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见证者到潜在犯人，香港警察为何对记者“开战”？

“我看不到东西呀！我看不到东西呀阿Sir！”“可不可以帮我洗一洗（眼睛）呀，好痛呀……”“好痛呀，救命呀……”在被防暴警察包围并发射胡椒喷雾后，约20名记者坐在地上，哀嚎声此起彼伏。他们身穿记者反光背心、佩戴记者证，有人手持摄影机，有人头戴印有“Press（传媒）”字眼的头盔。

这是5月10日夜晚，旺角示威现场。根据《明报》影片，在此之前，两名市民遭警方拘捕，各家媒体记者趋前拍摄，而防暴警员则从马路前后向记者群包抄，最终将记者包围在数平方米的空间内。突然间，防暴警员向记者群发射大剂量胡椒喷雾，人群尖叫，有人恐慌、哀嚎，警员持续喝骂，夹杂粗口，喝令人群蹲下及停止拍摄：“不要动！全部蹲下！”“熄机呀！”当记者陆续坐在地上，部分警员以胡椒喷雾指吓记者，或以强光照射记者面部，一名警员向记者群高声道：“我理得你系咪记者做嘢呀！（我管你们是不是记者在工作！）”多名记者哭了，一名警员回应：“哭大声点！凄厉点！”

摄影记者郑子峰那一刻正在记者群中，满脸是胡椒喷雾。“我十分痛苦，不能睁开眼睛。我有点无法呼吸。”他向附近的警察传媒联络队求助：“传媒联络，这里需要帮忙！”一名警员以警棍指向郑的面部，要求他闭嘴，称他在煽动群众情绪。

“Is this your way of working with us?”香港记者协会（记协）主席兼《众新闻》主笔杨健兴从网上看到现场画面后，马上传简讯给警察公共关系科（PPRB）总警司郭嘉铨。记协创建于1968年，是香港新闻工作者的工会，自去年反修例运动爆发，记协不断发声明谴责警方武力对待记者。这一次，杨健兴认为这次事件对新闻从业人员“好羞辱性”，情况“相当严重”。当下不获回复，杨再发信息给一名警方管理层，称旺角正在发生的事是“extremely damaging”。管理层以电话回复，称现场好多“黄背心”，不清楚是否记者。

最终，约20名记者被要求举起身份证及记者证，向警方录影镜头读出姓名、身份证号码及所属机构名称，才获准离开。郑子峰说，过去大半年记者即使被警方扣查，亦从未试过需要在镜头前高呼姓名才能离开。他称是次录影由刑事调查科的警员进行，“有把记者当作犯人的意思。”

“警方在这个狭窄的环境下包夹了大量记者，却没安排一条可以离开的路线，当时在我们被包围之下，他们可以要求我们坐下、出示证件也好，都不需要使用胡椒喷雾......”在郑子峰看来，尽管运动以来，香港警察和记者的关系就愈发紧张，但510事件是第一次，他感受到香港警察“对记者的开战”。

从搜查、推撞，到针对性武力

郑子峰供职于香港一家大型传媒机构，他忆述，从反修例运动爆发之初，他就感受到警方态度的“不友善”。612金钟占领，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有警员近距离对正在拍摄的他喷射胡椒水，他疼得要暂停工作。不过起初，这种冲突还不是日常，很偶尔，他与同行还可以和一些警察说上两句。

“7月1日的时候，当时我和其他记者被困在立法会内，在场有约400个警察和十多个记者，他们都会关心一下我们的状况，例如吃饭了没有，一些比较友好的寒暄。但是到了后期，已经感受不了他们的善意，彼此也不会再对话。”郑子峰记得，到了直到7月尾、8月初，警察对记者的态度急速恶化。

林彦邦是运动中第一个遭遇警察搜查的记者。他是香港网媒立场新闻的首席记者，同时也是香港记者协会执委。他记得，6月9日凌晨，反修例运动爆发后的第一日深夜，示威者已经散去，林彦邦在马路上做直播，警察向剩下的数名记者推进，有警员高呼“记者无特权”。林彦邦出示记者证后，向警员询问防线将推到哪里，警察看了他记者证之后，表示“怀疑他藏有攻击性武器”，要求对他进行搜查。

