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不到的女儿：她在日本危殆，作为人权律师的父亲却被限制出境

唐正琪静静躺在东京一家医院的病床上，靠人工呼吸机维系生命。她身患严重的结核性脑膜炎， 已失去意识一个多月。此前一次手术，正琪从大脑到腹膜被插入了一根管子，以缓解脑积水症状。医生报告说她的脑干功能几乎丧失，仅大脑还保留着一些功能，能检测到脑电波。

这个25岁的女孩看上去同许多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没什么不同：在语言学校学日语，准备申请日本的大学，在N1考试结果出来后，开心地宣布“散步成功”。（N1是日语能力考试中的最上级，散步成功是考生之间『通过』了的暗语）。她的小名叫琪琪（キキ），和宫崎骏动画《魔女宅急便》里离开父母到异地做魔女修行的主人公名字一样。她的微信头像是水彩画的红裙女孩，朋友圈的封面是自己捧着樱花的背影，她在朋友圈说想吃水果捞，日常会更新在日本看到的海边日出、神社、老爷爷老奶奶开的小小和食店，偶尔也发几张自拍。不幸的是，她遭遇了全天下父母最害怕在外读书的孩子发生的事。2021年4月30日，她因病倒在独住的公寓里，直到那时，日本的老师和朋友才知道正琪的身份——一个维权律师的女儿。

她的父亲唐吉田是一名维权律师，曾为艾滋病受害者、三聚氰胺受害者、土地被非法征用的居民等弱势群体辩护，2010年被北京司法局以“扰乱法庭秩序”为由，吊销了律师执业执照，此后一直被国保重点关注。

得知女儿出事后，唐吉田买了去日本的机票，尽管此前他想前往香港看病被拦住了，朋友也告诉他有98%的可能性走不成。“我必须要试，我多走一步，就离孩子近一步”。日本政府出于人道主义为他紧急办理了签证，唐吉田也动用各种关系询问国保能不能让他出境看望女儿，又在5月19号去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信访材料，都没有回音。

“我是抱着一定能走成的愿望的。”6月1日，唐吉田启程，计划从北京飞福州、再飞东京，不料在北京大兴机场就遇到阻拦。厦门航空的工作人员不让他登机，因为福州边检通知他们“唐吉田不符合出境条件，坚持去福州还是会在下一个行程被拦下”。此时登机时间已过，但在随行的日本记者的帮助下，唐吉田据理力争，登上了去福州的飞机。朋友开玩笑说他享受了“VIP待遇”，因为中国有一些航班迟迟不起飞不是因为天气原因或空中管制，是重量级人物拖拖拉拉不登机。

唐吉田渴望离女儿更近一步的愿望在翌日破灭。抵达福州机场后，他被边检带到问话室，警察和一直跟着他的便衣模样的人交流后，口头向唐吉田宣布，“依据出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第五项（即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准出境）之规定，不允许唐吉田出境”。厦门航空的工作人员甚至撕掉唐吉田的登机牌扔进了垃圾桶。

唐吉田带着撕碎的登机牌回到北京。6月28日，他通过视频通话看到了女儿的脸。“好好休息，好好治疗，快点康复，希望能早点看见你”，电话刚一接通，唐吉田就开始抽鼻子。正琪似乎对父亲的呼唤有了些反应，眨了眨肿胀的眼睛。但她的眼神依然显得空洞，无法聚焦。2100公里外的父亲，用手揩去了眼角的泪。

正琪倒在东京的独身公寓里

4月30日晚上9点，阿古智子来到正琪公寓门口，她收到唐吉田的消息说已经几天联系不上正琪。此前，正琪告诉唐吉田自己身体不太舒服、不停咳嗽。他觉得情况很不妙，急切地拜托阿古智子去女儿公寓看一眼。

