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仕翰：无论“川粉”或“川黑”，都不是铁板一块

最近有不少人都在感叹，感叹网路上对他人立场非黑即白的过度简化。诚然，立场先行，古已有之。网路讨论出现过度简化与极化，本身也不是什么新现象，更不独见于台湾；然而，台湾的网路与媒体社群却在最近几周以来，为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大选而竞相表态，甚至吵得不可开交。

于是，你不挺川（即挺特朗普，台湾翻译为川普），那就是川黑，就是左胶，就是中共同路人，就是如何如何。反过来说，如果你是川粉，那就是保守反动，就是歧视沙猪，诸如此类。这种直线性的思考，与近乎膝反射式的分类，逐渐主导网路上有关美国大选的论述。

拜登或特朗普，这是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何以不只是美国的问题，还成了台湾的问题呢？有些人大感好奇：台湾人在美国大选中又没有投票权，为何还要为此“起哄”，甚至将立场相左的支持者视为寇雠？

我认为这与台湾当前的焦虑感有关。无论特朗普本人有何争议言行，但台美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任内出现了许久未见的长足进展，或许也是不争的事实。在国际上长期备受冷落打压的台湾，对于台美关系改善，一方面视其为某种“迟来的正义”而雀跃欢喜，更有论者意欲解读成台、美与盟邦共组抗中阵线的意象；但另一方面，台湾人却也格外担心，这样的关系改善，会不会随着美国政党轮替而成过眼云烟。

支持特朗普的台湾人担心拜登抗中立场不坚，会重新走回“绥靖”老路；支持拜登的台湾人则忧心特朗普只把台湾当作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但无论是支持特朗普还是拜登，双方支持者都担心对方支持的候选人当选，就会导致美、中、台关系出现变数，甚或进一步侵蚀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影响美国在世界的定位与地位，回过头影响仰赖美国维护现状的台湾。

既然对方支持的“他国”总统候选人有可能反过头来伤害台湾，那对方显然就是台湾的敌人。

这股焦虑感越深、觉得与自己利害关系更密切，黑白划分就越直觉。这类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叙事，早在去年底总统大选前，甚或更早，其实就已遍及同温层内外。这是部落政治，是政治极端化，也是精神武装。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的人，时常处在随时动员、标志异己并加以“出征”的肃杀态势。

一旦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大抵就不容易去理解他者的多面性。无论是不自觉需要或无暇顾及──毕竟扣对方一顶帽子，总是比较容易，省时，又愉悦。
就以最近颇夯的“保守派”一词为例。何谓保守派？当我们自称或说他人是保守派时，我们想到的指标人物又是谁？

学院里的学者或许会想对此下一些比较严格、经久的定义，但在瞬息万变的网路流行文化中，这个词汇的意涵却是不断改变。我不打算在此爬梳严格定义，就先兹举一例说明：

在台湾这阵子讨论美国大选的网路语境中，“保守派”似乎开始变成一个光荣的词汇。支持特朗普当选的台湾人，不只用这个词来表达对特朗普的支持，也用来标榜自己不是左胶，或标榜自己“务实理性”。总之，是为了拉开自身与“自由派”立场的距离。后者在此已如左胶一词般，被赋予各式各样的负面标签：伪善、软弱、亲中、天真......等。

但若把时间往前拉回到2018年，就会发现当年的网路风向有点不一样：“保守派”似乎更常被用来作负面指涉。许多人都会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那些支持韩国瑜、或意欲在同婚公投投下反对票的长辈。在这个脉络底下，“保守派”一词似乎就等同于食古不化、陈旧迂腐，以及党国荼毒。

而那也不过才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此后，台湾社群网路上“保守派”的意涵就出现了颇为惊人的变化。有时候，这些变化还是出现在同一批人身上。

这件事情本身，或许既说明了这种党派划分的流动性，也呈现了人的复杂与多面性。就像自由派一样，保守派显然并非铁板一块。这项大分类底下，很有可能仍存在立场各异的不同人群。

这让我想到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这位充满争议的经济史学者。此公在《巨人》这本书中公然主张，美国就是个帝国，应有帝国自觉，更该把对外军事干涉有始有终地执行到底。

若之前读过这位仁兄的著作，或者对他平常的前述言行稍有概念的读者，应该十之八九都会把他归入“保守派”的范畴。

弗格森目前任职于史丹佛大学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如果去Google一下这个机构，查到的资料十之八九也会告诉你，这是全美国最著名的保守派智库之一。

所以，弗格森应该就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无误了。根据网路上常见的乡民想像，我们很容易就能想像一组形容这类保守派人士的标签。这类人想必支持特朗普、支持共和党、倾向民族主义、反对同婚、反对中共、支持小政府、支持秩序与律法。

