方微信公众号的一篇文章中介绍称，一位名叫段英姿的技术人员在2003年的非典疫情后，组织并参与设计了ACM812A呼吸机，此后这一型号呼吸机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救治伤员中发挥过作用。直到2020年中国国内COVID-19疫情，它成了航天长峰呼吸机的主打产品。

实际上，在此之前，ACM812A的销售情况并不好。根据航天长峰的年报，整个2019年，该机型销售量只有201台，销售额约325万元（只占航天长峰医疗器械业务收入的2.32%），每台呼吸机的出厂单价约为1.62万元。

尽管以前卖得并不好，但武汉疫情发生后，公司还是决定加班加点多生产一些。航天长峰在2020年大年初一就组织了复工复产，到3月初，在大约50天时间里累计生产并发货呼吸机400余台，相比2019年全年销售量已经翻了一倍。“多生产一台，就能多救一个！”航天长峰发表在微信公号上的文章中这样宣称。

2020年4月，武汉本土疫情日趋稳定并即将清零，但航天长峰仍然保持着高涨的生产热情，甚至进一步加大了产量。4月开始，为了应对呼吸机产能扩增，航天长峰专门每月花费18.6万元另租了生产用房。

航天长峰的2020年半年报披露，2020年上半年航天长峰共卖出6559台ACM812A，是2019年全年的32倍多，销售收入超过2个亿人民币。这意味着，每台呼吸机的出厂销售额为3.18万元。而另一种Athena8500型呼吸机只销售了20台，收入161.06万元。

2020年上半年，ACM812A的销售收入占到航天长峰医疗器械业务收入的9成以上，航天长峰利润总额也创下历史新高。

销路变得畅通的原因来自海外——“受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海外呼吸机需求增长。”

关于呼吸机的市场疯狂大约在2020年3月开始，持续到5月。

2020年2月，在中国之外，意大利的疫情开始受到关注。到3月，全球疫情持续扩散。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多次评估之后终于宣布，COVID-19已成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随着病例数量攀升，像早期的武汉疫情一样，各国医疗系统面临不堪重负的压力。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也一一暴露了防疫物资紧缺的问题。

2020年3月15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呼吁非医疗器械企业来帮忙生产呼吸机。此前，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报告呼吸机缺口达2万台。3月23日，美国的当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一万例。3月24日，纽约州州长在发布会上称，纽约州对于呼吸机的需要预计3万台，虽然已采购了7000台，但是仅收到了400台。缺口至少有2.6万台。

临床医生甚至一度在讨论如何应对“医疗选择”的伦理困境——是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来分配呼吸机，还是把医疗资源留给更有机会存活的年轻人或没有基础疾病的人。

数据和分析公司GlobalData在2020年3月25日曾预计，为了应对仍在上升的疫情，美国需要至少7.5万台呼吸机，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则总共需要7.4万台呼吸机来填补缺口。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出于自保而采取医疗物资出口限制，使得呼吸机采购变得更为困难。2020年3月23日，华盛顿贸易协会（WITA）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当时已有54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宣布实施了46项医疗物资出口限制措施，而其中33项限制措施是在当年3月份开始实施的。

恰恰在这时，国内的出口市场闻风而动，大批的中间商开始四处收集呼吸机现货。

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2020年3月以来国外疫情出现爆发式增长，中国呼吸机出口则快速攀升，3月共出口呼吸机10583台（包括持续正压通气装置），同比增加1.5倍；“尤其是3月下旬呼吸机的日均出口量由上中旬的146.8台增加至695.2台”。

中国的出口市场十分分散。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中国呼吸机出口至134个国家地区，出口量超过100台的有54个国家地区。不过，中国海关2020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呼吸机出口市场发生明显变化，对COVID-19疫情严重的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出口显著增加，尤其是对美国呼吸机出口量较2019年全年增加82.5%。”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产呼吸机ACM812A也闯入波黑人的新闻视野中。

并非救命稻草，追责到总理

问题是，面对COVID-19，ACM812A呼吸机并不能发挥关键的作用。

如果波黑政府花高价买到了符合医院抗疫需求的呼吸机，或许这批呼吸机最终也不会酿成一起事件；但航天长峰的ACM812A型呼吸机却难以得到信任。当地医疗专家质疑该型号呼吸机根本不能用于重症患者的呼吸治疗，因为这基本上是一种使用场景设定为“急救转运”的简易呼吸机，机身可调整的参数较少，不适用于重症监护病房。