阿古智子是东京大学的教授，做现代中国研究。2000年代，阿古在北京驻日使馆做专门调查员的工作，结识了许多维权律师、调查记者和学者。2008年，唐吉田作为主要发起人，推动北京市律师协会直选。阿古智子由此结识了唐吉田，她经常询问唐吉田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分析，“他了解中国内部的权力机构，唐吉田的话是比较能够相信的”。正琪要来日本留学，唐吉田便拜托已经成为朋友的阿古照顾女儿。

阿古智子来到公寓，一边拍门一边叫喊正琪的名字，都没有回应，无奈下她找到附近的值班警察，警察一摸门下方的通风口，发现有热风透出来，猜测里面开了暖气，人肯定在，于是他们持续呼唤正琪。过了一个小时，终于听到了一个小小的声音说，门口的信箱里有钥匙，又说出信箱密码。他们推开门，发现正琪倒在门口附近的地板上，已无法动弹。

阿古智子和警察马上拨打了救护车电话。“她身体很弱了，意识也有时候不太清楚，一会儿说要睡觉，一会儿就说腰疼头疼，又觉得很冷，她受不了了”。阿古说，4月底的东京很温暖，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正琪一定是身体很弱了，才打开了空调。

救护车很快赶到，但疫情导致病床紧张，尽管正琪的COVID-19核酸检验为阴性，但她的外国人身份、发烧症状、以及患传染性结核病的可能，都让普通医院避之不及。正琪在救护车里等了快三个小时，救护人员则逐家询问医院，兜兜转转三个区，终于找到东京中央区一家医疗水平非常好的医院愿意接收她。

那天，阿古智子等到医院做完所有检查，已是早上六点半。唐吉田整晚都坐在朋友家的床垫上等消息。确认女儿入院后，他心才放松一些，稍微歪了一下身子，打了一个盹就天亮了，“那几天都联系不上她，心里不踏实，睡不好”。

今年她必须要考上大学

知道阿古一宿没睡，刚住下院的正琪给阿古发消息让她好好睡，多喝热水。“她自己生病还担心别人”。

“比较自立，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这是阿古智子对正琪的印象，“唐吉田也是的”。阿古说，喊正琪来家里吃饭，三次里有一次是不来的，“她不愿意给我添麻烦”。阿古知道正琪家经济条件不算太好，问她要不要住到自己家来，可以省钱，正琪拒绝了。

自2019年春正琪独自一人到东京留学以来，都是过着平日在语言学校上课、周末在麦当劳打工的生活，一小时大概能挣1200日元左右（约为70元人民币）。她在东京租的公寓是日本户型里最便宜的1R（指卧室和厨房没有隔开的单间公寓），位置在东京23区里最边缘、房租最便宜的葛饰区，这间大约20平米的公寓月租是6万日元左右（约为人民币3500元）。

正琪曾告诉阿古，自己想要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特别是研究贫困地区的女孩，因为她们缺少接受教育的机会。她在申请大学的志愿书上写到自己想创办一个支持女童就学的NGO。因为有社会学和心理学专业的大学数量有限，加上虽然正琪已通过N1考试，但许多大学还要求英文成绩。语言学校的签证只有2年，正琪在2020年度没能考上理想的大学，今年她必须要考上。

语言学校的班主任、父亲唐吉田、阿古智子印象里的正琪，都有一个一致的特征，就是爱读书和学习。许多中国孩子来阿古家，知道阿古从大学本科开始学中文，又在香港大学修读了教育学的博士课程，中文很流利，所以都不说日语。但正琪都尽力和阿古说日语，“我用汉语和她说话，她回我日语的”。

2006年，唐吉田到深圳工作，正琪跟着爸爸從吉林延吉转学到深圳读了一段时间小学，住在离福田口岸很近的城中村里。“她比在老家的时候开心，很兴奋，突然从延吉这个偏远的城市，到了深圳这个城市，确实是五光十色”。而正琪最喜欢的地方是家附近的书城，有时唐吉田也会带她去深圳中心书城，“她看书很投入，我叫她，她都听不见”。科幻童话、历史书、武侠、言情她都看，“躲在屋里打着手电筒看书，以至于把视力弄得下降”。语言学校的班主任也说正琪从来没缺过一节课，课上都很认真，拿到了语言学校发的全勤奖。

