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时，我被困在了印度“神国”喀拉拉邦的一间瑜伽修道院

当整个世界一步步沦陷在2019冠状病毒病面前时，我正在印度喀拉拉邦， 一个被印度人称为“神自己的国度”的地方练瑜伽。

每天六点伴着鸟鸣起床，一杯清茶之后，是整日的瑜伽实践和理论课程，一直到太阳下山。日日与太阳朝升夕落为伴。然而，这个被参天古树环绕着的修道院，没能躲得过时代。

一切似乎都是从我和两个印度室友到修道院外吃了一顿午餐之后发生的。那是一个大约500米开外的一个很简陋的小餐厅，建在一个临时的拖车上。午饭时间，座无虚席。我们落座后，才发现包括餐馆的主人在内，都是清一色的男人。然而，对于我们这三个突然闯入的女性，并且明显是外地来的女性，他们的反应与我们想像中完全相反：似乎都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到来，没有人好奇或者恶意地盯着我们看。我们对面的男人，几乎是在极力避免与我们发生直接的目光接触，尴尬地侧着头，甚至都不愿意将眼神落在我们就坐的这个方向。

就在这次短暂的外出之后，瑜伽修道院的负责人对我们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避免外出，尤其是我——唯一一个住在修道院里的外国人。其他三个外国学生，两个德国女生，一个葡萄牙女生，和另外一个印度女生一起，住在不远处的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里，简称“白宫”。

而两天之后，我就“被迫”搬到了“白宫”里。原因是，当地的监管机构接到了举报，说修道院里有外国人居住，这让他们觉得“不安全”。而在我转移了住所之后，接下来的十几天，仿佛是被空降到一个真人秀的拍摄现场。

转入“地下”的瑜伽课

有天，我们正在上瑜伽早课，周遭一片安静，只听得到鸟鸣和风吹树叶的沙沙响动。一阵电话铃声打破了宁静。代课的是一个年轻的印度女老师，接了电话一脸夸张的冲我们嚷，：“大家赶快收拾东西，离开课堂，回自己住的地方去！住白宫的同学，在门口集合，我们五分钟以后开车送你们走。”

同学们一脸懵懂。“快呀！” 老师喊到。

我们这才缓过神来，纷纷行动起来。后来，老师跟我们解释说，其实在3月10号左右，喀拉拉邦的政府就要求终止任何形式的教学和集会，而我们的瑜伽学校其实是在“顶风作案”。而那个电话是学校的负责人来通知，警察马上要来突击检查。两个德国女生非常不解，“既然警察署和防疫机构都有明文规定，怎么可以不遵守呢？”

“在印度，规定也不都是明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且很多时候是看你和当地官员关系好不好，人情大于法律”。印度女生A说。

于是，我们的瑜伽课从“地上”的修道院转到了“白宫”。为了避人耳目，其他住在校园里的学生，每天早上由老师们分批“掩护”送到我们这里，而上课的时候，所有的门窗都紧闭着。

印度南部是热带气候，动辄35度以上的高温，我们十几个老师学生窝在不到15平米的屋子里，又没有空调，一节课下来，人人都大汗淋漓。

而这样的“地下”授课在勉强维持了几天之后，也彻底不被容许了。原因是总理莫迪宣布了全国居家隔离的措施，严格禁止5人以上集会，而我们的校长、老师都被警察叫去问话，是否还在“聚众”上课。 作为这个人口不足2万的乡镇里，唯一有外国人进出的场所，这里显然是重点关注对象。当地人觉得，这病毒，是“外国人”带来的，见到陌生的面孔就避之不及。

在整个喀拉拉邦。这个曾是旅游天堂的地方，也不时有骇人的新闻传出。当地媒体报导说，一位法国籍游客由于没有酒店和青年旅社愿意接收他，不得已在教堂的墓地里度过一夜；两位西班牙籍的游客，因为他们所乘坐大巴同行的旅客觉得“不安全”，在报警之后，被“请下”了大巴，而由于入境印度还不足14天，不得不被送到医院进行隔离。

