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不与祭，如不祭”——疫下盂兰，如何慎终追远？

上环文武庙内，工作人员正模仿法师进行法事，摄制人员托著器材穿插香炉与祭坛之间，跟随“法师”的步伐，为线上直播作最后彩排。沿著好莱坞道往东走，中区“卅间街坊盂兰胜会”（下称卅间）就藏身后街的一个地舖。会址前挂有一对竹灯笼，岁月的痕迹令灯笼上的字斑驳褪色，门口贴著启事——“庚子年停办一年”。往年农历七月，会内总忙著筹备年度盛事，今天内里只传出疏落的麻将声。

农历七月，鬼门关大开，传说孤魂野鬼可以共食一回人间烟火。传统禁忌多多，长辈提醒不要晚上游泳，不要到酒吧买醉夜归……惟所谓的禁忌，在今年的疫情和限聚令下，想犯也犯不著；鬼节期间的传统活动盂兰胜会也受到严重影响。

“我们这边情况比较特殊的，申请都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就在对面搭棚。”香港每年鬼节有约一百场盂兰胜会，分布在香港各区。有别于一般街坊组织在球场举办，“卅间”每年农历七月廿四都在士丹顿街街头举办盂兰胜会，人称细哥的理事长黄勤爱早在新历六月初决定停办一年，当时尚未爆发第三波疫情，但考虑到疫情难料，“没辨法啦，我说当休息一年，年年筹备都好辛苦的”。

停办启事由文化及保育组织“程寻香港”在Facebook代为转发，随后各区的盂兰胜会亦陆续宣布停办。由于香港大部分盂兰胜会在球场或庙宇前举行，限聚令下，康文署不批准辖下场地进行公众活动，胜会无法如常举行，神功戏取消，派平安米活动取消，剩下的只有在街边搭建的神棚，供善信上香参拜。

“今年应该是战后香港最少盂兰的一年。”“程寻香港”创办人温佐治如此说。

岁月钩沉：盂兰／中元／鬼节？

盂兰二字取自佛经“目莲救母”的故事，原为梵文ullambana（“盂兰盆”），中文意译为“救倒悬”，解救在地狱受难的众生。在道教系统中，中元大帝是“三官大帝”中的地官，掌管地府冥界。农历七月十五日既是中元大帝的诞辰，又是佛教的盂兰节，成为后来信众为亡魂赦罪的日子。

“民间不理会佛道之分，当是祭幽活动而已。”温佐治表示，盂兰习俗背后反映的是一套“阴安阳乐”的宗教信念，“希望可以施予无祀的（孤魂），不是怕他们会害你，而是布施四方，是一个善有善报的观念。”

“本身盂兰节与族群无关，只不过潮洲人将活动办得有规模，变成一个盂兰胜会，鹤佬人亦有盂兰胜会，如果一般街坊不搞大型盂兰胜会的，那便是烧街衣。”

香港开埠以及战后时期，大批外来人口只身来港谋生，多数从事苦力。独在异乡为异客，潮洲人、海陆丰人在港无亲无故，于是各自聚居，形成独特的社群。同时将家乡风俗传来香港，办盂兰便有“念同乡”之情意。潮人会说是“拜好兄弟”，普渡同乡、纪念祖先。

现时香港举办盂兰胜会绝大部分由潮侨发起，潮属总会在背后统筹协调、分配资源，但每一个潮籍街坊会仍然是独立运作。潮人盂兰胜会更在2011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化大士王、派平安米是潮人盂兰胜会独有风俗。大士王是必会见到的神明，潮州人相信祂是观音菩萨化身，可以镇压小鬼，法事开始前一尊小小的观音神像会被请出去，附在大士王胸前。而场内布置、纸扎工艺均采用潮式。

“卅间”是一个战前的地名，原指士丹顿街一排相连的30间唐楼，逐渐演变成对中西区半山一带的称呼。卅间的胜会只有一天，经过以前长老问筊，每年定在农历七月廿四，“早上安置好大士王后，经师在十点左右开始做法事。一开始要走一遍卅间的范围。”卅间的范围早在法会正日前用幡竿标示，“幡竿在任何祭幽仪式上，让‘老友记’知道方向，好像路灯。沿著卅间的范围有六枝幡竿，由坚道对落，好莱坞道对上，去到水池巷、些利街。”温佐治十年前私下来拍照，好几年后与细哥熟稔，每逢七月廿四都会来帮忙，对法会的二三事都清楚掌握。

