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台湾，南客北客大不同

【编者按】本文摘自《南方的社会，学（上）》。这套书反对一个虚假的南方概念，希望阐释，“南方”不是一种地理方位，不是一种开发程度，而是一种拥抱内外异己的概念。这套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主题为“她者亦是共同体”，从“台味的原、汉、新”到“爱情与人生”，下册则提倡“行动作为伦理”。端传媒获出版社授权转载此文，因篇幅所限，内文有所删减。原文标题为：南客北客大不同：台湾客家文化的多元性。

社会上对于“客家”作为一种人群分类，常有一定的刻板印象，把客家当作是一个具有内部同质性的族群团体来看待。台湾客家内部的不同并非仅有原乡的差异，一般所谓南客与北客，甚至是南四县和北四县的差异，除了原郷的不同，更多可能是来自长时期受到居住地之自然地理环境、与周边族群互动，甚至在地的历史和地方政治环境所影响。

以自然环境与客家文化特质的关系为例，客家族群在北部大多居住在丘陵、台地，南部有许多是住在平原，经营的经济作物不同，由此衍生的客家文化底韵也有差异。如北部客家居山腰丘陵及其衍生而来的原乡论或先来后到说，以及最近发展的客家“丘陵世界观”，就总是会被认为“这是北客的观点”。

南客、北客并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就像我们一般对话中所谓的“我是南部人”或“我是北部人”一样，并不是清晰地指涉某一个地理范围的人群，而是一个理念型（ideal type），作为分析现象的思考分类。本文所谓的南客，通常指的是六堆地区的客家人，特别是美浓；而北客则是指桃、竹、苗的客家人，没有特别的代表，但这并不是说六堆之内无差异或桃竹苗之间没有差别。

祭祖敬神拜义民，南北大不同

“义民信仰”可能是一般人对客家宗教文化最鲜明深刻的印象，一样是客家，一样是“褒忠”，“义民”的称呼南北不同，客家民间一向有“北义民、南忠勇”的称呼。

义民对台湾客家族群的重要性，南北客有所不同，北部义民信仰逐渐创造出作为台湾客家族群信仰的象征。南部义民信仰对于客家人在清代移民台湾、合法居住在台湾，提供了官方认可的正当性。以朱一贵事件为例，在反乱过程中，客家庄民一方面组织六大营队的民团，协助官方打击反乱，争取地方官员的认同；另一方面则争取正统名分，高举大清皇帝圣旨牌，象征客民是效忠的义民，有别于倡乱的“不义”闽、潮人（陈秋坤，二○○九）。这可能是相对于其他族群，客家比较在意所拥有的义民身分的原因。

谈到南北客家信仰文化的差异，伯公庙的造型仍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项。“里社真官”的伯公是造型特殊的“墓冢式伯公”（也有人称“化胎式伯公”），外型看起来就像一般汉人的坟墓。这类型的伯公庙建筑，在传统放置墓碑处放置刻有福德正神名字的碑石，后方是圆形隆起的“化胎”，碑前有方形的“社神位”，蕴涵著客家人讲究的“天圆地方”精神，不仅教导做人处事的道理，就连客家人晴耕雨读的俗谚也巧妙地与建筑结构结合。墓冢式伯公庙造型似乎只在台湾高屏六堆地区的客庄出现（黄佳琳，二○○九）。

北台湾新竹六家地区的伯公建筑形式与六堆并不相同，特别是没有墓冢外型的露天“伯公坛”，也没有发现“伯公亭”样式的伯公庙。在田野观察中，我们发现多是立石祭祀的伯公，这应该是新竹六家地区伯公祭祀的原型，即便是具有相似庙宇外形的伯公庙，主要也是以文字书写的香位（或香座）作为伯公的象征，古典的伯公庙或伯公祠，甚至很少发现用木头或石头雕刻的神像（陈邦畛、张维安，二○一八）。

