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rdon Mathews：留港教书，记得每天真诚活着的感觉

最近，Gordon Mathews（麦高登）收到许多记者的邀请。在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办公室里，他耸着背、瞇起眼查看一封封电邮，“我不应成为新闻，因为香港变成一个相当奇怪的地方，我才成了新闻。”

引发一阵报导旋风的，是他留港续任的决定。2020年夏天，国安法生效前，他曾有退休离港的想法。今年2月初春，他在个人脸书写下数百字，分享他决定留港，并已跟中大续约三年，以研究教授的身份收取半职薪酬授课。他在帖文解释，留下来是想继续教书，见证指导的学生毕业，他也提及自己希望和前中大教师、妻子Yoko一起以力所能及的微小方式去做事，“keep Hong Kong Hong Kong”。帖文很快引发了二千多次赞好，不少人留言道谢：“谢谢你和香港人、香港的学生站在一起，Gordon教授。”

“一个老教授说，嘿，我不会退休，并会延长合约三年。以前你可能会有10个人回应一下……”坐在办公室里，他哼出招牌的高亢笑声，好不容易平复下来。最初收到这些祝福和道谢，他只感觉难为情，“ 我只是签了一张该死的合约。”

访问前一晚，Gordon敲键盘作曲至凌晨两点半。社交媒体重归平静时，他上载新乐曲 White terror，只有寥寥数十赞好。“没人喜欢我的音乐！”他玩笑着哀嚎起来。他一般不为自己写的乐曲命名，却为最新一曲取名White Terror——白色恐怖，这既是香港的现况，也是他对自己一身肤色的反省。“我总是留意，别人有兴趣知道我在做什么，有多少是因为我身为白人的缘故？你需要意识到白人的殖民统治，掌管世界长达500年。”

他也记得，在那则热门的Facebook帖文里，芸芸感激之辞中，有人向他泼冷水，“你有被捕过吗？”

香港风云变色，重大抉择逼在每个人的眉睫。在繁复讨论中，Gordon梳理出一条条线头——生命轨迹和日常选择背后，仍然存在国族、年纪、阶级和资本的分野。他会犹豫年纪大了，占着年轻教授的位置不好吧？他也想，在香港，教授的待遇有点过于优越。他今年65岁，做学问，也用学问审视自身，离开也好，留下也罢，唯一不变的，是批判和自省。

美籍港人的暧昧状态

以往，媒体常常为Gordon冠上“香港人”的称号，乐此不疲地描述这个美籍教授在香港民主运动中的投入，也钟爱他所写的《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香港重庆大厦》。这些年来，他关注香港难民的生活处境，每星期都给来港寻求政治庇护者免费教英文，讨论全球政治。去年被搁置的立法会选举，印裔社工Jeffrey Andrews宣布参选，Gordon作为他的支持者，出现在记者会之上。

不过，怎样才算香港人？Gordon 感觉，身份政治从来充满矛盾和暧昧。

2014年，他曾因着美籍的身份，特意去问中大社会学者、占领中环发起人之一的陈健民，自己在这场占领运动里应该做怎样的角色？有人私下给他传信息，说他当然可以做香港人啊，有的则担忧他被视为外国势力。

对于社运模式，Gordon一直信奉占领运动所提倡的公民不服从、和平非暴力原则。2014年和2019年两次冲击立法会的画面，都让他心里一沉。但他跟这些争辩总是保持距离，一半是刻意为之，一半是因为语言隔阂，难以深化讨论。

“我在这里的位置是暧昧的，我是一个鬼佬，我不应该介入去讨论，”他说，当时也有一些人提醒他：你有外国护照，我没有。

他跟香港不是一见钟情的浪漫故事。1983年，Gordon还是一个27岁的背包客，曾在香港落脚一星期。“我记得很美的日落、天星小轮、重庆大厦……”其余一切没什么印象。1994年，他重临这座城市，纯粹因为在纽约伊萨卡接到来自中大人类学系的电话，说想聘请他，“身为一个人类学博士生，你最好什么地方都愿意去。”