“行朝”（意思是行走、朝拜）分为上下午两遍，细哥生动地解释著“早上那次就是公布，我们有一个胜会，孤魂野鬼有需要可以过来，我们这里有Party （派对）。”“请客！”二人一唱一和，“下午三点几的就是告诉他们，我们截龙，不要再来，满座了，筹派完了，下年请早。”

卅间的做法回应了不同族群的需要。在经师棚旁设幽席，施食予孤魂野鬼，是鹤佬的方式；胜会结束后，由6位男士用长竹打破大士王，将其火化，“请走”神灵是鹤佬做法。“卅间的独特性就是包罗万有，反映地区历史面貌。”温佐治并非潮州人，仍亲力亲为帮忙。

“其实包含颇多学问，例如酒席一定是60份，60套杯碟，但为什么是60，就没有解释。还有好多都同‘六’有关，六枝幡、六十份酒席，六个人去打大士，一定有寓意。”惟在口耳相传下，当中寓意已经散佚。

纵然如此，不论任何盂兰胜会中也会有念经、诵忏的宗教仪式，背后承载的昐望是了然的。东华三院负责庙宇及祭祀的公共服务经理梁中杰解释诵忏中的“忏”，有著忏悔的意味。

“意思好像：‘主耶稣我有罪’，希望得到救赎，不过这不是西方宗教的救赎，是东方宗教的救赎，概念是一样的。在宗教的研究中，其实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无论在任何宗教、东西方的文化影响，都离不开一个渴望—祂救赎众人的过程。”

躲不过疫情的盂兰胜会

相隔两三条街的东华三院文武庙，亦有中元法会，是鲜有的“广府盂兰”，初期在文武庙和旁边废弃校舍举行。到2014年，扩大规模，搬到中山纪念公园，与三角码头盂兰胜会合租球场，更会上演神功粤剧。

神功戏又称为“棚戏”，意思是为神做功德，配合宗教仪式，“酬神娱人”，但并不是每个盂兰胜会都有神功戏，视乎主办组织的习惯，卅间就没有这个传统。

往年吸引街坊、热闹非常的神功戏，今年无可奈何全部取消。但事实上，不论盂兰抑或其他传统节庆的神功戏，每年都在萎缩。盂兰胜会通常会上演潮剧，但香港本地已没有这类人才，演员、乐师每年都是从潮汕等地邀请来港。

粤剧神功戏没有例外，同样面临生存问题。专门研究粤剧的陈守仁教授估计香港一年大约有800套剧院戏，而神功戏只有300套左右。“本地剧团宁愿做剧院戏，搭棚出来做的神功戏要在外面日晒雨淋，已经好少剧团愿意接。”梁中杰认为剧院每一方面的配套都比棚戏好，剧团选择做剧院戏亦无可厚非。

今年听不到神功戏的锣鼓声，公众亦无法走到会场内参与。东华有安排附荐位，意思是劝请亡者至道场听经，受超度，使其早日离开痛苦。以往登记附荐的善信可以进入法会会场，“可以敬一杯茶，摆放先人喜欢的食物，与我们平常去拜山一样。”梁中杰解释，但今年的法会变成闭门活动。

“家属来不到，他们会希望‘陪伴’先人参加这个活动。现在做不到，只能用一种遥距的方法去做。”东华额外聘请一队摄制队拍摄当日法事，在Facebook直播，一方面希望公众避免来到文武庙，同时作为对外界的一个交代。梁中杰庆幸东华有自己场地，有足够资源可以进行线上直播，改变模式令活动继续。

对比之下，坊间的盂兰胜会大多取消，最多只能像三角码头盂兰胜会，在皇后街、干诺道西交界搭建临时的神棚，但失却了昔日的热闹。而卅间在七月廿四日当日，会内骨干成员只是作简单的拜祭，街坊无法参与，当是向观音菩萨交待，“但求心安理得”，细哥喃喃地重复了好几遍。

