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史上最大疫苗计划：终结大流行要通过哪九大挑战？

COVID-19疫苗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疫苗模式，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出。过去一个月内，辉瑞-BioNTech疫苗、Moderna疫苗、牛津-阿斯利康（Oxford-AstraZeneca）疫苗都发布了部分临床试验数据，计划在年底推动过审、上市。通常需要十几年的疫苗研发、审批、上市、生产过程被压缩至了一年之内。

伴随着“疫苗赛跑”的是巨大的未知性和随机性：我们不知道如此短时间内研发出的疫苗在临床试验设计上是否严密；不知道疫苗的免疫有效性多长，是否有长期副作用；不知道往常需要数年的审批被压缩至几个月后会有什么后果；不知道足够供给全球的疫苗要多长时间才能生产出来；不知道在有足够产能之前怎么分配数量有限的疫苗。我们不知道被数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疫苗行动”将如何展开。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想要COVID-19疫苗做什么：将病毒从地球上抹去？彻底“消灭”大流行？还是将其控制在某个大家能接受的水平之内？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COVID-19疫苗早已成为一个经济、政治，乃至国际政治问题。民族国家重新登场，国际组织如WHO的地位遭到质疑，庞大的跨国药企和愈发觉得自己深陷泥潭的各国民众站在同一舞台。经济和健康在很多地方变成了势不两立的选项： “再不解封经济就完蛋了”、“控制疫情将导致失业”……迅速推出疫苗并为人们大规模接种，显然是一项政治抉择。

像任何疫苗一样，COVID-19疫苗也涉及研发、监管批准、生产、购买、分发、储藏和运输、疫苗接种、及以上各环节中人的配合。这些过程都涉及十亿甚至百亿级的资金，数以万计的人力和无数利益相关方。其中任何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COVID-19疫苗要终结全球大流行，就必须迈过以下九个巨大挑战：

困难一：研发受挫或效果不佳

在诸多候选疫苗中，牛津-阿斯利康（Oxford-AstraZeneca）疫苗被寄予厚望。然而在十一月底，这支本被期待公布临床试验好消息的疫苗被指在试验中剂量失误，可能面临补充试验，拖长研发过程的局面。阿斯利康的股价应声下跌。

技术或试验受挫是疫苗研发中常见的困境。按常规，一支疫苗的研发周期往往在十年到二十年。研发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初始期（discovery）、早期开发（early development）和后期开发（late development）。一般说的临床前试验属于初始期；临床一期、二期试验属于早期开发；临床三期试验属于后期开发。

初始期包括了采样病原体、实验室研究和动物试验，这一阶段是要验证疫苗是否有科学上的可行性。之后，疫苗进入早期开发，将实验室中的研究转化为临床研究。这一步主要验证疫苗是否对人体安全有效:少量生产疫苗，然后招募少数临床试验志愿者,在他们身上进行一期试验，然后是往往有几十至几百位志愿者参与的临床二期试验。

早期开发阶段被业界称为 “死亡谷”（Valley of Death），大部分疫苗会在这一阶段因技术失败退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的统计，疫苗能够通过临床二期试验的平均成功率只有22%。

挺过这一阶段的疫苗就进入后期开发阶段，需要大规模临床三期试验来验证效果。临床三期试验往往要在上万人次志愿者中进行双盲随机对照试验，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试验组，分别给予安慰剂和疫苗。志愿者们随后回到正常生活环境中，研发人员通过追踪志愿者们的感染情况计算疫苗有效程度，还要长期追踪志愿者们的身体状况，监测是否有不良反应。三期试验通常需要数年时间追踪状况， 因为只有足够长的时间才能确定疫苗的免疫有效期以及发现长期副作用。

目前，全球正在研发中的COVID-19疫苗技术包括了mRNA疫苗、病毒载体疫苗、灭活病毒疫苗、减活疫苗、载体蛋白疫苗等等。这些技术的基本原理都是将病毒或病毒的某一部分经过处理后注入人体，使病毒不会在人身上复制，又能诱发人的免疫反应产生抗体。

但从原理到研发出能够安全为上亿人注射的疫苗，距离不小。

首先，mRNA和病毒载体疫苗都是前沿技术，前者更是史上第一次投入大规模应用。其次，疫苗研发的过程一直以来都依赖于不断尝试和调整。“生物与数学、物理不同，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科学”，牛津大学分子医学生物中心的在读博士生Ziqi Long告诉记者。“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配方、剂量、生产方式的改变，可能会对疫苗的效果、副作用和有效期也产生影响。整个研发与试验过程既依赖科学技术的革新，也依赖于尝试次数和试验主导者的经验。

