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因疫被停业后，我们和陪酒小姐聊了聊

在去年此时，恐怕还没人想到，传说中的台北不夜城“林森北路”，正面临有史以来最萧条的时刻，行业面临威胁的程度，超越 1997 年时任台北市长陈水扁全面扫黄时期，也超越 SARS 期间的影响，让一直以来夜夜笙歌的林森北路，几乎成为死城。

到目前为止，全球“2019 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确诊人数超过四百万，死亡人数超过二十八万。几乎每一种产业都面临着或大或小的冲击，但在疫情相对轻微的台湾，尽管确诊病例出现在不同产业别，却不见哪一个产业直接被政府勒令停业，更多的是“限期改善”或给出明确规范。

唯一例外的，是台湾俗称“八大”的酒店业、舞厅业，也就是所谓的陪酒产业。

4 月 9日，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下称“指挥中心”）因为一名酒店女公关确诊，随即在 24 小时内要求业者即刻停业。在台湾，“酒店”一词并非指涉旅馆业，而是类似夜总会等娱乐场所，里头提供女公关陪男客人喝酒等服务。

在台湾，酒店业、舞厅业、酒吧业与特种咖啡茶室业等一同被纳入列管，俗称“八大行业”，受到《台北市舞厅舞场酒家酒吧及特种咖啡茶室管理自治条例》等各地方法律的约束。“酒店”的主要客群为男性，除了本地客之外，还有来自亚洲各地的华人。他们来到酒店，除了饮酒作乐之外，更重要的是提供女性陪酒、消费的服务。

台湾酒店业最发达的区域，是地址名为“林森北路”的区域上。早在日本殖民时期，这里便属于台湾总督府所规划的“大正町”（约是现今中山区的正守里、正义里与正得里，南京东路一段至长安东路一段之间）当中，而“大正町”的居民，多是上层阶级，因此吸引不少商业、消费、娱乐产业进驻。直到 1945 年，日本战败，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将大正町与周边区域重新划分为“中山区”。

中山区的商业活动并未就此消失，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美苏冷战时期，许多美军来到台湾，也会到此区进行消费。而这些历史，正是建造林森北路的基石。若与亚洲其他地方类比，林森北路的地位或许就像日本的银座，又或者是广东的东莞——男人寻欢之地。如今，林森北路以北环绕长春路、锦州街、锦西街一带，正是酒店业最密集林立之处。有数以万计的工作者在此工作。

正因为有了许多娱乐消费产业，台北市中山区的工商产值曾经一度达到整个台北市的四分之一占比，当中聚盛里也曾拿下全台湾人均消费力的第一名。由此可见此区的繁荣程度。

但这样的数字还不足以完整说明林森北路的传奇色彩。一家在林森北路上的女性服饰店，老板余湘琳告诉《端传媒》，她在这条路上开店已经将近三十年，见证过林森北路的起落，早在二十几年前，她的店就跟便利店一样，是二十四小时全天营业，每一个小时都有客人。而另一名按摩店的师傅则用一句话形容他眼中的林森北路，“越夜越美丽”。

只是这样的情景，对现在的他们来说，竟像是梦境般虚幻且破碎。

“制服店”配有固定制服，“礼服店”的裙子有类似的款式，裙长一般不会超过大腿的一半，至于“便服店”样式就更多了。

1.

四月的最后一周，酒店停业将满一个月，林森北路一片死寂。酒店的大门紧闭，没有泊车小弟、没有来往的酒客，只有偶尔出入空荡大楼的警察，查看里头的酒店是否偷偷营业。在一栋有着三间酒店的大楼，一名管理员正百般聊赖地看着空无一人的监视器。他说，过去半夜川流不息的人潮，常让他忘记自己正值大夜班，但现在的每一个小时，都让他格外难熬。

4 月 29 日午夜，正值普通人准备就寝的时间，何勇与许樱子正准备去跟他们的客人收帐。这笔款项是酒店停业之前所欠下的款项，因为停业而延迟发放。

现年 29 岁的何勇是一名酒店经纪人（负责招募女性到酒店上班的职务），在酒店业将近四年，25 岁从酒店“少爷”做起（酒店里的男服务生），接着才转作经纪人。起初，他决心踏进这份在外界饱受误解的行业是一个偶然，他在社运场合遇上许樱子，辗转了解这份工作，因此决定一试。