在波黑联邦中部一个叫Nova Bila的城市（超过98%居民是克罗地亚族），该市的城市医院院长在2021年7月告诉记者，医院的麻醉师试着使用了ACM812A，两分钟后就得出了结论，该呼吸机不适用于ICU病房，参数调整也不稳定。“两分钟就足以告诉我们这种呼吸机并不安全”，Nova Bila城市医院的院长说，“我们不打算使用这些呼吸机，它们被放在库房里。谁如果会用这些呼吸机，我们可以提供。”

这更加重了媒体和公众对公共资金使用透明度和政府执政能力的批评，并点燃了舆论。

“这是抢劫，贪得无厌的小偷应该进监狱。”一名波黑网友这样评论，“这些呼吸机大约花了500多万欧元，如果把这些钱分给1万个饥饿的家庭，每家人都会得到500欧元，这至少会减轻他们长达多年的贫困。但政府却花了大家的钱，买了无用的机器。”

一名了解航天长峰有关情况的中国呼吸机行业从业者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也表示：“这一机型在疫情应急中起不到什么作用。”ACM812A呼吸机的主要使用场景是急救和转运过程，比如从急诊转到ICU，急诊转到手术室，或者装在救护车上，从事故现场转运到医院。这种产品使用场景单一，功能简单，不能用在ICU里。疫情应急需要的是重症呼吸机，或者是高流量氧疗设备。“转运呼吸机更多是备用，真正使用比较少。”

一名曾参与武汉疫情支援的医务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考虑便携性，转运呼吸机通常会减少常规呼吸机必要的部分功能，比如气道加温、加湿。一位三甲医院的麻醉科医生也表示，ACM812A对抗击疫情而言意义不大。

在武汉疫情早期，医院收治了大量重症患者，供氧能力也曾出现不足，支援前线的医疗队曾直接采用捐赠的家用制氧机辅助给氧。

不过，也有一些中国的医务工作者认为，放在武汉疫情早期应急的那种情况下，ACM812A呼吸机还是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一名参与了武汉应急医疗工作的麻醉科医生说，鼻导管吸氧可能无法帮助患者维持血氧饱和度，这种情况就必须上呼吸机。该医生并未使用过ACM812A型号呼吸机，但他认为，“呼吸机可以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关键时刻可以救命。”

航天长峰并未陷入“呼吸机到底能不能抗疫”的纠结之中，而且很明确自己产品定位。3月末，就在航天长峰加紧准备扩大生产之时，它在中国的A股市场上曾引发一次异动。5个交易日内，航天长峰收获4个涨停板。为此，航天长峰发公告澄清，“ACM812A急救转运呼吸机只具备基础呼吸支持功能，尚不能满足更复杂的危重症临床呼吸支持需求。”

在波黑，“覆盆子呼吸机”得到持续关注，波黑联邦总理法迪尔·诺瓦利奇也受到这一事件牵连。

2020年4月29日，总理府办公室发表声明，指波黑联邦政府与购买呼吸机无关，呼吁联邦民事保护局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应对局长索拉克展开调查。索拉克否认了关于采购中国呼吸机设备方面存在违规行为的指控。2020年5月，索拉克被停职。

但诺瓦利奇已经无法置身事外。2020年5月28日，他被波黑安全部的国家调查和保护局（State Investigation and Protection Agency, SIPA）连夜拘留。索拉克和霍季奇也遭到逮捕。第二天，三人被移送检察院。检方称，他们涉嫌的罪名包括渎职、接受贿赂影响交易、洗钱以及伪造或销毁商业文件贸易账簿等。5月30日，检方向法院申请长达一个月的拘留期。但三人不久即被法院释放。

但针对总理的问责波浪没有停止。6月，20名反对派的议员发出联名信，呼吁对诺瓦利奇提出不信任动议。7月，波黑迎来了第一波疫情，每日新增病例超过300人，诺瓦利奇自己也确诊感染了COVID-19病毒，并且双肺感染，住院治疗。

2020年12月4日，在经过了大半年调查之后，波黑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向法院提出公诉，遭起诉的个人和实体包括：总理诺瓦利奇、民事保护局局长索拉克、霍季奇及其公司银树莓，此外还有联邦财政部长米利切维奇（Jelka Milićević）和药监部门的主管。

2021年的2月24日，该案第一次开庭审理，所有遭起诉的被告均拒绝认罪。截至目前，案件已经经历了大约近20次庭审，还未完结。

检察官认为，违法行为从2020年3月16日开始。这一天的政府会议决定，挽救生命的抗疫物资的相关政府采购可以走特殊通道。检方已提交的证据包括一系列电话、简讯和邮件记录。