COVID-19疫苗的研发时间格外紧迫。往常需历时数年的临床三期试验，被压缩至一年甚至更短。临床三期试验本质上是模拟轻微的感染过程，试验设计困难重重——不仅需要考虑志愿者人群的性别、 年龄、国籍、种族、地区分布，也要操作恰当，还要选择合适的模型根据志愿者接种疫苗后感染病毒的比例来计算疫苗的效度（efficacy）。近来卷入争议的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就因为试验疫苗剂量失误，导致少数志愿者的一针全剂量疫苗变成了半剂，进而被质疑效度结果。

更重要的是，临床三期试验时间缩短，导致我们尚不确定疫苗是否能在病毒的不同亚种间提供交叉免疫效果，也暂时无法计算各疫苗的免疫持续时长。

一般而言，疫苗的免疫反应并不是永久的。人体内的抗体会随时间流逝减少。而免疫时间的差别会让我们的未来截然不同——如果能够终身免疫，那么大流行就可以被终止；如果免疫时间长达数年，那么全球接种也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最坏的结果会是疫苗提供的免疫保护仅持续数月，那将意味着我们必须像应对流感一样不断接种疫苗，才能预防COVID-19的再次爆发。

困难二：人体试验受阻

疫苗最终是给人接种，因而需要临床试验验证是否对人体安全、免疫效果几何、能否在人群中大规模推广。志愿者是否足够、在疫情中自然感染速率如何、是否退出试验，都可能导致研发受阻。

比如，埃博拉疫苗长年难产，就和临床试验无法推进有关。1980年代的埃博拉疫情退去后，现实中不再具备志愿者自然感染的条件。因此，从1980年代至2014年间，埃博拉疫苗一直停滞在临床前动物试验，直到2014年埃博拉再次爆发，疫苗研发才得以重新启动。

COVID-19疫苗也面临双重难题：一些地区的疫情好转延缓了志愿者自然感染的速率，减慢了试验进度。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的其中一个临床三期试验设在南非。当地的日确诊人数曾经在六月达到万人以上，但八月以来疫情趋缓，日感染人数稳定回落至两、三千。记者了解到，疫情好转使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在南非的试验无法按原计划推进，原定在2020年底完成的试验可能推迟。

而另一些地区疫情加剧，使部分志愿者退出进行中的临床试验，转向可以紧急使用的现有疫苗。在严重的疫情下，许多志愿者不是为了献身科学，而是希望打上疫苗，才参加临床试验。《华尔街日报》先前报导，在美国，数位参加强生（Johnson & Johnson）疫苗临床三期试验的志愿者已申请退出。其中一位护士表示，她参加试验的初衷是希望能打上疫苗让自己免疫，减少工作中自己和患者的风险。既然其他疫苗可能马上上市，继续留在强生试验中就对她没有意义。报导中还指数位志愿者申请强生告知他们哪些人得到了安慰剂、哪些人得到了真疫苗。如果这一申请被批准，那么双盲随机对照试验就失去了意义。有志愿者对媒体表示：“我参与试验从来就不是出于利他主义。”

参与试验以获取医疗资源，曾是各种药物在非洲试验时的社会现象。1990年代，参与HIV/AIDS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临床试验，一度是不少非洲人获得救命药的方式，但也引发了当地的抗议：在人命关天的时候，怎能任由疾病缠身的志愿者服用安慰剂？如今，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了美国。

另一方面，和一切试验一样，人体试验也需要当地监管部门批准，更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在疫苗试验全球铺开的2020年，药企也依赖当地政府与研究机构的配合。一个例子是，中国科兴疫苗在巴西的试验，卷入了总统博索纳罗和圣保罗州政府之间的政治角力。试验一度暂停。类似的情况可能出现在世界各地。

围绕着“人”的难题，尤其是操作和伦理问题，会随着全球范围内疫情发展和疫苗进度不断出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1月12日的统计，全球现有164支COVID-19疫苗在临床前研发阶段。另有48支疫苗开始了临床试验，其中11支进入临床三期试验。不同地区的疫情和现实情况，显然会使这些疫苗的研发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困难三：研发资金失衡

疫苗研发非常耗费金钱。在COVID-19疫苗研发中，一种先前鲜见的集资方式成为主流——政府资助企业研发。这意味着，有大国政府雄厚财力支持的疫苗更有可能成功，而一些可能有效的疫苗会在较早阶段就夭折。