在随后几个月，林彦邦称不断遭遇警方武力，试过被催泪弹直接打在脚上，淤伤多日不退，亦试过中了水炮车发射的混有胡椒水的“蓝色水”，还试过被警员冲过来“叉颈”，而他强调，在现场时他均穿有记者服、配戴记者证，警察是故意针对记者进行过度武力。

去年下半年，几乎每周末爆发警民冲突，引发公众关注的，除了警方拘捕示威者时的过度武力，还有针对工作中的记者的武力，被指控的武力包括推撞、叉颈、喷胡椒喷雾，射布袋弹、催泪弹，水炮车发射蓝色混合剂等。其中，一名印尼记者在湾仔涉嫌被防暴警察射盲右眼，Now新闻台的车长声称在警署内遭殴打的事件引发强烈关注。

新闻自由是《基本法》第27条所保障的基本人权，而根据《警察通例》第 39 章，现场的警务人员“须以互谅互让的态度，尽量配合传媒工作，以及不应妨碍传媒的摄录工作”；“传媒代表”须持有记协、摄记会员证、或新闻机构发出的工作证。

按记协的采访备忘，在示威、集会以大型事故等现场，警方一般会以保障公众安全或秩序为由，在一定范围内拉起警戒线，阻止采访。杨健兴指出，现时除了警方武力对待记者，另一个主要问题是，警方随意拉起警戒线，“越拉越宽”，前线记者反映，警方对记者警戒线试过拉得比阻挡市民还远，记者唯有以长镜头拍摄，但警员就以身体遮挡。

拥有18年新闻摄影经验的摄影记者林振东现为端传媒摄影主任，他在去年9月29日夜晚曾被一名警察用胡椒喷剂近距离直接喷向面部及器材，器材损坏，而当时他正用相机拍摄，身边并无示威者，这一幕被立场新闻记者拍摄下来，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在香港，以前警察动了记者，是好大件事，不过现在好似越来越被放任了。”林振东指出，在现场会感受到个别警员对记者的愤怒。

摄影记者余伟建Vincent拥有超过30年的前线拍摄经验，曾赴朝鲜、泰国等不同地方拍摄，现供职于美联社。“‘612’时，还有警员递水给我。后来就变成故意挑衅我。”

在香港反修例运动，一次在湾仔地铁站附近，Vincent希望拍摄地铁口的纵火情况，几名警员冲过来，要求在场记者离开，有记者不断解释自己只想拍摄几个镜头。推撞中，Vincent被推倒在地，他当时佩戴美联社的记者证、防毒面具以及印有“记者”二字的头盔。有警员上前扯他的记者证及背包肩带，质问他为何不起身，其他记者拉住该名警员，大声解释Vincent是记者。有PPRB上前扶起Vincent，他激动与警员争吵，质问警方“我点样阻住你？”随后，警方继续将所有记者推后，Vincent被一名警员捉住手臂，他奋力挣扎，要求警员不要碰他，又再次出示记者证，警员继续与他争吵，并拒绝出示警察委任证。

Vincent之后不敢再戴同一个头盔，他说怕被警员报复。

为何针对记者？

反修例运动在去年愈演愈烈，一些建制派和舆论认为，警察针对记者，是因为记者“故意”拦在警民之间，阻挡警察工作。前保安局局长、现任立法会建制派议员叶刘淑仪向端传媒表示，她认为，警察与记者关系之所以恶化，乃因示威现场记者数目太多，“相当近距离报道”，“影响警察工作”，她表示警方发射胡椒弹、催泪弹时，因记者人数众多，亦难免伤及记者。

不过，一些前线记者并不如此认为。

经常在反修例运动现场从事直播的林彦邦说，他认为，网媒兴起和报导手法的转变，可能是令警方愈发针对记者、驱赶记者的原因之一。

加入网媒之前，林彦邦在传统电视台TVB工作，“著恤衫、打领带，拿著麦克风在那里，跟著大摄影机”。“以前电视台，airtime有限，半小时的新闻cast，实际上只有22分钟左右。警民冲突打一次，如果分五个故事，有5、6分钟airtime，已经很多了。”