2020年3月28日，霍季奇向一家位于克罗地亚名为Exotrade的贸易信息公司的人提出要购买呼吸机，随后他掌握了这家公司提供的报价。第二天，霍季奇向总理诺瓦利奇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就包含这份报价。3月29日这一天，霍季奇总共与诺瓦利奇通了六次电话，霍季奇先是给诺瓦利奇发了一条短信——“诺瓦里奇先生，阿西姆告诉我就呼吸机的问题联系您”。诺瓦利奇回复他“好的”，并附上了自己的邮箱地址。检方将此通信视为采购呼吸机谈判过程的开始。进一步的通信记录显示，3月31日诺瓦利奇和霍季奇之间进行了直接谈判，而霍季奇这时已了解，这笔采购可支配的金额达“1000多万马克”（约511万欧元）。

检察官提交的证据还显示，2020年4月2日，索拉克就和霍季奇在一通电话中明确了采购合同的内容，以1050万波黑马克的价格采购100台呼吸机，但当时想要采购的是另外一种“HCVE-003”型呼吸机，并不是最后买的是100台ACM812A。HCVE-003是来自哪里的呼吸机，至今无人知晓。

而检方还试图证明，总理已经知道，想要购买的呼吸机无法使用在COVID-19患者身上。2020年4月3日，一个名叫库丘科维奇的人给波黑联邦政府办公室主任发了一条短信：“请把这条短信转发给总理。在现在的困难时期，我希望我的良心是清醒的。留意购买的呼吸机。病人可能因为这些呼吸机出现肺破裂而死亡。我可以以每台9000美元的价格给你买到1000台。”4月3日这一天，民事保护局和霍季奇正式签订了合同。

在6月的庭审中，检方指出，到了2020年4月5日，霍季奇已经知晓无法买到最初想要购买呼吸机，但他仍打算找其他渠道。通过之前Exotrade公司的关系，霍季奇认识了黑山共和国首都波德戈里察的BTL Medical公司的桑娅·莱基奇（Sanja Lekić）。在一个Viber群组里，几家不同公司的人都告诉霍季奇，他们可以提供另一种中国制造的呼吸机——ACM812A，但不改变原先的预算。

4月中旬，各方达成了购买 ACM812A呼吸机的协议。霍季奇也将订单变更的新进展告诉了诺瓦利奇。

在银树莓与上海长启最终签订的合同中，上海长启是供应商，银树莓是最终的买方（end buyer），BTL Medical作为中间买家也出现在合同中。

虽然遭到检方起诉，诺瓦利奇仍然被法院裁定可以继续履行公职。但就在案件审理的同时，他又因为疫苗采购供应不足遭到波黑社会广泛批评。

无所不在的出口乱象

当中国积极援助国外抗击疫情占据新闻头条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未曾想到，出口的抗疫物资会在一次次卷进了当地的腐败争议。

波黑的另一较大的政治实体塞族共和国（Republika Srpska）也分批从中国进口了多台呼吸机。反对派的议员指出，参与其中一笔采购的公司“Medietik”的负责人是塞族共和国领导人多​迪克的一名顾问的丈夫。塞族共和国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PDP）称：“一旦此事曝光，这将是一个比波黑联邦呼吸机事件更大的丑闻。”

随后，塞族共和国健康保险基金称，“疫情期间的采购价格无法与疫情前一般情况作比较”，并发布了相关采购信息，该基金共从中国订购了165台呼吸机，其中价格最高的呼吸机每台价格达13.4万波黑马克，相当于52万元人民，最便宜的也同样是急救型呼吸机的，达每台的价格是4.9万波黑马克，约19.2万人民币。

高价中国产呼吸机也出现在匈牙利。截止2020年6月，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多政府以8.41亿欧元购入共16863台呼吸机，当中接近一半由外交与贸易部透过两家中介公司向中国采购。按此计算，平均每台呼吸机的价格是49872欧元，相当于人民币38万元。

匈牙利财政部长米哈利·瓦尔加（Mihály Varga）曾表示，到2020年6月，匈牙利为了应对疫情大流行一共的开销是4800亿福林（16.08亿美元），而仅仅是呼吸机的采购就达到了3000亿福林。大量的呼吸机仍然储存在仓库中，据称每月的仓储费用达到25万欧元。匈牙利打算转售这些呼吸机，但今年5月的报导称很难卖出去，大约400台被捐赠给了其它国家。

匈牙利媒体上出现了对欧尔班政府呼吸机采购的质疑和批评。匈牙利外交部新闻和国际事务大臣塔马斯·门泽尔（Tamás Menczer）则驳斥了媒体的指控，称这些媒体是在无理取闹。根据匈牙利独立议员阿科斯·哈达齐 (Hadházy Ákos) 发布在自己的网站（korrupcioinfo.hu）上的相关采购合同，匈牙利采购的呼吸机就包括ACM812A，且至少有3个厂家的5种呼吸机机型属于急救转运呼吸机。