细哥记忆之中，卅间盂兰只是在他小时候停办过一年，今年是他接任理事长30年以来首次停办。即使在2010年，市建局提出中环士丹顿街及永利街重建项目，差点令卅间盂兰停办，但市建局最后搁置计划，卅间盂兰最后仍得以保留。十年前避得过推土机，如今却躲不过疫情。

“我们这个日子是雨季风季”

“我刚在跟三角码头（街坊盂兰胜会）那边聊天，今年他找不到化宝炉烧衣，我帮忙联络借炉。”在工厦一间偌大的厂房里，光艺纸品厂的翁师傅看见记者到访，随即把电话挂上。

位于中西区的佛教三角码头街坊盂兰胜会一向与上环文武庙合租场地举办盂兰胜会，同样受到疫情冲击。“中山纪念公园的场馆都用来做全民检查。三角码头那边说，今年无论如何都要做，无地方都要尽做啊！”

受影响的除了主办组织，周边行业的生意亦一落千丈。

做潮式纸扎的翁师傅11、12岁便跟随父亲四出到戏棚、胜会帮忙做纸扎，农历七月是全年最忙的日子，因为各区的盂兰胜会遍布全港，“小时候没有暑假，今年是最舒服的暑假，那么多年以来。”

翁师傅形容今年受疫情影响，农历七月的生意额比往年跌了7成。他拿出一块牌板，上面清楚列出每张盂兰订单、地方名、日子、所需的纸扎品。翁师傅说，每年都是根据这个流程表，制作各区盂兰胜会所需的纸扎，基本上不会有大变动。

“一、二、三......”翁师傅从牌板开头往下数，就在去年农历七月，月内已有26宗订单。今年许多胜会被迫取消或缩减规模，他又再数一遍，对比今年往年：“无，这个有，无，无，这里全部无……20多变11。”

翁师傅回忆，以往早在盂兰两个月前，便要开始准备纸扎用品，工场更要额外请临时工，通宵赶货。如今，翁师傅在剩下两人的厂房笑言：“不然我不跟你们聊天啦！平时哪里有空！”

厂房窗边挂满比人还要高的大香，直径十厘米，排得密密麻麻，乍看有五十大支，“本来应该已经卖光、烧完了，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一年通常做百多支大香。”大香在盂兰是用来插在主神前面的祭祀物品，由法会开始燃烧到完结为止，最长可以烧上6天。

“有些本来做定的，但现在做到一半就不做了，因为不知道还要不要。”翁师傅淡然道。

制作一枝大香并不简单，除了讲求师傅手工外，更要“望天打卦”。香粉需要一层一层沾贴上去，要待天气好时晾干了，才能加上新一层香粉，一枝大香至少需要分6至7步工序才能完成。

翁师傅说，现时越来越多人为节省成本而转用中国大陆来货，先将部件运来香港，再在本地组装，“本来大陆的厂商不懂做，因为文化大革命之后断了层，没有拜神，都是来香港学如何做，就照抄，都抄得挺像。”

疫情令生意大跌，翁师傅望著窗外雨景，安然地道：“我们这个日子是雨季风季，往年盂兰节都遇过好多，十号风球都试过。总会遇到这些事，不用不开心的。”

细哥也知道有街坊仍然希望胜会如期举办，但他也理解到疫情下筹款实在不容易，“因为这些是大环境，不是我的胜会举办不到，而是外面有事情发生，我们要遵守（限聚令），唯有逼于无奈（取消）。”

二人面对疫情看似轻松平常，但因过往曾有胜会主办方无预警下突然停办，长期研究香港文化保育的温佐治也不敢保证，来年会否有更多地方因此停办，“好难预计影响如何。”盂兰习俗慢慢凋零已成为一个趋势，每年胜会的数目都在下降。

传统工艺、节庆风俗面临青黄不接的危机虽非新鲜之事，看似陈腔滥调，疫情对一众从业员、主事者的影响仍有待却是活生生的境况。“全部都面临同一个问题，最多做到我们这一代。顶多做到十年八载，应该好多不能再做下去。”细哥语带平静地道。翁师傅亦打算在两年后退休，不再做纸扎。

疫下线上？现代意义下的盂兰

“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后......有实际的局限，如果到时没有道观、戏班又可以如何做。”梁中杰说东华突然停办的可能性比较低一点，但也不能百分百肯定未来情况。