传统上，研发一支疫苗需要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金，其中初始期的开销占10%，早期开发占20%，后期开发占70%。据估算，成功完成初始期和早期开发的严重传染病疫苗平均需花费28至37亿美元，此时还未计算更加耗费资源的后期开发。这些研发过程通常是企业自己出资，考量市场、投入、回报、可持续发展等因素，选择有市场前景的疫苗投资。因此也往往只有少数药企巨头有资金、资源和人力完成一支疫苗的全套研发和上市。

以往，在面对严重却没有足够市场空间的疾病时，国际组织或者公私合作项目（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会介入承担资金方和协调方角色。比如1990年代，面对南部非洲数十万人感染的脑膜炎疫情，大药企因为预期收益过少而不投入行动。最终，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在2001年出资100万美元，协调印度药企转移技术、研发及生产，其后在2010年才以每剂0.4美元的价格向非洲各国政府交付了2000万剂疫苗。

COVID-19疫苗的研发则极大颠覆了传统模式。欧美政府对药企的资金支持正在模糊传统西方世界中市场与国家、公与私之间的界限。据记者整理，美国联邦政府在2020年夏天启动了“加速行动”（Operation Wrap Speed），为各大药企提供了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疫苗研发、生产，乃至覆盖了注射器和玻璃瓶购买。其中Moderna获得25亿美元，Novavax得到了16亿美元。与辉瑞合作的BioNTech则在6月份得到了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的1亿欧元贷款，8月份得到了德国联邦政府的3.75亿欧元资助。排除银行，这些政府的钱最终都来自纳税人。

与此同时，国际组织和国际项目的重要性也被压缩。疫情前，国际疫苗合作的常见资金方包括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为代表的“公私合作”。 这类“公私合作”通过私人慈善机构（如盖茨基金会）和公共机构（如WHO）共同出资，建立资金池为发展中国家研发、生产、分配疫苗。但据目前数据，本次疫情中出现的公私合作项目COVAX（由GAVI、CEPI和WHO共同搭建）至11月底筹款总额约20多亿美元，相比上文列出的政府投入差之甚远。

这样的资金投入对比将带来什么后果？至少，COVID-19疫苗研发正在变成世界各国政府谁财力更雄厚的大比拼。这个过程中，小国乃至很多中等收入国家研发的疫苗都可能被淘汰。比如，根据国际商业杂志《Quartz》报导，位于西非尼日利亚的一个团队正在自主研发疫苗，虽然在临床前试验取得不错成果，但因为完全没有资金而暂停。

甚至在加拿大，也出现了政府不够支持本地企业而导致只能依赖外购疫苗的忧虑。加拿大联邦政府前后投入总计7.61亿美元购买美国和欧洲研发的疫苗。本地媒体批评政府不出资支持本国药企研发。路透社多伦多分社评论称加拿大人的福祉被政府“交到了少数外国公司手中”。迫于压力，加联邦及地方政府于10月宣布投入近2亿美元资金给本地药企Medicago，但后者称这些资金来得太少太晚。

困难四：监管壁垒

即使研发成功，COVID-19疫苗也必须经过监管方批准，才能正式上市投入使用。

想要进入全球各地市场的疫苗，一般需要分别通过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机构认证。而有意进入联合国机制下大宗采购的疫苗，还要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

尽管各地监管部门已为COVID-19疫苗优化了审批程序，但疫苗研发方仍有机会面临监管审批冗长，或各国家和地区碎片化的监管程序。

比如，现时公布称临床三期试验成果较佳的辉瑞-BioNTech疫苗和Moderna疫苗将有很大机会得到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FDA）的紧急使用批准（EUA），预计会较快在美国上市。然而，这两支疫苗能否迅速通过欧洲、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批准，则有待观察。事实上，未来任何一支COVID-19疫苗都需要解决类似难题，才能在国际上大规模投入使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界人士告诉记者，预计监管方面的壁垒主要会影响小企业，而辉瑞、Moderna、强生这类大药企已经非常熟悉如何和官僚机构打交道，在上市过程中监管程序不会构成太大问题。

此外，COVID-19疫苗是否获批，已经完全不再是一个科学问题。前所未有的研发和试验速度、巨大的全球经济和政治压力、数亿人乃至数十亿人的接种规模，使得疫苗审批已经成为各企业、监管方、政府和社会组织相互角力的过程。据报导，还在进行疫苗三期试验的强生公司已向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FDA）提出担忧，表示若批准一两家疫苗上市，可能会损害其他企业招收临床研究志愿者的能力。