网上还能找到一份匈牙利外交部与江西省泸信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4月6日签订的合同，显示匈牙利外交部从江西泸信购买了200台ACM812A和200台瑞思迈Stellar100呼吸机。前者的单价是38298美元，约为24.6万元人民币。匈牙利驻华大使馆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COVID-19疫情让更多的中国呼吸机出口到了欧美主流市场，但是由此带来的口碑却不全是好的。2020年4月30日，出口波黑的ACM812A刚开始被当地舆论关注的时候，北京谊安生产的Shangrila 510S呼吸机也在英国遭到了当地医生的质疑。一位麻醉重症专家写了一封长信给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一名高级官员，警告如果在医院用这种呼吸机会伤害病人。当时英国从中国购买了大约250台这一型号的呼吸机。Shangrila 510S呼吸机也是一种急救转运呼吸机，并不适用ICU。

Shangrila 510S和ACM812A都是持有欧盟CE认证，因此其出口要么直接面向欧洲，要么是往中东做转口。不过，ACM812A也出现在了美国。2021年5月，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当地电视台Local10关注了一批未拆封使用就被直接填满销毁的呼吸机，就是航天长峰的ACM812A。报导称，这种呼吸机并不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FDA的紧急使用清单上，因此不能在美国境内使用。

萨拉热窝收到航天长峰100台呼吸机的同一天，中国商务部、海关总署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公告，要求进一步加强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监管。商务部还专门成立了医疗物资商业出口工作机制办公室，协调各部门，不仅严格监管出口质量，而且打击假冒伪劣、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不法行为。

这一公告还要求，自4月26日起，产品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呼吸机等物资的出口企业，报关时须提交书面声明，承诺产品符合进口国质量标准和安全要求。海关凭商务部提供的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生产企业清单验放。这一清单由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动态更新，业内称为“白名单”。

航天长峰的ACM812A由于具有欧盟的CE认证而位列这份出口的“白名单”之上。白名单上的各类呼吸机共有32家企业的51个产品。

不过，欧盟CE认证仅限于基本的安全要求，“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是一个企业就可以拿到。”一位呼吸机行业人士称，CE并不是医疗设备专业的审评认证体系，在呼吸机行业其实并不受认可。

但这些，都没有妨碍厂商继续加紧生产，埋头赚钱。只要市场有需求，生产就有动力。据公司年报，疫情期间，航天长峰均采取“先收款后发货”的销售办法，只要有订单，就有预收款。公司现金流因此大大增加，较2019年同期增加了124%。

倒爷的机会

“先收款后发货”的经营模式尤其适用于国际市场上急需的，买入者能取得较高利润的畅销产品。在疫情开始肆虐的最初一段时间，呼吸机就是这样的货物，活跃的中间商从中嗅到了巨大的商机，有跨境贸易关系的人纷纷开始抢购呼吸机，这些人被称为“呼吸机倒爷”。

呼吸机行业本就是高度依赖中间商的产业。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ACM812A平常在中国的终端售出价应该在5万左右。但根据中国各级政府采购信息公示可以发现，在疫情之前，一台ACM812A呼吸机卖到医院的时候，中标结果也可以达到10万元（2018年，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就曾在网上公示过10.5万元一台的购买价格；2020年11月，在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中医医院发热门诊配套设备采购中，一台ACM812A转运呼吸机的磋商报价也是10-11万）。

但是，2020年3到4月发生的则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一些从来不曾涉足医疗器械行业的商人认准了潜在的高额利润，临时挤进了流通的链条中，作为倒爷，试图从中分一杯羹。

ACM812A便是那段时间最热炒的呼吸机机型之一。互联网上随处可见“航天长峰812A呼吸机大量现货供应”的信息。甚至在微信群里，都能收到关于这种呼吸机的售卖信息。4月，一些校友微信群里会出现这样的对话：“有没有做出口的需要航天长峰呼吸机的，这边有一手资源。”

在医疗器械行业群里，一些人在寻觅可出口的呼吸机货源——“哪位朋友有可出口的呼吸机，大概需要200台，急用。”也有人在群里发布转手信息：“我这有一批有创呼吸机现货，15台，美国货。”不到一小时后，他宣布，“货已出。”

2020年的上半年，王临鸿（化名）也曾参与过一些呼吸机的生意，但最终没能达成一笔订单。他说，当时关于呼吸机的单子信息满天飞，“基本上属于询价和信息裂变的虚单”。

比如说，国外的一个订单，经过几个外贸公司的裂变，再通过外贸公司业务人员的三级裂变，原本一个单子就变成无数个单子，然后呼吸机的价格就开始应声而涨。“询价多了，很多有货的就待价而沽”，王临鸿告诉端传媒记者，“关键是很多待价而沽的人手里，其实并没有货，或者说，有一批人在做空。”