东华三院有一段时期曾经停办胜会，院方估计是上世纪30、40年代左右开始，而十年前东华三院决定复办，其实与卅间脱不开关系。当时市建局的重建计划如箭在弦，附近街坊担心上环从此以后失去盂兰胜会。梁中杰就在当时向机构提出复办。

民众对于盂兰的参与热情，一度非常殷切。翻查旧报纸，曾经有华人前往文武庙的盂兰拜祭先人，因违反宵禁令而被捕。由一张拍摄于1868年照片清晰可见，当时文武庙挂著一块写有“四环盂兰公所”的牌匾，反映百多年前文武庙已经有办盂兰的习俗。

“当时的想法就是，既然我们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中间不知什么原因而中断，所以我们想继续这个服务，一个历史的承传吧。”

十年后的这一年，情况有点特别，他们选择以线上形式继续举办盂兰的法会，“我们希望继续满足善信在中元节拜祭亲人的心意，虽然有点困难，都想尽量做，不想就此中断。”

疫情下，昔日实体活动改以线上形式进行。除了东华三院，其他道观亦用线上转播的方式进行法会，似乎是一种破格，盂兰或者其他传统节庆有没有可能都追赶上这股潮流，打开日后线上直播传统庆典，甚至线上拜祭的想像，从而令更多人接触传统。梁中杰强调“我们的出发点不是要吸引到其他人注意，今年的直播不是吸引其他人注意......不是为了Go Young、Go Public（年轻化、大众化）。”

传统的盂兰何以走入现代人的世界，做到所谓的“传承”？“Go Young 只是其中一个方法，不是一个目的地，要令传统习俗传承可以有好多种方法。”梁先生觉得无需拘泥于年轻化，并非所有传统活动都适合。

他举例，复办十周年时，邀请温佐治编写中英对照的特刊，向中外人士介绍盂兰所为何事，算得上传承，“我们认真、用心地做，可能令参与的善信感受到，然后带回家、带回自己的社群，都可以是一种传承。”

温佐治认为，自己办本地导赏团、为卅间写宣传单张的工作，就是想把盂兰的故事说清楚，“以前的讲法‘七月系咁㗎啦’（七月是这样的啦），什么是‘系咁’（是这样），（长辈）不会向你解释，其实背后是可以解释的。”如能成为一个说故事的人，揭开盂兰的鬼怪面纱，自然吸引更多人愿意参与。

他觉得正正是盂兰背后深厚的寓意，令实体的盂兰胜会不可取代。盂兰祭幽同时祭祖，温佐治强调：“‘吾不与祭，如不祭。’如果不亲自参与，不如不要拜祭。要透过参与的仪式追念祖先与我们的关系......本意是慎终追远。”梁中杰亦同意人们会宁愿直接不办盂兰，不会有一个由实体变成虚拟的过程。

“始终是反映地区历史的一个重要活动。试问卅间还有什么剩下。如果不是中区卅间街坊盂兰胜会这个名挂在这，谁会知道以前这里叫卅间。”正如三角码头早已拆卸，但地区记忆仍由街坊会所举办的盂兰保留下来。

温佐治忆述，有一年在卅间盂兰带导赏团，到了晚上十点多，依然剩下十几袋附荐用的衣包，他邀请团友随缘买，剩下的就由他来负责。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看著街坊坐在一旁由朝到晚都在帮忙折元宝，他的帮忙都只是想讨个“圆满”，难得有一个地方、活动可以让老街坊聚首。

随著中西区的重建、发展，毗邻的苏豪区酒吧林立，老街坊越来越少，“这里的街坊剩下的，我想没有十分之一，这里的店舖全部没有了，剩下一间宝源办馆，其他全都没有了，就只有这一间士多。”细哥指著墙上一块镜面牌匾，列出以往捐款办盂兰的商号。

卅间盂兰依然沿用传统的方法筹款，细哥在柜里拿出数本线装红簿，“我们会员拿一本红簿仔周围去问亲朋好友，筹到一百五十便写下来。”簿面写有会员的名字，里面粗略地记录每一个捐款人的称谓、捐款金额。

“‘缘簿’，缘份的缘。”一旁的温佐治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