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1
谢宇威有点气自己老了。
着居士服一身轻便，乱发蓄胡的谢宇威。
“我不抽烟，不喝酒，可是爱吃好吃的。”访问的前一天他多吃了一些甜食，“起床就飙血糖，身体的神经会像机器人的电线一样走火。”尽管内在还是小孩子，却不能像年轻时那样，想喝汽水就喝。他意识到自己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今年发行新专辑《那三年》后，谢宇威刚好满52岁。
“好多年轻时看不开的事，现在看开了。纠结放不开，其实只是跟自己过不去。”这次在新作品中玩起拉丁爵士，他说，现在的他是个想简单唱情歌的中年大叔。
中年大叔年轻时有点像文青，或者有点像愤青。“我觉得客家的歌很好听，我要用客家话唱出摇滚给你听。我想要表现、或是颠覆。”
在那个年代，客家是最晚开发的一个音乐乐种。“在1980年之前都还是在唱传统的山歌，有点像蓝调，曲调是传统的，只是歌词每个世代不一样，比如民国60年代有十二大建设歌，苗栗大地震时有苗栗地震歌。但是曲调上一直是旧的。当时客家是台湾的音乐还没有被开发的一块处女地，一块瑰宝。”
那个听摇滚乐的谢宇威觉得客家山歌是旧文化的东西，希望客家音乐的编曲跟闽南语歌曲或者国语歌曲一样是现代的，而不是用二胡在唱山歌。“渐渐年长了以后，你如果想走得更远走长久，你必须深入在语言、客家的文化跟音乐里面。年纪长一点，你就更能体会传统文化里的美感，你就会体会出客家山歌的那种即兴的韵味。表面上听起来都一样，但因为客家山歌跟蓝调一样，它的情感可能是悲哀或快乐的，它可以用不一样的起音，即兴的歌词加上情绪，每一句都会千变万化。”他越来越喜欢客家山歌，也希望多去挖掘一些客家的传统元素。
Part 2
谢宇威最早做客家音乐的原因是他听到了吴盛智。
吴盛智是客家新音乐先驱，曾担任是阳光合唱团主唱，在80年代帮主流乐队编曲，他以摇滚的方式重新做客家歌震撼了谢宇威。
在1980年代，录影带文化兴起。3D录影带，TVB港剧成为消费重点。录影带公司盈利丰厚，一些公司背后的客家老板用半价的价钱邀请做台语歌的人来做客家歌，制作费不足，出产的客家歌曲品质不如意。
谢宇威扪心自问，为什么吴盛智的歌可以跟主流音乐并驾齐驱，但是有些客语歌却难以服众，“客家语文化有点被看扁了。”看到客家文化被贬低，谢宇威做了许多事。
当初他以先驱之姿推动客语音乐流行化，客语音乐地位的提升几乎与谢宇威在实在的音乐之路并行。2000年初期他数次参与客家文化节的筹划，在客家委员会成立一周年时为其举办“夏客风”大型艺文晚会，并策划制作客家艺术节、客家嘻哈街舞大赛、桐花祭音乐会等活动。在2004年他获得第15届最佳客语流行歌手，当年更同时入围最佳唱片制作人与最佳年度流行音乐专辑。谢宇威透过手上资源，带着客语音乐突破各种藩篱，让客语音乐能与爵士搭配，跨足电音，也带着阿卡贝拉合唱团唱客家歌，并拉着马修连恩主持节目《台湾客翻天》，实地采录客家传统民谣，制作客家音乐蓝调、民谣 Fusion 等新风格的客家跨界音乐专辑。
曾经被压抑的客家文化，现在它已经变成显学。不是使命感不在了，而是看到很多年轻人在接续这条路，“很多年轻的创作者，像黄子轩，米莎，黄宇寒，长江后浪推前浪。”谢宇威现在可以用的很轻松的心态来做音乐，他一直喜欢雪中送炭，多于锦上添花。
新专辑《那三年》用他的话说，就是想要精致、好听，“你也不要管他是什么语。”
Part 3
诚恳、单纯、随心所欲，是他新专辑《那三年》的关键字。这张浪漫多情的新作，相较以往听起来没那么“客家”，而充满了他想挑战的拉丁韵味。回到做音乐的最原点，谢宇威希望纯粹打造一张好听的抒情专辑。
“其实我以前的情歌并不多，”也许谢宇威从前也不太懂得爱情是什么。长久以来，他的音乐多侧重客家文化理念，并没有探讨自己内在的爱情的部分。《那三年》回溯了谢宇威的情感来源，弥补了他这些年的缺憾。
大学时的谢宇威拿下两届歌唱比赛冠军，正要开始闯荡人生，不想被感情绑住，在误会下因此与当时的女友断了联系，二十年没有互相往来。事过境迁再次要联络上时，对方却因故猝死。彼此纵有思念也无处解释、释怀了。以前心力多用于追求理念，有时间回归内心省视自己时，才发现最在意的其实是那段无从挽回的遗憾。
“我也没有刻意说要纪念她。很多东西感觉汇流进来，这些歌本来就想要收进新专辑里，可能潜意识又觉得有点纪念的味道。”
Part 4
专辑的另一些情感体悟，来自客裔作曲家、台湾民谣之父邓雨贤。
多年前他帮罗文嘉做选举专辑时，得知邓雨贤是客家人，遂将邓雨贤的《十八姑娘一朵花》翻成客语版，成为他最脍炙人口的歌曲之一，“我以前在学生时代就非常喜欢，大概就是台湾1950年以前的作曲家中我最喜欢的。他的确能够做出一种台湾人的声音。”《花树下》和《十八姑娘一朵花》已经传唱了十五年，谢宇威希望自己新的作品也能得到关注，“就像麦克林在演唱会上大家都希望他唱《Vincent》，他非常不高兴，因为他后期有很多很多作品，而我现在可以体会他的苦楚了。”
