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叙利亚难民危机以来,希腊作为欧盟的“前线”,承载了最多的移民人数。而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又被希腊政府阻隔在他们最先登陆的希腊爱琴海岛屿上。其中,莱斯沃斯岛上的“莫里亚”难民营最为庞大。远远超出设计容量的人口聚集在营地中,又因收紧的移民政策而无止境地等待下去。
2020年初,土耳其和欧洲就难民问题爆发新一轮争端,端传媒曾报导过这场争端的来龙去脉。而就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莫里亚难民营因一场大火被夷为平地,在疫情仍然未受控的形势下,人道主义危机的阴影挥之不去。这些被困在难民营内外的人,经历了什么?
2020年9月8日夜,一场大火席卷了希腊莱斯沃斯岛(Lesbos)上的莫里亚营地。
这原先是一处位于山顶、被橄榄树林环绕的军事基地。2015年,成千上万的难民/移民从临近的土耳其渡海前往莱斯沃斯岛,引发世界关注。就在那一年,欧盟把这里改成了一处移民营地。
数日之内,莫里亚营地的大部分区域都被大火夷为平地。人们不得不携着自己的仅有财产在黑夜中逃离。在通向岛上首府米蒂利尼(Mytilini)的路上,超市和商店的停车场被用来安置这些移民。而通向港口的通道被重重警车封锁着。从营地逃出的13000余人滞留在这些临时避难所中过夜。在被烧成灰烬、仍然散发着烧焦塑料味的营地残骸中,有些人仍然试图把日子过下去,烹饪着从大火中拯救出来的食物。很多人则在抢救可以用的东西:一件衣服、一架小单车、一口旧锅……
这些移民主要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其中一些人被欧洲拒绝了他们的庇护申请。过去四年中他们不断念叨着一句话:他们什么时候让我们离开这个小岛?
流向欧洲大陆的移民直到2015年才被分流到莫里亚。当时,这处营地被用作一个忙碌的巨型“过滤器”,在这里,成千上万的移民被筛查、记录指纹。他们背着生活必需品,奔向他们梦想的新生活起点——发达的欧洲北部。他们要向偷渡蛇头支付约1200欧元,以渡过危险的航程,穿越欧盟领域内的希腊岛屿和土耳其西海岸之间的小海峡。当他们上岸时,会收到人道主义工作者和志愿者们的热茶和毛毯。每天清晨都有十几条船抵达莱斯沃斯岛,船上的乘客迅速被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巴士转移到莫里亚登记。他们需要选择:是走向下一个边界,在希腊本土寻求庇护?还是申请所谓的临时紧急安置计划?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
难民在2015年遇到的苦难只是暂时的。近年来,欧盟出台遏制非法移民的政策之后,这种痛苦变成了永久的。在大火之前,莫里亚难民营成为了一座永久性建筑物,容纳了超过承载能力五到六倍的人口。而其环境也非常不人道。现在,连这座营地的相关文件也在大火中烧成灰烬了。
五年前,小男孩艾伦·库尔迪(Alan Kurdi)在从土耳其渡海前往希腊时溺死。他的遗体被冲上海滩,照片震惊了全世界。五年以后的今天,莱斯沃斯岛进入了新的紧急状态。在紧急状态下,“欧洲堡垒”也需要重新考虑其不适当的移民政策——尽管还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被封锁的人
由于严重超员,你在压根没看到它时候就能够闻到莫里亚难民营的味道。营地中到处是疥疮患者,腹泻更是家常便饭。
“我在找我妈妈。你能帮我吗?”一个阿富汗男孩拉着我的裤子,用英语问我:“大火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她。我应该问谁?”困在营地里的人们似乎完全迷路了。
“请跟我来!”一个女人突然跟我说, “这个男人中风了。没知觉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他动不了。”当局没有在那里提供帮助,也没有任何非政府组织被允许向人们提供援助。人们被安置在超市的停车场里。而超市则因为他们的存在不开门营业。 “您能在超市为我的孩子们买些面包吗?他们不允许我们进去。”一个女人哭着问我,几乎绝望。