至于家户内的供奉，南部的客家庄仍实践著“祖在堂，神在庙”的精神。也就是说，祖堂的神龛上只有祀奉祖先牌位，并无像关公、观音或妈祖的神位。面对神龛，北客自左至右奉祀祖先牌位、神佛或其他神灵的做法，可能是受周边族群的影响。我们曾经在中国梅州的祖堂发现堂内同时有祖先与神位的现象，不过神位和祖先的牌位并非放在同一个水平，而是有稍微架高，另立梯子登高上香。在空间的安排上仍维持“祖在堂”的格局，概念上，神是在另一个空间。

难有客家共识的“客家日”与“客家花”

二○一○年九月十日，当时的行政院客委会公布以“天穿日”（农历正月二十日）为“全国客家日”。许多人认为“天穿日”是台湾北部的节日，甚至也并非北部客家所独有。以天穿日为客家日的做法，一直到二○一八年都无法获得南部客家人打从心底的认同。

二○一七年立法院三读通过《客家基本法》修正案时，附带决议办理全国客家日公听会，似乎就是回应南部客家人的观点：“全国客家日”应具有普遍性、纪念性及展望性，希望借由办理公听会的讨论过程，形塑新的客家意识，俾作为后续研拟“全国客家日”修订与否之参考依据。

与此相同的是桐花祭。当桐花祭成为“客家桐花祭”，油桐花与客家便已开始被画上等号。在台湾北部客家地区，每年四月到五月间油桐花绽放，落花缤纷，被称为五月雪。生长在北部客家地区的油桐花树，曾经和他们的经济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后来经过客委会大力推广成客家地区旅游经济，带动地方的观光产业，同时亦变成一种客家族群的符号，不少客家族群创意产品经常以油桐花作为客家文化的代表。甚至被说成“客家花”。

就像天穿日作为“客家日”一样，南部的客家族群不认为油桐花是客家文化的象征，南部客家有自己的“客家花”：夜合花。

在〈夜合花：客家原香〉一文中，彭瑞金提到夜合的花卉意象：“夜合树”朴实无华的外貌，以及“夜合花”幽微的清香特质，不仅贴切视劳动为人生神圣使命的客家妇女朴素外貌，也合乎客家族群含蓄内敛的民风特性。夜合花所代表的客家文化意涵，对北部客家社群而言是陌生的，夜合花和油桐花在南北客家的诠释中各有不同的内涵，诞生了“北桐花、南夜合”的南北客家文化意象。

除了“客家花”南北不同外，南部还有一项与花有关的祭祀文化：“六堆客家盘花”，也是北部客家人所不熟悉的文化。罗紫菱在其硕士论文中分析了香花在南部客家仪式文化中的重要性，她指出，六堆的客家祖先，在祭拜神明或祖先时，都奉香茶和香花，来表示对祖先或神明的尊敬和虔诚，后来发展出以盘花为祭祀供品。

近年为推广客庄文化节庆，原本在客庄默默进行的盘花习俗，几度成为焦点，有时甚至做了主角，成为薪传客庄的特色之一。在南部六堆地区的客家庄，庄头庄尾都有伯公坛。神坛上除了放置神茶杯，旁边一定还会摆放著盘花。盘花在南部客家仪式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台湾北客所不熟悉的“客家文化”。

受自然环境与周边族群影响的“客家”产业与“客家”服饰

南北客家所居住的地理环境不同，相对地，产业经济特色也有差异，在北部的客家论述中，不断把客家人居住在丘陵地当作一项“客家特色”，同时也把属于丘陵地的产业经济，例如茶园、香茅园和樟脑树等景观和产业，与客家人联想在一起，甚至提出客家丘陵经济的图像。

到了南部客家，在以美浓为代表的客家产业中，经常可看到媒体这样的报导：“烟业带来可观财富，培育出近四百位美浓博士。”由于美浓地区的客家人参与这个产业极为普遍，也因而发展出特定的在地人时间观，洪馨兰对于美浓宴席研究就是一个重要案例。