“你们外国人千万不要出门，被别人看到了，是会被送到医院做检测的”。老师们这么警告我们。于是从3月中旬开始，我们住在“白宫”里的五个女生，正式开始了“瑜伽式隔离”。

我们试图保持规律的作息。每天早晨做冥想早课，下午做瑜伽练习，其余的时间用来做老师布置的作业，看书学习。但是，不时仍会有爆炸性的消息，通过无处不在的网络找到我们，有时，会让人沮丧到无法再维持每日的时间表。

“这时候的祖国是回不去”

我居住在柏林，原计划在3月22号飞回德国，但3月17日，波兰禁止任何商业航班降落以及离开波兰境内，而我的航班是途经华沙再飞回柏林。所幸的是，波兰航空提供免费改签，于是，我咬咬牙将返程时间推迟到了4月5日，希望4月份的时候，情况会有所好转。

没料到，紧接着，各国就陆续开始封锁国界，除公民以及公民家属，还有常驻居民外不可入境。葡萄牙女生L的居住地是在新西兰，而新西兰在仅仅有几十例的情况下就开始锁国了。L拿着的是新西兰为期一年的工作旅行签证，本来应该在几个月之后去续签，她和新西兰男友还一起找好了房子，打算从印度回去之后就搬家同住。但一道禁令，打乱了L所有的计划。她拿着手机在屋子里团团转，大声的诅咒着，但却也不知道该诅咒谁。

“不然，回葡萄牙去呢？” 我试探性的问。

“那我宁肯呆在印度。” L 说。我们每个人在谈话中都会频繁地提及自己的家人，可L似乎一次都没有提起在葡萄牙的家人。

“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都在新西兰。” L补充道。

我也想过，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回中国而不是德国。父母也跟我说，等我课程结束了，若是德国疫情严重，就飞回国来。

就在我有些犹疑的几天里，国内的疫情逐渐的缓解，连续几天本土病例为零，防疫的重点也转向了控制海外输入病例，而国内社交媒体上关于海外归国人员的讨论也愈演愈烈：“建设家乡你不行，千里投毒第一名”“祖国拿你当亲人，你把祖国当冤大头”。

我想起一月底的时候，在德国的中国朋友们，整夜整夜的不睡觉，焦虑得口舌生疮，几乎买空了德国生产的所有口罩和防护用品，绕过重重关卡寄回国内。

几日之后再通电话，母亲的声音听起来也有些犹豫。“现在入境国内都要强制隔离14天的，费用还得自理。而且，你看国内这些人说得多难听，你回来之后，大家楼上楼下都是熟人，影响也不好”。父母住在单位统一分的房子里，整个小区都是单位的同事，而人人都知道我在国外。“昨天单位还打电话来问我，看你有没有回国的意愿，都防着呢”，母亲说。

我心里也明白，这时候的祖国是回不去。不仅要在陌生的医院或是酒店里无谓的被隔离14天，并且我在国内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险，一旦产生任何费用，都需要自己承担。最重要的是，我的父母和亲人们在一个新增病例持续为零的三线城市，非常安全；而如果我回国的话，经过国际长途和国内短途的旅行，的确是最可能给他们带来威胁的。

紧接着在3月19日，印度禁止任何国际航班起降，正式封国，也就是说，所有外国游客都被迫滞留印度。这场危机也终于波及到了两位德国女生，S和N。

我们所有人的出路都只剩下一条：等各国政府的撤侨。

我尝试联络了驻印度中国大使馆，并没有收到回应。回中国这条路彻底走不通了，唯一离开印度的方法，只能是等待德国的撤侨。彼时，我不是很确定，自己是否可以跟德国撤侨的飞机回德国，因为我只是居民，并非公民。

