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种族歧视后，我在柏林策划了一场影展

10月23日，我策划的电影系列放映“我们该如何看到（彼此）？（”How Can We See (each other)?）在非营利组织 bi’bak 的影院 SİNEMA TRANSTOPIA 完成了最后一场放映，这晚两位导演 Layla Toprak 和 Mukaddas Mijit 的影片和讨论都带来很多惊喜。活动结束后我甚至心绪有点激动，因为大家其实不知道，我做这个活动，源自于两次亲身经历的基于国别、种族的歧视和攻击。

2019年2月，柏林电影节刚结束，我和两位从中国来参加影展的女性友人走在柏林 Kottbusser Tor 附近的大街上。这个街区鱼龙混杂，常常有瘾君子、毒贩子、酒鬼出没，我也在这里被偷过一部手机。但它的乱也是它的“好”，因为三教九流，这里也吸引了年轻艺术家，咖啡馆云集，画廊鳞次栉比。

正当我用中文跟朋友聊得起劲，一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转头问：“嘿！你们说的什么语言？是中文吗？”我们看了他一眼，不加理会，继续前行，他竟穷追不舍，并且语气越来越有攻击性：

“你们说的是中文吗？你们是中国人？”
“这不关你的事！”我没好气地回答。
“你们就是中国人！我操中国！我操所有的中国人！”

华灯初上，车水马龙。难以相信“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人发表这等仇恨言论。我气愤的同时也尽量稳定情绪，一边掏出手机：“你是想出名吗？想的话我帮你一把。”此刻荒诞的一幕发生了，他不禁没有躲闪，反而掏出护照给我看。作为曾经专业的纪录片导演，我完美地把他的名字和护照号码都拍了下来。他在我的镜头面前又骂骂咧咧许久才离开。

我把视频经过处理，隐去肇事者的护照信息后发到社交媒体上。其时我已在德国生活将近两年，柏林是全德最以包容多元为傲的城市。因此每当我抱怨种族主义遭遇的时候总是被人质疑“你太敏感了吧？”“我是白人我有时候也遭人莫名呵斥，不要什么都往肤色上面扯”，发这段视频顺便教育一下这些人。

收到的回应大致有三种：一、纯粹安慰型。拥抱或者彩虹的表情符号，GIF。正能量，加油！爱你！不要难过！二、实用信息型。首先我被告知，欧盟有着非常严格的隐私法条，在街上无论拍到任何人任何行为的脸，都不得擅自发在网上。是否打马赛克就合法？这也仍属灰色地带。有人则建议说视频如果由媒体发出来才合法。三、由于护照上的土耳其国徽隐约可见，加上当事人的长相，视频引来非常多的“恐伊斯兰”（Islanmicphobia）言论。诸如“下次出门带一块猪肉防身”的建议也不绝于耳。当然，三种声音之外，甚至还有一个人评论说“我没觉得他侮辱你，看他脸上还挂着微笑，所以他不会造成危险”，已将之取关。

我回应了评论里的有效信息，抨击了恐伊斯兰的言论。两天后，出于对于欧盟隐私法的忌惮，我还是把视频设成了仅自己可见，然后将之作为证据到警局报案，值班警察扑哧一下笑出声来：“好傻逼！”

“阿Sir，你觉得好笑吗？这是严肃的人身威胁和种族歧视！”他止住笑，拿本子抄下肇事者的护照号和名字，告诉我回家等消息。几个月后我收到柏林检察院的通知，他们决定不起诉肇事者。我找到了一个专门帮助种族歧视案例的 NGO，他们承诺帮我起草一份给警察局和检察院的意见信，但后来不了了之。我写信给了几个媒体，也都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返。

柏林还是不是理想中的安全空间？当天同行的友人告诉我她们不敢再往 Kottbusser Tor 附近去了。种族的问题，往往与性别、身体、阶级等等因素交叉相关。我一想到倘若一个瘦小的华人女孩单独遇这种情况……内心悲愤不已。又假如是午夜、凌晨，而不是黄昏时刻呢？