透过超市的橱窗,我可以看到工作人员们向外张望着。他们本来准备开门,但没有开门。任何人都不允许入内。政府卡车时不时驶过,向移民人群扔下包装食水。人们必须激烈争抢才能得到解渴的机会。有人在追赶卡车时绊倒。有几瓶水撞到了地上,水溅得到处都是。希腊警察在橄榄树林中设置了检查站,把人包围在一片区域内,禁止他们离开。
为了遮挡正午灼热的阳光,移民们建起带树枝的临时庇护所。他们很快组织起来抗议自己的处境:“我们不想返回莫里亚!”,“我们不需要食物,我们需要自由!”,“我们不想成为政治牺牲品!”,“我们不想去新的营地!”大火后的第二天,这样的口号就在无数示威游行中回响着。同时,希腊政府正在先前的军方靶场基地“黑山”(Kara Tepe)建立一个新营地,以容纳从莫里亚营地中逃出的滞留的人们。政府将安排他们注册、接受Covid-19测试,并以隔离措施转移到新营地。
“如果我们去了新营地,那就是再次入狱了。”四名阿富汗妇女看着努力搭建新帐篷的希腊军人,对我说。 “我们来欧洲不是为了被关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另一个莫里亚。我们不需要另一个地狱。”她们在路边的帐篷里睡了好几个晚上,但不想注册住进营地。尽管营地里似乎要舒适得多,但她们担心营地不是临时而永久的——就像莫里亚难民营一样。
2015年,超过80万人经过土耳其越境进入希腊。考虑到其中许多人刚刚逃出可怕的叙利亚战争,欧洲最初对新来者很包容。但随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抬头,许多欧盟成员国开始逐步关闭边界,成千上万的难民滞留在希腊。莫里亚变成了一个肮脏的、人满为患的地方。它象征着欧洲在2015年危机后对移民采取的强硬态度。欧盟国家们无法在紧急安置方案上达成一致,这个方案本来是打算将困在希腊和意大利等国家的16万名难民分配到各个欧盟国家。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家决定不接纳任何难民。此外,该计划仅适用于在欧盟国际保护指数(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rate)认可度超过75%的国家,因而寻求保护的人数最多的群体——阿富汗人,被排除到了计划之外。
2016年3月,欧盟与土耳其签署了一项协议——欧盟提供给土耳其60亿欧元,并承诺向土耳其公民提供免签待遇。作为交换,土耳其要防止海上越境。欧洲则会改善叙利亚难民的设施,将没有资格获得难民庇护的人遣返。由于这一协议,土耳其加强了管制,难民过境的数量急剧减少。已经在欧洲的移民被关在希腊的岛屿上等待庇护程序。由于长期缺乏足够的人手,不少人需要等待数年时间才能确定是否有权获得庇护。也因此,寻求庇护者最终在莫里亚难民营中的逗留时间超出预期,相当于被剥夺了人道和政治权利。最近的统计数字显示,爱琴海上希腊其他岛屿上的难民营的情况也没有好转。大火发生前,已有超过2万3千人挤入了仅足供6000人使用的难民营设施。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卡罗琳·威廉曼(Caroline Willemen)在8月中旬接受我采访时说:“营地的局势完全不人道,而且不可持续。”由于严重超员,你在压根没看到它时候就能够闻到莫里亚难民营的味道。营地中到处是疥疮患者,腹泻更是家常便饭。平均每600名居民共享一处淋浴设施。而相当大比例的居民认真考虑过自杀。在这个欧盟最大的安置营地中,只有三名政府付费的医生工作,许多生病的移民主要依靠社会组织援助。儿童也是一样。无国界医生组织每天平均为120名患病儿童提供治疗。这意味着流动诊所前每天都大排长龙。有些孩子无法说话,有些孩子无法入睡,也有10岁的孩子再次开始在床上小便。
在2019冠状病毒疫情下,人们很难离开营地——尽管除了在难民营以外的整个希腊都已解除封锁。攻击性行为也越来越多。威廉曼说:我们每天都看到暴力行为。晚上有人被刺伤,有人侵入他人房舍,有人抢劫。”无国界医生在其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将非法的封锁定义为“有毒”、“公然歧视”,“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绝不合理”。无国界医生和其他组织认定此类措施违反了国家的、地区的和国际上的相关法律——包括《欧洲人权公约》第14条、《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第21条。卡洛琳·威廉曼总结说:“人们对庇护程序的无休止拖延,以及他们被迫生活的条件,感到更加愤怒和绝望。”
