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你像不像孕妇？被身材焦虑绑架的中国女孩们

故事的开端都是一样的：减肥。这就像女孩儿们的通关密语，即便是刚认识不久，一旦谈到减肥，女孩们都能热络地聊起来。在中国一线城市玻璃幕墙办公室里上班的白领中，节食、吃减脂餐是一种流行。

但你不会知道，她们中有多少人因减肥走向难以自控的厌食与暴食，甚至发展成神经性厌食症、贪食症、暴食症（统称进食障碍），踏上催吐的自毁之路。“前一秒还是光鲜亮丽的白领，和大家坐在餐桌上吃饭，后一秒转身走进厕所一弯腰就能吐出来。”有过一年多催吐经历的小宁说，这是她所了解的高阶催吐人士掌握的特殊技能——不需用手指抠压喉咙、舌根，只要弯腰，吃下去的食物就能自动吐出来。

小宁22岁，生活在中国北方的一座小城，初中开始出现进食障碍，进入大学后开始催吐，停留在需要动手的初级阶段。催吐会带来很多副作用，比如胃液倒流会灼伤食管和牙齿，脸会变胖，咬肌肥大让脸变丑。为此，小宁还上网了解过催吐管。那是一种如今已被禁售的催吐工具，直径约1到2cm，长度12到22cm，硅胶材质，类似于医院洗胃用的软管，直接插入食道、伸进胃里，然后让食物通过软管流出来。

很多人不知道进食障碍是病。据美国国家饮食失调协会（National Eating Disorder Association，下称“NEDA”），进食障碍被诊断为一种“精神和身体疾病”。目前未知引起这种疾病的原因，但普遍认同它受到生理、精神和社会文化的多重影响。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陈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1世纪初，她接诊的进食障碍患者仅有个位数，2005年后增长到三位数，2016年就诊人数超过1100人次，2019年更超过2700人次。

这远远无法代表真实的患病人数。 2015年发表的《中国进食障碍防治指南》显示，进食障碍的终生患病率约为5%。患者中，90%-95%都是女性。

“你看你现在像不像孕妇？”

“好女不过百”。这句话就像一句魔咒，紧紧箍在小宁头顶。那是爸爸说的，意味着“好看的女孩子不超过100斤”。做生意的爸爸是小宁眼里非常优秀的人，在她心中具有无上权威。哪怕那时爸爸远在深圳工作，她独自在老家上寄宿学校，也一定要达到爸爸的要求。

节食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有天她发现自己从90多斤涨到105斤，慌了神，决定马上开始节食，一周不吃饭，只喝大米汤，很快瘦了5斤。长大后她才明白，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体重上涨很正常。但彼时她只有恐慌，并开启了此后绵延不绝的节食减肥之路。时不时地，她就会饿三四天，然后猛吃一顿，这样才不会胖。

来自父母亲人的评价，对女孩们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和束缚。

刚刚研究生毕业的阿菲是成都人。从幼儿园开始，爸妈就会问她：“今天老师有没有夸你长得漂亮，裙子好看？”每当她发胖，爸爸最常对她说的话是：“成都只有好看的女娃娃，没有你这样的丑娃娃。”

大她几岁的表姐也成为父亲用来对比的参照。表姐是名牌大学的学生，1米62的身高只有80多斤。在阿菲因暴食猛长到150斤时，爸爸会说：“你都有两个你姐姐那么胖了，你看你现在像不像孕妇？”那时正在念大学的阿菲，一气之下跑去欧洲旅行，希望回来时瘦成一道“闪电”。旅行的20多天里她瘦了二十多斤，每天沿着河走三万步，不吃饭。

那是她大学和研究生时期反复出现的状况：最瘦时80多斤，但时而因为暴食，在两三个月里长到150斤，然后又在两三个月里断断续续不吃饭，瘦回到8、90斤，身体就像个弹簧。厌食也不是刻意而为，有时就是忘了、不想吃。