然而，网媒即时报导、直播等方式，打破了传统媒体的限制，把冲突现场全方位展露给观众。

“网络世界的平台，airtime是无限大。当有打得很激烈的场面，我们（立场新闻）有什么就马上推出去。以前出不了街的，我现在可以，例如警察讲粗口，警察奔跑期间摔倒，警察去指控别人然后讲错话被旁人笑最终败走，以前这些东西根本不会出街，现在就不同，全部出街，他不就更加觉得你是在故意把他的丑态给人看到？”林彦邦说。

在媒体生态改变之外，郑子峰认为，警方对记者的态度，受他们对示威者策略的影响，他认为在去年“721”示威者中联办示威事件之前，警方对示威者“取向比较被动”，而从“728”上环游行开始，“可能受到相关压力，始终立法会、中联办受到示威者破坏，在警力和使用暴力的程度上，他们都显著变得强硬，如警员比例上增加速龙、飞虎队甚至机场特警等，这些成员是特别为这方面训练的，增加对示威者的武力，自然也不会对记者客气。”

郑子峰进一步认为，而当运动在去年7、8月开始趋向激烈，前线警员开始将原因归咎于传媒身上。“按照警方的说法，他们认为传媒发放假消息，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去导致很多人出来参与抗争。”

香港记者麦燕庭有30年报章及电台工作经验，在记协曾任9年主席，期间不时与警方就采访权问题进行博弈，在她看来，反修例运动彻底改变了香港警方和记者的关系，深层原因，“是运动突显了传媒监察的角色”。

“我们现在是看到警方滥权，我指责你滥权，你就说我支持运动？根本混淆视听。”麦燕庭说。

缓和年代的微妙角力

陈朗升记得，香港警察与记者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较为缓和。

陈朗升现任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亦为记协执行委员，加入网媒之前，他曾在传统报章有多年“保安beat”（纪律部队新闻线）的工作经验。他向端传媒表示，在反修例运动以前，过去多次的示威现场，警方对示威者的态度及武力程度、前线警员听令程度，以及对传媒工作的配合程度，与现在十分不同。

1999年，上水因迁拆工程发生警民冲突，陈朗升引述当年的新闻画面，“（村民）不断用开山刀劈盾牌、用石油气（罐）……警察的训练是可以应付有人来用刀劈盾牌。那时候拍摄到，有人想用打火机点燃石油气罐，现在的话还不用枪制伏吗？但当时（警方）只是在远处用胡椒喷雾，喷到那个人停下来，然后踢走石油气罐。”

他成长于八、九十年代，因为对警察的良好印象，一度计划投考警察。2005年他开始做“保安beat”记者，同年，WTO部长级会议在香港举行，来自韩国的农民来港参与反世贸的游行，与警方爆发强烈冲突，警方发射34枚催泪弹、6枚布袋弹，造成至少141人受伤，港岛部分交通瘫痪。

陈朗升至今记得，那时的警队内部刊物《警声》写道：“你们（示威者）是我们可敬的对手。”他认为，这是警队当时看待示威者的态度：“他们把韩农当成操练对象。警队觉得这是一个测试自己保安能力的好机会。”

在这样的取态之下，陈认为，警方当年把记者视为“这场show的见证者”。他回忆，那时记者根本没穿戴反光衣、“猪嘴”（防毒面具）、头盔，甚至有人不戴记者证，“（警方）可以让我们贴著盾牌来拍摄。”不仅如此，陈指当年前线警员纪律性很高。他记得现场指挥官只有一名警司，想跟韩农领袖谈判，著他们不要反抗。由于警员在拍打盾牌引起震摄效果，那名警司说：“同事不要再吵，阿Sir要商讨一些事情。”

“然后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不是像现在这样，警司来劝都叫不停。这是很大的不同。”陈说。

香港警政学者、教育大学助理教授何家骐分析指，自70年代开始，殖民地政府希望改善公众形象，警队和传媒的合作亦开始增加，一方面警队希望透过传媒发放信息，改善形象，而另外，记者也想透过警方获得重大案件的资料，双方逐渐形成一种“互惠互利”的微妙关系，“你做事，我也做事，大家互相利用”，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97之后一段时间。