至于 25 岁的许樱子则是前“酒店公关”（意即酒店女陪侍，俗称“小姐”）。她从 19 岁时开始当小姐，当了三年后转当经纪人，从业近七年。在担任小姐期间，她不时地会在 facebook 公开工作日常，吸引不少网友的关注。目前，她还参与“酒与妹仔的日常”粉丝专页的营运，主要目的是“科普”酒店工作的真实情况，并试图洗刷职业污名。

何勇的办公室就位在林森北路的一栋大楼里，这栋大楼说不上起眼，一般外地人路过，顶多以为是个普通民宅，但毕竟是享有地利之便，楼户里多半都是酒店经纪公司。

说是办公室，其实只是个不到十坪的套房空间，有一组简单的沙发、茶几，以及两张桌子。反倒是房间的角落，有个用布幕围成的小型试衣间，旁边摆放一整竿的礼服，以及成柜的高跟鞋与链带单肩包。何勇说，这是给新来的公关参考的行头，当然，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直接购买。

这些礼服看似不同，却也不难察觉出相似的设计：丝质布料、珠光锻面、绑带、无袖、低领、贴身剪裁、高腰。

身材魁武的何勇俐落地从架上拿起一件，顺势往自己身上摆，向我仔细解说不同层级的酒店，分别会穿着哪种衣服：“制服店”配有固定制服，“礼服店”的裙子有类似的款式，裙长一般不会超过大腿的一半，至于“便服店”样式就更多了。

不只如此，何勇说一旦面试成功，他们会给小姐进行一场将近六小时的“职前训练”，比方说酒杯的差异、不同酒店的规矩，以及如何服务客人等事项都得清楚交待，最要紧的是，让小姐提前知道这份工作可能担负的“风险”。说起来，六小时的职训算不上长，却已经是业内相当罕见的做法，更多的经纪人是将力气放在说服更多年轻女性加入此产业，简单交待工作内容与高薪报酬，但对于实际情况或可能遇上的问题，并不会多提，因此耗时不长。

“我们在职训期间，就会讲得很白，像是如果妳真的喝醉，千万不要答应客人出场，我们不知道妳会不会被性侵。因为我们不会骗人，所以旗下小姐不多，事实上我们还很常劝退。”许樱子说。

许樱子观察，如今来应征酒店的人与十几年前不太相同，并不是所有人都一定“身负重债”。各种原因都有，有人身心状况不好，难以从事其他工作；有人要缴学贷；有人是单亲妈妈；有人就是纯粹进来赚人生的第一桶金或存到购房的头期款。

在他俩面试的经验中，不时会发现许多人对酒店业依然存有误解，“很多人以为进到酒店业就一定要给人家摸、给人家干，但事实上不是。我们很常跟第一次面试的公关解释，妳的工作不是在全然迎合对方的需求，妳是有权力在正常工作范围之外拒绝。”何勇说。

但这份工作的风险，终究难以一言道破。他们亲手处理过各种麻烦，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小姐被性侵。比如说，当小姐被客人带出场之后，在尚未达成双方都同意的“交易条件”时被客人性侵。这样的状况并不算特别罕见。在此次的采访过程当中，几乎每一位经纪人都处理过类似的问题。

此外，许樱子也直言，有些经纪人不会把小姐权益放在第一位，只是想方设法压榨小姐，或强迫她们做不愿意做的事。曾经做过小姐的许樱子更清楚，小姐们其实在很多时候都独自担负着高风险的压力。

小姐工作的本质其实就是“业务”，如何推销、经营自己，并让客人满意

2.

回想起停业的那一天，不少酒店从业人员还是充满着无奈与错愕。4 月 8 日，媒体传出某台北酒店有一名女公关确诊的消息，很快就引发舆论。不少未经证实的消息不胫而走，就连一张酒店的消费帐单，也在 facebook 上引发网友热议。当时的台湾因为受欧美疫情爆发的影响，境外移入的个案增多，确诊人数快速上升，整个社会处于紧张的气氛之下。因此，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很快地就带着大批人马，前往酒店进行联合稽查，查看卫生情况。与此同时，台中市副市长陈子敬也带队展开四天的联合稽查。

据何勇说，这一天晚上，业内就有消息传出酒店会停业，但最先知情的是台北市酒店里的几名大股东，他们赶紧开会讨论后续处理方式。而绝大多数的基层从业人员，都是之后在媒体上得知停业消息。不到 24 小时，4 月 9日下午两点，指挥中心表示“即日起，酒店与舞厅全面停止营业，呼吁业者能共体时艰。”

