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第二次国际关键时刻？中美谈判桌上的揽炒博弈战

香港跃上了中美争霸的棋局。5月21日，当“港区国安法”的消息传出时，敖卓轩马上明白，事态正向著更激烈的方向发展。“死啦，现在搞件这样的事出来，估计你Pompeo份报告都不会软，一定是硬的。”24岁的敖卓轩是香港众志常委，常驻华盛顿，过去六年在美国游说香港议题，熟稔两党国会议员的各路门派。

美国对国安法如何回应？答案很快揭晓：5月2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宣布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敖卓轩对端传媒透露，自己和不少国会议员一样，都是当时才意识到，美国一来就“去到‘揽炒’最边缘的位置”。

一时众人愕然，“即使是国会中最关注中国及香港议题的那些议员，都没有被consult（咨询）的。”

香港反修例运动去年风起云涌，敖卓轩联同众志党友、学者和明星领袖，在华盛顿推动浮沉近5年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目标是以香港经济利益、特殊地位威胁北京，增加一个机制让中美港三方在其中斡旋博弈。这是一场难度系数极高的博弈游戏，用敖卓轩的话说，就是“提出揽炒的可能性，去换取香港人的权益”。转眼间，揽炒似乎就在眼前。

在香港命运的谈判桌上，香港本没有一席之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进行谈判，邓小平明言“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香港上不了台面。回归二十余年，不少市民和政党持续争取命运自主，经历雨伞运动、反修例运动，再遇上中美关系风云变幻的时刻，敖卓轩等年轻人和不同团体的说客，迫切地想把香港推向谈判桌，在国际舞台上创造关于香港未来的第二次决定性时刻。

在他们看来，继中英谈判后，关乎香港命运的第二次转折点或许就在2020年。同样在华盛顿游说的朱牧民对端传媒表示，达成一个让美国给予北京和香港政府的压力最大化、同时给香港伤害最小的方案，并非易事。他是美国游说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HKDC）的总监。不过在他看来，无论如何，此刻正是“打破美国过去三十年在香港问题上空口应酬话”的时候，是危机，也是机遇。

坐上谈判桌，在“揽炒”之前争取民主

前立法会议员、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对端传媒解释，众志进行海外游说的核心理念是：“一定要有一个机制是hold China accountable（让中国负责）。不可以它对香港做任何事都没有国际反应。”至于这个机制的结果是否揽炒，罗冠聪认为，是北京的做法所选择的。

去年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众志力推的一个制衡机制。敖卓轩说，他们设想的棋步原是，在还没有国安法时，“揽炒”的前提是立法会选举“35+”：“9月立法会如果（民主派）过到一半，有充分的民意授权，将这个东西换做筹码，驱使中方改变对港方针。”他们的“筹码”，是民主派在立法会选举赢得过半议席，然后否决财政预算案、令特首解散立法会，这个宪制危机会令国际尤其美国发声、向中国施压甚至制裁。

我不会说我们不想揽炒，而是在伤害到香港的揽炒发生之前，我们尝试已经令到香港人得到民主。

敖卓轩说，他们主张“中间落墨”，而不是一步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地位，倘若北京届时继续不顾香港人声音，“这时候才会去到美方会否考虑一些更强硬的措施”，包括“美国不再承认香港是一个值得有特殊待遇的地方”。

罗冠聪说，他们最希望的是，在玉石俱焚之前落实到香港的民主制度，“我不会说我们不想揽炒，而是在伤害到香港的揽炒发生之前，我们尝试已经令到香港人得到民主。假如这种策略不成功，揽炒是无可避免。”

但没等到立法会选举，一切已经加速：北京突然强推国安法，美国马上强硬回应：蓬佩奥并非具体运用去年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提供的机制，而是直接回到港美关系的根源——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

这条28年前生效的法案在香港主权移交前夕，依据中英联合声明，赋予香港在经济和文化上有别于中国大陆的特殊地位，包括独立关税区等。

虽然吃惊，但敖卓轩觉得，取消对港特殊待遇，是美国深思熟虑后、回应“港区国安法”的决定。

“这是本可以不用出现的局面，但因为中国搞国安法，所以提前了我们对揽炒的想象。”他说，“轮不到我们说要揽炒还是不揽炒，而是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的局限，局限就是中国‘郁’（出招）先，美国逼著回应。”