导致的结果是，呼吸机的价格普遍虚高。王临鸿的观察是，“呼吸机价格要乘以10-20倍甚至更高。”他记得，最好的几款呼吸机价格都在20万以上。但问题是，大多数人手上并没有呼吸机现货，这叫“有价无机”。

林正军（化名）当时也在圈子里摸爬滚打了一番，不管是货源还是下家都是复杂对接，尤其价格，“每天、每个时间都在变动。”和王临鸿一样，林正军也没能做成一笔生意。“有的时候是我的供应商毁约了，说价格变化了，有的时候是下家出了问题。本来信誓旦旦拿着订单来订货的人毁约了，理由有很多种：来不及了、价格太高、不能出函等等。”接触的买家多了，林正军有办法判断订单的真假，但那些经判断“绝对是实单”的人最终都进了黑名单。有几次，林正军亲力亲为，带着下家去了工厂门口，但单子依然黄了。

“这里面有很多暗藏的较量，复杂又混乱，很多都是趟浑水。”已经过去了一年半，林正军回忆说。但在当时，“诱惑真的非常大，大家都是乐此不疲。”

最让林正军遗憾的不是呼吸机，而是另一个丁晴手套的单子，这个单子的诱惑之高让人咋舌，一旦做成，团队每个人的居间费可以拿到4500万。为了做成这单生意，团队废寝忘食，几乎都疯了，每天只睡3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沟通，但最后，这单生意也不了了之。

能把诱惑最终变成钞票的也大有人在。李飞（化名）就是一名在此期间成功做成了呼吸机生意的商人，ACM812A也在他的货物清单之上。“拿货的渠道有很多，有大代理、有二道贩子，表面利润都很大，但成交极少。”李飞说，“能做成本质上还是运气好。”

疫情期间，李飞经手的呼吸机有300多台。“进价一直在变，基本上价格都是加价10%。”李飞说，北京谊安、舒普斯达、万曼这些畅销呼吸机品牌根本拿不到货，所以航天长峰的ACM812A这种之前没什么人买的呼吸机销量也上涨。和其他一些呼吸机不太一样的是，“航天长峰的ACM812A相对比较低端，当时主要都是在贩子手中流转，主要的作用就是炒货。”

记者以求购呼吸机的名义也在脸书上联系了一名呼吸机“倒爷”。他表示，自己的货物已经卖完了，现在没什么利润了，已经不搞这个了。“当时利润很高，大概有20%。”这位倒爷手上曾有2000多台呼吸机，现在全出了。“北京谊安的VG70卖的最好，航天长峰的ACM812A不怎么样。”

北京谊安的VG70呼吸机也是被热炒的呼吸机品牌之一。2020年4月初，中国《财经》杂志曾报导，有买家透露，VG70的报价一台是32万元，但是26.5万要对公，5.5万元对私。开增值税发票部分只能是26.5万元，对私的部分基本都是中间人来分。该买家看到的居间协议上有10个人，这意味着，买家和卖家之间夹着10个中间商。

林正军在对接过程中，认识了各种各样的“倒爷”——有来自央企、国企和私企的，也有科研院所，甚至是个人的团队。在中国制造网（Made-in-China.com)上，记者发现，现在仍有26家供应商有ACM812A的货，其中大多数供应商根本没有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的资质，他们的主业有的是卖太阳眼镜，有的是卖铁锅。

李飞说，当时是“全民倒爷的时代”。

“一个单子，中间隔着十几个贩子很正常，其中国外的贩子五六层，国内的贩子十多层。”李飞也说，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只要有货源，就会有暴利。“在暴利的驱使下，没有人会不动心。你想象一下，只要你打几个电话，就能赚十几万，这样的事儿，不论是不是行业内的，你会不会去做呢？”

国家队的“影子”

关于ACM812A，《财经》曾报导，2020年3月28日，有经销商报出了15万/台的价格，而且仅限当日，如果要现货，价格则是30万/台。

根据波黑媒体拿到的一份商业合同，银树莓也不是直接从生产厂家航天长峰购买呼吸机，而是从一家名为“上海长启医疗科技中心”的经销商处购得。合同上写着，订单总价3000万，共100台ACM812A呼吸机，即每台30万。

运输成本上涨曾被认为是疫情期间呼吸机价格疯涨的原因之一。据波黑媒体Faktor报导，这批呼吸机的空运成本约为115万人民币，折合每台呼吸机的运输费用为1.15万人民币。波黑媒体还得知，在这单生意中，综合了各项成本、增值税后的呼吸机单价是近36万元人民币。而波黑政府为每台付出的预算是每台41万元，也就是每台呼吸机的流通成本又多出了5万元人民币。