这样的命令范围并不明确。到底停业的业者包含哪些，指挥中心第一时间并未能有详细说明，一直到下午四点之后，停业命令已经宣布才又补充说明，停业的酒店及舞厅，是指各地方政府所列管八大行业之场域有男、女陪侍等场所。

这是张心乔从事小姐这份工作两年多以来，第一次面临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动。尽管从三月初开始，随着确诊人数上升，她所属的酒店生意就开始下滑，“从本来一天大约 20 几桌，减少到一天 5 桌左右。”但直接停业并不在她的预期之内。

这段期间，她时不时会耳闻其他小姐改去从事传播（意即被客人叫出去陪玩、陪唱 KTV 的小姐，不是隶属酒店里的工作）、外送等工作。但她却一点都不想去做传播妹，一方面是传播的收入与从事酒店时差距不少，另一方面，私下做传播的风险超出她所能承担的范围，她既无法确定客人的背景，也少了公司的保障。

张心乔说，停业期间，公司还是会替她安排一些“饭局”，与一些熟客吃饭，但和先前相比，客人少了很多，收入锐减至平时的一成左右。这些“饭局”大多是酒店的日常业务，转至其他的地方，比方说 KTV 或私人招待所。

在华人社会里，“饭局”所能担负的意义不仅是“吃”而已，更多的时候，饭局是与生意结合在一起，而后者，常常才是饭局真正的重点。在这样的饭局当中，女性，是一个重要的必备条件。

早前，中国网上流传过一篇文章《一桌没有姑娘的饭局，还能叫吃饭吗》，里头讲述女性在饭局上担负的“功能”，并赤裸裸地呈现华人饭局里为何需要女性：“一个典型的中国式饭局，生旦净末丑齐活，插科的，打诨的，掮客骚人，美女野兽，齐聚于此。此间不可缺花瓶，当然也不能遍地花瓶，那样将会一片狼藉。她不一定美艳动人，必然八面玲珑，懂得分寸，男人总是喜欢有一点放浪的处女，或者一个矜持的荡妇。”而在台湾，这样的功能有时是被酒店小姐或传播妹给承接。

尽管前往酒店或是把小姐带去饭局的客人，并不尽然都是谈生意，但似乎是直男社群中，一个无须沟通的惯习。不过，对于带小姐出场还有一个常见的误解，总认为小姐出场一定可以性交易。张心乔表示，这其实是要看小姐意愿。在酒店业，性交易有个别称“做 S（sex）”。愿意从事性交易的称为“明配”（意即在一些资料上会标注可以从事性服务，供客人知道），另外，只愿意根据客人进行私下协商交易的则为“暗配”。

通常，酒店会规定，小姐若被客人带出场，无论客人是否有提出性交易的提议，小姐都应该与酒店干部告知，让酒店方得知这笔交易，并确保小姐安全。而小姐与客人达成协议所从事的性交易，是属于小姐额外小费，店家与业绩干部并不会抽取佣金。但若两者发生纠纷，经记与干部都会介入其中处理纠纷。而现在酒店停业之后，私接传播，就不在此限当中。

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心乔目前不愿意私接传播的原因。问她这段期间的收入怎么办，她淡淡地说，“我自己还有存款”。

现年 28 岁的张心乔，独自一人生活在台北。母亲是一名舞蹈老师，父亲在她就读小学期间，与母亲离异搬离家中。成长过程中，张心乔都是由母亲一人抚养。两年前的秋天，张心乔还是一名银行雇员，某个周末，她在东区逛街，被一名年轻的经纪人搭讪，这人劈头就问她有没有兴趣做酒店小姐。

张心乔坦言，当下完全没有任何抗拒心态，只是一边思考着，打从大学毕业，无论在餐厅做服务员或担任银行雇员时，一共五年时间，别说升迁，就连薪水都只停留在三万上下。她试想这样的薪资，想在台北购屋，几乎是难上加难。于是，她决定给自己“三天试用期”当酒店小姐。

“我是那种看到钱，才会心安的人。”张心乔在停业之前，月收入能有至少十几万，与还没当小姐时，收入差了近三倍。她说，现在的价值观变了不少，除了对金钱态度有很大差异，她认为自己已经无法回到过去月领三、四万，当个普通上班族的生活。“现在连光是维持美丽的成本都很高了”当她说着这句话时，一边也拿出护甲油反覆擦着指甲的指缘。