韩农冲突后，香港警方组织公共关系科的警员成立了一支传媒联络队，2015年发展为“警察传媒联络队”。麦燕庭表示，以往关注新闻自由和采访权的记协和香港摄影记者协会每年都会和警察公共关系科进行会议，讨论记者采访相关事宜。

“以前CP（警务处处长）上任，会去和主要的传媒打关系。”麦燕庭说，警方高层甚至会约采访主任吃饭。

不过，表面缓和的关系之下，记者与警察、以及其背后的权力机构，天然就存在冲突，采访自由的博弈一直存在。曾在2011-2012年担任摄影记者协会主席的林振东指出，权力机关会用不同办法让记者不能拍摄、不能采访到官员，或难以拍摄到示威活动等。例如，2002年区议会拨款在中联办门口建花槽，记者和示威者被迫在花槽旁的狭窄空间进行活动，后来警方又进一步划出一个狭窄的、远离示威区的记者区，记协及摄记协多次与警方开会、做示威行动，最终警方才准许记者在花槽位置进行采访工作。

又例如，旧政府总部只有一个车辆出入口，记者容易守候、拍摄官员。2011年，新政总落成，“四通八达，那些官员可以从停车场直接上去，那就完全见不到他们。”林振东说，为了拍摄到官员，记者只能想尽办法。

林振东认为，记者和权力部门天然存在角力，前者希望寻求采访空间和真相，权力部门抗拒，又或需要维护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而要维护两者之间的微妙平衡，需要依靠权力机构让步一定权力、开放采访空间。

不过，来到反修例运动，这种微妙平衡不复存在。

林彦邦认为，2005年韩农对抗WTO示威时，警察与港人并非事件真正的持份者，“警察碰巧是保安而已。双方不会有情绪和恨意”，而来到反修例运动里的持份者，是香港不少市民对抗警察及其背后所维护的香港政府。于是，“警察变成要反抗的对象、实际权力的象征。”当警方变成大众检视的对象时，传媒同警察关系就会变差，“就像中学生不喜欢训导主任。”

从“假记者”到“运动支持者”？

在警政学者何家骐观察中，转变早就发生了。

“其实2012年开始，整个香港社会的context已经在转变，第一是北京如何看待香港，第二是一国两制的民主化进程，第三是香港和大陆融合的问题，一切都变得更加confrontational。”何家骐说，在这种变化之下，香港警察和记者能否延续互惠互利的关系，早就留下一个大问号。

许多迹象表明，港警和政府正采取更加对抗性的姿态对待媒体。去年10月，政府曾“吹风”，要研究“记者发牌制”，由政府统一审批记者身份，派发官方认可的识别物品，以辨识示威现场的记者。消息一出，香港记者协会、香港摄影记者协会两个记者工会极力反对，认为此举将严重损害新闻自由。尽管特首林郑月娥随后表示，无意推记者发牌机制，但风声依然不断。

警方对记者角色的定义也似乎出现转变。去年9月，警方开始提出“假记者”之说。2019年9月4日，时任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在记者会上，解释为何警员向记者群喷射胡椒喷雾，称因为不排除有人涉嫌“假冒记者”，又称有人以记者作为掩护施袭，不肯定袭击者会否“抢犯”。然而，在随后第二次记者会中，谢振中澄清，强调并非指责“专业记者”：“我们从来没有指责过专业及真正的记者是会犯法及抢犯......我们跟专业的记者在现场混乱情况下，是不应有任何敌对关系，我们会全力协助记者作正常的采访工作。”

尽管如此，“假记者”“抢犯”的说法已在香港冒起。一方面，中国官媒撰文批评“假记者”保护示威者、抹黑警队，新华社香港分社就在10月31日撰文指：“‘黑记者’‘假记者’横行香港街头，为暴徒充当‘保护伞’，肆意虚构新闻、栽赃陷害警方，歪曲报道丑化警方执法，令香港局势乱上加乱。”另一方面，建制派开始“放风”，倡政府立法界定真记者。2010年1月10日立法会，民建联议员葛珮帆指控记者阻碍警方执法及“抢犯”，要求政府立法界定“真正的网媒工作者”。