辉瑞-BioNTech疫苗已在11月18日向英国监管机构MHRA提交了申请，11月20日向美国FDA提交了申请；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在11月27日向MHRA提交了申请；Moderna疫苗也在11月30日向FDA提交了申请。12月10日，FDA将对辉瑞-BioNTech疫苗的申请作出决定。第一份监管批准来自何方、给哪家企业，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未知结果。

困难五：生产困难和产能不足

通过了研发、试验，监管获批的疫苗尽管可以投入使用，但要应对全球大流行，还需要面对生产环节的困难。无论是大规模生产技术，还是产业链搭建与产能，都会考验疫苗的效果。

现时，最有可能上市的疫苗中，辉瑞-BioNTech和Moderna疫苗采用mRNA技术；牛津-阿斯利康疫苗、俄罗斯“Sputnik V”疫苗与中国的康希诺生物-解放军军事医学院疫苗则采用病毒载体技术；科兴生物和中国国药疫苗则是更传统的灭活病毒疫苗。

不同的疫苗技术决定了生产上的不同困难。哈佛大学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系的Jun-Han Su博士和在读博士生Yen-Der Li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介绍，mRNA技术和病毒载体技术在生产上都有困境。mRNA不稳定且容易降解，因而mRNA疫苗生产需要无菌且没有mRNA酶的生产环境，对生产线的要求非常高。但另一方面，mRNA疫苗的生产容易纯化，“类似化工、生化生产”。 相比之下，病毒载体疫苗的生产“像酿啤酒”，需要用鸡蛋或者细胞培养，因此需要更多品质监控步骤。此外，牛津-阿斯利康疫苗采用人胚胎肾细胞293（HEK293 cell）制造，生产难度比普通的病毒载体疫苗更大。

而采用传统技术的疫苗，如灭活病毒疫苗，在生产上更为方便，可以依赖既有的（如流感疫苗）生产线，因而更容易快速投入大规模生产。

现在，药企们正在与时间赛跑。通常，药企会等监管审批通过后再购买原材料、建立生产车间、搭建产业链并准备物流。而在今年，紧迫的疫情、公众压力与企业间的竞争，正推动药企在得到审批前就开始大规模生产。在短时间内搭建产业链的能力将起决定性因素。

由于COVID-19疫苗未来要在全球供给，企业在世界各地是否有生产、组装中心或合作伙伴也颇为重要。大药企正在千方百计确保各地的生产商。据记者整理，辉瑞在欧洲数国有本地生产伙伴，并在比利时的Puurs设置组装中心，在德国的Karlsrule设置分配中心；阿斯利康在4月与印度药企Serum Institute of India达成协议，由其负责一部分生产；Moderna在西班牙和瑞士谈妥了生产伙伴；而科兴疫苗则在印尼和当地最大药企BioFarma合作生产。大药企尚且需要在产业链上投入大量资源，小药企开发的疫苗遇到的困难就不言而喻了。

就算各大药企能够尽快提升产能，相对于全球78亿人口，目前的疫苗产能也依旧有限。一般而言，群体免疫需要总人口中60%到80%接种疫苗，那就意味着47亿到62亿人的疫苗份量。如果无法快速提升产能，那么截至2021年底，全球仍然不可能通过疫苗实现群体免疫。作为参考，2015年的全球流感疫苗产能是15亿剂上下。

困难六：全球抢购

全球市场中，疫苗一直都有两种身份：可盈利的商品，以及“扶贫用品”。根据目前的公开数据，辉瑞-BioNTech疫苗定价为每剂20美元，Moderna疫苗定价为每剂10至50美元，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定价为每剂低于4美元。

传统上，药企采取“双重市场”模式：企业选择研发有市场空间的疫苗，以较高价格在发达国家销售，以较低价格卖给发展中国家或国际组织/国际项目“做慈善”。

COVID-19疫苗再次颠覆了这一模式。以美国、欧洲为代表的政府深度资助了疫苗研发过程，自然有权要求企业先在本国销售。在这种情况下，疫苗能否以商品的身份在市场上“自由”地买卖？