刚入院时，正琪也还能给父亲发消息，说自己向医院要了轮椅，想适当活动保持体能，“那不废了”。她和父亲说，这是一个教训，应该要多注意身体的。“她说她还年轻，能够度过这个难关，还让我注意身体，因为我有过病受过伤，身体条件不太好”。

2011年2月，在中国茉莉花革命之后，唐吉田被非法拘禁20天，在冬天的北京，审讯的椅子背后开着空调冷气，又被剥夺睡眠，没有充足食物，唐吉田流鼻涕、发抖、咳嗽的痰里出现了血丝。3月被送回延吉时，他身体十分虚弱，体重掉了30多斤。“琪琪妈说我是从炼人炉里捞回来的”，熟人在街上碰到都说他的脸色像死人一样。在延吉市医院，唐吉田确诊患上了肺结核。

人权律师的女儿

谁也没想到，正琪病情迅速恶化，肺结核菌侵入脑干和脊髓，5月7、8日，她已无法应答医生的呼唤、陷入昏迷不醒。医院检查后发现，正琪脑内的积水十分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

就在三天前，5月4日，正琪农历生日当天，唐吉田给女儿唱了生日快乐歌，说5月10日新历生日时，给她发微信红包。但正琪已经无法接收了，钱被自动退回来。

平日里，唐吉田给人的印象都是“挺抗折腾，皮糙肉厚”，“但事情发生在孩子身上，我确实是……”他连用三个成语形容自己的心情——“失魂落魄、度日如年、心急如焚”。没有旁人的时候，他时不时就落泪，用头撞墙。正琪住院以来的一个多月，唐吉田忙着办出境手续，“最开始睡眠跟不上，白天出去办事，走路都会觉得发飘、打晃”。忙碌的手续冲淡他内心的波动，但只要没有具体的事情占用时间，他“就无法控制自己，马上就会想到处于煎熬中的孩子”。

唐吉田和前妻给正琪取名时，取了“正气”的音和意，但一直以来，背负这一期待的正琪，肩上还有另一个沉重的身份——人权律师的女儿。

唐吉田之前在延吉当地的学校教书，后来去检察院工作，又转行做律师，为各类弱势群体维权，最后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也遭到有关部门的长期关注。父亲事业的起起伏伏，极大地牵动了正琪的生活。

唐吉田在北京被控制的时候，延吉的国保就会到家里敲门，核实唐吉田的行踪。“这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有些人就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去看她”。唐吉田领女儿去买书，或者出门做其他事，都会有人打电话追问和跟踪。父亲被抓走，小时候的正琪也会哭。他和女儿说，“这不是我做了什么坑蒙拐骗的事，是因为我在利用我的专业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有些人可能他们不理解，甚至对我有比较深的敌意”。

“她很难为情，或者说有些困惑”。唐吉田说，女儿小时候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太理解。但每次唐吉田回家，正琪就会很乐意地接过父亲沉重的皮箱，父亲离开时候她又很不舍得。

唐吉田的朋友对端传媒表示，“因为唐律师被打压，她在学校被区别对待，唐律师又不希望她接受洗脑教育，就这样失学了”。正琪十四五岁去了南京，在父亲朋友创办的NGO——天下公边学日语边工作了一年半。天下公是一家政策倡导型公益机构，致力于平权和反歧视，援助过“艾滋就业歧视案”等诉讼，参与过《食品安全法》的制定，不过早已因打压而消失了。唐吉田说女儿在机构里“什么都做，像一个实习生一样”。

曾在天下公和正琪共事的人对端传媒回忆，那时正琪正是青春期，处在迷茫又叛逆的年纪。她很警惕，“不轻易对人说她叫什么名字”。因为一看就还未成年，在天下公的办公室里许多人会问她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不去上学，“她都不作答”，“宛如惊弓之鸟”。东京语言学校的班主任也说，正琪从来不讲自己初中之后的事情。