在灰烬前后生活
“我不能相信,在欧洲我们尽力了却只能做成这样。”
莫里亚大火的几个星期前,我遇到了叙利亚难民艾哈迈德(Ahmed)。他与非政府组织“难民为难民”(Refugee for Refugee)合作,帮助营地中的其他人。根据艾哈迈德的说法,2019冠状病毒的大流行被政府用来拘禁营地中的人,让他们和世界失去联系。他在向我展示他的帐篷时告诉我:“自从他们开始实施封锁以来,营地的局势已经恶化。这里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有一群阿富汗移民在晚上抢劫人们,他们闯入帐篷,偷我们的电话。我们称他们为‘阿里巴巴’。有时他们甚至偷我们的食物。”艾哈迈德继续说。
“我们晚上都不出门。”来自刚果金沙萨的纳达恩格(Ndayenge)告诉我。她说她经常白天睡觉,以保证晚上清醒。她用水桶小解,生怕离开莫里亚营地里的住所。
在封锁期间,每天仅允许120人登记和确认身份,不到莫里亚难民营人口的百分之一。如果要因为特殊原因离开营地,就必须提前一天完成这些登记。未经希腊警方授权而被发现离开营地的人,将面临150欧元的罚款。至少在9月2日之前,莫里亚营地都没有冠状病毒感染,直到一名来自索马里的40岁男子被确诊为阳性。该男子已被赋予难民身份,是在雅典定居失败后返回莫里亚营的。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其他35人被测试为Covid-19阳性。当局决定再次封锁难民营。之后的第二晚,莫里亚营地陷入火海。
当局声称,因为许多居民的检测呈阳性,导致营地被封锁,从而有移民不满,故意点火。救援人员说,大火开始于最近一场对近期防疫限制的抗议之后,在晚上10点之后燃烧起来。由于强风和瓦斯罐爆炸,大火迅速蔓延。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对灾情表示“深切哀悼”。欧盟执行机构决定立即帮助将4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转移到希腊本土,再转移到他们在欧盟成员国的新家。
在岛的另一边,小旅游城镇西格里(Sigri),一艘渡船停在港口,作为最无助的人的临时旅馆。迄今为止,希腊政府已逮捕了六名阿富汗人,指控他们放火烧毁了莫里亚。去年当选的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承诺对移民采取更严格的方针,包括重新开始驱逐他们。这一切结束了先前四年左翼政府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的政策。米佐塔基斯说,这场灾难可以“成为一个机会,让我们在莱斯沃斯岛提供更好的条件,确立新的事实”。
米佐塔基斯几个月前曾提议在土耳其和莱斯沃斯岛之间建造一座2.7公里长的浮动水坝。大火后他立即宣布全岛进入紧急状态,并将所有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转移到希腊本土。两名被转移到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的未成年人,后来因涉嫌在营中纵火而被捕。
“Covid-19大流行不仅有助于拘留移民,而且,封锁的持续延长看起来正在为希腊政府建立全封闭的移民中心的长期目标铺平道路。”拉索迪(Latsoudi)是“莱斯沃斯团结”(Lesbos Solidarity)组织的核心团队成员。他之前获得过2016年南森难民奖。
拉索迪来自雅典,于2001年移居莱斯沃斯岛,并设立了皮普卡(Pipka)中心。这处营地收容残疾人、年轻人和岛上最弱势的群体。它的众多志愿者提供医疗、教育和法律援助,以及食物和衣服。最重要的是,中心给了人们尊严和尊重感。然而,政府刚刚通知皮普卡,要求中心于10月份从岛上搬走。