他一直想要再翻唱邓雨贤，“这次我一听《夜夜愁》跟《碎心花》，就知道要把它们变成拉丁的味道，所以自然而然放在这张专辑里。”
拉丁元素源自他幼年看过的南美老电影影响，专辑的同名歌曲《那三年》亦有“抒情版”、“深情版”两个版本。最初谢宇威请来来台三十年的巴拉圭吉他手 Roberto 编了较轻快的调子，并向拉丁爵士大师 Antônio Carlos Jobim 致敬。但亦无法割舍自己原先编曲的钢琴版本，最后索性双双收录，就像电影的片头、片尾曲一样相互呼应。
谢宇威在12年前为邓雨贤策划百岁冥诞宴会的活动与《碎心花》这首歌结下缘份，为其中的凄美哀伤深深震动。太平洋战争时期，台湾缺乏物资、医药，邓雨贤的小女儿年仅四岁就疟疾早夭。邓雨贤用情歌演绎《碎心花》，其实是纪念亡女。在《那三年》专辑里谢宇威用手风琴表现这种酸楚。世间再多感情，却总无常，也是专辑想要传达的主旨。
那是他所理解的悲伤，经由他所理解的艺术表达。“希望艺术是一种能够温暖这个世界的媒介，这个有点宗教性，非宗教的宗教性质。”在他心里，就算是悲伤的作品，也有一种悲伤的抚慰作用。谢宇威从来没有想过把任何负面情绪放进作品里。
包括他这几年的遭遇。
Part 5
谢宇威在2006年受朋友邀请，为当时在野的国民党纪念音乐会演唱《让悲伤走远》，此举让向来与民进党关系不错的谢宇威被贴上标签，那是倒扁活动风起云涌时，他对当时执政党贪腐新闻的一种回应。“我个人没有政党取向，纯粹希望当时的台湾政治能再次政党轮替。”他曾经策划过许多大型客家文化活动，现多年不再参与，也鲜少有演出机会。
“我觉得搞艺术的人如果没有什么政治触觉，就不要碰。”谢宇威也曾有过些许懊悔，说自己当时年轻，有点意气用事，“后来被贴标签，被封杀了六年。”以前脸书的很多朋友不再给他按赞，他做的事也没什么回应，“更了解人情冷暖，蛮感谢上天给我这个历练，我以后的创作会更谦卑。”
这一段体验也揉进了他知天命的历程，“原则上这些转变也一定会发生在我的音乐上，但我从来没有把恨放进我的作品。”他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不诚实，“我还是希望艺术有一点宗教性，虽然我自己苦，但是我希望大家听到我作品后感受到镇定的能量。我如果要（创作）表现负面（情绪）的作品，可能以一种嘲讽搞笑的方式，”谢宇威想过要出一张搞笑的、骂脏话的专辑，嘲笑他看着不爽的一些人，“反正可能不会用恨，用比较幽默的方式，这跟宗教信仰有关系吧。”
生活与创作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谢宇威对艺术的体验。“生命不可能永远往下掉，它是有个波形的。就是你跌到谷底的时候，它也是一种感觉，说不定你无感到底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出来了。所以你后来知道以后你就会『观照』。”他指的是佛教用语“观照”，观照自己，就是看见自己，明白自己心灵的走向，让创作随着心灵走。
新专辑甫发行之际遇上了百年一见的疫情冲击。谈及2020年的种种变化，谢宇威选择淡定以对。“做音乐的人靠演出有收入，不能表演的时候就只能等。”他如此轻描淡写。低潮之后，逆境的考验对谢宇威来说早已不是新鲜事，“台湾已经相对比较幸运。”他也关切美国和巴西的疫情状况，看到在国外做剧场的朋友因为疫情放弃据守，为之可惜。
Part 6
谢宇威形容自己正经历人生的“闭关练功期”。他回到学校，在台北艺术大学修习流行音乐科系。进入社会不断释放自身能量，能够再度回到学习状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缘。今年他也受邀担任花莲慈济大学的驻校艺术家，在通识中心教授“音乐与美术赏析课程”，同时也着手制作下张摇滚专辑，并盘算着未来两三年要开个正式的画展。
关于客语文化，他放下执着，并不等于放弃，“唐诗和童谣这两条支线我会继续做下去。”
创作童谣有好几个理由，“一方面可以传承客家的语言。一首好听的童谣啊，像《Yellow Submarine》，它本来是披头士的一首歌，但是后来变成了儿歌，我觉得《月亮代表我的心》也可以变成一首童谣，它歌词很简单，旋律好听。一首好听的流行歌，比方说《牛仔很忙》，也可以成为一首童谣，因为好记好唱。客家童谣可以让非客家人学习客家话。”
另外一个原因，童谣能让谢宇威维持童心，“因为在创作童谣的时候，你要必须维持儿童的能量状态，那我自己又有个小孩子的灵魂，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还蛮快乐的。就是有点像把自己调频调成儿童的状态，让自己不失童心、本心。”
贪吃的谢宇威，将做音乐好比做面条。从牛肉面说到凉面，没了汽水，还有客家童谣、唐诗音乐。
做音乐是随兴所至。
52岁的大叔以此喂饱自己心里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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