最近，5月10日，示威现场一名12岁学生记者被捕，掀起业界、公众讨论之余，部分建制派人士马上发声，以此为例，要求推行记者发牌机制。香港导演李力持近日也追击记者，指记协的记者证“可以自己DIY”，又指可用便宜价钱买到记者萤光衣。记协就此严正指出，记协为注册职工会，只有正式会员，才可申请协会记者证。

在过往的香港，“假记者”是一个陌生的辞藻。

香港政府新闻处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停止签发官方记者证，改由各新闻机构自行签发。香港大学法律学系客席副教授甄美玲撰文介绍，在现在的香港，开办报刊不需政府批准，只要根据《本地报刊注册条例》填写注册表格、缴纳费用，便完成登记。至于记者、编辑，政府并无订明入职要求或限制，新闻机构自行招聘，亦有个别人士做自由工作者，将稿件、相片售予新闻机构。另外，香港各大专院校均有自己的学生报或电视台的学生记者。

简而言之，在香港做记者无需官方部门的认证。唯有在出入政府总部、立法会时，需要申请政府总部记者证，或传媒代表通行证，这些证件一般需要记者所属传媒机构先办理报刊注册手续。

前TVB时事节目监制、新闻学者区家麟向端传媒表示，在全世界较开放、民主的国家，基本均不对记者设准入机制，包括欧美在内，“因为新闻自由，不能有至高无上的机构去决定记者的生死。”

在台湾，《苹果日报》记者在报导时涉嫌跟踪他人遭警方起诉，败诉后提出释宪，大法官作成689号解释文，其中阐明：“新闻自由所保障之新闻采访自由并非仅保障隶属于新闻机构之新闻记者之采访行为，亦保障一般人为提供具新闻价值之信息于众，或为促进公共事务讨论以监督政府，而从事之新闻采访行为。”这等于阐明，台湾民间“公民记者”采访行为合于《中华民国宪法》精神，政府不得以“没有受到公司雇用”或“没有记者证”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对于香港警方曾经在示威现场检获“假记者证”，记协主席杨健兴表示，去年6月至今，记协只接获一个个案，一名记者持有《澳门论坛日报》记者证，经核实，该澳门媒体没派任何记者到场，记协遂报警处理，惟至今没收到警方查案进度。

杨健兴认为，对于记者在采访期间有任何违法行为，警方可用现行法律去处理，但在香港现况下，推行任何形式的记者登记制度，极易成为“政治筛选”。“我们看到这一两年，政府如何对付一些它认为是反政府、批评政府的，或者是他们觉得不友善的人士。如果我们同意这样一种机制，基本上是送一把刀给它（政府）。”

叶刘淑仪对此不认同，她向端传媒回应指，记者真与假确是难以说明，但专业与否则有准则，她认为政府应对记者推行一个登记制度，“记者的身份需要核实，什么场合什么记者可以去，应该有一个登记的制度。”

除了“假记者”外，香港警方也指控，有部分记者不是在报导，而是“运动的参与者”，或是“被暴徒利用”。今年5月1日警方在沙田商场驱赶市民时，开麦克风大喊，指现场记者“不是记录者，而是参与者”、“为暴徒护航”，同时指采访记者违反限聚令，最终有两名网媒记者遭票控。更早以前，警方开始在示威现场称呼记者为“黑记”，指责记者不拍摄示威者，镜头只对准警察。

对此，美联社摄影记者Vincent解释指，其实不少传媒机构均派多于一人到现场，分工不同，有人专门负责拍摄警方，有人专门拍摄示威者。事实上，不少新闻报道均拍到示威者使用暴力的画面。

麦燕庭则认为，“我不赞成说记者支持这个运动。我觉得记者是不支持或者反对警察打压公民社会。有运动，记者只是观察者。但当你见到政府想压制（公民）社会，甚至想移风易俗时，记者其实是抗拒这种侵蚀。”

而在林彦邦看来，记者其实也是广大市民的一员，倘若从去年区议会选情来看，香港社会中有大量市民支持反修例运动。“对于支持运动，社会比例说七三比都不夸张，起码六四吧？”林彦邦说，“记者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你可以想象同情、支持运动的比例一样是六四、七三。这是一个社会现实。”