27年过去，Gordon自觉仍然不够理解香港。他不谙广东话，多年来住在中大山上的家里，社会学者兼好友吕大乐曾对他说，“你如果一直住在学校，是永远无法了解香港。”Gordon 点点头，“他没准是对的。”

“当我真正要成为香港人，我的伴侣可能要是香港人，我才会更好地理解香港。”Gordon说自己有太多不知道的事，不时脱离受访者的身位向记者发问：“你跟家人同住吗？”、“你有自己的房间吗？”“我其实不能想像你的生活、每一顿晚餐的细节，”这是他体认到自己触及香港的界限。

不过山上的一个个教室，也让Gordon感觉“贴近香港的脉搏 (have my finger on Hong Kong’s pulse)”，见证一个个学生的改变。

中大的人类学学生都知道，Gordon上课时连珠发炮，思路如跑车摩打般从不休息，又不时急速转向，驳回上一刻的论点，把分心的学生抛在前一个路口。下课后，学生三三两两的到办公室找Gordon天南地北地闲聊，从人类学到香港楼价、从全球政治到爱情意义，他从不推却。

“地铁上常有人来问，记得我吗？我15年前上过你的课。当我忘记他们的名字，真的感觉很差，”他顿一顿，双眼发亮起来，“但是，这也令我很开心！人们记住我所做的事……”

对于自己是谁、自己在哪里的感知是很复杂的。我想，我实际层面上不是香港人，在情感上却绝对是个香港人。

2019年，一个旧生带着孩子来探望他。因为妻子Yoko行动不便，后来他和这旧生结伴参与反修例运动的游行。多年没联络，重逢才知道他跟另一半分开了，独自带着孩子生活。早些年间，另一个20多岁的学生患癌，悄然离开人世，“命运如此待她，她不值这样的……她很有才华，是个很棒的人。但有时事情就这样发生，你能说些什么？”

“这些跟学生的回忆，使你决定留下来？”我问道。

Gordon褪去活泼的神色，沉思后平静地重复，“我想是的。我想是的。”

“对于自己是谁、自己在哪里的感知是很复杂的。我想，我实际层面上不是香港人，在情感上却绝对是个香港人，”他说，“如果你定义自己对一个地方的归属感是，你感到真正的被需要、被欣赏，那么无容置疑，我感到被赏识。”

他摸摸满是灰白胡须的下巴，又开始审视自己，说如果记者要写一篇具批判性的访问，“你可以说，我不过是一个白人，在这些殖民优势下生活着。我不觉得我是，但这优势可能有部分仍然存在…… ”

大学里的Troublemaker

在旧生眼中，Gordon表演欲十足，说话不忌讳，也不怕踩界。他试过为了讲课，在课上模拟心脏病发、应声倒地，然后又爬起来。他也试过问学生拿一张钞票、撕掉它，结果被学生往肚里打了一拳。

“Gordon教书从来不用Powerpoint，他的存在已经足够充实一个课室，”另一名旧生Maggie于16年前上“生命的意义”一课而认识Gordon，后来她修读人类学硕士，成为Gordon的指导学生。

在Maggie眼中，Gordon的课堂总是欢迎大家表达意见，不要跌入任何条条框框，下课之后，也会用心听学生分享。两年的研究生生活，她曾跟Gordon分享自己因失恋而无法继续写作，“他提我，just write, everything will be fine（尽管写作吧，一切都会好的），十几年后我还记得这句。当你问他，他全神看着你、用心听你讲，反映他真的关心，而不是敷衍你。”

我在大学里一直有点像个Troublemaker（捣乱者）。我很警惕这一点。

2019年11月，中大二号桥爆发冲突，Gordon带着粉红防毒面罩站在一旁，被媒体拍下他忧心的眼神。他说，自己既不是一个完全的运动支持者，也不是示威者。他前往游行，往往是抱着和平之心，“作为老师，我当时觉得在场见证，学生可能会安全一点点。”

这番话照见当今香港，Gordon会被归类为年轻人认为过时而不屑的“左胶”。不过，建制报章的枪头亦因此对准过他。《文汇报》当时以“中大洋师捧暴踪暴”为题，指他美化“黑衣魔”行为是“争取民主”，“将学子推上不归路。”