目前，COVID-19疫苗的抢购的情况可以用“大难临头各自飞”形容。众多疫情严重的发达国家在没有任何一支疫苗上市前，就已经提前购买、预订和储藏大批疫苗。如美国预购的辉瑞-BioNTech与Moderna疫苗已经达到2亿剂；欧盟与辉瑞-BioNTech、Moderna和牛津-阿斯利康三家达成了超过8亿剂的协议；英国则与上述三家达成了总计1.45亿剂的协议。较为夸张的是，人口不到四千万的加拿大，已经预订了超过3亿剂疫苗。

与之对照，在发达国家大手笔预订的同时，国际疫苗分配机制COVAX却只确保了来自牛津-阿斯利康的三亿剂疫苗。COVAX机制试图保证参与其中的国家都平均得到为本国人口20%接种的疫苗，然后才根据需要调配更多余量。但这显然不能满足疫情严重的发达国家的购买需要。欧盟和英国尽管参与COVAX机制，但也在机制之外自行采购了大量疫苗。这些目标是否会和国际分配机制冲突不得而知。COVAX中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如秘鲁也在独自和药厂洽谈更多订单。

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免疫计划是否会陷入各自为战的局面？是否会部分国家实现疫苗接种，而其他国家仍然深陷疫情之苦？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国际组织正在采取其他行动。印度、南非、肯尼亚和斯瓦士兰近期联合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了一份草案，希望暂时取消COVID-19疫苗的知识产权限制，以期更多生产商有权生产COVID-19疫苗。尽管这一提案得到了国际特赦组织和乐施会等国际组织的支持，但药企和投入重金支持药企研发的各国政府是否会同意？

困难七：分发不当

等到各地开始分配购置的疫苗时，另一个崭新的困难将会出现：在短时间内产能不够的情况下，如何用数量有限的疫苗达成最大的免疫效果？

过去，面对诸如天花、脊髓灰质炎、脑膜炎等严重流行病，一般会采取全员接种以消除疫情。即全部受用人群都接种疫苗，而不用区分哪些人先打、哪些人后打。

但在疫苗产能无法满足全员接种的情况下，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需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人们进行分类，决定不同人得到COVID-19疫苗的先后顺序。

这些分配方式能起到何种免疫成果，是个未知数。归根到底，目前所有的分配政策都是没有经过检验的假设，且会存在实际执行上的问题。以英国为例，9月25日，英国政府发布了疫苗分配和接种计划。按计划，首先得到疫苗的是80岁以上人群、医疗工作者和社工。其次为75岁以上人群，再其次为70岁以上，按照年龄依次递减。

然而《卫报》近日发现，80岁以上人群很可能无法首先得到第一批辉瑞-BioNTech疫苗。该疫苗对储藏和运输有极高的要求，在运输途中最多只能转手4次。然而，英国政府的运输计划要求疫苗先从辉瑞的比利时中心运到英国某一存药基地，再运到各地的国家健保（NHS）机构，最后才能送抵80岁以上老人所在的养老机构。这一运输流程无比复杂，很难保证疫苗抵达养老机构时还有效，况且大部分许多养老机构也没有存储辉瑞-BioNTech疫苗的条件。

现有的政治架构也将影响疫苗的分配。联邦制国家，比如加拿大，会先将疫苗分配到联邦州和领地，然后州和领地再自行分配。预计欧盟也是类似的分配模式。这其中亦有机会出现步调不一，或无法统筹规划的情况。

世界各地还存在着许多被排斥在现有政治架构之外的人群：难民、非法移民。这些人很可能被各种疫苗计划所忽略。排除这些脆弱群体的全球免疫计划，是否能达到免疫效果？

困难八：接种不顺利

当一支疫苗经历生产到购买，再到分配，最终来到接种环节，仍然会遇到新的困难。

大流行持续近一年，全球公共卫生系统一直超负荷运行。基层公共卫生执行方缺钱、缺人、缺资源。各地医护疲劳。而可能上市的多款疫苗对存储、运输和接种都有颇高的硬件和软件要求。这些无疑加重了全球免疫的执行难度。

目前接近完成的疫苗中，病毒载体和灭活病毒疫苗，如牛津-阿斯利康疫苗、俄罗斯Sputnik-V疫苗、中国国药疫苗等，都对储存和运输条件要求较低，传统冷藏设施基本可以满足需要。mRNA疫苗则因本身蛋白容易降解而更难储存。Moderna疫苗需要零下20摄氏度，而辉瑞-BioNTech疫苗则需要零下70摄氏度的保存条件。