烟业、香茅和焗脑都是属于公部门所规定的专卖产业，目前都已经荣景不再，不过在客家产业经济的记忆与研究中，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这种因为国家政策、生态资源、气候环境的影响而带来的南北产业差异还有很多，例如水莲菜、桔酱、客家小炒和槟榔扇等。

除了经济产业的的差异性，日常生活的服饰与鞋款等细节，南客北客也是有同有异。在〈台湾客家女鞋研究〉中，郑惠美曾经指出，台湾客家妇女鞋款大致相似，但有细部的差异。

台湾南、北客家妇女大襟衫的形式在外型轮廓上虽然类同，但其中存在许多细部的差异。郑惠美指出，相对于北部客家妇女的大襟衫，六堆客家地区的蓝衫属于“中长大襟衫”，确实是保有较传统的客家祖源服装形式，传承为客家标志的“蓝衫”。北部客家妇女普遍穿著的短大襟衫，在襟头装饰、袖口宽度等制作细节上，则受到闽南（福老）妇女服饰与流行风潮的影响。

是地方认同还是政治认同？

如果要举出一、两个“有特色的”台湾客庄，首先想到的应是美浓或更大范围的六堆。台湾北部的客家人广泛居住在桃、竹、苗三县，从日常生活中社会互动的角度分析，竹苗、桃竹或桃竹苗之间，并没有发生日常生活的细微联系，这个族群空间的概念仅止于相邻的三个行政区，并未发展出桃竹苗的联盟，或者是桃竹苗客家共同体的感觉。简单来说，没有泛北台湾客家的认同。

以新埔义民庙为中心的信仰有建立起全台湾义民庙分香网络，但桃园、新竹两县的十五大庄信仰圈只是维持以义民庙为中心的祭祀圈，并没有成为桃竹苗客家人的在地认同核心。

六堆作为一个论述单位是无庸置疑的，尽管很多人并不熟悉六堆的相对位置，不过大部分人都能够说出六堆形成的故事。朱一贵事件发生后，南部客家垦民，在下淡水溪（今高屏溪）流域以东，联合客家十三大庄与六十四小庄组成自卫组织。美浓虽然后来改隶高雄，但不影响屏东六堆的共同体想像。

这个共同体里面充满著客家社会运动的故事：美浓反水库运动，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黄蝶祭；爱乡协会，例如美浓爱乡协进会；地方报和杂志，例如《六堆风云》杂志、《月光山》杂志、美浓客家杂志；具有地方特色名称的乐团，如交工乐团；自己的博物馆，例如美浓客家文物馆；地方著名的文学纪念馆，例如钟理和文学纪念馆。

至于所谓“北蓝南绿”的政治版图，与客家人在台湾的区域特质相近。北部地区和东部的客家人一般较为偏蓝，南部的客家人因为人口较少，和福老人的同化程度较高，所以投票倾向也和浅绿的福老裔相近”。南北客家没有因客家而相近，而是与其所处区域的政治版图相近。

如果将桃竹苗视为北部客家地区，高屏六堆视为南部客家地区，虽然在这三次的选举之中，蓝绿板块有向绿的方向转移的趋势，不过整体看来，北部客家仍是蓝或泛蓝占有优势，南部客家却是绿或泛绿比较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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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台湾南北客家文化为例，说明客家文化内部的差异性，从语言的使用、产业的特色，以及政党偏好，可以看出客家族群内部的丰富性。论及南北客家文化的差异时，有些人会认为“不要再（区）分了”，言下之意是客家文化的论述应该去异求同，以强化客家族群的凝聚和认同。

然而，客家文化内部的去异求同，势必也会产生主流者越主流、弱势者越弱势的结局。以客家话为例，就可能会发展成以四县和海陆为主，甚至到最后独尊四县的地步。讨论南北客家文化的差异性，并不是要分成两个不同的团体，分裂对决，而是在论述客家文化内部的多样面貌，增益客家文化的丰富性。

（张维安，国立交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张翰璧，国立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