大城市的人情冷漠也是体会了，我的两次遭遇都没有碰到任何援手。别看德国人爱管闲事，喜欢指责别人闯红灯，怪你垃圾分类不到位，可是遇到危险情况，“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文化依旧是主流。大屠杀中，才有几个辛德勒？而多的是告密者。

警察的不作为和法律上的欠缺，德国针对种族问题的法条甚少，录口供时，在岗警察甚至告诉我他的部门主要负责德国人针对外国人的歧视，外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种族问题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

事情在警察找到肇事者之后变得更加复杂，后者坦诚自己当天吸食了毒品喝了酒。当听到我们说中文，他想到了前几天在网上看到关于新疆维吾尔人集中营的报道，“他脑海里听到一个声音的怂恿”，于是对我们破口大骂。这样的描述听得我心情沉重。一个公民对于非民选政府的所作所为应该负有多少责任？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各自的同温层该如何打破次元？我天真地单方面向警察提出希望跟这个人当面交流，当然被拒绝。很长一段时间，想到这件事我就深感无力。

土耳其裔德国导演 Fatih Akın 的影片《凭空而来》/《烈爱天堂》/《公义暗角》（Aus dem Nichts）中，Diane Kruger 饰演的女主人公，丈夫和孩子在新纳粹恐怖袭击中丧失，她愤而出击，引燃炸弹与对方同归于尽。我远没有那么壮烈大胆，只是在逛超市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收银台一旁的防身胡椒喷雾，我拿了一只放进购物篮。此后凡是夜间出门我都带在身上。

2020年3月，这个胡椒喷雾险些派上用场。当时2019冠状病毒开始出现在欧洲，亚洲面孔在公共场合受到越来越多不友善的目光。有天深夜地铁上一个醉汉竟然直呼我为“冠状病毒”（Corona），对中国、亚洲身份破口大骂，并且朝我脸上吐口水。我一只手在录视频，一只手放在装胡椒喷雾的衣兜上。如果他再靠近我就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了……

跟一年前相同的警局里，我不客气地对警察进行了指责：“就是一年前你们的不作为，导致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非要等到我们被枪击才算吗？”

我所指的是2020年2月20日，德国南部城市哈瑙发生了极右势力制造的枪击案，九名遇难者中多为移民身份。德国主流杂志《明镜》（der Spiegel）的2月刊，红底黄字的封面：冠状病毒，中国制造（Corone-Virus, Made in China），引发不少争议；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一国总统将2019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进一步鼓励对于亚裔的歧视。2020年3月，由“亚太政策与规划委员会”Asian Pacific Policy and Planning Council 和华人权益促进会（Chinese for Affairmative Action）发起的歧视举报，在两周内收到高达1100多起案例。这些数据和事实不由得令人心寒，多年来华人群体往往以“模范移民”形象自居，一场瘟疫就看透了你其实没有朋友？

警察局查明了此人身份，虽然信件中没有交代国籍，但对方有着一个北非常见的阿拉伯语名字。这让我不禁感慨“移民何苦为难移民？”联系上个案例导致的恐伊斯兰评论，更加让我感到中国与中东、北非在文化沟通上的欠缺。丝绸之路曾经贯穿东西，交通文化，而今全球化的当下，我们彼此何以如此仇恨误解？

欧洲城市里，有着太多自发或者被安排的种族、群体边界。仅就柏林而言，中产白人住 Charlottenburg，同性恋扎堆在 Schöneberg，艺术家住 Kreuzberg，有了孩子的则搬去 Prenzlauerberg……虽然柏林没有形成规模的唐人街，但康德大街中餐馆林立，也是华人定居的热门地段。我从搬来柏林就住在 Neukölln，几年前讲给其他中国朋友的时候对方会瞪大眼睛说“你怎么住在中东人的区域？那里很危险吧？”在我心中，危险的恰恰是这种种族隔离的思维。把倒掉的柏林墙筑在我们心中，它可以更加彻底地隔断人与人。