依照蓬佩奥的最新说法，美国出台具体对港措施的时间线，依然有可能推迟到2020年的秋天。

在2020年6月19日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蓬佩奥表示，今年9月香港立法会选举将是美国回应香港问题的重要依据。“如果届时中国政府把香港当成和深圳、上海一样的城市，”蓬佩奥说，“美国也会那样对待香港。我们会取消每一条对香港的特殊待遇。”6月末，美国白宫先出一招“试水”，对危害香港民主自由的中国官员进行签证制裁，但只有一纸四个段落文字声明，不提制裁名单、具体措施和时间表。

“每一个参与推行‘港区国安法’的人都应该做好被制裁的准备。”HKDC总监朱牧民对端传媒表示。和敖卓轩一样，朱曾在2019年奔走于华盛顿，游说推动《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只有承认（香港的）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在朱牧民看来、香港失去自治地位，中国和美国各有损失，中、美、港便处在“输、输、输”的“三输”局面，也就意味著“没有一方可以再保持中立”，朱牧民研判，“这是好事”。

“只有承认（香港的）问题，才能解决问题，”他说，即便是过往对政治保持沉默的商界精英人士，也“很难坐视香港这座自由的国际都市渐渐死去”。

去年9月，朱牧民与在美港人学者杨锦霞、许田波等一同在华盛顿成立游说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HKDC），初衷是在美国政治中心有一个长期驻点，为香港的民主未来谋出路。他们与众志联手，加上各方港人努力，最终促成《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国会通过，一时间，港人与国会议员们在美国国旗下一同庆祝的照片传遍网络。

朱牧民说，至今HKDC向250多位国会议员介绍了香港的情况——数量超过了国会半数席位，其中有民主党众议员Jim McGovern、共和党众议员Chris Smith等在国会位高权重的“铁杆盟友”。自2020年3月以来，他们与华盛顿立法者接触的频率是“每周，有时是每天”。

美国参议院在几日前刚刚通过《香港自治法案》（Hong Kong Autonomy Act），用以考察香港的自治状态、制裁危害香港自治的人员；还有数条法案在立法伊始阶段；美国国会也在5月出现了首个支持香港独立的《香港自由法案》（Hong Kong Freedom Act），提议将香港列为与中国不同的单独国家。但不是每一条法案都会最终成为法律，亦不是每条法例都代表美国普罗大众之声。

朱牧民介绍，他们目前积极争取的是扩大香港移民通道的法案和政策，先救人为上。最近在华盛顿推动的一些法案例如《香港安全港法案》（Hong Kong Safe Harbor Act），为在港遭受政治监控等人士提供签证、庇护。

“如果说现在美国政府惯用‘推特治国’，并习惯性地使用模糊的‘声明’，其实是公允的，”朱牧民说，他期待的是“更多的细节、信号，美国将如何采取即时行动，如何确保行动像外科手术一样——给中国和香港政府、以及财富精英阶层的压力最大化，给香港人的伤害最小化。”

中美港博弈，伤的到底是谁？

国际游说风险不小，对于香港手中握有多少筹码，美国不同程度的制裁伤害的到底是中美港的哪一方，众说纷纭。

回望历史，来自香港的国际说客一度相信中国好，香港好。

1986年，在中英谈判之中，时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李柱铭只身前往美国国会，当时香港正处于反核运动，此趟行程原为考察美国核电厂，但却因此结识不少美国议员，从此开展国际线游说之路，可谓国际线开山鼻祖。尽管中国官方近年批评李柱铭利用外国势力对抗北京，不过，在90年代，李柱铭曾游说美国国会取消制裁中国，推动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又在2000年游说美国让中国加入世贸。

（一国两制）就像摇摇板一样……想要成功就要两件事，第一，给我们民主……第二，中央不能干预……但两样东西（北京）都悔约，都不做。

李柱铭一度希望中国变好，经济融入世界格局，进一步开放，香港也会变好。他说，美国过往也希望“中国跟随香港”。不过，当时李柱铭对中共亦有保留，认为香港需要国际支持，“共产党经常都会变，我怎么知道会变成怎样？我就不断把香港当时的情况告诉他们（美方），我照实说的，没有说谎。”

他觉得如今一国两制的情况变了。近日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他表示，“（一国两制）就像摇摇板一样……想要成功就要两件事，第一，给我们民主……第二，中央不能干预……但两样东西（北京）都悔约，都不做。”

他曾在国际上呼吁取消制裁中国，今天换作支持美国制裁中国。“将中国的领导阶层，香港也是，惩罚他们，不让他们入美国，冻结资产，那些方法是值得支持的。”他认为当香港不再高度自治，美国“取消特殊待遇”这个高杀伤武器也可以理解，“我知道这个力量对香港是很伤的，但又合情合理。当香港不再高度自治，美国还有什么理由给我们优惠？”不过，他认为最实际的还是美国政府给予香港人护照。