“（父母亲人）对我的影响，就是过分在意自己的容貌。其实路人根本就不在意你，但我要是胖一点，就不想出门。”阿菲说，“我们家一群50多岁的女人在一起时，会相互judge（评价）对方有没有胖，稍微胖一点就说：你最近咋胖了喃？我们家没有超过100斤的女人。”妈妈还会把她和同事考上中戏的女儿比较，带给她很大压力，“总觉得别人随时都在judge我，一直在对外貌的自卑和自负中徘徊，这是导致我吃饭不正常的最重要原因。”


社会的风气和氛围，也在影响年轻的女孩儿们。阿菲所在的成都，也被称为“医美之都”。这座城市拥有数量庞大的公立和私立整形机构，机场、火车站、写字楼和住宅电梯里处处可见整形医院广告——“瘦脸针”、“减脂吸脂”。阿菲的高中女同学们，毕业第一件事就是做医美，“没有人没整过容、减过肥。”阿菲说。社交媒体上，来自明星、自媒体账号、网络广告的轰炸更是无处不在。某女明星将体重控制在85斤的新闻，一度让大批粉丝和路人将85斤作为身材标准。

Rita在18岁出国读书，Youtube和Instagram上的健身博主们，总会展示他们紧致的身材、漂亮的马甲线和人鱼线，带着一种很潮很酷的气息。Rita不可抵抗地沉浸其中，也开始健身减脂。

每天早上，她七点起床就去健身房锻炼，结束后吃个苹果和香蕉当早餐，然后去上课或打工。午饭是持续两年不曾变过的营养餐：三文鱼、西兰花，或者牛肉、白菜，再加点水果。晚餐也是如此。这是她浏览社交媒体后得到的信息，“觉得这个就是对的，我就要按照这个做。”

所有食物都会被换成卡路里，减肥健身App能精确测量出每一顿餐食的卡路里数。小宁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这类App有多么恐怖：它让你发现一个苹果的卡路里都那么高（50到100大卡），而一个正在减肥的女生一天只应进食1300卡，在此标准下你能吃的东西如此之少。那段时间，小宁连吃一块粗粮饼干都感到非常罪恶。

Rita也是一样，她每天只进食1200卡，还要运动。健身减肥两三年后，她甚至只要扫一眼食物，就会分解它的营养构成：一个汉堡，上层是碳水化合物、里面有奶油黄油，中间那层肉经过油炸、脂肪是多少，吃完后得去跑多少圈步、做多少次HIIT（高强度间歇运动），才能把它减下来。这是她面对所有食物的反应，“像入了魔一样”。

停经只是减肥要付出的代价

没有人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减肥健身的道路上走向失控，直到最后那根稻草落下。

Rita在2017年夏天陷入暴食。室友和朋友们都回国了，她独自一人在留学的城市实习。孤独，工作时间不规律，有一天朋友寄养的猫生病了，她也生病了，生病的她拖着生病的猫去看病，整个人感觉非常不好。两年极度规律的生活和节食，被打破了。

那天下班回家的路上，经过超市，她冲进去买了薯片、蛋糕、冰淇淋、巧克力……全是高热量食物，而且是北美超市里超大袋的family size（家庭装）。她回到家就疯狂地吃。一切关于卡路里的计算都抛去了九霄云外，“陷入暴食情绪时，脑子里只有吃，只想往肚子里塞，哪怕生理性胀了，但脑子感觉不够，还要吃。”有时为了自控把食物扔进垃圾桶，但过了一会儿又忍不住把它们翻出来继续吃。后来她发现，翻垃圾桶找回食物，是大部分暴食者都有过的行为。

这样的暴食持续了近一年，几乎每两天，Rita就要暴食一次。2018年春节，学校放假一周，她几乎每天都在家吃，也不健身了，一个星期就长了10多斤。返校后，朋友见到她惊呆了，“天哪，你的脸圆了一圈！”