他一直觉得，中大有好几次可以让他就此离开校园。“有一次，系里有人得不到应得的嘉奖，我跟院长说，这是我一辈子见过最该死的愚蠢决定。后来我跟他道歉，他说，看，Gordon，我知道你的性格，你不用道歉。”

“我在大学里一直有点像个Troublemaker（捣乱者）。我很警惕这一点。”

Gordon一直在中大教授全球化与文化、生命的意义等人类学课程。他的班上，坐满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其中也有不少大陆学生。他跟学生讨论爱国可不可以是人生的意义，具有批判性的爱国情怀又是怎么一回事。2019年运动如火如荼，他带头筹备烧烤聚会，让大陆和香港学生在吐露港旁的大尾笃烧烤档，辩论运动的一切。

数年前，在雨伞运动的现场，他开课讨论“反民主”，探讨民主是否最理想的治理方式，也提醒众人民主并不永远的稳固。“这是一种颇对立的表态，但这就是你要做的事，”他喜欢和学生辩论、碰撞，最后让学生自行消化答案。

刚过去的秋季学期，Gordon要教一科他从未教过的“香港的文化”，其中一课谈及香港人近20年来的示威经验。他问学生，“香港在过去15年一直是个示威城市（a city of protest），为什么？从不同角度解释。”他的评分准则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否认香港近年的示威历史，但如果学生角度侧向香港一边，忽略北京的视角，那就不算好答案。

眼见美国选举、特朗普的施政，Gordon对民主政制总是带着满腔疑问。但对于批判性思考，他奉如圭臬，连说三次“很重要”，“批判性思维是圣杯(Holy grail)！”

“示威之后，来了Covid-19，然后是国安法，一切悬在空中。”Gordon说，“我怎会没有恐惧？当Jeffrey Andrews被拘捕，当2019年学生提醒我不要离开中大家里，我不会说我从不害怕。”后运动年代的阴霾席卷香港，教育界首当其冲，他也警觉在课上，不要在治权等议题上嘻笑怒骂。“就算是一个笑话也可以被断章取义。”

Gordon曾思索，学生日后如果因课业上的不满向执法者诬陷他，这可能吗？他当刻仍然选择相信学生。

他再三重申，他没有把自己想得太大，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教书人。“我愿意我把自己放在那条线上面。我相信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是值得我去为此战斗的，而如果我真的因此入狱——虽然我认为那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我不会后悔，”他交叠双手于下巴，严肃地说着。之后，他挨向他的大班椅。“如果那真的发生了，我希望可以像陈健民一样，写监狱的民族志吧。”

Ikigai，真正活着的感觉

第二次和Gordon见面，是一个微热的下午。他穿着深蓝Polo衣、米色长裤和老旧麂皮鞋，牵着瘦小的Yoko在中大新亚书院的草地散步。妻子在身旁，Gordon整个人更佻皮起来了，他不时在Yoko耳边絮语，逗得她咧嘴大笑。

相比Gordon，73岁的Yoko很安静，嗓子细而虚，一不留神会听不清楚她的话。20年前，她曾经患卵巢癌，早些年动手术暂缓了病情，不过近年又因患柏金逊症，脚不太好使，也常常肌肉疼痛。

这是一个出奇的不同的生命阶段。所有这些野心都变得更小了。

“不像你，我不再是20多岁的人了。你们有一定程度的野心（ambition），”第一次访问开初，他悄悄地落下这样的注脚，“这是一个出奇的不同的生命阶段。所有这些野心都变得更小了。”

一会过后，Gordon从袋里抽出手机般大的血糖测量器。电子仪器显示出一个3字，他是时候咬一下饼干了。Gordon从小知道自己患一号糖尿病，这病使他的身体无法正常合成胰岛素，倘若不好好控制血糖水平，病者年轻时就有死亡风险。现在，他需要每天注射胰岛素针剂两三次，袋中常备可乐和蜜瓜荳奶。

年青时，胰岛素反应曾经使他极端地横蛮不讲理，彻底变了另一个人。“你看他现在很sweet，对吧？我不能相信他发作时有多可恶和刻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糖份。”Yoko止不住笑声。“现在我们的身体状况比较平等了。”Gordon接话，“我们能活多久呢？谁会先离开？没有人想被遗留下来啊，我们说笑，‘我想先死’、‘不，我想先死’。”

