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里的武汉封城《76天》，夹缝中定格的人性

编者按：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一个足以瘫痪世界、为时代画下转折点的病毒闯入人们的视线。随后一年，COVID-19在全球造成逾九千万人感染、超过两百万人死亡。武汉，作为充满争议的“头号疫区”，渐渐隐没在其他重灾区的尘嚣中。在封城一周年之际，端传媒重访疫情起点，捡拾失落的个体，叩问疫情留下的改变、伤痛与重生。愿回望的目光，温暖当下的寒冬，并向未来注入力量。第一篇记录了失亲者的故事；第二篇，还原感染者、医生和基层抗疫官员被疫情改变的这一年。这是第三篇，借纪录片的镜头，回看一年前的细节，也正视疫情带来的隔阂。

纪录片《76天》一开场，观众仿佛一下回到了武汉封城后，疫情危机的正中心：一名穿戴著防护服的护士在尽全力奔跑。她想见父亲最后一面却不能。看着父亲的遗体被抬出病房，她的同事试图安抚她，不让她失控。激烈的开场过去，一切又慢慢向上走：一对因隔离无法相见的老年夫妇，在护士的帮助下用视频关心对方；一对因母亲感染而见不到新生儿的夫妻，最终与孩子相聚；来自各地的医护人员们在防护服上写下怀念的美食，承诺疫情结束，互相请客。

一位患有老年痴呆、口音浓重的老渔民反复出现在镜头前。从入院开始，他花样百出：无休止地试图逃跑，不带口罩在走廊徘徊，不时将行李收拾好打算出院。不睡觉的晚上，他去拆马桶盖子，还要抱走病友的床头柜。当病痛来袭，医护人员给他宽容和照顾，电话那头的儿子，则让他要记得自己是共产党员，老人痛苦哭道，“这关共产党员什么事？”出院那天，医护们为他送行，问他回家第一件事想干什么？“抱重孙子！”老渔夫笑着说，但随即想起，痴呆的自己，总是家人的“麻烦”。

无法再留下只言片语的是那些被疫情夺去生命的人们。镜头里，护士长把逝者的遗物——通常只有一张身份证、一只手机和一根充电线——仔细消毒，再一一打电话通知家属。没有旁白，《76天》一个半小时的推进，全凭患者、医生、家属之间的情感纽带。

2020年9月，《76天》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首映，12月初在北美发行，作为最早上映的关于2019冠状病毒疫情题材的影片之一，收获相当多好评；2021年1月下旬，影片还将登陆英国、爱尔兰和新加坡。虽暂未有在大陆上映的计划，却已获得不少中国网友关注。

距离武汉封城的76天，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聚焦了全世界关注的武汉，依然有太多没有被看到、被讲述、被反思的记忆。纪录片的镜头，留下珍贵档案，他们在为武汉人、为仍深陷疫情的世界记住了些什么吗？这些影像记录，又是否能帮助人们彼此理解、修复创伤呢？

制作：一场远距离的疗愈

《76天》有三位联合导演，其中负责剪辑和发行的吴皓，从未踏足武汉。

2020年2月初，吴皓打算拍一部关于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纪录片，“我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1月，他曾为了探望做完癌症手术的父母回到上海，那里无人的街道和网友对政府信息不透明的气愤，犹如科幻电影般，给了他强烈的记忆。吴皓是一名美国华人纪录片导演，出生在四川，后来留学、移民美国，在互联网行业打拼多年，最后入行纪录片行业。

当时的疫情中心是刚刚封城了的武汉。在进入武汉的尝试都没有成功后，吴皓转而寻找在武汉的拍摄者合作，期间认识了《76天》的两位联合导演：《时尚先生》的记者陈玮曦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记者，他们当时分别在四间武汉医院进行拍摄。

陈玮曦不算机构派驻，去武汉一心想做报导，觉得不去，“对不起职业生涯”，自2月初进入武汉，被四家医院拒绝后，终于和一支援助武汉的医疗队同时进入一间医院。匿名者则是武汉一间国营媒体的摄影记者，完成摄影工作的同时也在拍摄视频。