事后覆盘Rita才知道，那两年的节食已把身体和大脑消耗成饥荒模式了，“大脑会觉得这个人要死了，所以不断下达指令让人疯狂地吃东西。”她说，“哪怕你想停都停不下来，根本没法自己控制。”

暴食之后，会有不可抑制的罪恶感，然后陷入自责和自我攻击，“怎么会这么不自律、不能控制自己呢？”那是每一个接受端传媒采访的女生都提到过的心理。随后是补偿性行为，Rita是疯狂锻炼，小宁则是催吐。

小宁从高中就开始催吐，在大学形成了习惯。有时在吃第一口饭时，就知道要把它吐出来了。到后来，哪怕能正常吃饭了，身体也会有一种自然反应——恶心。

推动小宁催吐的，还有一种强烈的自我厌恶。无论是高考成绩，还是念大学所花费的高昂学费，都让她有种“所做努力配不上父母给你的东西”的心理。于是，她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无论是学习还是外貌。强烈的自我压制终究带来了强烈反弹，催吐是对食物的清除，也是对自己的否定。

节食久了，身体也会不断发出警示信号。

小航在大学时接连三个多月吃一模一样的早餐：25g的干麦片，加上25克脱脂奶粉泡的牛奶，或者一杯黑咖啡。中午在食堂吃一两白米饭，加一碟白水鸡肉、一碟青菜，晚上则省去米饭。有时若早上没忍住吃了面包或酸奶，那就不吃晚饭了。还会强制自己运动，每天跑七八公里。

三个月后，她瘦了13斤，坐公交车都能感觉到背部骨头凸起，有隐约的不适感，却让她很享受。但后果是：月经停了。

但即便如此，她也没有恐慌，第一反应是：节食还要继续，减肥才是第一目标，停经只是要付出的代价。后来小航的毕业论文探讨减肥和进食障碍，在调研中发现，有过节食、暴食经历的女孩很多，停经也非常普遍。Rita曾经在Youtube上关注了一个健身博主，这位博主后来发视频告诉大家：她停经一年了，当月经重来时她欣喜若狂，终于可以怀孕了。

还有人在节食减肥的过程中，走到了生死边缘。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陈珏说，进食障碍中的厌食症是所有精神障碍中致死率最高的，约为5%到20%。因厌食症住进ICU和死亡的人数也是触目惊心。根据NEDA的数据，在美国，平均62分钟有一人死于进食障碍，其中五分之一为自杀。

小安在入院治疗前，已被医生诊断为“心律太低，体重太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她仍然拒绝入院。但当她转身走出医院，却突然感到晕眩，眼前发黑，呼吸不过来，在生之渴望下她决定住院。

在那之前，念大三的小安已节食减肥两年。从家乡到上海念大学，孤独感无所不在。寝室就像图书馆，室友们各自在书桌前看书学习，几乎很少交流，房间里总是安静得可怕。“挺孤单的，觉得自己不被人喜欢，是自己不好。”小安说。

身边的学姐们也漂亮时尚，她觉得自己“又丑又胖，腿很粗”。“如果在外表上更有吸引力一点，可能有更多人喜欢我吧。”这样的念头推动她开始减肥，体重不断减轻，面黄肌瘦，“像难民一样”，气色特别不好。身高1米65的她，最瘦时只有37公斤。

伴随着沉重的学业压力、出国交换那学期承受的负担，她在回国后崩溃了。入院之前，她每天都很痛苦，想自杀。后来，她在进食障碍之外，也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和中度焦虑。

“暴食也还好，你不要把它看得这么严重”

住进医院的小安，最初每天都被强制吃下很多米、面、肉、油，她崩溃痛哭，觉得自己已经吃成了“一头大肥猪”，和看顾她的爸爸哭着说“想死”。长期节食下已经萎缩的胃也会因进食而疼痛，她每天除了吃饭和参加治疗，就是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情绪最不稳定时，她没有小刀自残，便用头撞墙，“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据美国自杀预防资源中心2020年2月公布的数据，在有厌食症病史的人群中，自杀的发生率为24.9％。