我们暂时不知道，100台呼吸机折合总计近67万欧元的利润落入了谁的口袋。

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呼吸机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需要获得药监部门的经营许可才能获得经营权。天眼查上的公司信息显示，2020年4月7日，上海长启发生了经营范围变更，增加了第三类医疗器械的经营许可。

对于参与了波黑订单上海长启而言，这也是一笔“一锤子买卖”。2021年5月24日，记者拨打上海长启的电话，该公司销售表示，“已经不卖呼吸机了。”记者试图联系上海长启接受采访，但该公司未作答复。我们不知道上海长启是否直接从航天长峰拿货。航天长峰也未答复记者的采访。

2020年5月，一姚姓商人在一个外贸论坛上宣称手里有50台ACM812A的呼吸机。我们在2021年9月以客户身份咨询了这位卖家，他说，他是国药集团这边的，他有朋友在航天长峰上班，国药集团和航天长峰有其他方面的合作。“当时疫情期间，也是有做外贸的人来联系，我们把货出给他，出口报关就不管了。”

“你如果直接联系航天长峰拿货，可能拿不到，排产排不上。网上也有很多人说自己有货，但很多是骗子。”该商人说。据记者核查，他是否接近国药集团我们并不清楚，但他的确定身份是河北石家庄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

在疫情倒卖最疯狂的时期，市场上的贩子倒爷不少都称自己有国药背景，但李飞认为，这更多是“呼吸机贩子之间的传说”，国药的人也曾向他否认。

不过，至少还有另外两个单独信源都向端传媒记者提到了国药集团的参与。此外，根据巴尔干研究网络（BIRN）了解到的情况，塞尔维亚也从国药集团订购了200台ACM812A，总价值500万欧元，单价大约在18万人民币。

艾希摩尔光电技术是一家注册在北京通州区的公司，其主要业务是向国外出口美容仪。在2020年上半年疫情期间，该公司也加入了呼吸机倒卖的利益链条，一名员工称公司当时就是挂在了国药集团的名下，相当于是国药集团的一条“下线”，通过该公司达成的订单，“合同是直接和国药集团（China National Pharmaceutical Foreign Trade Corporation）签订。”

在此期间，艾希摩尔光电技术有限公司（Athmed）利用国外的社交平台发布包括ACM812A在内的呼吸机广告。一名销售经理于2020年4月14日在Instagram上发布的信息披露了合同签订的操作方式：采购分为两类。如果是由政府委托的采购，买方需要提供公司与政府之间的采购授权申请书、公司信息以及驻华大使馆的函件；如果是经销商采购，则可以借用一个熟悉的医院地址和电话，“如果你遭遇电话验证，就说你是医院采购经理，负责呼吸机采购。”

除此以外，所有的买方要提供采购意向书，提交这些文书之后，卖方会在1天内向买方提供一份报价单，谈判并正式签署合同。“正式合同确认后，需要在1天时间支付订单金额的50%作为定金。如果在1天内不能支付50%的款项，报价将立即失效。”

有意思的是，到了5月，通过艾希摩尔光电技术有限公司采购ACM812A的条件似乎不那么苛刻了。2020年5月7日，销售经理又发了一则广告称，“不需要提供任何文件，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就可以买。（No need to provide any document, you can buy if you have enough money.）”

我们以客户身份电话咨询了这名销售经理，他说，“我们是做美容仪器的，医美不分家，所以有一些关系。”他还解释，通过国药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方便：一是出口通关比较方便；二是对小公司来说可以规避监管风险。“原先价格高的时候，一台呼吸机要三四十万，现在价格低了，也得十多万，对客户的资金量要求很大，如果小公司进来这么一大笔资金会被查，通过国药（走账），就可以规避风险。”

此外，也有人在ACM812A上栽了点跟头。浙江一家企业在2020年疫情期间从航天长峰批了太多的ACM812A，库存直到2021年5月还没有清完，打出来的广告也变成了，“航天长峰812A，500多台，亏本处理，贴吧发了半年多，随时视频验货。”

据了解，这家企业名叫万马通，是上市公司万马科技投资设立的高科技公司，主要业务做乳腺癌的筛查诊断。该企业负责清ACM812A呼吸机库存的人员称，“航天长峰出厂这会儿可能要4.2万左右一台，现在他们是亏本处理，可以3万一台出。”

“我们相当于航天长峰的经销商。”上述人员称，去年疫情期间，国内ACM812A呼吸机无非是从两个渠道出去的。一家是国药集团，一家就是万马通。“航天长峰的机器还没生产出来的时候，单子基本上就被我们签掉了。市面上的货基本上都不是从生产厂家出去的。”