“过去几年,我们目睹了人们对莱斯沃斯岛上的难民和非政府组织的态度转变”,拉索迪告诉我:“2015年,全世界都看着岛上发生的事情。那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包括联合国难民署,国际救援组织,红十字会这样的组织也首次在欧洲内部开展业务。当时的团结力量非常强大,来自世界各地的NGO纷纷提供支持,有些甚至在这里开始工作。但是,自2015年以来,人道主义组织承受的压力变得非常大。非政府组织开始成为攻击目标。人们宁可相信所有非政府组织都烂透了,相信非政府组织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在一场朝向仇外、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竞赛中,非政府组织被当作替罪羊。在2020年3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威胁要打开大门并让难民进入希腊之后,莱斯沃斯岛愤怒的当地人的抗议浪潮变成了他们与非政府组织员工、记者、志愿者和游客之间的暴力斗争。”拉索迪回忆道:“这一切都在发生,主事者不受到惩罚,那你可以想象一下难民现在是多么无助。最恶劣的行为被合法化了,不再构成犯罪了。几个月前,人们包围了停泊在莱斯沃斯岛上的一艘移民船:人们高喊要把他们遣送回去,或者干脆淹死。人们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以一切方式避免移民到达岛上。”
“我不能相信,在欧洲我们尽力了却只能做成这样。我相信我们可以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拉索迪说。
精疲力尽的五年
在莫里亚营地以北一小时车程的斯卡米尼亚斯(Skala Sikaminias)渔村,如今的生活似乎已经恢复了正常。在晚上,渔民外出祈祷,小酒馆开放给少量游客。一切似乎让人感到轻松。
然而,五年前,这个村庄是从移民从土耳其抵达希腊的中心地带。在那时,每天晚上或在白天的头几个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到达这里的海岸。
“有些夜晚甚至有超过五十多条船上岸,我不知道如果没有我们帮助他们,会有多少人丧生。”渔民斯特拉蒂斯·瓦拉米奥斯(Stratis Valamios)告诉我。因为从海中拯救了大量难民,他曾在2016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在2015年有一阵子,我捞的人比捞的鱼还多”,他告诉我:“我们先救孩子,再救成人——只要他们还没有淹死。当时岛上有一种善良的欢迎心态。因为大多数岛民的祖先都是1922年希腊和土耳其互相驱逐少数族裔时,从土耳其乘船逃向爱琴海的希腊裔难民。但是现在,五年后,我可以说那种感觉已经消失了。人们想把自己的岛屿拿回来。”
他坐在小酒馆里喝着咖啡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瓦拉米奥斯偶尔在镇上的小酒馆工作。今年的旅游季节提前结束了。反正从2015年以来岛上的游客人数就不多。“尽管这些移民无疑是这场危机的最大受害者,但我们自己也成为了受害者。岛上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我们与难民的流动捆绑在了一起。我们遭遇了紧急状态,我们帮助(政府)解决了问题。但是我们必须像这样生活多久?在Covid-19爆发之前,船只仍在夜间到达这里。”
“我们不能责怪难民”,瓦拉米奥斯说:“如果他们要把1.5万希腊人放在像莫里亚这样的难民营里,只用两个星期我们就会把营地烧个精光。但是我们确实觉得需要改变。他们把国际问题变成了我们的问题,我们不能像这样继续下去。”
莱斯沃斯岛上的当地人,普遍觉得自己成为了难民危机中被遗忘的受害者。这些年来,即使国际电视记者已经离开,他们却一直看到人们从遥远地方到来,卷入冲突。当政府要建设第二个封闭营地来容纳移民的谣言开始流传时,岛民们表现出强烈敌意,他们组织抗议反对这一计划。莫里亚村发生了数起示威活动。这里本是一个普通的悠闲村落,但随着营地的建设,一切都彻底改变了。
“欧洲给我们钱,让我们在莫里亚建一座监狱。结果,我们在晚上不敢出门,不敢让孩子们出去玩,不敢去我们一直去的附近海滩上度假。我们累了。是时候让我们的小岛回来了!”莫里亚村居民协会主席克罗尼斯(Kleoniki Chronis)在8月的一场抗议活动中说。当时,抗议者们截停了一辆搭载难民的公共汽车,挥舞着黑旗,向营地和在营地上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成员大喊口号。