也是在治疗过程中，小安第一次找到了和她一样的小伙伴，感受到理解，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不是怪胎。当她用头撞墙时，也是病友抱着她，轻轻拍打她的后背说：“没事，都会好起来的。”她第一次感受到被治好的希望，“如钻石般珍贵而闪耀的希望”。

小安在医院住了三个月。出院时，虽然体重还未达标，但认知得到了改善，可以自己正常吃饭，能够自己管理自己。她入住的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进食障碍的住院周期是三个月，时间到了不想出去也得出去，因为后面还排着很多等床位的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和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是中国为数不多设有进食障碍专科的医院。

除了匮乏的医疗支持，民间对进食障碍的认知亦处于较低水平。绝大部分进食障碍患者都曾遭受过身边亲友的误解甚至“不自控”的指责。在豆瓣上一则关于进食障碍的讨论贴下，点赞最高的回复是：“我和很多人说过情绪不好要去看医生要吃药，他们却经常和我说不至于吧，不需要吧，甚至有的说吃药也没用吧。”1000人赞同了这一评论。

小宁在一次催吐导致双眼充血之后，向家里求助，在一次长谈中终于得到父亲的理解。父亲从家乡飞到她的大学所在地，带她回家看医生，后被诊断为进食障碍。她休学一年，在心理咨询和药物疏导下慢慢变好。

阿菲也曾有过一年多的催吐经历，结束来得悄无声息：因为她有男朋友了。男朋友接纳她的一切，“他不需要你漂亮，都是爱着你的，unconditonal love（无条件的爱）。然后你渐渐没有那么在意外貌了，至少在他面前不在意。他是你最亲密的人，你什么都可以和他分享，就不孤独空虚了，不需要用食物来安慰自己。”阿菲说。从那以后，她不再暴食和催吐，至今已三四年，但因暴食和断食导致的吃饭不规律、胃口不好仍留在身上。

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对于一般厌食与暴食者来说似乎具有强大功效。Rita的好转，发生在2018年夏天她回国之后。重新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她终于向他们倾诉了自己这一年的痛苦。抱着母亲，她崩溃大哭，语无伦次地说：“我好苦啊，为什么我是这样一个人？我停不下来吃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子？”

父母这才知道，她在电话里所说的“控制不了想吃零食”是什么状况。他们告诉她说：我们只想要女儿过得健康快乐。

说出这一切后，Rita如释重负。月经不调、时常头晕的她去做了体检，医生向她发出警告：雌激素特别低，胰岛素也异常，下一步就是糖尿病。从那以后，她才强迫自己放弃了减肥。

小航也尝试过向外界求助。在学校心理咨询室，当她好不容易说出自己因减肥而暴食时，那位男心理老师斜着眼睛，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我觉得你不用减肥啊，是正常的身材。暴食也还好，你不要把它看得这么严重。你知道吗？有的人是厌食，厌食是会死人的，暴食不会。”

小航再也没去求助过。后来因为停经时间长了，去看医生，她才放弃了节食减肥。暴食的治愈也是因为突然而至的放弃心理，“破罐子破摔”，想吃就吃，不去想会不会长胖，她才慢慢好了。

“你和身体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

小航在广州念本科时读的是社会学，那时便对“父权文化”、“男性凝视”有了很多反思，知道自己减肥有受到“以瘦为美”的审美霸权的控制。但，那又怎样呢？“我还是在意体重，没办法跳脱出来。”

如今，她在香港念性别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坦言自己“到现在还是觉得瘦是好看的”。但有时候，她会悄悄观察那些不是白瘦美的女生，发现也有人在坦然自在地活着；那些小腿不是又细又长的女生，还是会穿短裤短裙，她看着也不觉得丑；有次一场活动的主持人是胖胖的女生，但却很自信……小航像是一点点地在白瘦幼之外，发现不一样的美。