初次看他们的素材，吴皓觉得“很有震撼力，能感受到一线的惶恐。”镜头里，一扇铁门堵住了等待入院的病人，连轴未歇的医生们无法让病人们一齐涌入，只能拦著门，一个一个安排入院。

一开始，谁也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吴皓与两位现场合作者的协作，最初也是非正式的。拍摄者们将素材传到云盘，人在纽约的吴皓下载浏览。双方偶尔线上讨论，哪几个人物可能更有意思，要多拍一些，但也没有签订使用素材的法律授权。这个过程中，素材的局限、疫情的变化、以及吴皓自己的生活，决定了导演们最终选择关注人而非调查性内容。

“当时我们也拍了一些所谓的‘whistleblowers’（吹哨人），都是国内外媒体采访过很多次的，”吴皓说 ，“但是就觉得还是要讲出点新东西。”他也曾尝试添加一些新闻评论，但行不通。“素材里人性化的东西拍得很好，我最开始自己试着剪，出来的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当我试着把一些新闻评论加进去，反而觉得不伦不类。”

“我发现，加任何东西，反而是侵蚀，反而让好的东西变得非常普通。”

影片中的恐慌、绝望、孤独提醒著吴皓疫情的现实，但同时也让他意识到，在这样规模的危机中，有很多人物和情感的细节，不能丢掉。

在阅读不少有关流行病的书籍后中，吴皓的一些想法变得清晰。无论黑死病、西班牙流感、艾滋病，偏见和无知在不断重复。“第一，历史上，当有这种全球性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找替罪羊，这是人的天性；第二，不管政治体制是怎么样的，这样的突发事件，大家都会应对不及。”

批评太容易，他觉得自己应该“去讲以人为主的，关于人性的问题”。

3月初，吴皓的外公因癌症去世，从确诊到去世只有一个月。到了中下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用“中国病毒”大作文章，中美外交摩擦一度白热化，两名大陆导演担心政治风险，一度中止与吴皓合作。此后，由于疫情热点转向全球，原本曾有一家美国影视网络计划与吴皓合作，此时也决定撤出。

彼时，纽约疫情愈演愈烈，政客的无能也在暴露，吴皓感觉在美国“重温了一遍武汉的故事”，“只是第二次更让人惊讶，因为美国本应该有最好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卓越的政治制度。”他随后前往亚特兰大与家人团聚，在亲戚家的地下室自我隔离时，他开始系统地梳理两名联合导演拍到的素材，“感觉一个人的情感释放了。”

“剪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窝了很多情绪。当我被那些故事感动的时候，像一个therapy。”

一个击中他内心的例子是护士田定远。一个场景里，田定远给一位病患喂药，老人连吞咽和说话都困难，但一直紧握着田定远的手不放。“你不让我走啊，”田定远低声说， “你的亲人不在，我们就是你的亲人。”

对亲人的思念和对希望的渴望，仿佛把吴皓带入了其中。他想起帮患癌的外公找病床，但恰逢疫情，一床难求。他人在纽约，只能托武汉的志愿者找到成都的志愿者，辗转联系医院。“看到医护人员那么主动地跟一个孤独的老人握手，很小的一个细节，我特别感动。”

最后的影片中，医院里有混乱和紧张，但镜头中仍然保留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以及因此传递出的一丝希望。“关于这次疫情也好，还是疫情中的人也好，就觉得它完全在表达我的情感。”300多个小时的素材，粗剪版本出炉只花了大约两个半月，他把成果展示给两名联合导演，对方被他和他的故事打动，也终于同意授权他使用素材。

“吴皓有一种魅力，他能很容易赢得别人得信任。事实上他也是个比较纯粹，比较单纯的人。”说这话时，《76天》已经在北美上映，并获得各界认可，而此时，陈玮曦和吴皓都还没有见过面。

观众：“并不天然关心武汉”

当美国资深的纪录片制作人芮文斯（Sheila Nevins）在印第安纳州哈特兰德国际电影节上看到了《76天》的时候，她以为，片子的发行权肯定早被Netflix，Amazon这些大平台抢走了。

“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觉得它就像是一则预言：影片里头是希望，一切都还是有希望的。”芮文斯对端传媒说，“武汉开始封城的时候，病毒正冲向美国。”芮文斯没有去过中国，但片子里那些丢失的和被找回的东西让她感动——“比如医生尽力为家人保留下的，一位逝者的手镯。”