此外，因为在酒店见过太多男人，她说基本上现在不可能对爱情会有什么想像。反而，对她来说，就连感情都是可对价的事，“我不会觉得在酒店找到喜欢的客人，因为这成本算下来很不划算。之前有客人说想直接包养，给一个价码，但对我来说，一但我被包养，我就是只服务一个人，不像在外面有比较多机会，然后还有可能让公司少了一个客人。”这两年半以来，张心乔都处于单身状态。

尽管满足了物质需求，但这份工作还是让她面临到不少难以启齿的情况，毕竟在常态社会下，“可怜”、“做黑的”等污名标签，依然如影随行。这些污名的背后往往预设了这个产业是由黑道和不法分子所控制，举凡与此相关的从业人员，某种程度都会被社会认定为潜在的危险人物。

张心乔在受访时也多次提到，小姐工作的本质其实就是“业务”，如何推销、经营自己，并让客人满意，“外界流传的各种『小姐故事』或许都有真实成份在，但小姐的故事肯定是远大于此。你看路上那些漂亮的女生，可能多多少少都接触过，大家只是不愿意说。我知道不少小姐，他们白天可能有正职工作，像是护士或是一般员工，但晚上就来酒店兼职，有家庭的也不少。”

不过，为了减少亲友询问等不必要的麻烦，她还是特意将自己的工作时间，按照普通上班族的时间规划，一周五天，周一至周五，周末休息。目前，张心乔在台北知名便服店上班，这算是酒店当中，消费层级比较高档的。这两年半以来，她不曾换过酒店，因为她认为这家公司给她的保障还不错，且客人是采取邀请制，几乎不会有自来客，某种程度保证客人的素质。

“台北的酒店小姐价格，其实是亚洲最贵的，因为亚洲华人特别喜欢台湾女生的口音与服务。”

3.

张心乔从事的“便服店”只是台北酒店生态的其中一环。稍稍熟悉台北酒店的人，可能多少听过，台北酒店可依消费水平高低，依序区分为“便服店”、“礼服店”、“制服店”。此外，业界更广泛流传着另一种分类方法——按照小姐素质高低区分。

这三种酒店类型，除了消费水平有所差异，店家所提供的服务也多有不同。便服店的高端消费建立在高质量的服务，在店内，业绩干部先替客人选好小姐，接着让客人挑选，小姐除了通常会经过筛选，可以应付各式客人，以张心乔来说，她说自己每天都会尽力涉猎国内外的新闻，或是看些新书，才能更了解客人的世界。

礼服店则是会提供选小姐服务，让小姐们站一排提供客人选择。至于制服店则会让小姐穿着统一的制服，与客人们喝酒、玩乐之外，外加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是，脱衣陪酒还得替客人“打手枪”（即用手替客人自慰）。

“来酒店的客人要的不光是 S ，而是『服务』”从业超过十七年，担任酒店干部及经纪人的林小灰说，客人们会专程到酒店消费就是为了酒店小姐提供的服务。这些服务不仅是一起喝酒、唱歌、玩游戏，或是打情骂俏。

张心乔也同意这样的看法。作为小姐当她们一走进豪华包厢内，遇到不同的客人，自然就会切换成不同的样子，尽力地扮演客人心中最完美的样子。客人也能在一个密闭空间内，纯然地享受男女之间的互动，不管是玩放在桌上的扑克牌、骰子、碗等等娱乐玩具，还是两人边聊天边喝酒。

许樱子补充，除了店型可作为参考准则之外，酒店所属地区也很重要，“林森北路这上，不管你叫什么店，（黑道）兄弟客就是比较多，但东区那里，不管你叫什么店，商务客就是比较多，但也不代表没有兄弟客。”

近年来，台北还兴起一种称为“礼便店”的店家，名字各取其一字，像是介于两者之间。但实际上，更像是种行销手法，主打“便服店的素质，礼服店的消费”，当然店家里会同时存有礼服店、便服店的消费方式。

林小灰解释，台北的酒店生态与中南部不太一样，自成一格。以数量来说，台北市合法的大型酒店约有 30 几间，但台中、高雄合法的酒家可能不到 10 间，但这并不意味中南部的酒店数量比较少，只是反映台北市法律更严格，对非法业者来说更麻烦。

另外，台北各大酒店里的股东，其实是相互重复、资源互通，且“规则”共用。这“交互持股”的现象，意外让酒店里的消费与游戏规则相对透明公开，彼此更有“制衡”的功能。一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透露，股东名单当中除了商人之外，地方黑道，甚至是警方人员都有插股。