尽管据报导，辉瑞公司已经专门为其疫苗研制了冷藏设施，并将在美国境内绕过经销商自行将疫苗运输至基层接种点，但接下来仍有许多基层人员需要处理的难题。比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报导就详细解释了基层接种的复杂程度：许多本地诊所为了对接辉瑞-BioNTech疫苗，专门购置了超低温冷冻设施。基层人员需要在接种前一天开始解冻疫苗，因而要提前一天确认接种人数。因为辉瑞疫苗会在打开包装后6个小时内失去效果，所以基层人员在接种当天有效时间内要打完所有疫苗。此外，辉瑞-BioNTech疫苗需相隔三周施打两剂。这两剂将以不同批次运输到本地诊所，基层人员也要就此协调。

所有这些执行，都需要强大的基层行动力、协调力，以及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但这一环节是否能得到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有待观察。在加拿大，政府已经安排军方参与这一环节。而在美国，联邦政府虽然给予药企100亿美元的支持，但美国疾控中心给基层健保机构的疫苗接种支持只有2亿美元。对发达国家而言这一步的协调都非常不易，遑论基层可能仍然有贪腐问题、执行效率问题，设施不完备问题乃至政权不稳定问题的发展中国家。

困难九：政府观望与社会怀疑

假设疫苗接种计划也顺利执行，那全球免疫就还剩最后一个挑战：社会上的疫苗怀疑论。

自人类发明疫苗以来，反对疫苗的声浪就一直与疫苗研发和运用并行。面对全球大流行，如果拒绝疫苗的人在总人口中占到一定比例，就会影响群体免疫效果，这样的可能性切实存在。在美国，5月份的调查数据显示，有接近五分之一的受访者称不会接种疫苗；在英国，反疫苗人士组织游行……与许多人们熟悉的儿童时期接种的疫苗不同，COVID-19疫苗将要面对的是全球成人，这无疑增加了普及接种的难度。

和早前的反口罩、反封锁运动一样，疫苗怀疑运动也和既有的政治行动网络、社会团体相关连。然而对疫苗的怀疑不能简单等于反科学。许多人担心COVID-19疫苗的研发速度过快，其副作用和免疫效果缺少更长时间检验。加拿大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尽管59%的受访者支持政府推广强制接种，但也有70%的受访者表达了对安全性的忧虑。

归根到底，为人接种疫苗不同于为动物防疫。英国人类学家Fairhead和Leach认为，民众对疫苗的态度往往是他们对自己所处社会现实的思考。“疫苗怀疑论”背后，是社会不平等、国与国之间贫富差距和科技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对控制住疫情的政府而言，等待疫情严重地区先大规模接种疫苗，再评估其效果，可能是更稳妥的选择。《华尔街日报》就报导称韩国在疫苗采购和研发上并不急切，这是因为其防疫成功，不需要借助疫苗控制疫情。可以推测，目前疫情控制较为成功，并保持封关的东亚各地，在接种疫苗的时间安排和流程上都会比欧美谨慎。这意味着，不同地区的疫苗接种很可能会有先后之别。而要想回到全球人员自由流动的状态，仍需更多时间。

疫苗并非一切的答案

上一次，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被疫苗彻底消灭的疾病，是天花。但这一经验无法复制。天花病毒极为特殊，疫苗可以使人终生免疫。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天花疫苗和区域性疫苗接种的成功经验。

最终消灭天花的是1960年代的“天花消除计划”。这场运动是冷战国际合作的典范，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牵头。从1966年项目开始到1977年项目结束，苏联投入超过1亿7000万剂疫苗，美国和众多国际组织资助了巨额资金。但即便如此，也历时整整十一年。

在过去许多国际援助项目中，疫苗一直被当作给发展中国家的“仙药”。疫苗被看作可以瞬间解决健康、经济和贫困问题的手段。但“仙药”无法解决长期的、深层次的困境：如缺少医疗基础设施、没有干净水资源、污染严重、失业、贫困和负债。事实上，这些问题才是疾病肆虐的温床。同样地，如今的大流行，则揭露了世界各地——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深层次问题：公共卫生资源有限，医疗基础设施落后，医护人员过劳工作，城市化进程失衡，贫富差距严重。

一种假设认为，疫苗一旦研发成功，我们就可以通过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接种，快速回到COVID-19疫情爆发前的世界。但COVID-19的疫苗也非仙药，它无法超越那些造成如此严重疫情的深层次问题。

不确定性巨大，政治命题交织，COVID-19疫苗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它也不是一切的答案。2021年恐怕不是大流行的终点。可以想见，它仍然会在未来伴随我们。人们是否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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