社会动荡中，如何保持记者专业性？

不过，面对动荡社会，记者自身的情绪如何不影响专业操作？在激烈的运动现场，记者又该如何做？学生记者又如何保持专业性？近来，这一系列问题引发不少讨论。

被警方包围和喷射胡椒喷雾后，郑子峰承认，自己很难没有情绪。“在这个新闻事件中，我是一个主角，已经变成，我和警察的身份变成一个受害者和一个施暴者的角色。”不过，他认为内心留有情绪，不意味著会影响在日常新闻工作中的专业操作。

自去年运动开始以来，舆论亦曾讨论示威现场的采访问题，例如，有个别网络媒体的记者在现场直播中骂警员，或把“黄丝”示威者“私了”“蓝丝”市民的做法，说成是被攻击的市民自行跌倒，这些做法在业内惹来巨大批评。

5月10日，网媒《全民记者》在旺角直播期间，在直播中评论女警胸部，再次惹来争议。事发后，记协发声明指出，《全民记者》的报道手法，与记者必需保持客观持平以及尽量避免受情绪影响的一贯做法并不符合。记协同时强调，新闻从业员应以求真、公平、客观、不偏不倚和全面的态度处理新闻材料，确保报道正确无误。公众人士有权在公众地方采访，并需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杨健兴表示，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性依靠行业自律，以及社会公众的监督及纠正，而假若新闻报道内容侵犯个人权利、甚至违法，可援引各种法例处理，包括平等机会委员会条例、私隐条例、甚至刑事条例等。杨进一步指出，记者是市民一份子，假若记者所属传媒机构没相关要求，记者在工余时间表达、参与一个议题，完全没问题，但若在采访现场时表达个人意见、做出示威者的举动，则违背了专业操守，其所属的传媒机构应该处理。

有感于近日的讨论，常在冲突现场做直播的陈朗升撰文，劝喻记者要忠于事实，以及不介入事件。“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他分享直播经验，“我从不会说警察打人，我只会说警棍挥动，有人受伤，血流披面。直播太刺激，亦太直接，我们旁述如果太令观众激昂，会影响公众自己判断。我们知道，直播中有不少人收看，说话的分寸要尽力拿捏。”

记协正尝试发挥作用。杨健兴表示，记协最近积极接触学生媒体，希望与他们沟通、分享新闻采访的经验。不过，在警方过度武力、“假记者”之舆论战延续、记者发牌制仍悬在头上的情况下，如何在对抗官方打压新闻自由与公开讨论记者专业性之间取得平衡，作为记协主席，杨健兴感到“十分吃力”。

记者郑子峰从去年6月就一直在示威现场拍摄，他认为，即使有争议，亦不能抹去非传统媒体记者对报道示威做出的贡献。“有一些传统媒体未能覆盖到的画面，从他们（学生记者和公民记者）的角度和镜头下能够被见证。大家正能够互相弥补不足。”

美联社Vincent在新闻摄影走过三十年，他认为必须强调，无论警察声称如何无法分辨记者、记者又存在何种专业性问题，都不能成为合理化警方对记者使用武力的理由，因为警方是有公权力的一方。

警政学者何家骐则希望提醒，“policing is a perception”，警政成效长远取决于公众的感官。“我主观希望，警方还是需要传媒的，而如果还是一个多元、拥有新闻自由的社会，那么很多问题最后也会拨乱反正的；假若警方真的完全不在乎传媒了，那只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香港已经不是我们正在谈论的香港了，如果去到那个地步，行政力量会很多，很多东西都无法阻止了。”

香港新闻自由正在走向何方，每一日人们都在丈量，而战线亦不仅仅爆发在街头。5月19日，香港电台自1989年开始的时事讽刺节目《头条新闻》，其中一集被通讯事务管理局裁定污蔑和侮辱警方，并向港台出发警告，港台表示，《头条新闻》会在今季播出后暂停制作，但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主席赵善恩见记者时，指制作人与管方商讨后，决定《头条新闻》会在完成今季后进行大型检讨，下季会继续制作。

“政府想移风易俗，改掉香港这种民间社会、新闻界可以监察（政府）的文化。”记协前主席麦燕庭说，“作为记者，很努力捍卫自由的空间，这其实是一个角力的过程。”

（实习记者梁日恒、陈燕婷、李海欣对本文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