“年轻人做的事是成功的，”他回忆过去几年，因为“年轻人已经令中共‘劈炮’（粤语，原指员工主动辞职、离场）不玩，再不骗人了，再不敢说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完了，要全面管治权。”

在此情势下，李柱铭认为取消对港特殊待遇是“最后的武器”，“等于一只黄蜂刺你，他自己也会死；等于一些武侠片，你的敌人在后面揽住你，你要杀死敌人，就要把剑捅到自己的胸口上，把他一并捅死。对香港来说要用到这招是很惨的。”

不过，华盛顿亦有相当多观点认为，就算美国祭出“取消香港特殊待遇”这最终武器，谁输谁赢，是否能要挟或真正伤害中国，未得定论。

5月29日特朗普宣布香港不再“一国两制”，将取消对港特殊待遇之后，美中关系委员会立刻召开了在线研讨会。其中，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Sun Yun指出，“北京在某种程度上乐见美国的作法”，“香港失去独立经贸区的位置，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会削减，这将打击美国的商业利益，也将耗尽香港人能获得的经济优势和政治资本。”

“将香港变成另一个中国城市，正是北京想要的”，而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待遇，“正在北京的预料之中”，Sun Yun说。“经济损失大家来分担，政治收益由北京获得。”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Nicholas R. Lardy把特朗普的举措形容为“气势汹汹，但效果不大”。依据《美国-香港政策法》，香港享有美国最惠国待遇，不过，尽管香港每年出口至美国有450亿美元商品，但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95%以上的出口商品都是香港的转口贸易，这些商品主要来自中国，早已加上关税。

夺去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对香港的经济影响很小，对中国的影响更小”，Nicholas R. Lardy评论说。

香港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邓希炜的看法稍有不同。他向端传媒分析，从2003年开放自由行这个转折点开始，香港整个经济发展都开始“大陆化”，极度依赖大陆资金和市场；换句话说，是否失去独立关税区地位，对香港和美国长期的经济影响并不大，反而最影响中国经济“走出去”的计划。

首先，金融方面，大部分顾客来自国内，香港的作用某程度越趋一个避税港。其次，美国对香港而言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美国在香港金融市场的投资比重，只占4%左右，在港银行存款亦只占全港银行存款4%左右。进出口方面，虽然一直说美国是香港第二大出口国，但其实只占香港出口量8%，而中国占超过40%。

综上，邓希炜认为，香港已不再是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唯有外国直接投资（FDI）方面还是国际化，“不是因为外国想投入中国这个窗口，而是中国想走出去，比如腾讯、阿里巴巴回来香港集资，（香港）集资中心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还是非常重要的。”

按照邓希炜的分析，香港作为高度“大陆化”的经济体，并不会很大程度受到美国取消特殊待遇的影响，而美国经济更不会因香港利益而受到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他特别强调，中国比美国更加需要香港，香港在制度和法治上的独特性，短期十年内是无法被其他中国城市取代，中国不应该放弃香港，而香港亦不要再耽于过往的安逸，要抽离“中间人”、“吃commission”的角色，利用这十年时间，发展香港特色的经济，例如鼓励年轻人从事科研，政府也要改善房屋问题。

不过，信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就十分担忧。他认为，倘若美国就高科技领域制裁香港，科研机构、大学、企业的外资投资信心将受创，技术人员的国际交流、合作受影响，这将深远影响香港创科的发展。

莫乃光感觉“揽炒派”过去把事情想得有点太简单，如今北京面对特朗普措施的冷淡反应，说明在北京让步之前，香港或许早就被消耗殆尽。

“共产党会否因此受到很大伤害？我真的不知道。”他表示自己没有计划向外国做游说，亦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美国真的帮香港？路线之争如何解决？

更多的人们希望拥抱风险，尽力一博。这意味著他们要努力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走钢索，亦要娴熟周转于美国复杂的国内政治之中。

此刻距美国距离总统大选仅剩4个月，加上疫情严峻，美国政客忙于应对本国救市计划。特朗普著眼于竞选连任，中美关系频频被他用作调动选民的筹码——攻击中国，转移国内选民的注意力，而不少右翼政客也频频利用香港问题强化“中国威胁论”。

“瞄准中国可以带来政治上的好处，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朱牧民承认。

而美国对港政策的走向，实际上取决于中美双方在重塑双边关系上的能力和愿望。“美国政界有很多人士正在利用香港做文章”，一位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的工作人员对端传媒说，“特别是疫情重创美国，很多人因此要针对中国、问责中国”，香港则在这个过程中“被捎带进来”，“像一枚棋子一样”。因是国会员工，他只能不具名地提供背景信息。CECC是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立法进程的主持者。