得知片子还未有发行方，电影节还未落幕，芮文斯作为美国MTV电视网的纪录片负责人，拍板买下了《76天》的北美发行权。从12月4日开始，《76天》在美国各大影院都有上映。

疫情以来，观众们都是线上买票线上观影。来自美国费城，正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读的博士生的霍恩（Will Horne）就在家中看完了《76天》。霍恩觉得，许多美国人可能不会天然地去关心武汉，“大家只知道它是病毒爆发的地方。”他回忆说，在仍未预见疫情会在本土爆发的时候，很多人还会关心他者的情况；而当疫情在美国爆发之后，又遇上总统大选，加之社交隔离，能够进入公众视野的讨论，便集中在政党政治上。

但是，政治氛围以外，疫情的现实又是如此相似，自夏天后就很少出门的霍恩，看着片子中的场景，也让他不禁想像自己所在街区和城市的医院，是否现在便是类似的情形？

“我没有在片子里看到任何政治的痕迹，这就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他说。

戴维斯（Luke Davies）是华盛顿州中部一个基层卫生局的行政长官。《76天》让他想起曾在海地参与地震救治的经历。 “那个有老年痴呆的渔夫走来走去，让我想起以前那些总是给我添麻烦的病人，”他陷入回忆，“我是喜欢他们的，就像这个渔夫，他控制不住自己，他根本不想待在那里，但你不能因此指责他。”

片子开场，一位想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护士在医院走廊撕心裂肺地叫着爸爸，身旁的同事一边安慰，一边拉着她怕她失控，戴维斯直呼，“实在不能再具象了。”

这些场景，非常稀缺。在美国工作的武汉人余心妍对端传媒说：“国际社会对武汉的印象是非常符号化的，人们的信息鸿沟也非常大。”余心妍在华盛顿特区从事记者工作，疫情发生之后，有美国朋友曾问她武汉人是不是都吃野生动物；武汉解封四个多月后，有媒体刊登上千人参加武汉某水上音乐节的照片，还是有外国记者不相信解封为真，一度向她求证。

这也是为什么她一看完影片开场就忍不住哭了，“我觉得这部片子很真实地把武汉人当时所经历的那种苦难呈现出来了。很多时候看海外对武汉疫情的报导，人们更在意对政府的行为追责，而忽视了武汉人的声音和经历。”

余心妍原本打算去年1月返回武汉，因为封城未能成行，在6月去了一趟佛罗里达州后，却被确诊2019冠状病毒，她后来在华盛顿邮报上写下观点文章，讲述了这段略为讽刺的经历，讨论了疫情下应如何看待自由的取舍。“评论区收到来自中美两边的指责。中国人说谁让你不在国内呆着？美国人说那你干嘛来美国？人们在共情上已经有很大裂痕。”余心妍苦笑。

没有一对一的访谈，也没有堆叠的数据和新闻报导铺垫情绪，《76天》中，一座大型城市在公共卫生危机初期经历的恐慌和伤痛，让很多今天仍生活在疫情扩散恐惧中的人们产生共鸣。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影评称赞《76天》是一部有关“勇气、共情能力、专业性和韧性”的影片；来自好莱坞杂志《Variety》的影评则说，片子“在前线的紧迫性之上，有着充满艺术性和讲究的观察和直白的情感冲击，证明了导演团队的优雅和敏感，而不仅仅是及时的悟性。”

不是每一个人都对这种不对抗、不指责的娓娓道来照单照收。《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的一篇影评写说影片结构“让人觉得缺乏紧迫感”。《卫报》（The Guardian）的一篇评论则说，该片对一场大流行高峰的记录是“简单有效的”，但是当中奇怪地缺失了任何死亡和真正的痛苦，“这可能是一种准入的条件：片中几乎没有中国政府可能反对看到的东西。”

吴皓说：“在美国讨论中国，虽然大家都知道要把政府跟党、跟人分开，其实人们还是会把中国的事务看成‘One China’，把中国人想成在党的管理下不能做自主决定的机器人。”而他收到的更多普通美国观众的反馈，则是略带困惑和气愤。“中国怎么做得这么好，美国怎么做得这么糟？”吴皓无奈道，“我比较诧异。这并不是我的初衷。”