当地人对难民和非政府组织成员的愤怒前所未有地爆发,以至于如今和他们走得太近的当地人也受到威胁。卡特索利斯(Niko Katsouris)是当地渔民,也是一家餐馆的老板。2015年的危机期间他决定为移民和难民做饭,此后一直没有停止。他自幼生活在莱斯沃斯,因此认识岛上的大多数人,但由于他的团结工作,他的同胞们现在对他避之不及,还抵制他的餐馆和他的鱼铺。“20年前就和我相熟的老客户们,现在认为我是移民问题的根源,只因为我觉得应该帮助他们。但我不会停。许多人只需要一个机会,只需要一点关怀。他们不能像在莫里亚的那些人那样被抛弃。“我尽我所能。”
他告诉我说他雇佣了来自南苏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人从事农作。“他们每天来这里几个小时。对他们来说,最好是能够远离营地的气氛,并从工作中赚到钱。排除各种困难,我很乐意为他们提供各种帮助,我也只能做这么多。”卡特索利斯给我看了他之前运鱼的货车的照片。这台车在今年3月被一些愤怒的当地人砸烂了。
联合国难民署驻莱斯沃斯岛的负责人卡斯泰林(Astrid Castelein)表示难民署在当地的员工时常遭受当地人的袭击。“我们经历了非常紧张的日子”,这些天她一直在努力说服移民进入新的营地:“现在在新闻记者面前每天都聚集着成千上万人,欧洲现在必须做点什么。”希腊政府先前宣布一周内有9200人被转移到了新营地,并已经开始了庇护申请的审查程序。至于疫情,共有243人测出阳性,占被试人员的3.44%。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上周发布了最新的移民政策修订计划,提出了更强有力的措施,以遣返被拒绝庇护申请的人。同时,鉴于部分成员国的厌恶情绪,在欧盟范围内强制性分配新难民的计划也被放弃了。欧盟委员会设置了一个新的“团结与责任”机制,在该机制中,不想接受申请者的国家可以选择管理遣返移民的工作。到目前为止,根据欧盟的数据,在每年被拒绝庇护的37万份申请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被驱逐出境。
新计划没有改变欧盟的都柏林条例,该条例确保难民进入欧盟的第一个国家负责他们的注册,这使欧洲环地中海的弱国承担了巨大的责任,而欧洲北部的更发达国家则有权踢皮球似的把人赶回他们最初注册的地方。希腊也就此决定当一个“坏警察”,故意让庇护系统运行不畅,以减轻其边境压力,阻止移民的到来。
“他们认为只要他们焚毁了莫里亚,就能够大摇大摆离开莱斯沃斯岛”,希腊政府的发言人史蒂略斯(Stelios)说。“这没可能。”
我們應盡力善待難民,因為戰爭隨時降臨我們身上。
例如:中國與印度、越南、菲律賓、台灣、日本皆有領土糾紛。
這些難民渴望的新天地不該在歐洲,而是在他們的故鄉。人道組織要提供的也不該是麵包,而是回去的船跟槍。
欧美这些个所谓的文明国家当年在打着民主人权自由的旗帜推翻人家所谓的独裁政权时可曾想到有今天,这等作为跟当年苏联输出共产主义没什么两样,一样的害死人,不过某些港台皿煮狗们是不会看到这些的,他们还在那旧日的民主自由人权的老掉牙故事里面自嗨呢,欧洲的今天,都特么是自己的虚伪导致的,自找的,活该,该死☺️☺️☺️☺️☺️☺️☺️☺️☺️
主权不该有豁免。
島民們其實做得夠多了,他們畢竟是事發當初首先接住難民的人,更別提現在仍有願意給予難民機會的人,此刻的發難本質是對歐盟與土希兩地政府轉嫁責任的失望。真的沒有人應該永遠擔當義工。
即使大部分人都明白解決難民母國的問題才是對雙方都好的,卻因為以現時的國際局勢而論,把問題與引起問題的人推卸給勢力較弱者處理是最符合成本效益,最終使難民、島民甚至希臘政府同時成為系統下的犧牲品。要化解弱弱相殘的現實,絕對不能依賴「人權」的光環。
当新自由主义把阶级矛盾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落后国家时,就注定有人要把他带回来。
問題是歐洲國家在這些難民母國的衝突中都沒有責任嗎?把難民往外推並不能阻止人們逃離苦難,解決這些國家的衝突才是關鍵。
关于难民的问题和欧洲朋友讨论过很多。我认为人家辛苦建立起来的美好家园,人家可以自己决定给不给外来人摘桃子。不出钱不出力的外人如我,保持沉默为好。
真實殘酷之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