“我们当时拿的太多了，屯了几千万的货。国药渠道比较多，我们渠道没有这么多，就压了一些货。”他说，疫情期间一台ACM812A的最高价卖到了23-28万，“现在我们肯定是亏本买卖。”

我们进一步了解到，2020年倒卖呼吸机的疯狂时期，航天长峰大量批货给万马通时，单台ACM812A的定价是接近5万。不过，“我们肯定是有一部分其他的费用，不然的话，你是拿不到货的。”他说。

也就是说，虽然根据航天长峰的财报计算，在2020年上半年，一台ACM812A的出厂单价在3.18万元，但实际上，最上线的经销商从航天长峰拿货的账面单价就在接近5万元，这不包括回扣利润。而最上线的经销商卖出的价格就已经达到了25万元一台左右，也就是每台ACM812A有大约20万的利润。后面的经销商或者居间者又会分别加价抽取10%-20%的利润。

“国家队以及靠近国家队的关联部队这波真是赚了。”曾试图从中分一杯羹的王临鸿这样分析，很多人手上说有货源，实际上并没有实际有支配权的货源，只是有一点渠道，实际上是先接单再找货的投机者。货源确实很紧张，而且很多工厂转眼都被所谓“国家队”控制和买断，游击部队活得很卑微。最后的结局是，价格做起来了，垄断货源的国家队开始进入，并开始掌控价格。

这也是全球抗疫另一面——“国内外多少人在救人的大义之下，趁机赚足了钱。”

而对于王临鸿、林正军来说，他们明白了，这就是人的投机和贪婪的心理作祟。“万一成了，都是大钱。经过多少次过山车一般的合作，从满怀希望、激动地折磨人的等待，再到无奈无语的失望，也就慢慢开始冷静，回归正常的事业本业。”

进入5月，呼吸机的需求就急转直下。2020年6月，疯狂就基本结束了。随着国外呼吸机产能提升，潮水褪去，问题一一暴露。

“之前那一波，一些没有工业基础的国家很着急，买超量了；还有一些客户没有搞清楚功能和指标，运过去之后发现需求不匹配，也不是说质量有问题。”有外贸商就向记者坦承，呼吸机按使用场景可分为多种，在ICU、急诊室、救护车中使用的均不相同，一些国家缺乏的是在ICU中使用的型号，但错买成了适用于救护车场景的。

中国防疫物资的出口大致可以分三类——中国提供的无偿援助、外国政府请中国政府帮助他们采购以及外国企业向中国企业的直接商业采购。

延期到2020年5月召开的中国全国两会上，时任商务部长钟山说，这三种类型，前面两种防疫物资质量是有保障的，第三种商业采购则出现一些问题。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的企业在标准认证、质量上存在问题。还有一方面是来自于外国企业的问题，比如把非医用口罩送进了医院，这个责任是进口方的。

就出口到波黑的呼吸机ACM812A而言，当用途错配的情况发生，厂家和卖方有无责任呢？

在国内一家呼吸机大厂工作的行业人士告诉记者，就算是生产企业没有联合垄断货源的经销商主动参与炒货，其对于供销链条的管理也负有一定责任。

他介绍，自己所在的企业就承诺，给经销商的价格不涨，也同时要求经销商出售的价格也不能涨。他认为，一些小厂家对渠道商的把控能力很弱，可能压根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或者即使有要求也难以把控。

曾参与倒卖ACM812A呼吸机的李飞称，自己会和下游买家说清楚这种呼吸机的使用场景是急救转运，而不是ICU，但是他接触的不是直接出口的企业，他只是链条里的一环。环节太多，使得把控更难。

“这种情况出现，生产厂家肯定要负一定责任，不能只为了赚钱，还要想想国家的形象。我们卖出去的呼吸机如果是不符合人家需求的，对于中国的医疗设备行业乃至整个国家形象都是一次打击。”上述行业人士说，当然买方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而且是占很大比重的责任，“但我们不能把责任都推出去。”

100台呼吸机的下落

出口到波黑联邦的100台ACM812A型呼吸机，最后去了哪里呢？这些机器，除了酿成波黑近些年最受关注的政治丑闻外，有在疫情中起到任何作用吗？

人们知道的是，联邦民事保护局的司机将之运回了自己的办公场所，此后，它们被堆放在一个救灾帐篷里至少半年。这个帐篷没有照明设施，也没有温控设备。波黑媒体认为，这进一步证明了这笔政府资金的使用不当。有波黑媒体报导，呼吸机被束之高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检方的调查和诉讼，而是因为找不到安装技术人员。2020年10月份，邻国塞尔维亚的一家公司联系波黑联邦民事保护局，愿意提供安装和维修服务。