她仍然会注意自己的饮食状态，有时还是会刻意节食。但有了过往经验，她不再恐慌和焦虑，不再管制自己吃什么，也不再计算卡路里，而是给了自己空间去让食物种类和数量浮动变化。

反思也一直在进行。“减肥的一整套话术是有问题的。你暴食就是你贪吃，不运动就是懒惰，身体不舒服不继续就是没有持久的耐性。它一直鼓吹克服你的身体、战胜它，你的不适和欲望是敌人，你的身体就是阶级敌人，要打败它。”小航说，“但我经历过一切后，觉得不是。减肥过程中，我们的身体已经在不断发出警告了，胃痛、口干、不来月经、精神不集中，你都没有理会，你和身体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

“最重要的是，要和自己的身体和解。”Rita说。她18岁出国，在世界观尚未建立好时接触了健身和节食文化，在模仿中走偏了。她后来才明白，自己“是不同的人，没必要模仿别人”。她也觉得这和“男性凝视”有关。“从小到大，社会给我们的感觉都是美女都是瘦的，女孩子长胖一点就会被叫‘肥婆’这种有侮辱性的词，追求美都是按照男性的要求——细腰长腿胸还要大。可是哪儿有那么多又瘦胸还大啊，这肉也太会长了。”她说。2020年，她和身体握手言和，回归了正常吃饭的节奏。在北美生活的她，也逐渐受到当地环境的影响，可以自由地穿一字肩衣服，“不用担心别人用异样眼光看你，哪怕你身材不好”。

小宁从进食障碍中走出来了，但她却对上初中的妹妹、小学一年级的堂妹感到担忧。妹妹早上一起床就点外卖，常常是汉堡薯条可乐。发胖已有了症兆，她因此一整个暑假都不怎么出门，因为买不到合适的衣服。

幼小的堂妹已开始追星，总是会问小宁：“你觉得关晓彤好看还是Angelababy好看？贾玲好看吗？我觉得她有点胖。”而在生活中，只要有邻居说小胖妞挺好看的，她就会问：“姐姐，我是不是胖？”

“现在的小孩看视频、看综艺，完全活在虚拟世界里。而他们接触的网络，全都在传递外貌焦虑。”这是小宁的观察。减肥和整容如此普遍，对于年幼的孩子们来说显得稀松平常，他们轻而易举地就接受了。

“我住院的时候，最开始有很多像我这样20岁出头的，后面就有越来越多十几岁的女孩，最小的只有12岁。”曾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的小安说，进食障碍的患者群体似乎在变得越来越低龄化。2012年，上海市的一项流行病学调研显示：上海儿童青少年进食障碍患病率为1.4%，其中，小学生1.3%，初中生1.1%，高中生2.3%。

尾声

大学里学习心理学的小安，如今考上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进食障碍诊治中心主任陈珏的研究生，准备投身这一领域的研究和治疗。曾患进食障碍、在ICU抢救过的女孩张沁文，康复后也以“少女神婆婆”的名字成为一名视频博主，普及关于进食障碍的知识和治疗。成为博主后，她收到了上万封“救救我”的私信。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女性公开讲述自己受进食障碍困扰的经历，和对“以瘦为美”、男性凝视的反抗。微博上，“暴食症”等超级话题下，聚集着数以万计的人们，每天发布自己的饮食状态；豆瓣上，1万多人聚集“徘徊在暴食和厌食之间”小组，此外还有“暴食互助”、“暴食催吐”等众多小组；

“兄弟姐妹们，互相鼓励，互相关爱好么，可能只有我们是互相理解的吧。”豆瓣暴食小组里一位女孩写道，“我不想毁了我的人生。”

应受访者要求，阿菲、小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