但是，我还是和两个德国朋友一起，填写了网上的撤侨登记表。出乎我意料的是，两天后，我们就收到了德国大使馆的电话，而我竟然是三个人中第一个接到电话的，而接洽的过程一切顺利，我可以和另外两个德国朋友一起回德国。

回得去的和回不去的

等到计划离开的那天，3月26日，我们一大早就收拾妥当行装，准备出发，却被告知，喀拉拉邦的政府还没有准备好相关的通行证。原因是在3月24日，印度总理莫迪下令全国封锁至4月15日，国内的短途旅行也不被容许，任何私人车辆无紧迫原因不得上路，所以我们最早在下个周一，也就是3月30日才能动身出发。S看到邮件，眼圈瞬间就红了。她早就盼着想要慕尼黑去，回到男友和爸妈身边。

我有些失落，但想想回到柏林的情景， 也就释然了。现在欧洲成了全球抗疫的中心，必然也是只能宅在家里，而我越过大洋之后，家中也并无人等候，也就不觉得再等4天是多大的事情。

直到吃晚饭的时候，S的心情都一直很低落，闷闷地戳着盘子里的菠萝，这原本是她最爱吃的。

L想要调解气氛，就找出一段视频给大家看。内容是在印度全国封锁之后，对于违规出行的人，印度警察的对付方式别出心裁，是用木棍打人。几个衣衫不整的男人被警察追着抱头鼠窜。

我看着这画面，突然气不打一处来。“这好笑吗？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政府，以为自己的公民是三岁小孩子吗？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管教?” 我突然的爆发让大家似乎有些吃惊。

“你要理解政府，你根本不知道在印度，有些人的素质有多低，不用这样的方式，根本管不住”。印度女生A说。

“不能罚款吗？不能立法吗？就只能用木棍打人？” 我啼笑皆非，把这连日来的受挫感都发泄在这场争论中，但也突然意识到自己对印度的行政管理者，是心怀怨愤的。

政策的朝令夕改，让我们来不及作出任何的应变，陷入了如今被动的状态。下令禁飞国际航班，关闭酒店餐馆，却没有为几十万在印度境内的外国游客考虑。

不只是外国游客，印度政府在一道接着一道下达禁令的时候，又何尝为自己的居民考虑？A的家在班加罗尔，所以如今只能困在“白宫”里，至少到4月15日。讽刺的是，我们几个外国人，都会比她先回到家。

也是因为这道突然的禁令，大量农民工由于无法开工没有工资，而被迫返乡，数百万甚至千万人要步行千里回家。印度的一位记者同事形容说，这是一个“人造”的春运，这些人，在自己的国家成为难民。

即使A现今被困住，她依然认为印度政府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太大，没办法承受哪怕一点的疏忽，我宁可政府的管控严一点”，A说。

“这根本不是严格，这根本就是恐慌之下作出的，不经过考证的决定，是很糟糕的决策。” 另一个德国女生N说。

“不，印度不是德国，你根本不知道要对付是怎样一帮民众”，A坚持道。

3月的最后一天，我们终于坐上了飞机。就在飞机起飞前，我把刚看到的一篇文章，赫拉利的《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转给了A。

这文章里写到，即使没有“肥皂”警察，人们依然会坚持洗手，因为大家知道这背后的科学常识，肥皂可以清除细菌和病毒。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不负责任的政治家故意破坏了对科学、公共当局和媒体的信任。现在，这些同样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可能会倾向于走专制主义的道路，争辩说我们不能信任公众会做正确的事。”

飞机盘旋在孟买上空，从窗户里望出去，是机场附近大片的贫民窟和远处一幢幢灰色的摩天大楼。我深深的出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回家了。

又及：在将这场经历写下发表前，A发信息给我们。在我们三人离开后，其他几个印度女生搬进了“白宫”。而目前，莫迪总理将会延长印度国内的封锁至4月底，而在这之前，她们可以回家的可能性，“就只能寄望于神迹了”，A说。