正琪的这位同事表示，“那时她觉得父亲的维权事业搞砸了整个家庭，她不太认同老唐的事业。但别人说她爸爸和类似的维权律师不对的时候，她会说这些批评的人都是被共产党骗的傻子”。正琪会抱怨父亲对自己关心太少，有时抱怨父亲工作带来很多麻烦，但是机构举行活动，父亲来南京出差，她见到爸爸又会非常自豪。

唐吉田觉得，女儿在天下公感受到了帮助别人的快乐，他说虽然自己做的事也对她有影响，但“我之外的人对她的影响可能让她觉得更自然一些”。

唐吉田会和女儿说自己小时候被说成“地主崽子”的经历。唐吉田的祖父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自己因成分问题遭过白眼，“那种孤独无助的感觉让我逐渐明白这个世界可能有和我一样被对待的人，我除了通过学习努力走出困境之外，还要为其他人做些什么。”唐吉田说，也是因为这段经历，自己走上人权律师这条路。

他也和女儿说一些自己正在做的事，人们的难处、不幸和苦楚，告诉她需要换位思考。也许是父女的聊天沟通了心意，也可能是正琪离开了家乡，认识了许多父亲从事人权事业的朋友。唐吉田觉得女儿渐渐地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不能说百分之百地接受和认同，但她逐渐修正了原来的想法，后来我们的交流就特别顺畅”。

天下公发起人之一的程渊和家人曾照看过正琪一段时间，程渊的妻子施明磊对端传媒回忆，有一次，正琪对他们说，“你们做机构这么不容易，等我以后赚了钱，我有很多钱捐给你们，你们做事就没那么难了。”

2012年，正琪参加了“占领男厕所”行动，呼吁解决女厕所不足的问题。同事说，“当时她对这些懵懵懂懂，选择的是一个不繁华地段的‘旱厕’，基本不存在女厕所排队的情况。”但正琪对性别平等的活动特别感兴趣。她和父亲说自己在日本感受到男权社会的色彩太浓了，女性话语权很少。她觉得某节课的女任课老师评论问题都是从男性的视角出发，于是在课上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她说，我也考虑不了老师高兴不高兴了”。

不过，走出延吉并不意味着正琪摆脱了“人权律师女儿”这个身份带来的沉重。2013年，一家三口赴香港给唐吉田看病，顺便参加教会活动。正琪和母亲已验完港澳通行证往香港方向走，但唐吉田被拦下，好几个警察，“还有两个荷枪实弹的像特警似的”围住了他。正琪拍了一张父亲被拦下的照片，唐吉田使眼色让女儿快走，但边检警察们发现了，他们“像疯了一样让她删，她边走边删，但是他们嫌慢，冲过去把她扑倒了”，正琪手里握着的红色翻盖小手机甩了出去。唐吉田至今记得，女儿的喊声在罗湖的过境大厅回荡，非常刺耳。

“这不是一个父慈子孝的故事。大多数抗争者家庭的孩子，不是自主的选择，但是会被卷入其中，孩子是会很矛盾、困惑、迷茫而挣扎的，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承受了太多压力。”施明磊说，“也许她在日本才能活得更自由快乐。”

但日本生活的自由快乐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在日本留学，她过上了“稍微正常的生活”

5月18日，针对脑积水的治疗已使正琪的脑水肿消退，但她还没有恢复意识。每天，阿古智子都会把医生说的情况翻译成中文报告给中国的父母，收集群组里亲友的问题询问医生。几天前，正琪的母亲抵达日本，开始为期两周的隔离。

离开天下公之后，正琪在母亲的安排下，赴广东的职业学校学习了几年，获得珠宝中级鉴定师的资格，毕业后在广东的黄金珠宝鉴定中心上班。后来父亲的朋友建议正琪去日本留学，正琪也一直对日本文化感兴趣，就决定赴日了。