另一个避不开的话题是阶级，以及与其息息相关的移民身份。两德分立时，劳动力或缺的德国分别以不同方式引进劳动力，西德以土耳其为主，东德则有很多越南人。这些人口在两德合并之后很多留了下来，但社会根深蒂固的阶层依旧难以打破。德国近年吸收颇多难民赢得国际好评，但难民的融入问题还困扰着这个社会。正是教育和信息资源分配差异导致了偏见，因此歧视事件中很多肇事者自己也是移民。

在 Neukölln 的三年，我已经离不开这里的很多生活习惯，买菜要去常有打折的土耳其超市；有朋友来要带他们去实惠又大份的黎巴嫩餐馆；自行车坏了都是楼下的埃及大哥搞定……近年来阿拉伯音乐在德国的夜店越来越流行。曾经在叙利亚一个小村庄里做婚礼歌手的 Omar Souleyman，因为跟 Björk 的合作名噪一时。我去过他在柏林的演出，盛况空前。特别是哪些嫌德国 techno 太闷的人，都在阿拉伯音乐派对里找到新的人生方向。

柏林的华人和亚洲群体也都处在意识觉醒的事态，越南人从以前沉默的刻板印象中挣脱出来，不再只是开花店越南餐馆的勤恳形象，越南裔德国人的 DJ、演员、运动员开始出现在媒体上；关注亚洲文化、权益的非营利组织 Korietation，创办之初以韩裔为主，之后越来越吸引更多人参与，并且由于组织本身的性别构成，也以女权、性别等议题著称；柏林这一文化地标也越来越受华人欢迎，这里的夜店文化、艺术氛围以及相较于巴黎、纽约低廉的物价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旨在助力亚洲艺术家的 MSG&Friends 其中一位成员也来自中国。

无论对政府和警察有多么失望，我对文化依旧怀有信念。公权力不作为的地方，恰是艺术和公民社会最需要行动的。

影院“bi’bak”的名字在土耳其语中恰好是“看一看”的意思，创办者 Malve 和 Can 是一对德国土耳其夫妇，资深的影迷、艺术研究者、策展人。2019年我跟他们合作的的华语/华人酷儿电影展“不只是午夜彩虹”（More Than A Midnight Rainbow）场场爆满。一个跨文化的以“看见”为主题的交叉展，太完美地贴合了我们彼此的愿望，光想到我的朋友们能够互相认识已经让人激动不已。经过讨论，我们决定以每场两位/组艺术家/导演主页的方式来呈现，分别来自两个地理方位，又有所共鸣。

土耳其艺术家 Aykan Safoğlu 作品中酷儿、移民的身份与新加坡艺术家黄汉明很多类似，两人甚至有过很多交集跟合作。中国艺术家陶辉作品中的表演性，以及对身份边界的探讨很可以呼应科威特裔的影像装置艺术家 Monira Al Qadiri。来自伊朗的 Sholeh Zahraei 和塞浦路斯导演 Kamil Saldun 是工作和生活上的伴侣，他们常年拍片的塞浦路斯有着复杂的地缘政治，边界将亲人隔开，我想到了生活在香港的中国导演应亮。经剪辑师朋友凤兮介绍，我认识了摩洛哥裔导演 Halima Ouardiri，她的片子主角都是孩子、动物，我的大学同学黄骥和她的搭档大冢龙治的创作刚好也一直关注青少年题材，Mohammad Shawky Hassan 把埃及的政治局面，与个人经验一起拍进了电影里，这可以与香港艺术家 Isaac Chong 并置在一起……而活动的最后一场我早已有了想法，维吾尔导演 Mukaddas Mijit 和库尔德导演 Layla Toprak 的影片都有关音乐、舞蹈，她们各自的性别、民族身份跟创作有什么样的关系，可以探讨出很多意涵丰富的话题。

针对影展的框架概念我们也有很多思索和讨论。作为一个鼓励跨界，反对疆域的人，我们如何在地理上定义这个一个对话？何为中国？北非哪里？而中东又根本是一个殖民色彩的指称。诺丁汉大学的包宏伟老师建议我借用“南南合作”的概念，做出一个“东东借鉴”（East-East Reference）的活动，借此强调在想象中的全球东部地区（如东亚、中东、东非等）边缘群体之间的交流。通过这种对全球化过程进行创造性重新构想的方式，来挑战西方文化在全球的霸权以及民族国家身份的单一神话，进而探讨别样的文化形态和社会想象。