这些标签与形容，有的准确，有的则完全失准；有的则可能只在他过去的某些时刻才能适用。那么，弗格森到底有多保守呢？

检视弗格森这个人的独特立场，或许有助于我们认识所谓的保守派──或者说，认识特定政治分类标签底下，那些遭到过度简化的细微差别。

弗格森早年的确一度像是民族主义者。苏格兰出身的他，学生时代曾经心向苏格兰民族主义，甚至一度支持社会主义──他曾在1970年代热切支持工党，最喜欢的历史学家也是左派外交史家泰勒（A. J. P. Taylor，正是这位史家的作品启蒙弗格森就读历史系）。但是，这两个“分类”都没有跟随他多久。

从1980年代开始，弗格森对经济史与帝国史的兴趣，以及对柴契尔首相财政政策的着迷，使得他开始被视为所谓的“保守右派”──尽管弗格森本人对此并不完全苟同。

事实上，弗格森自认是“自由主义者”。但这句话有个陷阱，那就是弗格森所说的并不是当代意义的自由主义。用弗格森自己的话来说，他其实是“十九世纪、甚至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就像亚当．斯密或约翰．弥尔”。

不要忘记，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今天的自由主义可谓大相迳庭。就像当时美国共和党还是废奴代言人一样。

在当年，自由主义、效益主义与帝国主义常常就像“三位一体”（这是我开玩笑说的）。约翰．弥尔就曾认为，帝国是一个民族所能肩负的最高使命，以人类共同福祉为依归。当年的自由主义者若放到今天，搞不好十之八九也有机率会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者吧。

这样的立场，使弗格森即便被归类在今天的保守派，多多少少有些格格不入──这个状况在他到美国发展后更为明显。

弗格森在政党倾向上被认为较贴近共和党，但他其实并不支持某些共和党人喜欢谈的“美国例外论”──弗格森认为美国即帝国，且就和历史上许多帝国相仿。这件事可能让某些共和党人不太开心：美国从大英帝国手中赢得独立，还在二十世纪对抗德意志帝国与苏维埃帝国，怎么能说自己是帝国呢？

弗格森也与小布希政府内的“新保守主义”人士保持着一定距离。他在《巨人》这本评论美国人心态与美国在世界地位的著作中，就对好几位新保守主义者开火，批评他们对占领与重建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的想像太过简单，而且都“不读历史”。

此外，成年后的弗格森还是出了名的不喜欢民族主义。他在《文明》一书有句名言：｢若宗教真是群众的鸦片，那么民族主义就是中产阶级的古柯碱。｣

反对美国例外论、反对民族主义，让弗格森看起来与某些共和党人大相迳庭。
尽管弗格森曾经一度在2008年出任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马侃的外交政策顾问，但却在欧巴马 vs 马侃的总统大选选战中逐渐缺席。他在英国《卫报》的访谈中透露，显然他对马侃某些为了“获取保守派选票的立场感到不太自在”。

这种“不自在感”，到了八年后的2016年更是一口气炸开。即便弗格森不支持欧巴马、长期抨击民主党，但他对特朗普更有意见。弗格森投书抨击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此后也一直抨击特朗普至今（至于他是否有投给希拉蕊，或是今年会否投给拜登，则是个更耐人寻味的问题）。

弗格森不只认为特朗普是民粹主义者，还总喜欢揶揄特朗普，这一点常常让他听起来更像“自由派”。他在2016年一场公开演讲中，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调侃道：

“谈特朗普让我有点难为情，因为他毕竟是一位苏格兰之子。而我虽然总喜欢谈苏格兰献给世界的伟大发明......例如威士忌、高尔夫球──虽然我自己没爱，以及经济自由主义......但还有特朗普。特朗普至少有部分是我们苏格兰人带给世界的错误。”

那么中国呢？在几年之前，大约是2008-2016年那段时间吧，弗格森这人在中国或华人的亲中派里面相当热门。中信集团为此出了弗格森的系列书，各家媒体也时常引用弗格森对美国的看法（与批评）。

的确，弗格森提出了所谓的“中美国”（Chimerica）概念，指美国与中国经济在全球化下已经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中国人储蓄、外资则拿这些钱去投资美国，美国人则拿钱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

的确，时报出版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中国将称霸21世纪吗？》这本书是根据弗格森与美国外交巨擘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辩论对话集结而成。在这场辩论中，弗格森与中国经济学家李稻葵一起站在“正方”，也就是认为中国将称霸21世纪。

这些立场都让弗格森看起来更像是一位“亲中派”──这个词在今天台湾的网路讨论脉络中似乎越来越常与民主党、自由派相连结。不明究里的人，或许还会以为弗格森“被统战”，成了看好中共崛起的“中共同路人”。

这都是不了解弗格森个性的误解。只要看过弗格森的《巨人》，或者《帝国》、《文明》等著作，大概就可以明白此人并不是什么亲中派，骨子里反倒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观。