“我的项目就是想让大家看看，其实每个地方的人都一样，大家都可以决定来做好事，来决定对你的病人更好一点。”

作为发行方，芮文斯也与同行讨论过有关影片的不同评价，有的评论者会说这时候的一个纪录片，本来“应该”讨论什么，或是本来“应该”拍谁。“人们总能讲出不同的故事，它们只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面。”芮文斯说。

“《76天》的初衷从来就是不是评判政治。它是一个关于武汉医院在76天中的故事，”芮文斯说，那么，“就让导演讲述那个他所选择去讲述的故事吧。”

镜头：“还做不到冷静思考”

像陈玮曦一样，武汉封城时，很多纪录片导演只有一个单纯念头：去现场。

医院是被选择最多的观察点。陈玮曦早在2020年3月就发布了记录前线救治点滴的纪录片《武汉·重症区六层》；澎湃新闻“湃客”负责人杨深来也带领团队走进了武汉市肺科医院ICU，用一部《蓝盒子》记录重症病人生死时刻。有代表性的还有《金银潭实拍80天》、《中国医生战疫版》，给武汉前线留下注脚。2021年1月22日，取景武汉救治一线场景的《武汉日夜》成了首部登录全国院线的疫情题材纪录片，当中部分人物和场景在《76天》中也曾出现。

也有人选择一些不那么激烈的“战线”。导演范俭就在封城期间走进了武汉一个4000多人的社区，将镜头对准疫情下的社区和家庭关系，纪录片作品《被遗忘的春天》在2020年7月已经上线。导演周浩则观察了疫情下的联想武汉生产基地，影片《武汉工厂》目前正在制作。武汉解封之后，日本导演竹内亮的《好久不见，武汉》、《后疫情时代》、导演康成业的《原地生长》等影片也多维度记录下了武汉的企业、家庭和普通人为了让生活回归正轨作出的努力。

不在武汉，甚至人在海外的导演们也在记录。纪录片《Coronation》中，艾未未通过与十余名在中国各地的志愿者合作，试图用普通人的故事展现武汉封城背后巨大的社会成本。加拿大籍华裔张侨勇（Yung Chang）和程工执导的《武汉，武汉》叙述了五个与武汉封城有关的个体故事。在2021年1月底的圣丹斯电影节，美籍华裔导演王男栿有关武汉疫情的电影《In The Same Breath》也即将首映。

入场者多了，竞争更激烈了。导演范俭能感觉到，当全球的纪录片创作者都在记录疫情，同行之间连沟通都变得遮遮掩掩，模凌两可，“大家都在拍同一个题材，输出的端口也变得拥挤了。”

范俭认为，纪录片和新闻是不一样的表达形式，新闻片承载了媒体功能，要提供很多信息给观众，但纪录片的核心目标并不是信息足够多、或是足够复杂，而是作为电影如何影响人的情绪和情感。“如果想要通过纪录片获得关于一个时间所谓全景式的描述，我觉得观众需要看十部甚至上百部片子，才可能拼凑出一个宏观视角。”

表达的方式也需要克制。范俭认为，创作者所在的场景是受限的，即便是在医院里，大部分的场景是没有那么激烈的，是琐碎和日常的，创作者需要更冷静一些，而不是刻意刺激观众。尤其，当疫情仍在进行，“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到拥有足够多的材料，和足够好的时间点，去做表达观点的时刻。”范俭说。

回看进一年前的拍摄，记者出身的陈玮曦意识到，如今《76天》的样子，和自己最初去武汉的动机其实是错位的。“当时我是带着报导目的去的，只是身份和资源的局限令我很难追逐热点，而我恰巧又懂一些纪录片的拍摄方法。”当吴皓对他说，“纪录片有更高的档案价值”，他还抱持怀疑态度。

带着记者的问题视角，他见证过医患关系紧张，药物紧缺、医护资源不足等情况。他还记得一个细节：在他拍摄的医院里，有名医生在处理一位从入院起就一直插管的病人时非常谨慎，每次与病人家属交代情况时都会录音，然后之后还会回听。“我是很能理解的，因为中国的医患关系如此，他有怕事的一面，但是，他也有很勇敢、英雄的一面。”