与此同时我也感受到德国媒体对于种族问题的觉醒。柏林州立电视台 RBB 以“柏林四面墙”为主题，请住在柏林的30位导演分别创作一个2分钟短片，我在受邀之列。我把自己的遭遇嵌套在“厨房德语课程”中，用几个简单的德语食物单词，串联起食物和文化、种族之间的关系，质疑病毒何以用国界划分。随后“德国之音”也采访了我，我因此收到来自全德不同城市的亚洲人的来信。

德国从6月解封，让民众度过了一个相对轻松的夏天。Bi’bak 影院也在新的政策下准备9月重开，可是要在严格消毒、限制人数的条件下进行观影。影院还引进了超大暖风机用来通风。本来100多个座位，现在只能卖30多张票。想象中人头攒动，各种语言热烈交谈的场面，变成了超半数空椅子的惨淡景象。人们不能拥抱亲吻，就连摘下口罩喝酒都是高危行为，“看见”变成弥足珍贵的奢侈品。10月份柏林先后推行又推翻了宵禁，每放完一场就开始担忧下一场会不会因为新一轮的封锁而暂停。

这让我不禁回想起2008年开始，在中国做“中国酷儿影像巡展”的日子，我和其他几位导演一起坐硬座火车，睡同志酒吧去一些二、三线城市放地下酷儿电影。由于传播途径，常常也是每场只能来二十几个人；基于当时的社会开放程度，人们之间的交流相当审慎；审查也成为活动的不确定因素，更换时间、更换场地，甚至取消活动也时有发生。当时我也困惑这样的活动是否有意义。可是这每场的二十多个人里总会有很多惊喜，更何况这样的活动我们做了上百场。直到现在都还常常有人告诉我，ta第一次看酷儿电影是参加我们的活动。也有的人因此决定做电影，或者参与社会运动。而最被这些活动改变的人其实是我自己，这些经验其实真正启发了我对电影的热爱。

“坡坡你太棒了！今年我的片子被疫情搞得都线上了，这个月只有你们做了线下放映。”Halima 首先写信息给了我最大的鼓励，她告诉我摩洛哥大使馆派人来看了电影，并且很感动于这样的安排和组合。而现场观众中，社交距离+口罩的阻隔下，也收到非常多的积极反应。由于疫情期间的票数限制，大部分放映都要提前很早订票，来的观众都是忠实影迷，因此讨论非常热烈。部分导演由于旅行受限而未能到场，但远程视频让交流非常具有现场感。

就在23号晚上的这场放映中，一位身在现场的维族观众跟身在法国远程视频的 Mukaddas 用维语打招呼，我能听出语气中的激动情绪。后来这位观众讲了自己在新疆长大，上海求学的经验，在这些地方却甚少从影像里看到对自己同胞的客观呈现。这次在柏林放映 Mukaddas 的作品《Qetiq. Rock ‘n Ürümchi》拍摄的是一支维吾尔摇滚乐队，观众与导演一起探讨了关于如何呈现维吾尔文化而又避免刻板的话题。

虽然活动未及预设中的广度，但对于文本、美学、文化差异、社会运动等等层面都有很多深刻的探讨。特别是当前的境况下，弥足珍贵。更让我感动的是，“配对”的艺术家们之前的惺惺相惜，有的即使只通过邮件看了彼此的电影，也传达了真诚的赞美。真希望在未来这些导演和观众能够有机会当面交谈、拥抱。而活动到底有没有改变什么？现在唯一可以确认的是我个人从无力感中挣扎了出来。能否有更远的影响，还有待时间沉淀。

11月份德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封锁，餐饮和文化场所统统暂停营业。生活还在继续，虽然以上说了柏林的诸多不好，但我还是很喜欢这里的人和事。我不会因为一件事情否定整座城市，也不会因为几个人而对某个群体偏见。

（感谢诺丁汉大学包宏伟对此文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