天下公认识正琪的朋友都认为，她到了日本才过上“稍微正常的生活”，“离开了中国，不用再去承受父母带来的压力”。正琪在日本喜欢穿褶边的Lolita连衣裙，今年3月语言学校的毕业典礼之后，和好友一起去了茨城县游玩，她很爱参拜神社和吃甜品。

但母亲并不喜欢女儿出国，唐吉田说，这两年正琪跟母亲基本上没什么来往，“后来我听她妈妈一个要好的同学说，她走之后，她妈妈哭了两天，她属于嘴硬心软的人”。正琪最开始住院时，也不想母亲知道。

唐吉田和正琪的母亲在2010年离婚。唐吉田说，正琪母亲曾以离婚相逼，让他不要回北京，留在延吉，但最后他还是选择回到北京继续人权律师的事业。“对孩子我确实亏欠很多，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对她妈妈也关心不够。自己走上这一条路，对他们的娘儿俩的冲击、烦扰和压力非常多。”最早父母没告诉正琪离婚的事情，但她慢慢地知道了，唐吉田说，“她内心可能也想促和，但她也慢慢发现，她妈妈和我在一些问题上确实是不太好协调统一的”。

“她妈妈可能有一些误会，认为我要拉着正琪走我的路，其实不是的。”唐吉田说，自己对女儿的期待就是按照兴趣去学，有条件帮助别人时要积极努力帮助，在互助的过程中，找到自己在人生和社会中的位置。“从一些细节上，我知道她是特别有同情心的，很良善。”父女俩走在街上，碰到年长体弱的残障人士乞讨，正琪都会把手里的零钱给出去，然后批评没注意到他们的父亲，“她说你怎么没有爱心，又不需要你给多少，总不能对别人的求助和苦难无动于衷吧。”

正琪也和父亲说，自己心有不甘，不想像有些同龄人那样“被父母安排和社会的浪潮带着，走到哪里算哪里，不管喜不喜欢弄一份工作，弄一个通常人的生活”。她告诉父亲，自己想去日本留学。唐吉田说，“我就是这把老骨头了，但是你如果确实是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努力的话，我头拱地也会想方设法”。

在东京，正琪一个月大概要一万块人民币的生活费。她和唐吉田说，考上大学后，就尽量不用父亲再负担了。刚来日本时正琪打工时间还长一些，但后来因为疫情，打工也更加困难，“她觉得不太好意思，跟我说，还麻烦我再管她一年”。唐吉田和女儿说，“没关系，我对自己生活要求也不高，能够张口求助的，先挪一挪，以后再想办法一点点还”。

绝大多数时候，唐吉田有难处都不会和女儿讲，但他知道女儿一定知道自己过得艰苦不艰苦。“我要是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话，她不用有那么多心理上的负担和精神压力，身体抵抗力就会比较好，如果这样的话，病情不太可能发展得这么严重，这么快。”

意识不醒的一个多月里，她受到多方援助

5月28日，在正琪公寓隔离的母亲忍不住自己坐電車去了醫院。这两年，母亲虽然没和正琪联系，但一直在微信上悄悄关注女儿的生活，看到正琪的微信步数从4月底开始就一直是0，她感到很心慌。母亲曾想过或许等正琪在日本成家，自己会去看看她。万万没想到，会在这样紧急状况下来日本，见到满头插满管子、没有知觉的女儿。

彼时，正琪脑部感染已消退，改善了脑积水的症状，但是吸收脑脊液的能力尚未恢复，神经外科医生正在考虑植入一种将脑脊液排入腹膜的导管。 从各个角度看正琪大脑的图像，会看到许多小的白点。这是一种结核菌，它们已进入了正琪的肺部、大脑和神经系统。她的炎症尚未消退，体内深处有血块，就算转危为安，肺结核通常需要6个月的药物治疗，结核性脑膜炎需要1年的药物治疗。