情况在2020年5月进一步复杂化。非裔美国人George Floyd被美国警方压颈而亡，进一步引爆多年来的“Black Lives Matter”平权运动，许多美国城市的游行一度演化为警民冲突和暴力事件。2020年6月2日，端传媒记者在白宫外围亲历警方的催泪弹射向和平示威者。在美国政界，一些曾谴责香港警方暴力的人权呼吁者，此刻倒向支持派兵镇压美国本土示威。例如共和党参议员Tom Cotton，在《纽约时报》评论版撰文主张出兵，因此引发公众对其“双重标准”的强烈声讨。

聚焦香港议题的左翼内容平台“流伞”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就像这些政客不在乎黑人的性命一样，他们也不在乎香港人的性命。反之，他们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支持取决于他们在地缘政治上的目的，并且与美国外交政策一样的善变……美国不是这些右翼政客声称的自由、自主，或民主的典范。”

前国家安全顾问John Bolton更在2020年6月的新书爆料，相比于香港，特朗普更看重中美贸易谈判，在香港百万人上街游行时曾明确表示“不想牵涉其中”。

不过，在香港，抗争者中有著不一样的情绪和策略。敖卓轩6月初接受BBC访问时，提到认为“特朗普的角色不太重要”；且称部份香港支持特朗普的示威者为“极右”，迅即引发香港讨论区“连登”网民的不满与批评：指众志“无啦啦代表香港人同侵(trump) 割席”、“出到去国际线倒米（搞砸事件）”等。

罗冠聪早前在美读书、做国际游说，他觉得，若要在香港议题上凝聚美国跨党派的共识，遭遇价值观的冲突是无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共同目标是推动香港议题在美国的支持和关注，我们所谓的一些其他矛盾就必然是将priority（优先级）放低一点。”

对于特朗普，罗冠聪认为，国会和民意可以牵制对华态度似乎多变的总统。“国会每年有几百个法案沉积在底，为何香港法案可以这么快通过？就是因为有强烈的风声。”

罗进一步补充，其实价值观分歧未必如大家想象得那么大。“共和党里面也有人觉得Black Lives Matter好重要……其实两党的矛盾并没有这么尖锐，可能声量会被某些鹰派的人override（骑劫）了。”

香港在过去一年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你们不应该低估美国对香港的重视程度。

朱牧民觉得，对华“鹰派”人士的存在，使他们“能够将各个政策领域和关注点组织起来，并将与香港联系在一起”。香港议题符合共和党保守派的利益，但是，“我们非常小心，我们一直确保是站在香港这一边，不加入以香港为诱饵的党派攻击。”朱牧民补充。

谈及如何在游说中保持平衡与底线，HKDC的创始人之一杨锦霞在电话中轻轻叹气，坦陈“不是一件易事”。“我们的诉求是把事情做成，不求他人是完美的。”

上面提到的CECC的工作人员对端传媒表示，“你不应该只看到美国武力镇压自己的游行。还要看到镇压之后，政界、媒体和人民的反应。”CECC的工作人员说，“同样有相当多的政界人士出来反对总统的举措，谴责施暴者，公开的讨论一直在进行中。”他认为美式民主不是完美无缺的，但“贵在自我矫正、反省和进步，也因此才堪称民主的灯塔和世界的领导者。”

他具体指出，国会中一直设有专门的部门和团队来处理中国议题，CECC这样的机构都是两党联立的。“这些人从2014年雨伞运动便开始关注香港，精力和工作量也不会被疫情或总统大选分散。这些团队中不少人曾旅居香港，或从事外交，或从事商务工作，对香港的民主和未来怀有赤诚之情。””他强调，“香港在过去一年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你们不应该低估美国对香港的重视程度。”

面对“你死我活”的对抗前沿，香港人将成流散犹太人？

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讲师李家翘看来，过去一年，香港人所做的国际线工作，正是契合了中美博弈的大气候。李家翘认为，中美已演变成全方位的争霸战，从贸易、货币到金融，在这样的背景下，众志推动《香港人权民主法》等游说获得成功，某程度上因为他们契合了美国整体战略部署。

但与此同时，李家翘又认为不能忽视香港在棋局中一定程度的主动性。与过去中英谈判“两脚凳”的时代相比，香港已经迎来彻底的变化。“当年邓小平说不能有三脚凳，香港社会整体而言是民智未开。今时今日，处境完全不同。虽然仍不容许有三脚凳，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开始形成，有行动能力，有主体意识，渴求有能动性。”