随着武汉的医疗资源紧张逐渐缓解，城市的生机也慢慢恢复，陈玮曦看到的更多是温情脉脉的场景，它们后来构成了《76天》的基调。他事后总结，自己拍摄的是一场医患关系的“新型实验”：医护人员是志愿救治，并非本职工作要求；病人是被安排进入某家医院的，医疗服务免费，病房之间相互隔离，大家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医院这个场景生活。

“吴皓早期就跟我说过，他说希望让大家看到他做片子的动机是关注人性，”陈玮曦说，“其实，我是片子做完了，才意识到我在做这件事情。”

一年后，在风暴看似平息的地方，一些伤痛隐秘而不动声色。身在美国的余心妍能感觉到，中国官方对抗疫的歌颂和纪念无助创伤的修复。“很多事情并不可以很公开地去讨论，也不可以公开地去反思，我感觉武汉人在情感上仍然没有一个完结。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仿佛觉得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可以不谈了。”

范俭对武汉人的封城创伤也有新的理解。最近一次去武汉，他观察到，有些武汉人不会去看有关武汉疫情的纪实影像，也不会跟旁人主动聊起封城，即便愿意分享经历，只要感受到对方难以共情，他们便不愿多说。

“武汉人的心理创伤比想像中大。他们不愿意面对那些会令他们回想起过去某段经历的任何触发点。”这是他之前在武汉拍摄时没有意识到的。

“封城期间我是从外地进入武汉的，尽管我也在一个封闭的城里四处游走，我无法真正理解在一个城市中封闭了76天的那些市民，在时隔大半年之后，他们仍然还有那么多敏感和创伤，尽管这些创伤是潜伏的。”

“那种余震在他们心中的蔓延比我想像的要长。”范俭说，一些生活在其他大城市的人也经历了社区隔离，可能“以为我们跟武汉人经历的事情是差不多的，其实差别非常大。”

这也是为什么范俭觉得，很多事情一定要拉开一定的时间段去看才会足够清晰。他相信，有关这段历史最好的记录还没有到来。“至少在现在，纪录片导演对这段历史的冷静思考还做不到。毕竟我们还身处在疫情衍生出的历史变化的漩涡当中。”

后记

虽《76天》暂未在中国上映，仍有不少中国观众通过各种渠道看了电影。在豆瓣上，《76天》目前已收获2700多份评价，评分也有8.2分。与来自海外的评价类似，大多数人对导演的努力表示敬意，说自己观看时“忍不住泪流满面”、“从头哭到尾”；但也有部分人评价影片视角单一，做为一部疫情纪录片“过分干净”。

影片在北美公映一个多月以后，国内社交媒体的讨论出现了一个小高潮。获悉《76天》与200多部电影一起入选2021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名单后，一些公众号在微博转发了这一消息，影片一时获得大量关注。但攻击也随之而来。有人找到吴皓过往的作品，其中记录吴皓与同性伴侣代孕生子，向家人出柜的记录片《我们一家人》受到猛烈攻击，豆瓣恶评数飞涨；也有人找出他接受美国某基金会资助的信息，说他是“阴阳人”“迎合西方”；还有人翻出了吴皓八年前微博里和龙应台的合影，说他跟公知“一路货色”⋯⋯

这让吴皓颇觉得讽刺，在大陆的社交媒体，他们因独立制作和海外发行被指著成是“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反过来在推特，影片也会因为没有讨论政治，而被指责在“讨好中国政府”。

“如今，任何关于中国的叙述，似乎都不可能是正确的。”

武汉封城一年，我们将在本周六（1月23日）带来一场线上的声音分享会，邀请曾于封城时于武汉以文字和影像记录的特约记者，以及疫情亲历者，以声音片段，剥开封城记忆的禁忌与忘却。

本次活动免费，“点此”报名即可参加。

📌小聚时间：2021 年 1 月23 日（六）19:30-21:30（UTC+8）

📌分享人：
武汉特约记者
疫情亲历者

📌主持人：
吴婧 端传媒总编
宁卉 端传媒国际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