儿时就意识到自己很接近死亡，使Gordon一直想要知道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多年来，他专注文化身份认同的研究，在美国、日本考察两地人对Ikigai（日文：生き甲斐）的想法，写下了“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一书。

Gordon说，Ikigai意指使生活最有价值的原因，也可以是使一个人有真正活着的感觉、把你和世界连系起来的东西。他坦承，自己的Ikigai，既非事业，也不是香港的民主或批判性思维，是Yoko。

他出生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很厌倦做什么都得驶车往几里远去的生活方式，自小想要离开美国，去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地方。1980年，他在加州接到电报，一间日本学校寄来机票，请他当英文教师。他一句日文都不懂，如此一去便在日本待上十年。

在日本公车上，他看见一个日本女生手上拿着《时代》杂志，跑去搭讪，从此认识了Yoko。Yoko同样觉得原居地日本很沉闷，后来她与Gordon移居美国读书，又一起来到香港教书，退休前在中大历史系教授明治时期后的日本。

“她总是比我更有冒险的勇气。”Gordon说，2014年雨伞运动时，他们睡在金钟大马路，当时有传解放军坦克会入场扫荡，Yoko判断照片是假的，不肯走，躺回路面去。

Gordon设想过，如果Yoko说快退休、去札幌吧，他便会听命离开，毕竟，她的兄长在日本病重，也需要照料。

但是，Yoko想要留在香港。在讲求谦逊有礼的日本社会，她总是能预计对方会怎样接话，但香港人却给她截然不同的感觉——表面木纳冷淡，帮助别人时却不太计较，这种反差使她感觉很有趣。

“香港人很sweet，他们只是不表现这种sweetness出来。”Yoko说，她也觉得Gordon应该继续教书。

反修例运动后，香港逐步被卷入细致化的威权管理，这边厢有大规模的拘捕和检控，那边厢中国当局正不断地修改香港的政治体制。

“在香港，有一些人的Ikigai当然是推动香港民主化，那曾是他们的所有。但是，香港追求民主的挣扎从来不是我的Ikigai。我们会想看见香港的民主，但这不是我们生命中的所有，”Gordon说得很坦诚，他转头问Yoko：“你的Ikigai是什么？我想我知道的。但是什么呢？是什么呢？”

Yoko没好气，“很难说我的Ikigai是什么，但Gordon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他又追问，“如果我真的（因教书）被捕、入狱，你仍然同意留下来吗？”

她依旧云淡风轻，“是的。”

在Yoko面前，Gordon仍然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40年前一个冬天，Gordon跟Yoko走在日本札幌的雪地上。嘭的一声，Gordon滑倒在地上，他连声怪责Yoko，“我不会再牵妳的手了！”她想，这人怎么怪到我的头上来？她忍不住在雪中大笑，“这人很有趣啊，我想这是我们最后走在一起的原因。”

一点点乐观

Gordon自小喜欢爵士乐，最近又开始探索电子乐。在新曲White terror的音乐影片里，一时出现风雪的影像，一时出现香港的游行人潮。

寒冷至死，那其实不完全是恐惧，而像是在渐重的麻木中入睡。但是，你仍然害怕，因为你知道自己不会回来了。

“T.S. Eliot 写过This is the way the world ends, 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我在想，那终结可能既不是呯的一声，也不是呜咽声，而是一声叹息。”在阿拉斯加州，Gordon经验过真正的寒冷。“寒冷至死，那其实不完全是恐惧，而像是在渐重的麻木中入睡。但是，你仍然害怕，因为你知道自己不会回来了。”

Gordon给学生开过一道考题——香港的未来会怎样？“我几乎在一些学生的考卷上看到泪水痕迹。”Gordon说自己或许夸张了，但是，“他们当然很悲观，当你曾经拥有一些东西，而你看着他们被夺去，你很难不感到悲观。”