弗格森之所以曾经主张“中国可能超越美国”，完全是因为他对所谓西方的“制度本身”（私有财产、科学、自由贸易....等）极有自信，但同时又认为这些制度并不是西方专属，而就像app应用程式一样能够被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所采用。用得最好的文明，就有可能反过来超越现在的西方国家。而在当年，中国一度看起来用得还不错。

弗格森站在辩论“正方”，很大一部分是恨铁不成钢。他想借此刺激美国受众，希望美国人尽快振作起来，否则就要被中国给超越。

而对于中国与美国形成经济共同体一事，弗格森早在2003年写《巨人》一书时就预示了这一经济体的不稳固性。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并不认为美国仰赖中国资本这件事本身，是一件多么光彩或正面的事情。

换言之，他虽然发明“中美国”这样的词，也在当年预测双方会变成某种经贸共同体，但他本人对此并不喜闻乐见，更早早在《巨人》中提出自己的隐忧。
事后来看，弗格森在对待中国的议题上的确比较像保守派一些。但如果当年台湾的社群网站生态与今天一样，我想弗格森大概也会被说成是“拥抱熊猫派”的“左胶学者”。

弗格森的争议还有很多，但我们应该已能从前述脉络看出这人的复杂性。如果我们只单纯因他被称为“保守派”而自动套入前述既定印象，那就不大容易看见这样的复杂性。

我并非主张停止使用“保守派”、“自由派”，或是“川粉”、“川黑”这样的词汇。人类的认知系统或出于效率，或出于社会性的因素，似乎无可救药地需要将资讯与他者分门别类。问题常常不是出在分类本身，而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粗浅的分类，并拒绝看到分类底下的多样与歧异。

如今，有些人可能会用“保守建制派”来形容弗格森，或是保守派内的“孤狼”，总是游走在党派边缘。而他喜欢四处挑战人、开辟辩论战场的作风，更是让他的立场看起来不大好捉摸。直白点讲，正因为他战人不分保守派或自由派，吃瓜群众便常有雾里看花之感。这点同样体现在他《巨人》这本书里。

他在这本书中挑战自由派，抨击自由派不承认美国帝国有其利大于弊的一面（有时候抨击者甚至还是既得利益者），同时也不愿为了维系帝国事业付出；但他也一并抨击保守派，抨击他们总把称霸想得太简单，轻忽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或帝国的局限。

“大家似乎顺理成章地认为，”弗格森在书中写道，每个人诞生在世界上时，“若不是个小自由派，就是个小保守派”，仿佛自由派与保守派截然二分，非黑即白。但弗格森却说：

“我这本书，既非自由派，也不是保守派。”

有些事情比派别更重要。美国如何崛起，未来会不会衰落，就是其中之一。
我私心猜想，弗格森之所以时不时能够跳脱美国既有的共和党 vs 民主党，或是自由派 vs 保守派的既定窠臼，很大一部分就在于他是个“外人”。

他是苏格兰民族主义出身的大英帝国拥护者，只是最终情定美利坚。即便拥有美国国籍，他仍旧时不时像是位熟悉的陌生人。毕竟，他骨子里仍是位十八、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而今天早已是二十一世纪。

或许，只是或许，弗格森这么喜欢跟各方人马笔战、辩论，很大一部分也是在透过这种方式来界定自己（当然也可能就是单纯好辩而已）。然而，弗格森并不是只有嘴炮与笔战。并不是只有战，还有对话。弗格森一个不简单的地方是，他透过这些辩论，与不少和自己立场相异的人保持着一定的往来。

他与季辛吉辩论，却能受到季辛吉信任而成为季辛吉的传家作家。他在《巨人》中抨击大前辈保罗．甘迺迪（Paul Kennedy）的理论，但保罗．甘迺迪仍愿意替这本书写下正面书评。他还在书中批判了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观点，但同时也在书中不只一处表达对艾利森的感谢之情。但或许最具有启发意义的，还是他对史家前辈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关系与推崇。

众所皆知，弗格森的政治立场与霍布斯邦南辕北辙。两人多次辩论历史、辩论外交政策。霍布斯邦尽管以左派立场批评弗格森“对帝国的眷恋”，但仍称赞弗格森是优秀的史家。而弗格森自己则曾经这么说过：

“霍布斯邦与我同样相信，是经济变革塑造了现代社会。即使他站在工人与农民那边，而我站在布尔乔亚资产阶级这边，也并不妨碍我们两人的友谊。”

弗格森赞赏霍布斯邦，赞赏他虽然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却从来不教条。他推崇霍布斯邦的年代四部曲，认为迄今仍是英语圈内最好的当代史入门作。而我想引用弗格森在2012年悼念霍布斯邦过世时写的一段话，来作为此文结尾：

“在意识形态的微小分歧都能引起谩骂与人身攻击的今天，霍布斯邦示范了文明人如何可能既在重大议题上意见相左，又在其他地方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