在酒店内，一般来说会有三个重要角色：一个是酒店方、另一个是业绩干部（带客人来酒店消费，俗称“带桌”。他们的主要收入是赚取客人来酒店消费的退佣或价差），最后一个就是经纪（派遣小姐至酒店）。目前酒店的行情大概是小姐赚客人的消费五成至六成，经纪人一至两成、干部三到五成不等。

大部分的小姐不属于店家，而是经纪公司，但双方的契约关系也存有不少争议。许樱子表示，业界会有经纪公司跟小姐签类似“声明”、“聘书”等“合约”，她一点都不认同这个做法，“我们不是合法公司，不能用公司名义去合法雇员。我们的角色更像是是小姐委任我们做经纪人。”

经常接待外来商务客的林小灰则观察到，“台北的酒店小姐价格，其实是亚洲最贵的，因为亚洲华人特别喜欢台湾女生的口音与服务。反过来说，假设今天台湾的色情业合法化，那就不可能有这种价码，因为市场会出现削价竞争与砍价的状况。”

平均而言，台北酒店一天会有约 80 至 200 名小姐。除了少数酒店是由店家聘用之外，大多是由经纪公司派遣小姐至不同酒店，“作为经纪人，我们会帮小姐们先筛选一轮酒店，供她们选择，假设有年纪稍大，或身材比较丰腴的，我们就会老实跟她说，可能无法进入礼服店工作，但手上还有制服店给她选，如果她没办法接受脱衣或打手枪的服务，依然坚持做酒店，我们会推荐她去日式酒店或是条通的 KTV。”许樱子说。

由于酒店业复杂的生态，导致身处其中的从业人员，时常难以向外界解释工作的细节。而突然停业更容易让原先按照游戏规则，彼此制衡的世界，顿失进入一种浑沌的状态。

“不少人的金流是拿后面的款去补前面的款，如果遇上金流大的，加上停业一至二个月，没有现金补上，款项过期，利息还跟高利贷一样高，我看不少人都会负债跑路。”

4.

自从停业以来，何勇与许樱子总是忧心忡忡。一方面，毫无期限的停业让不少从业者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原先扛有债务的小姐，在急需钱的情况之下，就容易改做风险更高的“外送”、“按摩”、“传播”等工作，使得发生危险情况的机率大了许多。

林小灰则说，“合法的酒店停业之后，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非法变得更泛滥。我们没有权力限制小姐接风险高的私活，因为养不起。”因为这波政策，“传播妹”（意即被客人叫出去陪玩、陪唱 KTV 的小姐，不是隶属酒店里的工作）的行情也发生波动，早前传播妹的价格大概是一小时 1200 元（台币），后来涨到一小时 1500 元 ，但最近却因为市场“供过于求”，又降价回到一小时 1200 元。

对从业已久的林小灰来说，他虽然不担心自己的经济状况，但却担心骨牌效应，“台北的酒店大部分一个月的营业额动辄上亿。今天说停就停，影响的不只是将近48万名从业人员的生活，也会变相导致经济问题，可能有五成以上的酒店干部、经纪公司的金流会出现问题。”

林小灰举例，“不少人的金流是拿后面的款去补前面的款，如果遇上金流大的，加上停业一至二个月，没有现金补上，款项过期，利息还跟高利贷一样高，我看不少人都会负债跑路。”当然，这段期间，也是有无法过日子的小姐，会跟干部或经纪人借钱，以度过这段困难的日子。

事实上，这也不光是停业后才出现的麻烦，早在今年初，随着疫情爆发，酒店业绩就应声下滑。而随着确诊人数破百、边境封关，外来商务客与观光客骤减，整体业绩下滑至少三到五成，如今因为疫情而生的禁令，让酒店雪上加霜。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公关室发言人王俊成告诉《端传媒》，到四月底为止，台北市酒店、舞厅停业有 68 家，其他曾注记为停业的有 40 家。其中，市面上还有不少没有登记为酒店业，但也有女服务生的场所，就成了警方临检的重点。

王俊成表示，像“练歌场KTV”这种就不是中央所规范的停业范围，但警方还是会去临检，并请他们保持社交距离，“通常我们会去临检的，就是过去有过治安上的顾虑，经常性被检举的场所。”而这些“不在中央规定范围”内娱乐场所，在客流量骤减的情况与警方临检的双重压力之下，也纷纷自行停业。

台湾学者指出，指挥中心解禁“八大行业”的方式“很聪明、但不恰当。”

5.