此时，他会请学生视香港的身份认同历史为一条长河。穿过这20年起伏的政治图景，回到90年代的流行文化、80年代的狮子山精神和家庭价值。如今，香港人的身份可能会在伦敦、温哥华或者墨尔本幸存下来，但也有一个可能，就是新的管治系统未有把香港人在政治以外的身份彻底摧毁——香港得以续命为一个跃动而多元的城市。

“我尝试给他们一些乐观的看法。我尝试给予一个更广更阔的角度。”最近，有几个学生来访问他为何留港，又问他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回答学生，他想死去之前知道自己曾经改善了这世界一点点，让人们可以更好地互相理解。

Gordon心里有一条底线，那便是信息的自由流通。当他一天仍能打开Facebook、《华尔街日报》或《纽约时报》，他便研判香港还没未到最差的地步。“我会更倾向一个民主社会，但现在，你们仍然可以尝试创造更好的社会。”

“你好难想到Gordon不开心或生气的样子，有点难想像佢会因什么事情而生气，”旧生Henry毕业后仍然喜欢回校找Gordon聊天，“他令你觉得做老师要有很多经历才做到，才能启发别人。这不只是读什么大学或读多少书。”

不过，Henry也说，“有点觉得（他）太乐观了。”“他身为老师会想散播一种乐观、希望的氛围吧。我自己想法是，蚕食你的身份，不只算阉割你的一刻，而是一种温水煮蛙的痛苦。”

Gordon也自觉，他的乐观可能不合时宜，但他依旧坚持，“不要愚笨地乐观，但存有一点点的乐观。”对Gordon来说，不论是奉行资本主义或是威权主义的社会，个体身处其中同样受到压逼。但是，人还是可以尝试创造自己的私人世界。

“如果你只是需要正常过活，低下头来，完全不再思考政治，那不是一种抗衡。”他说，“ 但如果你继续做你一直在做的事，那便是了。”

这个学年，他除了继续教授中大的四个课程，也和来港寻求庇护者保持每星期的线上课堂，“现在移居到美国、驾长途货车的寻求庇护者也可以参与了”；他又说到下课后如何继续编写乐曲。像音乐或其他的种种兴趣，“到头来，这些就是令我过去20年生活保持着忙碌的东西。 ”他说。“我发现自己一直被‘做一些事的欲望’、‘完成一件事’的想法推动，我之所以还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还是不觉得自己特别的老。”

旧生Maggie说，回想Gordon对自己的影响，是在于生命的热情，“他这么passionate、关顾学生、贡献学术，又好鬼死好笑。你发现原来可以这么有热情、热诚地去生活，原来长大成人不一定要抽离、势利，注重形象……他是一个真诚生活的例子。”

我不想知道自己在哪里，想去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地方…… 我最后又的确可以到达一些颇不寻常的地方。

有时，Yoko会在家里接到Gordon的来电，说他在外迷了路。偷闲的日子，他喜欢随便乘上巴士，不看手机地图，在土瓜湾、蓝田等地方下车走走。“我不想知道自己在哪里，想去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地方…… 我最后又的确可以到达一些颇不寻常的地方。”

有一次，Gordon独自在大埔林村河傍坐着，低下头来休息。天色入黑，一个路人满脸担心地上前问他，还好吗？“这真的很sweet，”他说，“香港仍是一个好地方，即使我们不同意许多政策。”

几个月后，Gordon和Yoko将要搬离中大山上的家，那幢大楼将改建为学生宿舍。最近， 他们忙着执拾家当，思量着离开中大山头之后，不如搬到沙田区去。“我可以留在校园，但我会宁愿住在香港（其他地方）。We will see! ”

现在，他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下班后回家吃晚饭。一如往常，他和Yoko轮流负责煮饭，他最爱她预备的寿司、蔬菜沙律和红萝卜炖锅。他们一边吃饭，一边按动电视遥控，从CNN、Al Jazeera，转到俄罗斯电视台、北京中央电视台，最后停在香港的晚间新闻。有时，Gordon把新闻记下，留待之后和学生讨论。

饭后，两人便弄一大碗爆谷，坐在沙发上看BBC Earth，去看世界某处的大象和企鹅，在无垠的土地上如何存活下来。

“在我们面前，有一整个世界。”Gordon说。

（应受访者要求，Henry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林咏褀、张晓澄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