“我们懂得了自身的处境，不再是那种身处其中，都不知道自己处在一个独特的、大的政治环境之中，可以渐渐抽离出来看，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局’当中。”

众志的敖卓轩也认为，“去到大国政治的level，如果说我们很有影响力，讲出来都是假的。”但他提出，需要从历史的维度来审视：“面对中美，香港人肯定leverage（杠杆）是不够大的。但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刻，这一刻都是最有可能make a voice（发出声音）。”

敖卓轩表示，“众志”不会去想如何防止“揽炒”局面出现，因为“北京已经决定了它要走这一条路”，美国的回应是“势在必行”，轮不到港人去逆转。众志可以做的，就是观望特朗普之后具体的措施，“如果明显是harm到香港人的利益、但对于中国没有增加任何压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尽可用的途径，去表达声音。”

李柱铭还是认为，真正可以帮香港的方法，还是回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找到“一个长远而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法”，他认为自己手中的筹码，包括半世纪前的中英联合声明。

“我现在不停地说‘你不能不玩’，你答应了英国。”李柱铭说。

他呼吁，香港的年轻人此时不要使用武力、误入圈套，“如果你搞革命，没有一个国家会帮你的，”“最后你的目的不只是惩罚别人，是要重回正路。”

在这个意义上，李柱铭近日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提倡揽炒的人，他们一无所知（haven’t got a clue）。如果你发动一场革命，然后彻底失败，很多人会和你一起死。”

只有尽可能地运用美国的言论自由和这份自由所带来的好处，讲出别人没办法讲的话...... 这份自由和好处是中国大陆的人们没有的，也是香港的人们即将失去的。

中美之间的急速角力似乎并没有停止，两个大国以香港为战场，出招陆续有来。在6月30日，不出意料，港区国安法草案建议表决稿将在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上通过，消息指违法者最高可判终身监禁。

“港区国安法”将明确规定“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等罪行，近年积极进行国际游说的众志党友首当其冲，连登上网友发帖呼叫黄之锋在6月30日前离开，而黄之锋也在脸书上表示自己收到消息指国安法落实后会马上抓捕他和黎智英。即使是注册在华盛顿的HKDC，也蒙上安全的阴影。

“只有尽可能地运用美国的言论自由和这份自由所带来的好处，讲出别人没办法讲的话。”朱牧民说，“这份自由和好处是中国大陆的人们没有的，也是香港的人们即将失去的。”至于个人风险，只能“顺其自然”。

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23年之际，美国国会将再次举行关于香港的听证会，关注国安法对香港的影响，HKDC有份参与。证人的名单在陆续曝光，朱牧民称，李卓人、梁继平等人会在国会作证，他们目前的目标是“确保香港议题在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里都能占到优先考虑的位置”。

李家翘判断，中美争霸去到眼下，已经是“归边”的时刻。香港成了中美“你死我活”的对抗前线，地缘政治之下，香港正在被两个阵营“争夺”、“撕裂”，成了旧冷战时期的柏林。对此，他感到十分悲观：香港将被新冷战消耗殆尽，或会成为弃子。

李家翘开始酝酿出一个想法：未来多年，香港人将逐渐移民、像犹太人一样流散世界各地，出现“大离散”（diaspora）。因此，他认为相对于“对外”的外交，“对内”的外交工作更加重要，需要在全世界各地的港人圈子里建立共同信念，以形成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action in concert”（协同行动），像犹太人那样保持一个社群，反过来保护香港。

为何走到一起重要？因为独立面对强权是死定的，而人集结就会形成权力，足以保护这个集结体里面人的自由。

他认为，香港作为一个community，根基仍在香港这个地方，但透过向世界各地的港人做“外交工作”，取替大陆政府发布的官方信息，这可以扩大香港这个community，“形成一股力量来自我保护。”尤其是对早年已经移民外海的港人圈子，他认为这个社群的政治光谱目前应该倾向保守和建制，正是民间外交一个著力点。

“汉娜·阿伦特最关注极权之下，弱小的人如何保护自由。她的概念是，个体的人集结成一个群体，大家有共同意志和目的而走到一起。为何走到一起重要？因为独立面对强权是死定的，而人集结就会形成权力，足以保护这个集结体里面人的自由。”

大风大浪之下，香港走向何处，流散是否归途，无人敢给出定论。李家翘说，站在当下，他发现自己终究舍不得离开香港。

（端传媒实习记者 李智贤、梁日恒、庄芷游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