正琪的公寓经过母亲收拾，已变得很简洁。进门之后右边是很小的鞋柜，挤着正琪七八双鞋子，一双粉红色的凉鞋叠在最上面，款式已经很旧了，蒙上薄薄的尘。进门的通道右边是洗手间，左边是厨房和冰箱。说是厨房，也只是一个洗菜池和炉灶。靠近冰箱的铁制书架上叠着超过三十本的教辅资料，有日语有英文，有些还是新书，但很多已布满她用歪歪扭扭的铅笔字迹写上的解答和笔记，还有几本漫画杂志和日语小说。

语言学校的老师们去明治神宫求了两个护身符，一个给正琪，一个给正琪的母亲，希望保佑她们健康平安。又给正琪买了一只黄色的青蛙毛绒玩偶。青蛙在日语中的发音与“回来（カエル）”相同。她们知道正琪喜欢毛绒玩偶，说正琪醒来看到这个青蛙一定会高兴的。

阿古智子在照顾正琪母女之外，亦发起签名征集活动，用中日英三语不断更新正琪的最新情况，带正琪母亲去四处讲述正琪的故事。此外，日本媒体对唐吉田无法赴日探访女儿的遭遇给予大幅报道，NHK和TBS更制作了专题电视节目。

海外学者和民主人士也发起“声援唐吉田律师之呼吁信”，呼吁中国政府“基于人道主义，允许唐吉田律师前往日本照顾其女儿”。这封信征得上百个签名，包括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法国汉学家白夏等。7月1日，欧洲律师协会（CCBE）致信习近平，表达关注唐吉田律师的遭遇。

在6月2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NHK的渡边记者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唐吉田拥有合法的护照和日本签证，为什么不允许他出国呢？”。汪文斌回答，“你提到的有关的情况呢，我并不掌握，作为原则，我可以告诉你，中国政府一向依法维护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6月3日，日本记者再次提问，汪文斌回答，“昨天我已经回答了有关的问题，下一个问题”。在外交部发布的两天的记者会实录里，关于唐吉田的问答均没有被记录。

与此同时，唐吉田和身边的人仍在继续努力申请出境。6月9日，唐吉田给习近平的夫人、世卫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写信诉说女儿的情况。6月10日，他又向福建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交了被限制出境的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对方回复限制出境的具体理由和决定的部门。

唐吉田说，“他们说我危害国家安全，虽然我不能标榜我是最爱国的，但是我至少，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从来都是希望和我一样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都能够过的更好”。

尾声

等待渺茫出境机会的唐吉田，采访时常常谈到女儿引发他的思考。他记得正琪有次和他说，“时间会带走一切的”，劝慰父亲不要陷入琐事，说“不要活得那么沉重，有些事情需要放下的时候要放下”。

但此刻，女儿的重病成为唐吉田无法放下的事。很多亲朋好友问起正琪的情况，唐吉田每讲一次，“都好像刀割一样”。突然而至的病情让唐吉田更深入地审视自己的亲情关系与连结，“一定程度上对我是一个再造的过程”。

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女儿录音：“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个老太太……”他唱她曾经喜爱的歌、朗读诗词，讲他记起的女儿的小事。在和女儿的对话框里，这样的长语音信息已经发了一百多条，阿古智子会录下来，让护理人员放给正琪听。他说正琪小时候发不出“g”的音，总把哥哥叫成“dede”，又在唱“常回家看看”的时候，哼成“常回家探探”。他还和女儿细数她的优点，说有一年庆典，正琪班上抓小学生去翻牌组成标语，她被雨浇了都坚持着，“我告诉她，在我眼里，她很能吃苦，做事情非常有韧性”。

7月1日，正琪的脉搏一度下降到30，CT检查结果显示，脑干的状况比上次检查时更严重。7月2日，手术排出了她脑内的积水，医生说正琪的皮肤颜色变好看了一些，大家去看望她时，她的眼睛睁得很大，盯着母亲看一看，闭住，再用力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