三月开始，行政院就多次公布纾困方案，试图缓解受影响的产业与劳工的经济压力。其中劳工纾困贷款自 4 月 30 日起开办，最高新台币10万元。另外，5 月 5 日又另外提供一万元纾困金。但酒店（与其周边）被停业的行业是否都适用纾困方案，在宣布停业之后，都没有清楚说明

在我们前往何勇与许樱子办公室的那天，他们的办公室桌上就放着一叠“急难纾困实施方案个案认定表”范本，这是替小姐们准备的文件，示范如何填写声明与申请。这份文件当中，还夹带一张由律师所撰写的“无法从事工作之切结书替代”，以此取代从业证明。

许樱子表示，“酒与妹仔的日常”曾在粉丝专页上 PO 文质疑纾困方案的申请资格与需准备的文件，对被勒令停业的酒店业来说，有实际的困难。没想到，吸引一位热心的律师前来帮忙他们申请。这才让许樱子心中的大石稍稍落下。

但在送件的过程当中，许樱子发现各地方户政出现标准不一的情况，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小姐，有些受理成功，有些却遭到拒绝。这让许樱子感到困惑。明明是同一份申请表与声明，为何会得到不同待遇？一方面，纾困方案未见统一标准，另一方面对于酒店业是否能顺利复业，才是从业人员心中最大的疑问。

一名业内人士说，起初业内先传出停两周，4月23日复业，但磐石舰确诊案例爆发之后，社会人心惶惶，停业再度拉长，接着又听说，5月4日有机会复业，但没想到，钱柜林森店又发生大火。不同复业的消息，一直在业界流传，但却没有一个人说得准。

5 月 8 日，指挥官陈时中在记者会上表示，由于疫情稳定控制中，目前暂停营业之业者，经各县市政府评估符合防疫及安全条件后，可开放营业。此举再度引发一些人的困惑。台湾中山大学社会系主任陈美华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指挥中心解禁“八大行业”的方式“很聪明、但不恰当。”因为疫情缓解，却让地方政府审核开放，明显是中央不愿意背负道德责任，而是让地方政府开放。

新北市长侯友宜、桃园市长郑文灿提前表态，不赞成解除停业限制。台南市与高雄市政府则认为，希望指挥中心可以有更明确的指示，地方政府才好执行。台北市长柯文哲则表示，中央下令关闭很容易，但现在要复业却不敢对此负责任，“下令开，大家都不敢负责任。”

林小灰观察，台北市因为还发生钱柜火灾事件，应该还需要等一阵子，“因为消防法规，是完全不可能合法的，店家还是怕被找麻烦，此外人数控管也是个问题。”这使得酒店业者普遍处于观望的态度。

对比于 1997 年时任台北市长陈水扁扫黄时期，当年台北市府风风火火地扫荡八大行业，像是以扫黄名义将 116 家 KTV和酒店断水电，让他们无法营业。甚至引起八大行业自组联盟“台北市KTV酒店联合自救会”到监察院抗议。此后的 SARS 期间虽然停业一个月，但也没能带给酒店业者重创。由于八大行业深受经济环境的影响，台北市警方指出，根据以往案例，如果未来股市大涨后，带动资金充裕，生意人的应酬行为又会让酒店业者的生意好转，让色情业再度“死灰复燃”。

几乎所有从业人士都认为，这次疫情带来的冲击远远大于前两次。在控制疫情的情形之下，无须大张旗鼓的扫黄，就足以对台湾八大行业造成史上最彻底的一次打击，顺便带来整肃的目的。

现阶段的禁令解除方式，看似给予地方权力，但其实会让停业问题陷入另一种更难解、更暧昧不明的困境，若按照台湾之前“性产业专区”争议的历史，酒店业很可能会长期处在“无人禁止、无人开放、无人负责”的三无灰色地带中。

所谓的性产业专区争议，即2011年11月立法院院会通过《社会秩序维护法》修正草案第91之1条，意即“性专区合法化”的条款，将原先“罚娼不罚嫖”制度改为“娼嫖皆罚，但专区例外”。然而，中央政府修法至今，仍没有地方政府实际落实此法，成立性专区。这形同落入“中央碍于社会舆论而口头宣布开放、但地方政府也会受限于压力，不敢付诸行动”，形成“表面开放，实质限制”的局面。

这台北不夜城的黑夜，目前还看不到尽头。

（应受访者要求，何勇、许樱子、林小灰、张心乔、余湘琳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