此外，按照当地的规定，医疗器械需要经过一家政府授权实验室的验证后才能使用。由于未知原因，本应由验证实验室“Verlab”完成的呼吸机验证被推迟。后来，Verlab与官方的合同又到期，波黑政府于是重新启动了呼吸机验证服务商的招标。

根据索拉克签署去年4月签发的采购声明，波黑从中国购买的这批呼吸机将分配到四家医疗机构，分别是萨拉热窝大学临床中心（KCUS)、莫斯塔尔大学医院、图兹拉大学临床中心和萨拉热窝的阿卜杜拉·纳卡什总医院。在当地媒体在2020年下半年的一些报导中，萨拉热窝大学临床中心安装了16个呼吸机，但其中2个呼吸机有问题；波德里涅州一家医院也收到了16台，其中也有2台存在缺陷。泽尼察州医院收到了12个呼吸机；图兹拉大学临床中心 (UCC Tuzla)被分到18台，泰沙尼总医院（Tešanj）收到了4台呼吸机。此外，莫斯塔尔大学临床医院（Mostar）、比哈奇（Bihaću）的州医院拒绝接收。

呼吸机的争议并没有消停。2021年3月，萨拉热窝大学临床中心（KCUS）有两名COVID-19肺炎患者死亡，家人发现患者的病历有篡改痕迹，认为这是医疗事故并报案。4月，KCUS的17位麻醉科医生在一份署名信中指出，ACM812A呼吸机不具备治疗COVID-19肺炎患者的必要的功能。KCUS主任塞比娅·伊泽特贝戈维奇（Sebija Izetbegović）则称，“没有人因为这些呼吸机而死亡。”

这一案件也成为“呼吸机事件”曝光后的一次大余震。一个原因在于，KCUS主任塞比娅·伊泽特贝戈维奇是波黑穆斯林族主要政党民主行动党（SDA）党魁巴基尔·伊泽特贝戈维奇的妻子。

“覆盆子呼吸机事件”发生在波黑的“波黑穆斯林族-克罗地亚族联邦”（即波黑联邦，Federacija Bosne i Hercegovine, FBiH）。诺瓦利奇和索拉克是波黑联邦的官员，二人都是穆族（Bosniaks，穆斯林族）主要政党民主行动党（SDA）的成员，该党在联邦中与克族（Croats）主要政党克罗地亚民主联盟（HDZ）及另一个主要是穆族的政党联合统治。

这一联合执政可能会被呼吸机事件蒙上阴影。2020年5月末，当联邦总理诺瓦利奇遭到拘留之时，SDA发声称这是检察官办公室对全体穆族人的攻击。SDA党魁巴基尔·伊泽特贝戈维奇（Bakir Izetbegović）还指责，呼吸机案的克族首席检察官戈尔达纳·塔迪奇（Gordana Tadic）发起调查的背后有族群利益的考量。

位于萨拉热窝的一家专注反腐新闻杂志主编Eldin Karić接受波黑媒体采访时称，伊泽特贝戈维奇的这一表态是一种民粹主义的表现。“SDA的策略是通过‘穆族人受到威胁’这类话术来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他认为，所有的波黑政党在这方面都是一路人。

波黑年轻的政治学者雅斯敏·穆亚诺维奇（Jasmin Mujanović）也认为，无论是2014年殃及波黑四分之一领土的洪灾、2020年的呼吸机事件还是2021年疫苗短缺，都反映出政府的治理能力低下，“在这背后其实是波黑治理的结构性危机”。

穆亚诺维奇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这种结构性危机一方面来自于，波黑克罗地亚民主联盟（HDZ）和塞族的波黑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SNSD）长期以来对波黑国家治理和行政能力的“掏空”；另一方面，穆族政党及其他政党任命的关键岗位官员也不是称职的专家，而是政治掮客。

伴随着战争苦难记忆的褪色，波黑政局的结构性危机却在日益迫近。克族HDZ的领导人德拉甘·乔维奇（Dragan Čović）希望修改选举法，以确保更大的种族隔离，建立一个专属于波黑克族的第三大政治实体；塞族的领导人米洛拉德·多​迪克（Milorad Dodik）更是经常以塞族共和国独立相威胁。

而若穆族政党SDA的诺瓦利奇一旦因为呼吸机案被判有罪，波黑联邦可能陷入关于总理人选的新一轮的撕扯。2022年的大选，也将给波黑政局带来又一轮的不确定性。

本篇报导由端传媒与与巴尔干调查报导网络（Balkan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Network）记者Irvin Pekmez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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